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7-1-05 16:01 | 作者: 俞竹筠
每当儿子开车带我去浴池洗澡，女儿女婿从南京回来尽孝时，我就愧疚自责：天堂里的父亲啊，以前，就因为你是地主，我咋对待你的？儿女如此孝顺，你咋不报应我对你的不孝哩！
往事如烟。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毛泽东时代，我对地主父亲非但不孝顺，还十分冷漠、薄情、抱怨。我对父亲的大不敬，是从1958年高考落榜开始的。我这省扬中高材生，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大学考不取、未婚妻离去、工作不顺心……一次次失败挫折，满腔怨愤无处泄，就拿父亲出气！谁叫你是地主的？谁叫你不把田早早卖掉？谁叫你生我投胎地主家庭的？唉，我成了“黑五类”中的首类，永世不得翻身！由大不敬转而忤逆转而人性扭曲。有一次，我和父亲为小事斗嘴，气得他掉头就走。我悻然骂了声死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话：“你走你走！大河又没上盖子？”未婚妻见状，太不像话，连忙拉住道：“爸，爸！他不对！他忤逆！我要他赔不是！”父亲叹了口气道：“唉，天作逆，人作逆，都是我作逆惯纵的！”
1960年，我终于突破“不宜录取”的禁区，考取南通大学（已取南京大学数学系，政审复查后打入另册，被爱才的赵定校长收下。）后来，又保送南京师院续读本科。父亲送我途中，殷殷叮嘱：静开言、慢开口，诸事小心，言多必失。后来，还用毛笔写过生平第一封信：“寿宝吾儿：见字如父，在外冷暖诸事当心，家事勿念。……一树的果子望你红哩，好自为之……”（原名俞寿宝）时值三年人为大饥荒，饥不择食。扬州城里虽无人类相食、饿殍载道的惨状，但路人面黄肌瘦啃烧饼时，冷不防被人抢食吞下肚的事，屡见不鲜。父亲食量大，月24斤供应粮不够吃，每天中饭蒸一小碗，常饿肚子，有时蹒跚行至儿媳处，玉兰要他进屋坐坐，给他钱与粮票。他站在门口，挥挥手，“看看就行，看看就行。”掉头就走。我那时，大学生每月32斤粮，何曾想过省一斤粮票寄给他？四姐从兰州回来、我从如皋回来，将钱和粮票都交给母亲，何曾给过他一元？一斤？何曾亲热地喊他一声爹爹？“享多大的福，受多大的罪！”他常自嘲自叹：唉！……
俞家世代地主，道德人家，门联传曰：《河清海岸升平世润泽流光积善家》。道光嘉庆时，长房有田1060担种[每担种6亩3分].太爷爷与爷爷都是长房长孙，到民国爷爷手里，扬州扬庙、西山一带还有两千多亩良田，光新坟与老坟就各占十亩，老远就看见古木参天，松涛滚滚，宛如要人陵园。另外，城里光天宁门街就有房产十多处，乡下庄园一栋，大奶奶说：“乡下年成不好，城里有房租填空。”堪称一方财主。可是，爷爷娶的李氏一直没有生育，便娶贫家美女缪氏做小，她就是我的生祖母。她一下生出父亲、二叔、三叔，年纪轻轻的就得宠成了俞家掌门人，让父亲陪大奶奶独处天宁门街南头。父亲被嫡祖母溺爱惯养，好逸恶劳，不学无术。嫡祖母终日吃斋念佛，父亲受其影响，好善乐施，同情穷人。二叔婚后病亡，由祖母做主，让三岁大哥过继，披麻戴孝扛幡送葬。爷爷奶奶死后，父亲与三叔分家，公亲议决：大房因长子承继二房，田地房产得三分之二，三房得三分之一。父亲念及手足之情，田产房屋好丑任三叔挑选；字画古玩金银首饰对分。晚年，老哥儿俩常聚一起，父亲入棺，三叔煞钉。分家后，父亲仗义疏财，乐施善举：一，实践祖母临终遗言：“我走后，今年的租子算作给佃户的遗念，全免了吧！”佃户一熟一亩田要交租一石米（150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石米6元，一年两熟，租子剋除田赋杂税，好收成能有千儿上万银元。父亲免了租子，城里还有房租可收，应付家庭日常开支绰绰有余。民国时期房荒，房租高昂，光租出的《宁园浴室》就日进大洋一元，其它，不用说了。因此，又关照账房：凡佃户吊唁，哪怕带几张烧纸，每人回醴两块大洋，佃户欢天喜地而来，丧事办成喜事。二，民国二十五年里下河水灾，父亲带领家人在城门口设粥厂茶棚，账济灾民。（见《粥厂茶棚》文）三，大姐夫缪广元（中共地下党员）在扬州三义阁被日本宪兵逮捕，押解苏州监狱，父亲听大姐哭述后，化大把大把银元营救。出狱后，他一次次找父亲借钱，说去桐城做生意，实际帮新四军买葯品，还不上，又说亏本了。土改时，身为区长的他，为父亲作证，帮过新四军，将功补过。（见《童年记忆》文）四，扬庙、西山一带大小地主多个，地租按年景提成一个比一个。领头佃户见父亲下乡估看庄稼长势，便诉苦不断，又烧好雅片烟，好酒好菜招待。时值民国政府禁毒禁烟，戒烟日久，一闻烟味就吐。父亲酒后三分醉七分醒地拍板：“好，好，今年租子就二二五！”“二五减租”减成“二二五”。