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余世存 （微信：yuge005）
北岛送我一本他新出版的诗文集，系香港明报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库精读”丛书中的“北岛”卷。这本书从法国旅行，辗转来到我的手中。我与北岛并不相识，在他开始思考、写作、成名的年代里，我只不过是乡下的儿童、中原内地的中小学生；上大学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诗，尽管那时已有“北岛们过时了”的声音，我仍为他们着迷。他的诗是多么坚硬有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种预言、宣告、呼唤、青春的峻急代言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那是埋葬，又是长征。的确，一个青春期的中国，一个80年代的中国就这样在他们的努力下壮丽地展开，一个民族在一百多年的冲动、疲惫、绝望、荒唐里再一次燃起了希望。当我们民族从小农式的计划经济转型到权力式的市场经济，未告完成，时代就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没有了，青春没有了，血性和大道没有了，北岛也从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的媒体上消失了。曾看到网上有人在“文化艺苑”里贴了北岛的诗，在众多的文化庸众和文化庸事之中显得很不协调，果然，在众多的文化名人、社会贤达、明星作家的轶事有着成百上千阅读率的映衬下，北岛的诗最多只有八次点击。这也许正是北岛们当年的本意，他只愿以普通人生活。北岛说过他只愿做一个人。但我却不能忘怀这个历史和现实中的英雄。他的诗是怎样打动了我那年轻的心呵。这认识直到后来我才想到鲁迅当年也曾说过，大家都知道的那有名的集子《坟》的“题记”里的句子，“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我因此把这本书当作我近年来最美的收获。对我来说，这本书是历史和现实、命运和文明奇特而难言的混合。
在北岛开始流亡的时候，我大学毕了业。北岛到欧洲和美洲流浪，我则到社会上的暴发和底层之间流浪。北岛们的诗歌似乎突然间从大陆上消失，席慕蓉、汪国真们泛滥起来。北岛的名字也难以见到了。记得官方的参考消息曾不无幸灾乐祸地把北岛在国外一年搬无数次家当作花絮报道（北岛自己也写了“搬家记”），我当时只是难以想像那情景，在有了三年之间搬家十几次的经历后，我才懂得人生的艰难和奇特，人生的艰难和奇特甚至不为地域、种族和文化等等所限制，它只是取决于生命本身。也是在那时候，我在私下和一些半公开的场合谈论北岛，我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是由北岛开创的。当然，我至今仍坚持这一看法。
我一直奇怪的是，我们中国人在异国他乡长年漂泊，人数众多，却始终没有产生出足够让人称道的流亡文化、流亡文学。也许是民族意识淡薄，也许是天下为家的观念太容易反认他乡为故乡，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如犹太文化、俄罗斯侨民文化那样极富思想魅力的创造果实（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20至40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俄罗斯思想》《面面观》《播种》《新评论》等报纸杂志，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动，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保留和继续俄国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就连十九世纪盛大的流亡文化中那极富文艺创造的格局也没有形成（那个时候，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诗人雨果流放出境。流亡文学作为帝国与诗人共享的成果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流亡作家的活动大大推进了欧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我们见到的海外的汉语写作，多少显示出学生气和商贾味混合的信息，即使那些在国内就已取得成绩的汉语作家们，他们到了海外似乎就永远停止在他出国那年的生命境界了。我们有不少一流的才智之士或移居或流亡，但他们多消融在外面去了，他们少有成就坚硬的巨大的极富个性的人格创造。
