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余世存工作室 2016-10-02
小编按：这篇是余世存老师为北京黄友会创刊编写的文章，材料全从他的《非常道》一书中来，乍看全是材料堆积，但读下来仍有一番味道。由此可见，该书被一些人称为读史精华之书并不为过，换一个角度仍能耳目一新；据说很多人轻轻松松从中提练出若干角度做成杂文、做成吸“粉”的猛料“受益”。读这本书的角度有很多，语文教育、国民教育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相信你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角度。
孙中山说，“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鲁迅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在《故事新编》里他曾有“约模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一类的滑稽描写。在《华盖集续编》里他把他的某种观点称做“唯饭史观”。
清末民初，吴虞以“打倒孔家店”口号名动一时，其本人专制作风之烈亦可一叹。吴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他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苏曼殊在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人称他为“苏神经”。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数日不食，尤其喜欢巧克力和雪茄烟，曾经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因此得了个“糖僧”的绰号。他最终死于胃病。
黎元洪福运大于能力，然而这位民国大总统说过一句名言仍为军阀政客们所不及，那就是：“有饭大家吃”。
陈延年到苏联学习时，吃饭、穿衣、住房，皆为学校供给。虽然是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菜也只是配给，不能吃饱，但陈对郑超麟说：“我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
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国学生，趁战后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之机，纷纷到德国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李金发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环境，亦于1922年冬与林风眠等人结伴而行，一起到柏林游学去了。当时德国正处于经济极为困难的“凶年”，他们则是一群去“享受低价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发就把写于德国的第二本诗集题名为《食客与凶年》。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底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底人比乡下底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底狗亦比乡下底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底狗比乡下底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底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底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瞿秋白临刑前写《多余的话》，最后一句为，“中国的豆腐也是很美的东西，世界第一。”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汉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王陆一系“三原才子”，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奉安南京时，征哀词，应者数百，惟王的哀文膺选，受世人称赞。他后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秦晋监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为王立碑纪念，时值抗战国难，关中复又大旱，饥民载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于右任对倡议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
1939年，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去延安，当时中共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里没有他信任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最终客死四川江津，临死前为乞食曾给一地主抄家谱。王康参观当地陈之旧居，留言道，“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作家谱，痛煞后来人。”
苏青著有《结婚十年》，其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权，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其妇权主义纲领仅将圣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战中，甘地与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与尼赫鲁等人被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双方和解。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蒋致电在美国的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宋遂及时转告罗斯福，罗告印度总督，“无论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绝食而亡。”印督答称：“如彼欲死，似无办法。”宋美龄插手，使英国政府极为恼火，向外长宋子文抗议，宋答说：“这件事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严管，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
1956年，由于陈毅的赏识和推介，龙榆生曾受遇毛泽东招宴的荣宠，当筵献词，有“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之句。但不知什么缘故，两年后他在上海竟被打成右派，不但降级减薪，而且“丧失原有社会地位，朋辈往还遂稀”。他牢骚满腹，写诗说，不合时宜空恳款，细思臣罪信分明。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大跃进时，一位多年前解甲归田的副军长杨增华特地从湖北农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说：“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那我要给中央写信。”杨说：“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尖板眼？”朱德说：“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庐山会议上，朱德在常委会上的发言被称为“隔靴骚痒”！他脸红得停止了发言。会议后，朱德私下对人感慨，“谁想当年我们是在一个锅里吃过饭的人呢？”
“大跃进”时期，钱学森发表文章说：“把每年射到1亩地上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已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他后来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再次以“中国力学学会会长”的名义发表同样的意见，说亩产粮食可以达到3.9万斤。
1960年，何方下放安徽六安县苏家埠劳动改造，每天的原粮供应只有老秤（十六两一斤）三两，饿死人是普遍现象。当地的主要作物玉米已长到两三尺高时，由于行距不合规定的密植（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一项）标准，上级勒令一律铲掉，重新播种。虽然当年风调雨顺，施肥充足，却因贻误农时而颗粒无收。有些贫下中农暗地里问何方，“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心狠，就是不让我们吃饱饭？”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60年代初，章诒和与母亲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遇见聂绀弩，其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聂生气了，对章二人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在等着上菜的时候，李健生问聂的工作情况。聂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李问：“好在哪儿？”聂回答说：“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文革中，社会上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欷嘘。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
七十年代初，缅甸的奈温总理到北京来见毛泽东，当时缅甸国家深受共产党游击队骚扰之苦，奈温向毛主席请教，毛指点说，让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跟着共产党跑了。
王小波说，他小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有一天，他父亲对他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三十万斤粮食。结果是，老太太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
毛喻原说，他从四岁开始，好几年一直都对家乡门口的电线杆子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看到电杆就吓，见到电杆就跑。因为六零年他四岁时，好几次看见有人摇摇晃晃地走到电杆前，一触碰电杆就“嘭”地一声倒地不动了。他迷惑不解问大人：“为什么那些人一碰电杆就倒下了？”大人回答：“因为电杆有电。”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等。微信公众号：yuge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