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09-5-22 07:58 | 作者: 张奇开
1979年深秋，一位朋友凑在我耳边悄声说：“照原订时间地点碰头，准时到。”
我先与张仁见面，他是“野草”画展的倡议者。仁是我少年时代一起学画的朋友，其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文官，按当时的标准，本不属于新中国清洗的对象，但在镇反运动中却成了枪下冤魂。仁讷于言敏于行，其坚毅的性格和自由不羁的思想使他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成了重庆艺术圈的重量级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处在一个物质极度窘困、精神极度膨胀的紧张状态，政治充斥所有的生存空间。在大的压力下，我们仍然形成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四德村沙龙”，还有以我为核心的“枣子岚垭画室”的艺术团伙，分别以我们各自的居住地得名。仁长我一岁。我们常聚在一起画画，读法国小说，朗诵俄罗斯诗歌，讨论政治。我们对现状极其愤懑，预感它不会永远如此。
任何专制时代都是企图用文化流水线把人造成同样的精神型号。然而无论多么完美的生产机制，总难免有废品。我们这群人就是时代的废品，构成“野草”的基础。
见过张仁，几位主要组织者按约定时间开了碰头会，作了初步分工。张仁负责统筹，邓庭良负责组织，李德虹负责展览场地，我负责作品。有人提出是否要让薛明德参展，意见不统一。邓庭良坚持要薛明德参加，他的理由是“野草”是一个开放性展览，任何人都有参展权。一点不错，“野草”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要彻底铲除艺术审查制度。邓庭良身体硕大，性格外向，说话慷慨激昂，甚至咄咄逼人，满口脏字。那是他文革中参加造反派养成的，很少人敢反对他。而张仁内向，在沉默中判断是非利弊。其余几位则态度暧昧。
我提出反对意见：作为同仁画展，“野草”既该调“野”，也应重视“同”，薛明德有过人之“野”，但与我辈之大不“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天生反叛者，无视制度、习惯、约定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规则，在任何意义上，他都是个十足的疯子。他彷彿是颗杀伤力极、没有保险机制又无法定时的炸弹，不分亲疏敌我，随时可能爆炸。
大家早就吃尽他的苦头，我的意见立即得到认同。邓庭良也有所收敛，默默不语，变得格外理智，大概明白他那激情的疯根本敌不过无赖的疯。
“野草”画展在紧锣密鼓中开始筹备。按首次筹备会的分工，我前往四川美院。
四川美院位于重庆九龙坡地区纵深处，由一条坎坷蜿蜒的公路带入。这条路长年累月裸露，没有沥青，作为一个兵工厂坦克的试车道，早已遍体鳞伤。更可怕的是与四川美院毗邻的那座火力发电厂。早在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年代，浓滚滚的囱是画家们描绘的景观。到了七十年代，人们方才醒悟那囱原来是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甚至是致癌诱因。师生们曾以温和而浪漫形式抗议过，但无人理会。
在朋友引导下，我首先敲开罗中立的画室，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画室，只不过学生宿舍而己。那时罗中立还是四川美院油画专业二年级学生，油画《父亲》的构思还远不在他的创作构思中。
他审慎地打开门，成熟的面孔和体魄让人印象深刻。我跟他泛泛之交。他内敛而平实，讷于言敏于行，与人保持恰当的距离，他大概属于那种天生反形而上的行动主义者，单纯向上，讨厌无病呻吟和夸夸其谈。他衣随便，戴显然自己修理过的老式眼镜。