这也是我迫切想读北岛的原因之一。这位20世纪后半叶汉语世界里出现的诗歌英雄，在国外漂泊十多年，思考了什么，写作了什么呢？让我吃惊的是，在北岛的诗文合集里，诗只占了一小部分，几十首短诗，而那十几篇散文显得格外瞩目。北岛写散文了。他写了些什么呢？全是他在海外流浪遇到的人和事，诗人们，如艾伦-金斯堡、帕斯、布罗茨基、克雷顿等，以及那些流亡到国外去的人们，借朱学勤的说法儿，其中也有“艺术史上的失踪者”；还有不少活动事件，例如搬家、赌博、朗诵等等。他的散文如诗，随处可见炼字的精美，诗的质感，他特有的冷幽默，构成了他文章的独特的魅力。尤其是，他的文章有了国内文章里少有的现代节奏，他的描写简洁如影视，不过他是借助于散文语言传达出一种时间感，他甚至不是退居幕后的空间，而是关于他的空间消失了，散文语言成了穷形极相的世界，在简练的字词里，声光色彩都有了，人物是丰腴的，事件是明晰的，他的文章本身成就了一个绝美的文字世界。例如写金斯堡在诗歌朗诵会上，“赞助那次诗歌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许多活动经费都是从她的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当然，文章里的诗歌意象更是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夜里没睡好，我一路昏昏沉沉的，像只被雷震电晕了的鸟。”“艾略特一直劝我搬到纽约，就像牧师劝人搬到天堂。”“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零乱不堪。”北岛的散文是优秀的，他在国内发表的有数的几篇很快为人注意到，被人称为异数，以至于书屋杂志今年一篇回顾百年散文时提到北岛，盛赞其散文的高超，“北岛首先是一个比世人觉醒得更早的杰出诗人，小说《波动》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全面艺术才能。而《朗诵记》记述他浪迹异国的游吟生涯，则表现出他决不狂热的可贵自嘲。民族诗人与异国文化的异质和冲突、各国诗人的反叛立场与全球化商业社会之间的互相对抗和紧张，在这篇绝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淳尽致的表现”。一个在海外漂流的人开结了纯美的文学之花，这也应该算是我们文学的一大收获吧。北岛的作品证明了汉语的流亡仍能把握住自己。汉语世界是可以也应该在今天这样全球化的时代里有所成就的。
但是，我在北岛的诗文里仍读出了不少遗憾。我知道我的阅读期待超出了北岛个人所能作的。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对一代人而说，可能更多的是抗议，是对苦难和绝望的领受。
因为北岛的诗风已经发生了转变。随着岁月流逝他走进了中年，他的诗里也出现了中年之音。那种明确的、肯定的、宣告预言的没有了，他的诗里多是描述的，是思绪迷离的，是抑制的。那种既包容人的个人经验又包容人的超验的诗不见了，那种代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诗不见了。他的诗里多是个人经验的极端的表达，他表达得那样准确，“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儿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乡音）。这样的诗读来总让人黯然。问题是，在诗里传神地摹写了漂泊者的处境，存在者又有何为？人就这样被异化成漂泊者了？我知道我这话里的矛盾。
不用说，我们得谈谈北岛获诺贝尔奖的问题。据说九十年代以来，北岛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侯选人之一。可是，北岛的诗风已变，他只是在异国他乡的漂泊者，他不再能把诗语感知的神经伸向母国的方方面面，而只能表达他漂泊的当下时刻。他写了个人的体验，可是这个人的体验并不能成就一个完整的当代汉语世界里的个人。同样悲剧性的在于，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写散文，用我们熟悉的话说，那是杀鸡用牛刀呵。虽然他写得那么好，虽然他在散文写作中有那样的自觉，他感慨他们一代人“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感叹时空的变迁，“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召集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他说过，“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但是，他仍无法像他早年的努力一样为原子式的中国人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他对于苦难、一代人的经验的表达最终只具有部分的意义。甚至连同他那一代人的经验，他已无法沟通和欣赏，所以他只能对他那一代人的许多变异例如彭刚、老刘等抱以苦涩的描述，对他自己也抱以一种冷冷的嘲讽。一个专制时代的诗歌英雄成为民主社会里的漂泊者，他所能拥有的会是什么呢？是专制社会里的人心，还是民主时代里的人性？说实话，这两方面的挑战北岛都未能有很好的回应。诗歌写作甚至不具有专制时代里那样的普遍可传达性，尽管心慕民主社会里的人们说那更纯粹更艺术；他的散文写作也尽传流亡的凄凉而传达不出人性的凄凉，所以，以此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显然并不合适。