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竹筠:愧疚——记忆地主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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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7-1-05 16:01 | 作者: 俞竹筠

每当儿子开车带我去浴池洗澡,女儿女婿从南京回来尽孝时,我就愧疚自责:天堂里的父亲啊,以前,就因为你是地主,我咋对待你的?儿女如此孝顺,你咋不报应我对你的不孝哩!

往事如烟。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毛泽东时代,我对地主父亲非但不孝顺,还十分冷漠、薄情、抱怨。我对父亲的大不敬,是从1958年高考落榜开始的。我这省扬中高材生,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大学考不取、未婚妻离去、工作不顺心……一次次失败挫折,满腔怨愤无处泄,就拿父亲出气!谁叫你是地主的?谁叫你不把田早早卖掉?谁叫你生我投胎地主家庭的?唉,我成了“黑五类”中的首类,永世不得翻身!由大不敬转而忤逆转而人性扭曲。有一次,我和父亲为小事斗嘴,气得他掉头就走。我悻然骂了声死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话:“你走你走!大河又没上盖子?”未婚妻见状,太不像话,连忙拉住道:“爸,爸!他不对!他忤逆!我要他赔不是!”父亲叹了口气道:“唉,天作逆,人作逆,都是我作逆惯纵的!”

1960年,我终于突破“不宜录取”的禁区,考取南通大学(已取南京大学数学系,政审复查后打入另册,被爱才的赵定校长收下。)后来,又保送南京师院续读本科。父亲送我途中,殷殷叮嘱:静开言、慢开口,诸事小心,言多必失。后来,还用毛笔写过生平第一封信:“寿宝吾儿:见字如父,在外冷暖诸事当心,家事勿念。……一树的果子望你红哩,好自为之……”(原名俞寿宝)时值三年人为大饥荒,饥不择食。扬州城里虽无人类相食、饿殍载道的惨状,但路人面黄肌瘦啃烧饼时,冷不防被人抢食吞下肚的事,屡见不鲜。父亲食量大,月24斤供应粮不够吃,每天中饭蒸一小碗,常饿肚子,有时蹒跚行至儿媳处,玉兰要他进屋坐坐,给他钱与粮票。他站在门口,挥挥手,“看看就行,看看就行。”掉头就走。我那时,大学生每月32斤粮,何曾想过省一斤粮票寄给他?四姐从兰州回来、我从如皋回来,将钱和粮票都交给母亲,何曾给过他一元?一斤?何曾亲热地喊他一声爹爹?“享多大的福,受多大的罪!”他常自嘲自叹:唉!……

俞家世代地主,道德人家,门联传曰:《河清海岸升平世润泽流光积善家》。道光嘉庆时,长房有田1060担种[每担种6亩3分].太爷爷与爷爷都是长房长孙,到民国爷爷手里,扬州扬庙、西山一带还有两千多亩良田,光新坟与老坟就各占十亩,老远就看见古木参天,松涛滚滚,宛如要人陵园。另外,城里光天宁门街就有房产十多处,乡下庄园一栋,大奶奶说:“乡下年成不好,城里有房租填空。”堪称一方财主。可是,爷爷娶的李氏一直没有生育,便娶贫家美女缪氏做小,她就是我的生祖母。她一下生出父亲、二叔、三叔,年纪轻轻的就得宠成了俞家掌门人,让父亲陪大奶奶独处天宁门街南头。父亲被嫡祖母溺爱惯养,好逸恶劳,不学无术。嫡祖母终日吃斋念佛,父亲受其影响,好善乐施,同情穷人。二叔婚后病亡,由祖母做主,让三岁大哥过继,披麻戴孝扛幡送葬。爷爷奶奶死后,父亲与三叔分家,公亲议决:大房因长子承继二房,田地房产得三分之二,三房得三分之一。父亲念及手足之情,田产房屋好丑任三叔挑选;字画古玩金银首饰对分。晚年,老哥儿俩常聚一起,父亲入棺,三叔煞钉。分家后,父亲仗义疏财,乐施善举:一,实践祖母临终遗言:“我走后,今年的租子算作给佃户的遗念,全免了吧!”佃户一熟一亩田要交租一石米(150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石米6元,一年两熟,租子剋除田赋杂税,好收成能有千儿上万银元。父亲免了租子,城里还有房租可收,应付家庭日常开支绰绰有余。民国时期房荒,房租高昂,光租出的《宁园浴室》就日进大洋一元,其它,不用说了。因此,又关照账房:凡佃户吊唁,哪怕带几张烧纸,每人回醴两块大洋,佃户欢天喜地而来,丧事办成喜事。二,民国二十五年里下河水灾,父亲带领家人在城门口设粥厂茶棚,账济灾民。(见《粥厂茶棚》文)三,大姐夫缪广元(中共地下党员)在扬州三义阁被日本宪兵逮捕,押解苏州监狱,父亲听大姐哭述后,化大把大把银元营救。出狱后,他一次次找父亲借钱,说去桐城做生意,实际帮新四军买葯品,还不上,又说亏本了。土改时,身为区长的他,为父亲作证,帮过新四军,将功补过。(见《童年记忆》文)四,扬庙、西山一带大小地主多个,地租按年景提成一个比一个。领头佃户见父亲下乡估看庄稼长势,便诉苦不断,又烧好雅片烟,好酒好菜招待。时值民国政府禁毒禁烟,戒烟日久,一闻烟味就吐。父亲酒后三分醉七分醒地拍板:“好,好,今年租子就二二五!”“二五减租”减成“二二五”。其它地主叫苦连天,母亲亦骂他:“吃家饭屙野屎!一年少收多少租子呀!”父亲对他们说:“留碗饭大家吃吃。强如做好事。”1950年土改,工作队发动农民进城揪父亲下乡斗。佃户齐声说:“老板待我们不薄,为啥要斗?”“我老娘死,没钱安葬,是老板送的棺材!”……工作队经过调查了解,又有大姐夫做证,父亲未吃一点苦。土改时,祖坟不动不算,还分了十几亩田,几间房。父亲说:“成千上百亩都分了,留下的不好租、不会种,就分给看坟人吧!房子没人住,也分了吧!”1954年,共和国首发《选举证》,父母因奉公守法,均改变地主成份,获选举与被选举权。五,抗战前,四表哥黄鸣龙(著名化学家)出洋留学,姨父黄汉池与父亲在城隍庙进香,商借盘缠。父亲二话没说,开汇丰银行支票大洋800元(见《“黄氏三杰”故乡行》文)。1952年,我家坐吃山空,生活困难,由与我们多年住在一起的姨母作证,表哥每月寄还20元,直至1960年姨母去世。