室内零乱，弥漫刺鼻的亚麻油和松节油气味。或许为了适应狭窄的空间，他的调色板很小，颜料按冷暖关系从中间向两边排列，白色堆积在右侧，紧靠油壶。油壶与调色板粘在一起。调色板以暖色为主——偏紫。墙上满是纸面油画和素描草图。他准备参展的是一组画，主题是对文革时期权力秩序的反抗。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张与偏紫的调色板调子一致的作品：一位艺术青年在密室中画女人体。另一幅是救护车撞到一位男青年，满地是血。它们具有明确的批评指向与情节性，是苏俄述方式与中国特定的历史伤痕的结合。画得很不错，造型准确，概括而流畅，虽说与后来的写实风格有很大区别，但基础却是统一的。我用同行之间通常的世故，不动声色，微微表示赞许。罗中立内向而自信，对他人评价不怎么放在心上。我看完画便匆匆告辞。
午休时间，我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引我去见何多苓。这是我头一次见到他。虽说那时还没画出任何重要的作品，但在四川名气已经大了。他是成都人，气质与重庆人迥然不同：封闭、孤寂、自恋，不掩饰怕被伤害的敏感。无论熟悉或陌生，对话或沉默，其目光都避开他人。复杂的精神类型是晚熟的，却来势迅猛。他那飘浮的野心难以揣度，起伏很大，时而平缓时而激烈，缺少折衷与平衡。他是情绪化困扰的受害者，多疑的理想主义的投入者，绝望的无神论者，推崇与否定型的思想者。
何多苓坐在学生宿舍的床前，弓背曲腰，把画板斜放在被头上。画板上铺设宏大的创作意图，与暴力、弹压、种族、正义、青藏高原有关。一部分被橡皮擦掉，一部分又用铅笔补上，还剩下某些力所不及的角落。黑白灰的分布是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巡回画派那儿挪用过来的。与他两三年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春风已经苏醒》保持相当的距离——无论是技巧或综合气质。他的才气有如打不开的阀门，当能量聚增而找不到出路时，结果是爆炸性的，让四周震惊。
何多苓身宽大的深蓝色棉衫，袖口领口都磨旧了。他保持有节制的微笑，黑发鬈曲，眼睛深陷，鼻梁笔直，鼻翼缓缓飞腾，偏小的嘴挑起倾斜的条，脸部造型是准贵族化的。
经中间者介绍，何多苓几乎未做出任何反应。他打算参展的作品属神秘题材，充满了优雅的沉思，溢美的光浪与色块加的流畅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优雅的迷恋从一开始就折磨他。直到“野草”三年后，他才得以从这种矫柔的风格中蜕化出来。整个看画过程有点难堪，各自保持陌生的距离，这距离不是用客套，而是用最低限度的反应刻意营造的。
接下来的是程丛林。仅在两个月前，这位26岁的四川美院学生已成为中国美术界的名人。他在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获二等奖的《一九六八年X月X日雪》，引起空前的反响。《雪》借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文革初始，两派青年在一场武斗结束后，一派成了“胜利者”，另一派成了“失败者”的幼稚而复杂的关系。在作品中出现了三重自我：童年的目睹者，作品的作者，作品中事件的评判者，为这幅铅灰色调的油画增加了不可低估的深度。显然，画面右边藏在人群中童年时期的画家对历史事件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置身在极具冲突性的场面却毫不惧怕。毋庸置疑，《雪》无论在构图、色调、气氛及多方面的技法都深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的影响。《雪》获奖并非证明文艺政策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为了要全盘否定文革埋下政治伏笔。
正当《雪》及一大批质疑文革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获奖的同时，真正的反叛艺术家们把作品悬挂在美术馆外的栅栏上，由此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引发1949年以来第一次与党的意志相违背的示威游行。其实很难把美术馆内外两个展览完全分开，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正在瓦解。最后，这批“星星”艺术家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美术馆，成了历史的创造者。
