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7-6-08 15:10 | 作者: 张隆溪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也是不幸的一代；我们经历过太多苦难，也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在生活的压抑和困乏使我们对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和期待可言，而在期待值极低的底线上，我们又最能体会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幸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出自《诗•小雅•十月之交》这两句话，在经历过文革到改革开放这种巨变的我们，与其说是文学的想象和诗意的夸张，毋宁说是亲生经历的真实写照，而我们的经历也许真是前无古人，更可能是后无来者。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我们真是独特的一代，是不可复制的一代。
人生经历总是个人的。在一代人共同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自己走过的道路、特别的故事和独有的回忆。四十多年前的1966年，我高中毕业，期末考试还没有全部结束，便突然间“停课闹革命”，文革的风潮很快席卷整个中国，这“课”一停就是十年！中国人从来注重教育和文化，我们现在为推展中国文化，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孔子学院，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既不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也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武夫，更不是家财万贯的富商毫贾，却不过是一位“有教无类”的教书先生。中国传统却恰好尊重孔子，所以中国人历来尊师重道，讲究知书识礼。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皇帝大权独揽，人莫予毒，文人则往往受轻视，被迫害，常因诗文获罪，在最坏的时候，甚至文网密布，深文周纳，文字狱遍天下。文化与政治、有教无类与专制独裁，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传统中互相矛盾的两方面，而这复杂交错的两方面在文革中就造成政治高于一切、文化被无情摧毁十年动乱的历史。与现在重新讲孔子和注重教育恰恰相反，文革中一个小学生黄帅对老师不满，叫出反“师道尊严”的口号，便立即被鼓吹为革命小将、造反英雄；一个答不上考题而几乎交白卷的张铁生，竟被塑造成中国青年的榜样。那些年报纸上宣传“读书越多越蠢”，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好像有知识即有罪，有思想更是罹祸的根源。文化被革了命，书被烧被禁，偌大一个中国，一时间只有江青钦点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一本红宝书，变成一个完全否定知识、不讲文化、弃绝传统、极端反智的国家。从1966至1976，十年间教育停滞，这当中即使有少数“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也是要他们来“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仍然把知识分子视为管制改造的对象。与此同时，从初一到高三所谓“老三届”的中学生，几乎全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和支边的大运动。从1969至1972，我在四川德昌一个山村里插队落户当农民，然后又回到城里，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队当工人，一直到文革结束。无论在乡下做农民或在城里当工人，那时的生活都相当艰苦，环境也相当恶劣，但我对反智和愚民的宣传极端反感，对被称为“毒草”的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反而极感兴趣。那时候只要能得到一本书，在知青当中都是互相传阅，甚至逐字手抄。我很幸运，在下乡时得到一位中学老师潘森林先生送我两部英文书，一部是希腊罗马文学主要作品的英译，另一部是英美著名作家代表作的选段。下乡三年，就着用墨水瓶做的一盏煤油灯的微光，我一直就在读这两本书，往往读到夜阑人静的时刻。更幸运的是，回到成都之后，我能够结识欧阳子隽先生，老先生在文革那样艰险的环境里，居然保存了许多英文名著，并且全部对我开放，使我可以读英文的《钦定本圣经》，遍读从乔叟、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直至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品。那时候读书纯粹出于兴趣，学外语也是如此，绝没有、也不可能有半点实用的打算。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工厂，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将来会有机会去美国，用英语教课、著书，在大学里做教授。
大环境的改变也反映在个人命运的转变中。文革结束前两年，设在成都的科学院四川分院生物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治冠心病的新药，准备去参加广交会，需要把说明书译成英文。经过朋友辗转介绍，这份药物的说明书最后由我译成英文，也因此生物所费了许多周折，终于在1976年把我从汽车运输公司调去生物所做科技翻译。也就在那时，文革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文革中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经济民生已频临崩溃的边缘，但教育的停滞造成中国人才的匮乏，从长远说来，才是对国家最大的危害。1976年文革结束，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终于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那时有数量极大的“老三届”学生参加考试，高考的竞争相当激烈。我自忖已经失去了十年光阴，而且对自己的英语程度也有一定自信，所以虽然只是中学毕业，却决定以“同等学历”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已经写过文章回忆当年在乡下和工厂读书的经过，也写过后来如何在恢复高考时，最终幸运地得到李赋宁教授鼓励，以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入北大西语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 对我说来，到北大读硕士（那时国内还没有设博士学位）的确十分关键，因为我不仅能从杨周翰先生研究莎士比亚，而且有幸能与朱光潜先生几乎每天见面，向他请教有关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问题，又因为一个偶然机缘认识了钱鍾书先生，经常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住处去拜访，并长期与他通信，得到他许多启示和指点。经过文革的压抑和屈辱，老一辈学者们看见还有一些年轻人向往知识和学问，觉得十分欣慰，也特别关爱和提携后辈。在当时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中，在他们对后辈的关切中，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文化的传承，甚至感觉到对自己所热爱的文化传统的一种责任。钻研学问从来都是个人的事情，然而文化本身又是具有强烈个性的人所共同产生、共同分享的，这是文化的一个悖论，也是文化的一种辩证关系。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岁月！经过十年文革的动乱和封闭，读书人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和希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加上整个社会不断打开眼界、求改革、求开放的心态和趋势，就不仅形成了当年所谓“文化热”，而且开始了对文革、对过去更深刻的反思。整个八十年代不仅是中国经济开始改革转型的年代，也是国门逐渐打开、思想意识不断开放的年代。没有思想意识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尤其九十年代以后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迅速增长。
