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戴晴主编《长江长江》一书公开发行并遭下架被焚烧三十周年
此文纪念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而呼喊、奋斗和对三峡工程发表自己见解的中国人。
1989年3月底，由戴晴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一书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并送到两会代表下榻的宾馆小卖部发售。该书收集了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观点，关键问题是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戴晴被作为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抓入秦城监狱，《长江长江》一书被定性为“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长江长江》一书中的文章作者、采访者与被采访者，被告黑状，被单位党组负责人找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不能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长江长江》一书也被下架并焚烧。如果三峡工程真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工程，需要采取秦始皇、希特勒那样的焚书坑儒手段来迫害反对者吗？堂堂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儿，敢为三峡工程承担决策责任。
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希特勒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一词出自《史记卷121儒林外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六艺是指周朝行政教育体系中官员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可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扼杀了科学文化的繁荣昌盛与继续发展。可是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于焚书坑儒的解释却是事出有因，是秦始皇建立和巩固专制政治体系的需要，也是知识分子不适时机的引经据典所咎由自取。如果靠焚书坑儒来巩固专制政权，那么这个政权肯定是不可能长命的。竹帛烟消帝业虚，坑灰未冷天下乱，秦朝政权的短命，是焚书坑儒暴政的直接结果。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如下评论：“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完毛泽东哈哈大笑。紧接下来毛泽东就搞反右运动。然后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结果失去生命的中国人就有几千万。这也是焚书坑儒暴政的直接结果。
1966年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超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万倍。红卫兵给老师、教授挂牌游街，把抄家搜到的“封资修”书籍堆在大街上，一把大火将它们烧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是为了夺回党内的最高权力，对国人的宣传却是为了扫四旧，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1985年来到德国留学，大学所在的城市——多特蒙德市的文化与历史博物馆中，就展出了1933年希特勒时期焚烧书籍的许多照片，包括在多特蒙德市烧书的照片。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为了保持“德意志的纯洁性”，为了巩固他的领导地位，决定清除一切异端学说。1933年5月10日晚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许多德国青年学生身穿纳粹制服，佩戴粹制袖章，手持火炬，高唱纳粹歌曲，来到各个城市的广场，把搜缴来的各类禁书堆在一起，然后把火炬扔到书堆上，燃起熊熊大火。焚书活动之后，打击活动扩大到持异端学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大批敏感的德国知识分子逃离德国，绝大多数最后逃到了美国，帮助美国来消灭希特勒纳粹政权。可以说，希特勒的焚书坑儒，不但没有巩固纳粹政权，反而加速了这个专制政权的灭亡。爱因斯坦就是当年逃离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之一。爱因斯坦说：“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言论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是对希特勒焚书坑儒的最严厉的批判。
二、戴晴主编《长江长江》一书
1986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发布文件，决定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进一步论证，并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审议三峡工程最后两个专题论证报告。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建议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将在1989年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当时有香港报纸报道：如果一切顺利，按早建方案，三峡工程“将于1989年开工”！这时三峡工程“反对派”十分着急，因为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14个专业组的领导权均为三峡工程“主上派”把持，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不能得到充分发表和应有的重视。李锐先生提议，由《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出面，编著一本关于三峡工程争论的书，赶在1989年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开会之前出版，把争论的观点告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告诉全国人民。戴晴建议，采取记者采访的方式，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汇总起来，因为记者的手笔比许多老先生要快。留给戴晴的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用三个月的时间，组织一本关于三峡工程争论的书，找到记者、找到采访者，编辑成书，找到出版社，拿到书号，完成印刷，开始发行，这个速度在当时的中国算是一个奇迹。在此，戴晴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同时也得到贵人相助。就像李锐1985年在北京找不到敢出《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出版社一样，戴晴在北京也找不到敢出这本书的出版社。戴晴记述道:“绝望之中，就如上苍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四十年代末即参加了“革命”的许大姐是全国最有见解、最肯为作品与作者作出个人牺牲的资深编辑，当时正代表贵州社在京组织另一套书稿。至为关键的是——“牢牢掌握”终于也有了一个小砂眼儿小漏洞
——她有权在出版社审批的同时给我们一个书号。”