程丛林并不满足全国美展评委们拱手相送的荣誉，而是尽力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作为最踊跃的参加者，他为“野草”画展准备了很有创意的组画，并配上诗句。
我在四川美院逗留了两天，观摩了众多作品。师生们都为“野草”的诞生跃跃欲试。流落在社会上的艺术群落，早就渴望借助反叛的火焰烧毁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鱼目混杂的艺术狂徒们早就信仰沦丧，挑战任何规范。他们是体制天生的反叛者。
1979年12月20日，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召开了第一次参展者会议。会前筹委会通知，每人自制一张广告，形式是自由的，内容标明《野草》同仁画展，定于元月十一日至二月底在沙坪坝公园展出。那年头中国人相约是很难准时的，尤其是重庆，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几条主要公路，散乱无序。可那天是例外，各路英雄几乎准时到达。邓庭良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井然有序，那些艺术狂徒们颇为收敛，洗耳恭听。
1980年1月11日，“野草”同仁画展在重庆沙坪坝公园开幕。
沙坪坝是重庆的文化区，众多大学的所在地。在革命年代，这里是国共两党公开或非公开斗争的是非之地。小说《红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是在这儿展开的，包括臭名昭着的白公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五六十年代，每逢六一儿童节我们都来为烈士扫墓。抗战期间周恩来的办公地点，以及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时的下榻处都在沙坪坝，甚至连叛徒甫志高也在这里诞生。沙坪坝为“野草”的生长潜藏了足的历史动机。
“野草”画展没有开幕式。观众自由涌进沙坪坝公园，穿过一片空地，来到一片平房。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睁大的眼睛伴随急促的呼吸——惊惧与担忧纠葛并行，共同体验建国以来在这蛮荒之地从未发生过的精神事件。
展览布局非同寻常。为了有限的空间，也为了刻意营造混乱的氛围，作品挂得七上八下，参差不齐，密密匝匝，零乱不堪，且不按画种分类。
进入展厅先要穿过一个小过道，在过道两边，两幅女人体夺人耳目。左边是后来当选的“野草”画会会长冯星平的水粉画，右边是四川美院七七级学生罗群的油画。
冯星平是个传奇性人物，在六十年代四川美院院方眼中，他是个崇洋媚外、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异己分子，自五十年代起就是重庆美术界的反面教材。他蓄络腮胡、喝咖啡、吃西餐、用刀叉、听留声机，不像四川人那样脏话连篇，而总是把柏兰和贝多芬挂在嘴边，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分子。他的柏兰与贝多芬情结传染了两个重要人物，其一是薛明德，另一个就是他第二任夫人陈正洁。
陈正洁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师从冯星平。六十年代初，在忍饥挨饿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冯星平用纯精神的西方话语把自己和陈正洁从精神到肉体都催眠了，于是，他们有了婚外恋。为此，院方给他施加各种形而下的压力，他却以形而上的态度拒不悔改，与前妻离异后娶了陈正洁。陈正洁被四川美院开除了学籍，可她并非等闲之辈，好读书，善思辩，具有迷人的性格魅力。她疯狂抽，黄色尼古丁毒素成为前进的原动力。从柏兰出发，她经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德谟克利特，抵达康德、谢林、黑格尔，甚至开始提及莱布尼茨和洛克。
她的书案前摆放一张冯星平的照片，下面用醮水笔写“整个说来你是一个十足的男子，再也找不到像你那样的人了！”这是燕妮对马克思的赞赏。说来也巧，冯先生真有点像马克思，起码是在外型上：大头、皱眉、鬈发、胡子和短短的罗圈腿。可惜他们没有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最后还是离异了，各奔东西。
