百乘之家,不蓄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礼记·大学》

  

   一 蜜蜂

  

  

   爱因斯坦曾说: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那人类只能再活四年。从很多方面来看,蜜蜂跟人类社会非常相像。

  

   在蜜蜂的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工蜂每天早出晚归,一生都忙于采粉酿蜜。采集花蜜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一只蜜蜂需要采访1000多朵花,才能获得1囊花蜜;它每天都要出去采蜜10多次,每次带回来其一半体重的花蜜,一生只能酿制出0.6克蜂蜜。要酿出一斤(500克)蜂蜜,工蜂需要来回飞行37000次。工蜂没有生育功能,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工蜂几乎都是为了采蜜而活着;在忙碌的夏季,它们只能活短短的30天。

  

   蜜蜂历经千辛万苦,用它们从花中采得的花蜜精心酿制成蜜,这就是蜂蜜。工蜂之所以采蜜,主要是为了供养家庭和哺育后代。一汤匙蜂蜜所提供的能量之大,足够让蜜蜂环绕地球飞行一圈。为了使后代更强盛,蜜蜂还要为负责生育的蜂王特别酿制了蜂王浆。

  

   对蜜蜂来说,它们最大的麻烦是花期太短;花期过后,蜜蜂就失去了食物来源,所以他们必须学会储存。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收获季节非常繁忙,甚至说,工蜂本身就是为了工作而生。当花期过后,很多忙碌了一季的工蜂便生命凋零,与花瓣一起零落成泥。

  

   按理说,一个花季之后,这些勤劳的蜜蜂总会采集酿制很多蜂蜜,这些蜂蜜足够他们舒适地度过漫长无花的冬季。但现实却是如此残酷,不管蜜蜂酿制了多少蜂蜜,蜜蜂家族还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生存状态,而且无论它们多么勤劳也无济于事。对蜜蜂来说,它们难得吃到几次蜂蜜;更不用说,作为孕妇的“蜂王”,也常常享受不到“蜂王浆”。

  

   早出晚归的蜜蜂每天都在生产蜂蜜,却常常没有蜂蜜吃;这与吃苦耐劳的农民每年种麦子,却常常没有馒头吃,二者是多么相似啊。

  

   那么蜂蜜都去哪里了?

  

   作为精心酿制、用来储存越冬的食物,蜂蜜是不会变坏的,不会蒸发,也不会馊。对蜜蜂来说,它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结局——蜂蜜都被人偷走了!

  

   事实上,蜜蜂非常懂得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特别是这些蜂蜜是作为自己和后代赖以维生的食物时。上帝为此还特别赐予了小小的蜜蜂以可怕的武器——蜂刺。

  

   二 寓言

  

   在《伊索寓言》中,有三个关于蜜蜂的寓言。

  

   第一个说:有个牧人发现树洞里有蜂蜜,就连忙上去想偷走。这时,从各处飞回的蜜蜂一下就把他包围了,并准备用毒刺刺他。牧人立刻说:“我走,我走。我一点儿蜂蜜也不要,只要你们别刺我。”

  

   第二个寓言说:蜜蜂不愿把自己的蜂蜜给人类,便飞到宙斯面前,请求给他强大的力量,可以用针刺死那些接近蜂窝的人。宙斯对它的恶意十分气愤,便使蜜蜂只要刺一回人,蜂针就断了,蜜蜂也随之死去。

  

   第三个寓言说:有人走进养蜂人家里,见主人不在,便将蜂蜜偷走了。养蜂人回来看见蜂箱空了,就在蜂箱旁寻找。这时,采花回来的蜜蜂看见他,都围住他用针刺。那人痛苦地对蜜蜂说:“啊,坏家伙!你们不惩治那偷蜜的人,却一个劲地来刺爱护你们的人。”

  

   这三个寓言都在讲述蜜蜂与人的关系。

  

   在第一个寓言中,蜜蜂是勇敢正义的,人是卑鄙可耻的;在第二个寓言中,蜜蜂则是恶毒的——因为它对人类的敌视。在第三个寓言中,蜜蜂显得愚蠢无比,而人则是那么伪善和阴险。毫无疑问,偷走蜂蜜的人是个窃贼,那么养蜂人难道不偷蜂蜜吗?事实上,他偷得更多,他比窃贼更加可怕。窃贼偷走的毕竟是有限的,而他要偷的却永远没个够。

  

   对蜜蜂来说,简直活着就是劳动,“养蜂”这种来自人类的说法本身就是可笑的。到底是人养了蜜蜂,还是蜜蜂养了人?