1989年3月底戴晴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孙越崎亲自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吴国光为该书写序。该书初版五千册赶在两会闭幕之前，送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下榻宾馆的小卖部出售。随后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
《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在扉页上写道：
谨将此书献给1956、1957、1959年以来因对三峡工程发表自己见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科学工作者。
然后是一段邓小平的语录，一段赵紫阳的语录。
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
——邓小平
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赵紫阳
为什么要收录邓小平和赵紫阳的这两段话？这是因为1984年李鹏出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时，向胡耀邦和赵紫阳提的条件，不允许在公开场合讨论三峡工程的问题。李锐在1985年通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论三峡工程》一书，被李鹏告到胡耀邦处。胡耀邦没有办法，只得给李锐以共产党的纪律处分。为了防止李鹏的再次告状，所有先引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两段话，来说明公开讨论三峡工程的正当性和重要性。戴晴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这两段话，并没有免除这本书被下架被焚烧的厄运。
《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收录了下面的文章：
三峡“叫号”（代序）——吴国光
知名人士的呼吁
周培源致中央领导的信
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孙越崎等十位政协委员上书中央
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
三峡工程十大争议概述——陆钦侃
附：我对三峡工程争论的看法和建议
在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李伯宁
记者谈访录
李锐答戴晴问
三峡工程21世纪再定
周培源、林华同钱钢谈
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
孙越崎答张爱平问
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允许争论
乔培新答李树喜问
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
彭德同方向明、李伟中谈
斩断了黄金水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
王兴让答陈鹰问
三峡工程移民和淹没土地将是生产力的大破坏
陆钦侃答陈可雄问
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侯学煜答朱剑虹问
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贻害无穷
罗西北同吴锦才谈
追求发电效益并非是合理的选择
陈明绍答刚建问
治理长江应“先支后干”
田方、林发棠同张胜友谈
国际舆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军事之忧
高坝：悬顶之剑——杨浪
经济学家之见识
三峡工程缓建，资金用于教育——千家驹
水库退役后的状况和后果为何不见论证——茅于轼
当前的经济和体制条件难以支撑三峡工程——吴稼祥
我们现在尚无能力开发长江资源——姜洪
三峡工程应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参与论证——景军
后记
三、《长江长江》一书中文章的作者和被采访者
《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中的作者与记者参访的对象，大部分是共产党内的专职高级干部，也有一部分是非共产党员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等，他们都是十分杰出的人士，对三峡工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下面略作介绍。
吴国光，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1982年考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读研究生，主攻政治评论专业。1984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的秘书。1985年调任《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评论员，为政治改革呼吁。从1986年起借调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是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政治改革部分的主要执笔人。1987年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1989年赴美国留学。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吴国光在前言中指出，三峡工程反对派是在向现行的中共决策机制挑战。
周培源（1902年-199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师从爱因斯坦。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北京大学校长，为科学院院士。1958年周培源曾主持三峡工程研究，到三峡地区考察过三峡大坝坝址。当时周培源是积极支持三峡工程的上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周培源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阅读了全国政协三峡工程调查团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1988年9月周培源受全国政协委托，亲自率182位政协委员考察湖北和四川有关地区。但是，新闻媒体对此未作过公开报道。考察结束后，周培源亲自撰写了给中央领导的信，陈述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由于三峡工程多采用欺骗的宣传手法，周培源先是上当受骗后幡然猛醒，从而从支持三峡工程上马转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1991年7月13日江泽民、李鹏等接见了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专家。之后，江泽民、李鹏宴请参加论证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在饭桌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再次提出三峡工程的人防安全等问题，希望中共决策层能慎重行事。1992年全国两会上对三峡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周培源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为主题进行了一番发言。这是周培源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次呼喊。