冯星平的那幅女人体，无意中透露了一位男艺术家对女性隐藏的色情心理。这个逆光中的裸少女，一手下垂一手抚在胸前，懒恹恹的动势，表情娇柔而平庸。那挺拔的胸部、隆起的骨和繁茂的阴毛，具有明显的道德挑衅性，成为“野草”向“革命”观看方式挑战的一个范例。
罗群题名《欲》的油画，更为妄作，曾多次遭到中国美协某些领导的批评。这是一幅暖色调的点彩派作品，明显受了苏联外光画风的影响。金色的太阳光芒四射，从太阳中心显现的不是伟大领袖，而是一个张臂挺胸的青春胴体。其动态似乎又借用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姿势。裸体差点成为“野草”画展被禁的原因。
除与“色情”外有关外，针砭社会的艺术家也不乏其人。张仁画一张大而凝重的作品《热土》。画面是沉重的紫红色绸子——血的象征，而混乱的笔触与凸起的油料堆砌成一幅似是而非的华夏地图。从中心到边缘扩展开来的恐怖，犹如地狱烈火煎熬着五千年文明的土地。长江、黄河、长城在图中游动，没有精确位置，似乎不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演化为铁镣，百般纠缠着这块版图，触目惊心。这幅画称得上“野草”的代表作，其前卫性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才突现出来。
邓庭良是杂家，用水墨画了苏武牧羊和刑天。他早年搞体育，接搞造反，走到头搞武斗，失败后搞逃亡，把自己搞进监狱，出了监狱搞书法，从书法出发搞历史，再转向搞绘画，最终搞“野草”。照他自己的说法，“最喜欢搞的是女人”。但他的作品却是极严肃的。他画刑天，我想是他对自己政治抱负的影射。他当年造反难免有争权夺利之嫌，直到“四人帮”倒台，他被搞成了“三种人”，锒铛入狱。
我有两张油画参展。其中一幅肖像，垂死而疯乱，头发稀疏，额间宽阔，两眼如炬，惊恐至极，无可奈何又于心不死。隆起的鼻子，嘴被无意间抹去，青色的面?，脖子无端端消失，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国籍不明的人种。背景为红色，非革命时代而是逆反时代的红色，不是正义的象征而是否定自诩为正义的象征。混乱不堪的倾向，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杂种，有意无意间反绘画的拙劣技巧，在这拙劣中还多少保留些许半生不熟的朝气。
从这幅画题名《晚期癌症病人》看，多数人都以为我指的是时代的不可救药。其实我只想说明，从1978年到1979年，中国人的文化生存空间开始松动，在我们头上闪过充满生机的光亮，我们有可能——那怕是冒入大狱的危险——开始自由表达。直到现在，栗宪庭仍坚持说这幅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是整个“野草”他至今唯一记住的作品。他认为也是“野草”最重要的作品。
画展进展顺利。但在第三天闭馆前突然闯进一批穿制服的人，在展厅里走来走去，大声叫嚷：“这是反革命的画！”，“这些画最好送到台湾去展览！”我们无言以对。
到第五天下午，那排平房突然电源断了。重庆一月份通常是不出太阳的。展厅没有灯便一抹黑。一些观众从边远地方来，要花上一整天时间。大家都急，有人想办法到商店买来蜡烛，分发给观众。人们依序举烛光移到画前，火光把人影投到画面上，那纷乱的颜色和狂暴的形象在火的诱惑下呼之欲出。黑的空间把人与画压在一起，烛光勾勒着那些面孔，或侧或逆，或明或暗，生机勃勃又神秘莫测。
展览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每天都有很多人与我们联系。连胆小的艺术家也受到鼓舞，尚未参展者在“野草”签名板上悄悄添上自己的名字。《美术》杂志派出栗宪庭、张士增来重庆调查，拍了照片，让我们增补一批新作品，要在《美术》上全面报道。
正欢欣鼓舞时，政治风云突变。一九八零年春节前中央出了九号文件，针对那些办得越来越正规的地下刊物，并追查幕后势力。《美术》杂志取消了对野草的报道计划。春节期间我们按原计划召开“野草”座谈会，到会者不足一半，许多“斗士”纷纷避开了。
挨到秋天，中国的天空又明朗起来，我们决定在筹备第二届画展前正式成立“野草画会”。