  

   真相是,人一直扮演着蜜蜂社会的窃贼,而且这种窃贼常常以“养蜂人”自居。他们每天都要偷走蜜蜂辛辛苦苦采集酿制的蜂蜜。苦于生存的蜜蜂不得不以更大的努力,去采更多的蜜,期望可以有所积累。然而直至花期已过,劳累至死的蜜蜂依然没有攒够过冬的食物。等到冬季来临,饥寒交迫的蜜蜂濒临饿死,这时养蜂人才用廉价的白糖水,来“救济”蜜蜂的幼虫和蜂王。这并不是人的仁慈,而只是为了来年可以继续偷窃蜂蜜罢了。

  

   三 财富

  

   在蜜蜂的生存经验中,储蓄是最重要的,所有的采蜜都是为了储蓄。之所以储蓄,重要是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

  

   对蜜蜂来说,储蓄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保障机制。而养蜂人正是利用蜜蜂的这个需求,趁机拿走了蜜蜂的劳动果实。在惶恐不安中,蜜蜂只能更加勤奋劳作,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徒劳的,最后获益的是养蜂人。

  

   养蜂人不制造蜂蜜,但他靠蜂蜜而生存。无论蜜蜂酿制多少蜂蜜,除过它们面前糊口的那部分,其余的全部都是养蜂人的财富。对养蜂人来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蜜蜂那里“采割”蜂蜜。对政府而言,税收同样非常重要。

  

   在一般情况下,税收无疑是政府获得财富的主要的手段。在2005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32.2%。在中国的税收比例中,个人税比例较低,主要是通过企业所得税和商业组织代缴税金,这种“暗税”形式使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消费过程中已经缴了税。因此就出现很多农民误以为自己从未纳税的新闻。

  

   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目前正成为中国政府获取财富的又一重要渠道。一套房子虽然售价不菲,但其建安成本其实寥寥无几,其余主要是土地转让金和多大数十种税费,这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房地产越来越成为政府的吸金手段,这使得一些城市居民因为一个栖身之所而沦为“房奴”。讽刺的是,政府每年都以各种各样的调控手段来打压房价,结果却是房价却越来越不像房子的价格。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辛辛苦苦几代人省吃俭用积攒的血汗都被黑心的地产商“抢”走了。

  

   作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52%)的国家,中国人均储蓄超万元,一线城市甚至人均超过10万元。一方面社会保障不完善,另一方面,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严重的焦虑,这使人们普遍地将储蓄作为提供安全感的唯一出路。在银行国有的情况下,所谓储蓄,其实是民众将钱交给政府保管。因为利息税和通货膨胀,储蓄其实是对财富的缩水和贬值。与存款的低息相反,贷款利息要高得多。房地产除过催生土地财政,最大的作用就是带动个人贷款。所谓“房奴”,就是相当长的日子里,必须为“房贷”支付高昂的利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储蓄、房贷和通货膨胀加在一起,基本上构成一台财富流动的“永动机”,这或许是中国经济最不可思议的一面。

  

   与税收和房子相比,股票在中国一蹶不振,相反,货币则成为一种转移财富的完美工具。在统一的国家货币体制下,任何人的财富都必须转化为货币,但除过政府,任何人都没有印钞权。假如民众手里有100元财富,政府只需要印刷100元钞票,在财富总量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民众手中的一半财富就进了政府的腰包。1992年后,中国每年以超过23%的增长速度印刷货币。中国1990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翻了58.53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批评说:“这样超发货币稀释全民财富,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

  

   四 政府

  