孙越崎（1893年-1995年），五四运动时为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主席，天津学生联合会四位代表之一。五四运动后，因孙越崎不肯写悔过书，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后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伸出援手，孙越崎顺利转入北京大学继续学习，完成学业。毕业后从事实业，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实业家之一。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并主持邀请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来华帮助规划三峡工程，是最早接触三峡工程的政府高级官员，对三峡工程十分熟悉。当时孙越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成立三峡工程专题小组，孙越崎出任组长，调查三峡工程相关问题。从1985年5月30日起，孙越崎亲自率领全国政协调查组考察都江堰、岷江、三峡库区、荆江大堤等地。与孙越崎一起上书中央的其他九位政协委员为林华、王兴让、胥光义、乔培新、陈明绍、罗西北、严星华、赵维纲、陆钦侃。胥光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授上将军衔，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严星华，孙科之女孙穗芳的舅舅，建筑师，曾任中国建筑学会会长。赵维纲是来自科学技术界的全国政协委员，电力专家，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技术顾问，也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其他政协委员，下面都会再做介绍。
陆钦侃（2013年-2011年），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1947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陪同美国工程师萨凡奇考察三峡坝址。1946年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遣，去美国垦务局参与三峡工程规划。1949年之后，陆钦侃主要从事长江洪水研究和预防长江洪水的工程措施，是中国科学工程界最熟悉长江和长江洪水的学者，曾任水利部长远规划处副处长，水电勘测设计总院的副总工程师。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陆钦侃参与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担任防洪组顾问，是拒绝在最后的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在工程可行性论证期间，陆钦侃多次与其他人联合，或个人单独上书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建的理由。三峡工程上马以后，陆钦侃先后六次上书并发表文章，恳陈将三峡工程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挽救措施。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朱镕基接受陆钦侃的意见，加高加固长江大堤。目前荆江长江大堤已经可以防御百年一遇洪水。
李伯宁（1918年-2010年），1935年高阳县简易师范毕业，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担任过游击队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冀中行署秘书，冀中导报编辑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水利部任职，从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一直升到副部长。1984年由李鹏提名担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升至部长级。赵紫阳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李伯宁怀恨在心。改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1986年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担任移民组组长，提出三峡地区有足够的环境容量，三峡工程的全部移民可以就地安置。后来朱镕基发现三峡地区土地资源不足，无法安置移民，将就地安置改为部分移民外迁安置。1993年李伯宁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鹏对李伯宁的评价是：“为三峡工程上马理了大功”。当时李伯宁是全国政协委员。
李锐（1917年-2019年），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延安。1945年后任高岗、陈云的秘书。1949年至1952年任《新湖南报》主编、湖南省宣传部长。1952年任中央水电局局长。1956年发表文章，反对林一山的三峡工程计划。1958年在中央南宁会议上，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前与林一山辩论三峡工程，被毛泽东看中，兼职担任毛泽东的工业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彭德怀仗义执言，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右倾机会主义者”，撤销一切职务。1960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后到安徽磨子潭水库工地继续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受陈伯达陷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单监里八年，著《龙胆紫集》，收诗词400余篇。1979年重新担任水电部副部长，1982年至1984年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青年干部局局长，为平反冤假错案、培养年轻干部做出贡献。之后担任中顾委委员。1985年出版《论三峡工程》一书，受到党内纪律处分。1989年5月26日李锐与李昌、于光远、杜润生四位中顾委委员一起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学生和市民们发出紧急呼吁，建议部队与学生双方无条件撤退。李锐反对三峡工程的观点非常明确：长江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林华（1913年-1997年），1936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在上海植物油厂工作。抗战期间工厂内迁至重庆。1940年林华在重庆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转赴延安，担任自然科学院化学教员。之后担任工业生产任务，当选为甲等劳动英雄。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东北化工局副局长。1954年赴苏联学习。林华是中国化工工业与石油工业奠基人。1981年至1982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83年至1997年国家计委咨询组副组长。当时全国政协委员。林华多次组织水利、水电专家调查黄河上游、乌江、澜沧江及四川三江的水能源，提出兴办水电，开发资源，发展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经济的建议。林华指出：我们国家在反右、大跃进以后，受害已经很深。文革，政治上更充满假话。三峡问题要解决，只有增加透明度，讲民主，讲科学。
乔培新（1912年-2007年），内蒙古达拉特旗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55年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1955年10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总经理、董事长。1979年任中国银行名誉董事长，1982年任中国银行顾问。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指出，三峡工程论证中提出的三峡工程总造价是有意压低的。未来三峡工程的真实造价必将是四倍或四倍以上，被其言中。