其它地主叫苦连天，母亲亦骂他：“吃家饭屙野屎！一年少收多少租子呀！”父亲对他们说：“留碗饭大家吃吃。强如做好事。”1950年土改，工作队发动农民进城揪父亲下乡斗。佃户齐声说：“老板待我们不薄，为啥要斗？”“我老娘死，没钱安葬，是老板送的棺材！”……工作队经过调查了解，又有大姐夫做证，父亲未吃一点苦。土改时，祖坟不动不算，还分了十几亩田，几间房。父亲说：“成千上百亩都分了，留下的不好租、不会种，就分给看坟人吧！房子没人住，也分了吧！”1954年，共和国首发《选举证》，父母因奉公守法，均改变地主成份，获选举与被选举权。五，抗战前，四表哥黄鸣龙（著名化学家）出洋留学，姨父黄汉池与父亲在城隍庙进香，商借盘缠。父亲二话没说，开汇丰银行支票大洋800元（见《“黄氏三杰”故乡行》文）。1952年，我家坐吃山空，生活困难，由与我们多年住在一起的姨母作证，表哥每月寄还20元，直至1960年姨母去世。
父亲不赌不嫖，但受爷爷奶奶的影响，三四十岁就吃鸦片烟，民国政府下令禁止，才戒掉。母亲43岁、父亲42岁生的我。5岁前由15岁的大姐带，大姐结婚后，父亲每天由佣人小二爷跟随，带我上“富春”、“九如分座”茶馆。早上“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母亲嗜赌，三天三夜不下牌桌，“清一色、一条龙”照胡。父亲爱看书读报听王少堂说书，梁启超的《饮冰集》看了又看，常让我骑在肩上，凝神伫立报栏前阅读。他从报上早就读到“朱毛”斗地主、分土地、闹共产。一度，曾想卖掉乡下的田，到上海经商，时价每亩田十几石米，每石米6块大洋，好卖十几万银元。可每卖一次，母亲哭闹一次，说什么：“经商有亏有赢，哪有田租牢靠？留点咸鱼骨头给子孙啃啃吧！”就这様，仍誏他卖掉不少。（大陆土改如像台湾那様，就好了。）父亲午睡后，便上教场听《三国》、《水浒》、《皮五辣子》。他会讲故事，几十年后，我在《北美文学城》与大陆、台湾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就是听他讲的。（如《金佛梦》、《不吃白食的大蟒》、《外公的秘方》、《米芾真迹在何方？》等。）
1952年，父亲被抓进东岳庙看守所，罪名“隐瞒敌产”。原来中进房客周湘亭举家退往台湾，临走将红木家俱等寄存在我家。周做过县秘书长，属反革命。父亲抗争道：“人家存东西在我家，为什么我要交公？他后人来要咋办？”父亲无罪释放后，东西交公，坚持索取收条。1987年，周家儿子回大陆探亲，专门来访，父亲已去世多年，我出示收藏三十多年前的收据，无语。
文革狂飙中，我在如皋被无端审查（见《写诗遭冤记》文），家中亦在劫难逃。隔壁造反派举报：俞家藏有大量“四旧”，于是，红卫兵星夜结队，破门而入。抄家后，命令老父跪在天井里，拿起字画上的轴子边打边问：“老东西！其余的藏在哪儿？从实招来！”老父忍痛抗议：“士可杀，不可辱！”（见《米芾真迹在何方？》）最终，破袄里藏的几只金戒指未交出。父亲对天寜门街上每家每户一清二楚，对有复杂历史背景的人物了如指掌。文革中，外调人员常在派出所同志带领下，上门要求父亲提供旁证材料。他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人走后，他对我们说：“一不害人；二不瞒人；三不坑人。一是一，二是二。”他做的旁证，能经受时空的检验，视为鉄证。
1969年冬，父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我在如皋课堂上闻讯，急忙告假赶回。只见他双目紧闭，直挺挺地躺在房门上打呼噜。我跪在他面前，哭道：“爹爹，儿子回来了……”他仍紧闭双眼，听到我喊他，泪水夺眶而出。我给他戴上居委会刚发给他的毛主席像章，凑近他耳边，又一声喊道：“爹爹，公家没有忘记你，你不是地主份子！”泪珠又一阵滚下来。他虽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心里是明白的。嘴唇微张，想说：“儿呀，为父终其一生，坦坦荡荡，虽未有作为，亦未有恶作为！”可恨当时未送医院抢救，拖了两天，才咽气。享年七十二岁。在处理后事上，我与玉兰力主土葬。父亲有钱时，即备好楠木棺材一副，1947年二哥俞寿泰死时，先睡了。“文革”时，火葬土葬问不上，我和玉兰上教场旧木料店化60元买了店铺门板，打了口杉木棺材。拂晓送葬，大外孙杨文龙拖拉板车，我和玉兰等子女后边跟着，悄悄地往解放桥东进发。祖坟早在1958年填平，陵园树木连同列祖列宗的棺材，有的被烧成焦炭大炼钢铁；有的已打成农具和大食堂的桌凳。姐夫吴京华的祖坟在东郊，父亲就葬在那里。三年后，母亲亦同穴葬于此。后因建厂，一迁再迁，后来又建房子，深埋于地下。
2016/9/15作，时年78岁。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