   正如养蜂人常常以他“养活”蜜蜂自居,世界上很多政府也常常以自己“养活”了多少数量的人民来自夸为“奇迹”。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政府并不生产财富,相反它还要消耗财富。生产财富的是勤劳的民众,政府的功能本是用来分配财富,但最后往往变成一个财富囤积者,甚至成为一个食利自肥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政府背离了服务公众的正义角色,而将自身的存在作为目的。乔治•奥威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行公有制的地方,实际上是把过去属于很多人私有的财产变成属于极少数人私有而已。”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时代,农民与蜜蜂的命运何其相似。晁错对汉文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在传统农业体制下,历代统治者大多实行轻税薄赋,并且将赈灾免税视为头等大事。纵观中国历史,所有的盛世都是轻徭薄赋的结果。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基本维持在国民收入的3%左右。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到9000万两银子之间,约合今天的100到200亿元。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占GDP的23%左右。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在这些政府收入中,只有15%左右用于医疗教育等福利支出;相对而言,世界大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60%,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从1978年至今,30多年时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20000倍,以33100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一,再加上84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挖苦说:“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

  

   根据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计算,从1995年到2010年,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中国政府收入翻了10倍,而民众收入只翻了1倍。虽然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大经济体,但赤贫人口仍是一个可怕的社会问题。许多辛勤的劳动者虽然创造了社会财富,却无权享受繁荣的成果,甚至连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城市化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城镇农村的萧条并不必然制造城市繁荣,昂贵的房子只能使一个可能的中产阶层沦为城市贫民。有人这样说,中国很富,但中国人很穷。

  

   一个最富的国家有一个最穷的债主,正如一个最富的政府有一群最穷的人民,这不仅是人类的奇观,也是历史的讽刺。《荀子·富国》云:“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五 1720

  

   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这一年,是圣祖康熙60年执政生涯的倒数第二年;从年初起,陕西山西两省就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直隶地区又发生地震,无数民众陷于水深火热的饥馑之中。

  

   庙堂之上,为了迎接第二年的康熙登基六十大典,王爷大臣们正计划着庆贺事宜,但这些计划和请求都被康熙否决。康熙皇帝发布圣谕:山陕两年歉收,百姓有的四处逃难。这正是君臣忧勤求治之时,有什么可值得庆贺的呢?

  

   在康熙的布置下,六月初四日,将河南开封等府现存仓谷二十万石运往西安,贮仓备用;初八日,又派官员往赈地震灾民;十月二十五日,再派官员往陕西分途赈济,由各部院司官十二员分三路携户部库银赈济灾民。兰州一路携银二十万两,延安、西安两路各十五万两;将陕西所属常平仓谷六十九万二千石,甘肃所属常平仓谷六十七万二千石,酌量动用散赈……。

  

   也是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医生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把人比喻成这个蜂巢中的蜜蜂。

  

   无论商人、律师、医生,还是牧师、法官等等,人们都是蜜蜂,都想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卑贱的私欲和虚荣,因此整个蜜蜂社会充满自私自利的恶行:律师们的艺术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纠纷,他们对待法律,就像贼行窃前审视店铺那样,为的是找到可利用的漏洞,为他们罪恶的目的辩护;医生们轻视病人的生命,只是盯着荣誉和财富;商人们在市场上卖掉掺假的货物……每个人都在努力,满足彼此之间的虚荣和欲望,到处都充满自私与争斗,但整个社会却变得繁荣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千百万穷人必须拿起镰刀和铁铲劳动,并从事一切其他繁重的工作。这些不幸的人每天都劳累得精疲力尽,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皮。他们如此辛勤工作,其结果是满足了富人的奢侈欲望。

  

   在曼德维尔的寓言中,“蜜蜂”实现幸福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平等和自由。

  

   曼德维尔指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普遍幸福,只有顺应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得到实现,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是摧残人性的,强制人们牺牲自己,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会变萧条而贫困。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政府应当设计一直能释放公民所有生产能量的制度结构,这种制度保护个人权利,“使财产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让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优待,不允许任何人违反法律,但允许每个人自由思考”。

  

   也是这一年,英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经济泡沫危机。这场“南海泡沫”表面上是投资者的贪婪和疯狂酿成的灾难,实则是在重商主义思想支配下,政府与企业利用市场的不完善联手推演的一场经济骗局。孙骁骥在《致穷》一书中写道:“正如1720年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有时候,政府不仅无法有效监督市场中的欺诈行为,而且还会主动把市场的水搅浑,以便从浑水中摸鱼。也就是说,原本的监管者很可能变成市场的投机者甚至是幕后操纵者。如此,市场就成了权贵者‘致富’的市场,但却是普通人‘致穷’的市场。”

  

   说明:感谢郭方松先生对写作本文提供的帮助。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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