彭德（1913年-2002年），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太原重型机械厂党委书记、国家建委机关党委书记、交通部机关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交通部副部长、大连海运学院党委书记、交通部顾问等职。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彭德做大会发言，公开反对国务院1984年做出的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彭德指出，三峡工程阻碍长江航运的发展。
王兴让（1913年-1997年），回族人，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太行第四专署专员，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冀南银行太行区行行长，辽宁省财政厅厅长，吉林省副主席，财政厅厅长，东北财委副主任兼东北贸易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1949年后担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总社副社长等职。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王兴让指出，三峡工程将迫使一百多万居民离开家乡，实际损失大于发电收入。
侯学煜（1912年-1991年），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1945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1950年侯学煜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内成立首个植物生态研究室，任研究员、室主任，并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6年侯学煜参与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担任生态与环境组顾问。在论证过程中，侯学煜与生态与环境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马世俊发生分歧。尽管生态与环境组的论证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为了减少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的分歧，马世俊在结论的后面加上“许多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减小的”。侯学煜认为，目前对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还认识不清，根本不可能提出减小不利影响的人为措施。侯学煜指出：三峡库区的陆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建坝之后，沿江两岸的密集人口，势必要扩大到山坡上找出路，于是毁林开荒、陡坡种植，有增无减，随之土壤侵蚀，贫瘠化加重，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强度加剧，泥石流、滑坡、干涝灾害也日益加重。侯学煜是拒绝在最后的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在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前不久，侯学煜与马世俊均离奇死去。当时，侯学煜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罗西北（1926年-2005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早期领导人罗亦农之子，著名水电专家，高级工程师，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罗西北提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就是能源利用效率的问题。中国能源使用效率十分低下，造成了对能源需求量十分庞大。中国政府只是不断地大规模地开发能源，包括水电资源，来满足所谓的需求。如果把资金投入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投入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上，那么投资的效果会更好，能源利用率也会提高。罗西北还揭露，葛洲坝工程其实并不是三峡工程的练兵，而是一个违反正常工程建设程序的决策。
陈明绍，1936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曾任北京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都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总工程师，市政工程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科学顾问，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教授。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被接触所有职务。当时陈明绍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九三学社副主席。陈明绍提出治理长江的四条基本原则是：先易后难：先上游后下游；先支后干；先面后线。
田方（1918年-2006年）、林发棠：田方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专家，田方小学毕业之后到宁海商校学习一年，然后到杭州益城丝织厂和上海老九和绸局做学徒和店员。1939年后在国际新闻社工作，任资料员、实习编辑、会计、办事处等职，走上新闻工作的道路。后在延安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担任编辑、记者。1942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任第一野战军随军记者，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副社长，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编辑部主任。后任西北局新闻局新闻处处长。在这期间与习仲勋有许多交往。1952年6月至1962年8月任习仲勋的秘书，历时十年。接着担任宝鸡地委副书记。后因田方本人的要求，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而调入国家计委，从事人口迁移和生产力布局的研究，任经济所副所长。林发棠是经济所的研究员。田方与林发棠等人撰写了《生产力合理布局》与《中国人口迁移》，是笔者在南京大学学习时的教材。当时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有一个信息优势，他们拥有世界上主要的报刊杂志，可以了解国外各界人士，特别是国外科技工程界对三峡工程的看法，对全面了解三峡工程的利弊很有帮助。田方与林发棠编辑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与《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杨浪，1970年底参军，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荣立三等功。退伍后到《中国青年报》任职，历任记者、编辑、编辑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主编，从记者做起一直做主编。当兵和打仗的经历，造就了杨浪宽阔的视野，着眼大战略的思路和果断的决策。在旁人的眼中，杨浪的思路总是高屋建瓴的。杨浪从国防安全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质疑。杨浪认为，三峡大坝将成为敌方定点威胁的目标，就像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三峡大坝下游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国最主要的屯兵之地。三峡大坝一旦溃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预备队在未进入战争之前，就被三峡溃坝洪水所吞噬，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杨浪指出，三峡大坝建造之后，必须耗费巨大资金建立三峡大坝的国防防卫体系，而这个投资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没有考虑。