中国人开始走出去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去学习考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我1981年硕士毕业后留北大任教，又在1983年离开北大去美国，在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在哈佛读书六年，是极为愉快也收益极大的一段时日。哈佛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著名大学，的确有许多学识丰富的名教授，有全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还有很多聪明优秀的学生。我在哈佛读到许多国内没有的书，本来就很有兴趣的文学理论以及西方哲学、宗教的经典，也可以读得更多，理解得更深入。我在哈佛学习的过程可以说相当顺利，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压力，而且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写了好几篇文章在美国颇具声望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我刚到美国，就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讲稿以《道与逻各斯》为题，后来发表在很有影响的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1985年三月号，并且成为我第一部英文书的基础。我为詹姆斯•库格尔（James Kugel）教授讲授的“圣经与文学批评”课所写期末论文，比较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圣经》雅歌的评论以及中国《诗经》的传统注疏，就发表在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1987年夏季号，并获得哈佛大学苏珊•安东尼•玻特比较文学头奖（Susan Anthony Porter Prize, first priz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也为我多年后写另一部英文著作《讽寓解释》（Allegoresis, 2005）打下最初的基础。哈佛英文系以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著名的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讲授维多利亚时代三位主要的批评家，我写的期末论文专论王尔德，就发表在《德克萨斯文学语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88年春季号，后来收入美国研究王尔德的批评专集中，在那个研究领域产生过一点影响。这些文章和其他在美国学术刊物陆续发表的论文，逐渐形成我以中西文学和文化比较为主题的研究方向，也逐渐开始在国际学界引起注意。
在哈佛学习为我进入美国学界和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1989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受聘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在美国工作近十年，又在1998年得到香港城市大学聘请，任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至今。回顾二十多年来在大学工作的经历和自己的研究，深感在学术的道路上要有点滴成功，都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既需要坚实的基础，又需要敏捷的思想和创见，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敷衍。与此同时，我也深感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既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抱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态度，总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自家的好，盲目地仇外排外，也不能完全缺乏自己文化的根基和信念，甚至以为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盲目地崇洋媚外。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相当了解，又需要有开阔的眼光和胸怀，对世界上其他文化传统也有兴趣去了解。我在美国深感一般西方人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一些学者也总是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对立面，强调东西方根本和绝对的差异。所以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就以打破中西文化的简单对立为主要内容，为促进跨文化理解而努力。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道与逻各斯》1992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针对影响极大的德里达把中国与西方截然对立的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德里达认为西方有一个区别内在思想和外在语言的传统，认为思想是真理所在，而一旦外化为语言，就已经和内在思想有距离。口头语言还接近于内在思想，书写文字则完全失去了内在思想之真。西方拼音文字本身就反映出重语音而轻书写的倾向。希腊文逻各斯（logos）既是口头说的话，又是口说的话所包含的内容，于是德里达用“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语音中心主义”代表这种抬高语音而贬低书写文字的传统，同时他又断定“逻各斯中心主义”完全是西方传统，而非拼音的汉字就代表了完全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另一种文明。德里达和他的解构理论激烈批判整个西方传统，代表一种激进的思想倾向，在美国文学研究中影响极大，他把中国与西方传统对立起来的观点也很有影响。可是把中国文字视为西方拼音文字的对立面，在西方早已有之，黑格尔在《逻辑学》序言里早就说过，中国非拼音文字不宜思辨，不如德文里有Aufheben一字，同一名而含相反二义，最能体现辩证思想。钱鍾书先生《管锥编》一开始就以“论易之三名”加以批驳，也就为中西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德里达批判黑格尔，评判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那是应该解构掉的西方传统，把与西方对立的中国视为打破西方传统的借鉴，并因此赞扬美国诗人庞德，说他受汉字启发创立的意象派诗论，连同法国诗人马拉美的诗学主张，“是冲破极为牢固的西方传统的第一个缺口。” 可是庞德对汉字完全是误解误读，以为汉字完全脱离语音也根本不符合事实。所以德里达因为非拼音的汉字而赞扬中国传统，黑格尔因为非拼音的汉字而贬低中国传统，两者态度固然不同，但就其对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理解而言，却都同样错误。