父亲不赌不嫖,但受爷爷奶奶的影响,三四十岁就吃鸦片烟,民国政府下令禁止,才戒掉。母亲43岁、父亲42岁生的我。5岁前由15岁的大姐带,大姐结婚后,父亲每天由佣人小二爷跟随,带我上“富春”、“九如分座”茶馆。早上“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母亲嗜赌,三天三夜不下牌桌,“清一色、一条龙”照胡。父亲爱看书读报听王少堂说书,梁启超的《饮冰集》看了又看,常让我骑在肩上,凝神伫立报栏前阅读。他从报上早就读到“朱毛”斗地主、分土地、闹共产。一度,曾想卖掉乡下的田,到上海经商,时价每亩田十几石米,每石米6块大洋,好卖十几万银元。可每卖一次,母亲哭闹一次,说什么:“经商有亏有赢,哪有田租牢靠?留点咸鱼骨头给子孙啃啃吧!”就这様,仍誏他卖掉不少。(大陆土改如像台湾那様,就好了。)父亲午睡后,便上教场听《三国》、《水浒》、《皮五辣子》。他会讲故事,几十年后,我在《北美文学城》与大陆、台湾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就是听他讲的。(如《金佛梦》、《不吃白食的大蟒》、《外公的秘方》、《米芾真迹在何方?》等。)

1952年,父亲被抓进东岳庙看守所,罪名“隐瞒敌产”。原来中进房客周湘亭举家退往台湾,临走将红木家俱等寄存在我家。周做过县秘书长,属反革命。父亲抗争道:“人家存东西在我家,为什么我要交公?他后人来要咋办?”父亲无罪释放后,东西交公,坚持索取收条。1987年,周家儿子回大陆探亲,专门来访,父亲已去世多年,我出示收藏三十多年前的收据,无语。

文革狂飙中,我在如皋被无端审查(见《写诗遭冤记》文),家中亦在劫难逃。隔壁造反派举报:俞家藏有大量“四旧”,于是,红卫兵星夜结队,破门而入。抄家后,命令老父跪在天井里,拿起字画上的轴子边打边问:“老东西!其余的藏在哪儿?从实招来!”老父忍痛抗议:“士可杀,不可辱!”(见《米芾真迹在何方?》)最终,破袄里藏的几只金戒指未交出。父亲对天寜门街上每家每户一清二楚,对有复杂历史背景的人物了如指掌。文革中,外调人员常在派出所同志带领下,上门要求父亲提供旁证材料。他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人走后,他对我们说:“一不害人;二不瞒人;三不坑人。一是一,二是二。”他做的旁证,能经受时空的检验,视为鉄证。

1969年冬,父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我在如皋课堂上闻讯,急忙告假赶回。只见他双目紧闭,直挺挺地躺在房门上打呼噜。我跪在他面前,哭道:“爹爹,儿子回来了……”他仍紧闭双眼,听到我喊他,泪水夺眶而出。我给他戴上居委会刚发给他的毛主席像章,凑近他耳边,又一声喊道:“爹爹,公家没有忘记你,你不是地主份子!”泪珠又一阵滚下来。他虽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心里是明白的。嘴唇微张,想说:“儿呀,为父终其一生,坦坦荡荡,虽未有作为,亦未有恶作为!”可恨当时未送医院抢救,拖了两天,才咽气。享年七十二岁。在处理后事上,我与玉兰力主土葬。父亲有钱时,即备好楠木棺材一副,1947年二哥俞寿泰死时,先睡了。“文革”时,火葬土葬问不上,我和玉兰上教场旧木料店化60元买了店铺门板,打了口杉木棺材。拂晓送葬,大外孙杨文龙拖拉板车,我和玉兰等子女后边跟着,悄悄地往解放桥东进发。祖坟早在1958年填平,陵园树木连同列祖列宗的棺材,有的被烧成焦炭大炼钢铁;有的已打成农具和大食堂的桌凳。姐夫吴京华的祖坟在东郊,父亲就葬在那里。三年后,母亲亦同穴葬于此。后因建厂,一迁再迁,后来又建房子,深埋于地下。

2016/9/15作,时年78岁。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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