千家驹（1909年-2002年）：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任广西大学、香港达德学院、北方交大教授。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管理家。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六四之后留居在美国洛杉矶，1991年3月三峡工程决策之前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千家驹建议，在当今国家财力困难的情况下，应该缓建三峡工程，而将资金投入教育事业，真正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茅于轼：中国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本在国立交通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后转学机械。1955年起在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下放劳动改造。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84年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0年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讲师。1993年茅于轼与盛洪、张曙光等人共同创建“天则经济研究所”，出任所长。2012年茅于轼获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当时茅于轼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一百年后三百年后，三峡工程总有报废的时候，报废以后是个什么状态？这个问题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没有出现。就是到现在，在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茅于轼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吴稼祥：文革恢复高考，吴稼祥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宣部，后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提出改革国有企业，实行股份所有制。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关入秦城监狱，1992年刑满释放，2002年吴稼祥赴美国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吴稼祥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想做成一件事，无论它多么艰巨也能做到。因此出现一个有特色的画面：卫星可以上天但马桶天天漏水，导弹过剩而鸡蛋短缺。后来三峡工程主上派李伯宁把这个特点总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本质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金钱，来为当权者树碑立传。
姜洪：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审计署等部委的科研机构担任科研人员和行政领导；曾任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对外经贸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作为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姜洪提出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评估的问题。三峡工程每年发电量可折算成4000万吨标准煤，当时每吨标准煤的市场价格为180多元人民币；三峡水库淹没40万亩农田（笔者注：还有十几万亩桔园没有计算在内），每年产量按1000斤水稻计算，每斤水稻的市场价格为2元多人民币。前者折合每年收益7.2亿元人民币，后者折合每年损失8亿元人民币。这个经济效益谁都能明白。姜洪指出，虽然水电是可再生的能源，但是为修水电站所淹没的和所占用的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另外，由于修水电站而被改变的生态、自然环境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三峡工程是对资源的极度开发。
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国文学专业。1980年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进修，后回国工作。1986年至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区域研究东亚问题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1990年至1994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社会人类学专业学习，获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0年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获得终身教职。2001年夏季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2005年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景军主要研究水库移民、生态抗争运动等问题。当时景军指出：三峡工程移民人数达130万（而可行性论证报告说113万），比以前任何一个水利工程的移民数量大许多，这已经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和工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中没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参与，是一个很大的缺失，表明中国政府关于三峡工程移民政策的设置，依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这只能带来灾难。
三、六四天安门事件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3月20日至4月4日在北京举行。《长江长江》一书赶在两会闭幕之前，送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下榻宾馆的小卖部出售。李鹏在大会上作题为《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未直接提及三峡工程，但是提到：“基础工业的建设，首先要加快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建设。要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各方面办电的积极性，争取每年平均装机900万千瓦以上，并相应进行输电、变电的配套建设，在五年内使电力供应紧张状况得到明显缓和。”专业人士一眼看出，如果每年平均发电装机900万千瓦以上，那么三峡工程上马是势在必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许多北京大学生和市民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后演变为声势浩大的争取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群众运动。全国的焦点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多少人关注《长江长江》一书的公开发行和讨论三峡工程的问题。