作为学者，重要的不在其态度，而是其理解和论证是否正确。就德里达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以为内在思想不能用书写文字充分传达，就绝非西方独有的观念。中文的道字恰好和希腊文的逻各斯一样，都包含了思想和语言的双层关系，既是道白即说话的意思，又是道理即说话的内容，而且中国古代从来就有语言不能充分达意的观念。老子出关时，关令尹请他著书，不得已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可是他一开始就告诫读他书的人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哲理理念的道是不可以言说的，能够说出的道就已不是真正的道，换言之，内在思维是超越语言文字的。所以无论中国或西方，认为最深邃的思想感情不能充分通过语言传达，都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传统观念。不顾中西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形，想当然地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反面，无论在态度上是赞扬或是批评，都是在学理上站不住脚的观点。《道与逻各斯》出版两年后，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书奖的荣誉奖。199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部论文集，题为《强力的对峙》（Mighty Opposites），其中收集了六篇发表在美国几种刊物上的单篇论文，其共同的主题仍然是探讨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都有重要的经典，有历代对经典的解释评注，而这些经典及其解释往往在文化传统中具有核心价值，而基本的文化价值也往往在经典的评注传统中得以传承。所以我认为，要达到中西文化相互理解，研究经典和评注传统非常重要。2005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另一部英文专著，题为《讽寓解释》（Allegoresis），尤以《圣经•雅歌》的传统解释和中国《诗经》的传统评注为例，探讨何以经典解释往往超越文字本义而追求字面之外精神、伦理、宗教或政治的讽寓意义，并讨论这种解释方式的历史渊源和影响。也在 2005年，我得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邀请，做了四次“亚历山大讲座”的演讲，讲稿后来略加整理，题为《同工异曲》（Unexpected Affinities），2007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自1928年以来，多伦多大学每年邀请一位人文研究的学者做亚历山大讲座，讲稿后来大多结集出版为一本专书，在欧美颇有声望。我是迄今第一个中国人做此讲座的演讲。我的英文著作和在美国和欧洲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有不同角度，讨论不同的问题，但总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针对把中西文化简单对立起来的看法，论证不同文化传统达于相互理解的可能和必要，促进跨文化理解和交流。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在研究中坚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看法，绝不人云亦云，也因此不尽同于西方最流行的一些理论和观念。可以庆幸的是，我的研究著作在欧美学界逐渐发生一些影响，也逐渐在国际学界得到认可。2009年春，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通知我，他们通过院士投票，选举我为外籍院士。在我之前，曾任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冯至先生和曾任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的夏鼐先生，都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外籍院士，所以我荣幸地成为被选举为外籍院士的第三个中国人。2010年十月，美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杂志聘请我担任顾问编辑，这是在美国人文类学术刊物中很有影响的期刊，其顾问编辑都是欧美很有声望的一些资深学者，包括巴黎大学的伊莲•希苏（Hélène Cixous）、芝加哥大学的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k Jameson）、斯坦福大学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回想三十年前我离开北大到美国去时，钱鍾书先生送我一套两册的《全唐诗外编》，在题赠给我的话里有“离情固切，期望亦殷”几个字。我到哈佛之后，北大张芝联先生鼓励我多用英文写作，争取在国际学界有中国学者的声音。我后来在研究和写作当中，一直都以前辈学者对我的期望和鼓励为鞭策，努力在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方面做出一点成绩。经过文革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政治上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尤其在西方学界，都对过去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有深刻反省和批判，提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局势的时代，西方对非西方文化，尤其对中国，都越来越表现出普遍的关注，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沟通中西文化、达于跨文化理解极为有利的时刻。能够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为增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做一点贡献，这是我深感幸运的事，也是我自己学术生命的目标和归宿。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所处的境况和可能做的事情，大概在三十多年前，是我们自己也无法想象的。我们应该珍惜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珍惜我们文化的资源和活力，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做事，不辜负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也不辜负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的生命。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