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的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它需要更多的东西。从诗歌英雄到诗歌大师不是一条坦途，对汉语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汉语作家对世界发言的，不仅有姿态，不仅有艺术，还有五千年的文化累积，他身后站立着那么多的巨大的精神个体，从穆旦、鲁迅一直上溯到曹雪芹、杜甫、李白、屈原们，如果不能表达出这种一个文明悠久的印记，无论希望他继续以英雄出现还是指责他艺术平平的人都显得并不同情，无论以现代派来要求他还是以后现代派来要求都显得片面。北岛的写作是一个悲剧。
这是先行者的悲剧，这悲剧也许更是中国人的，据说远志明先生曾有名言表达了他们这些流亡者的悲剧，“我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是的，得到天空的汉语作家如何拥有土地是一个问题。台湾的作家们也曾遇到相似的问题，作为先行者，他们有成功也有失败，因为70年代末以来的汉语世界变化之快令很多参与者不知所措，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里的先行者先知们还未来得及成熟，就被抛到另一时代另一社会里去，而要在两个世界里都作先知是困难的，何况每一类先知本身都面临成熟丰富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些作家不仅在岁月的变迁里成为悲剧，而且有些甚至从专制时代的英雄变为转型社会里的庸人或丑角。同样的事情也正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作家身上，当我以一个同行的身份评论北岛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时代的变迁，一个还是北岛的读者，一种近乎隔代的兄长与学弟之间的交流，里面有着多少繁复的内容，可是在历史的眼里很多是应该忽略的，历史只认生命本身。北岛努力了，也有得有失。他的得是明显的，诗艺和文字驾驭能力取得了成绩，他仍是那样敏感。可是他的文字大于思想，他的美的形式大于内容，他的流亡大于存在，他的等待大于创造。
在北岛的诗歌和散文里，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北岛的冷静和沉默。这个感情一向内敛的诗人，如今更是惜墨如金，他完全沉潜到字词后面去了。他躲在字词的后面，通过汉语的字词与我们交流，我们不知道他的愤怒和悲伤，我们只知道他有至痛和至苦。
直到今天，他的生活仍然坎坷不幸，为生计考虑他不得不出没于各种研讨会、朗诵会，出没于各种节日，他不得不为一些媒体写文章。他曾经想回来，但人在首都机场却生生望着亲友不能言语，生生被迫离开，前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他被迫沉默，而后他自己又选择了沉默。那么他长久而巨大的沉默的秘密是什么？据说他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是怎样认识自己的诗歌宿命的？他是如何看待他与之交往的世界各国的作家、思想家和诗人们？他是如何对待他所得到的天空和他曾有的大地的？……这些纷乱的世界图景是如何汇聚到他的眼里和心域，又是如何从那里出发，生成语言文字。显然，他的诗歌写作完全未能表达他经验的广博。
北岛欠了一笔债。那些称赞北岛用“生花妙笔替他们那一代人做了记录”的说法是偏颇的，他并没有为一代人做记录，他做的是漂泊流亡的记录。我曾在《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一文中表达了这一感受，一个以文字报世的人对于文字的感受，“我以一年之久的时间艰难地写下这关于饥饿的文字只是在还债，文字迄今为止还是我可亲的朋友呵，我欠了文字的一笔债，如果现代汉语里欠缺有关饥饿的文字，毫无疑问，它是不完整的，它不是文字的全部”。这并不算矫情的话很多人都有过。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就曾感到“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对他来说，“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他最终找到了小说这一形式，在逝世前一年他曾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这当然不仅是北岛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流亡的还是留在土地上的生命，都在经受着命运的考验。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等。微信公众号：yuge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