1989年5月20日李鹏代表国务院宣部北京实施戒严，并调动三十万解放军前往北京。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四周向北京中心挺进，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武力清场，造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根据天安门母亲至2011年8月收集的资料，可以确定的死亡人数为202人。
在解放军控制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市后，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1989年7月14日，《长江长江》一书的主编戴晴因“涉嫌动乱”，被收容审查。后宣布戴晴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关入秦城监狱。其实戴晴并不赞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静坐和绝食行动，认为这样只能断送赵紫阳等党内民主派的改革进程。但是李鹏硬是把戴晴当成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幕后操纵者抓入了秦城监狱，并把《长江长江》一书下架焚毁。就在戴晴入狱不久，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两位主管写信给《长江长江》一书中的文章作者、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告黑状（李伯宁除外）。下面是其中的一个实例。
林华、田方工作所在的国家计委党委，收到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两位主管的告状信。信中说：《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国家计委党组负责人找田方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田方不能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否则政治后果自己负责。并对田方说，这次是领导以个人的名义将他保了下来，希望不要给领导找麻烦。笔者在国家计委的一位同学也因六四事件被国家计委党组负责人找谈话。
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各个单位都开始清查运动，同时也实行联保制度和领导负责制度。哪个单位的人出问题，就找哪个单位的领导是问。清查活动开始，就是要搞清楚，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同时也要求大家互相揭发，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其实，清查运动中的这个互相揭发活动就是一个秀。如果A揭发B去了天安门广场，那么A必然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否则A怎么知道B去了天安门广场？只有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B。揭发了B也就把A自己也卖了，所以A不会揭发B。同样B也不会揭发A。据说，清查运动下来，北京基本上没有人去过天安门广场。在清查活动结束时，各个单位的领导都对下属说，我把你们都保下来了，希望不要给我再找麻烦，否则我也保不了你们。虽然北京政府、中央政府，包括李鹏在内，都知道这是在说谎。事实上可能是北京每一个人都去过天安门广场。但是中国政府、李鹏需要人们撒谎，需要人们心存恐惧。你说，你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你就不可能看到开枪、杀人，你就无法说出真相。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到1992年3月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三峡工程之前，《长江长江》一书中的文章作者、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李伯宁除外），没有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发表过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同样中国媒体也没有发表过对三峡工程不同意见的文章，唯一的例外是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谈波斯湾战争和三峡工程的一篇文章。
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大江截流，三峡工程达到其顶峰，江泽民和李鹏率中央和地方大员出席，声势十分浩大。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到海拔135米，三峡工程的问题逐步呈现出来。到2006年三峡大坝封顶时，竟然没有一个中央要员出席。有人说，三峡工程现在面临的“新”问题，是工程可行性研究时没有考虑到的。其实所谓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老问题，在《长江长江》一书中都有论述。只是《长江长江》发行不久就被下架焚烧，中国老百姓很少有人读过这本书。三峡工程上马之前，不让三峡工程反对派发声，都是一面倒的赞美声，所以这些老问题就被当作了新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到焚书坑儒的害处。
四、结束语
三十年前，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在六四之后被定性为：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长江长江》遭下架被焚烧。戴晴被做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关入秦城监狱。《长江长江》一书中的文章作者、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李伯宁除外），均被告黑状。致使三峡工程在决策之前没有能够在公众场合进行公开的辩论，没有得到公众应有的关注。从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科学。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人大委员长万里呼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呼唤科学的春天。三峡工程反对派向现行的决策制度挑战，要求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他们本着“武死战文死谏”的精神，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十年前六四天安门事件，使得中国又重新回到焚书坑儒的老路上去。
三峡工程从1994年底正式开工，到2008年提前一年向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冲击。连续两年，冲击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未果。从2010年起只得放弃潘家铮的“排浑蓄清”水库运行方案，才得以蓄水至正常蓄水位。如今，三峡工程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谁对三峡工程的决策负责？堂堂中国，竟然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儿，敢承担三峡工程决策的责任。一个没有承担决策责任的三峡工程，会是一个正确的工程吗？如果三峡工程真像李鹏之辈所宣传的那么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什么要学秦始皇、学希特勒，搞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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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