在四川美院一间教室里，我们召开了第一次正式“野草”会员大会。第一议程就是讨论章程，那是由张仁、张仁贵兄弟俩负责起草的。每个条款经过逐条修订后一一通过，仅有几条引起争议。章程第二章“宗旨”里有一句“我们绝不再做政治的仆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我对此持否定态度，试图把“不作政治的仆奴”改为“为纯艺术而艺术”。毋庸置疑，在物质或精神现象中哪有纯的东西，艺术更无纯可言，尤其是在那个政治污染一切的年代。我们吃了政治的苦头，讨厌政治，但如果公然写上“不做政治的仆奴”，我们就会匍匐在另一种政治的脚下。再说，中国的政局风云多变。作为纲领性的白纸黑字，要尽量慎重，才能继续从事艺术。而张氏兄弟及西南师大的代表们非要坚持“不做政治的仆奴”，对以我为代表的观点嗤之以鼻，甚至嘲笑我们“胆小”。
我态度坚定，表示若不让步我们就退出大会，退出“野草”。双方僵持不下，几乎到了分裂的边缘。最后我提议举手表决，大家同意了，结果还是“胆小”的占多数，“不做政治的仆奴”被取消了，也幸亏取消了。
在第三章“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中，由于“不参加任何官方展览”这一条，又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四川美院学生们已尝到参加全国美展甚至获奖的甜头，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在权时代，文化人只要多少能偏离主流文化，任何真实的表达哪怕像彗星那样在黑暗王国中划过，也是如此珍贵。如要坚持这一点，程丛林、罗中立、张晓刚、叶永青、何多苓及几乎所有四川美院的学生都会退出“野草”画会。果然，版画系的刘世同(后不幸病逝)当即要带领一部分人退出，被大家拦住。硬派终于妥协了。
我手里有一份“野草画会章程”的全文，在第二章“宗旨”的第二段记录着我们这代人的爱憎：
画会坚持艺术民主，充分尊重艺术家个人创作意愿，把追求真、善、美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家的社会道义感放在首位，断然鄙弃权、虚和邪恶。
不知在当年还有哪个民间艺术团体能提供如此掷地有声的历史文本。
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程序极为简单，先由大家口头提名，把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发纸、填写、唱票、统计，顺理成章，立见分晓。冯星平缺席当选为第一届“野草画会”会长(后来的会议他总是缺席)。张仁、李德虹、马星临，邓庭良，龙全，梁波，刘沛沛，翟幼林及我当选为理事(何多苓后增补进来)。理事会作了具体分工：张仁主管组织，邓庭良主管宣传，马星临主管理论，李德虹主管事务，我主管对外联络。“野草画会”首批会员共80人。
会后，在去食堂的路上，一伙人对我怒目而视。激进派的代表刘沛沛领着一帮人，冲着我愤怒地说：“你居然是这种人，令人失望！”我却一言不发。其实我在观念上非常极端，但在操作上尽量保持低调。和激进派相比，我比他们多了一点理性和策略意识，知道欲速则不达的浅显道理。
不久风声果然越来越紧。公安局搜查了为我们的作品拍照的林先生的家，抄走了所有的图片资料。后来得知，起因是林先生涉及另一案件，与“野草”无关。而多数艺术家闻风丧胆，杯弓蛇影。
1981年元旦期间，我们打算召开理事会讨论当前的局势，地点在会长冯星平家。我们如期而至，门锁着，没有留言条，大多数理事也未露面。后来听说冯星平、邓庭良他们很明智地避开了。由于年长，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深知政治的险恶。那天到场的只有仁、星临、梁波、龙全和我。我们在冯星平家门前久久徘徊，痛心疾首，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年春天，“星星”美展的黄锐、马德升一行来到重庆，与“野草”挂上着，先为他们安排在四川美院和重庆艺术馆讲演，接着是西南师范学院。头天晚上“野草”请他们吃饭，由张仁、张仁贵、冉隆霞和我陪同。席间我和马德升聊天。谈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说艺术家应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与社会抗争，而不是搞政治。没想到他暴跳如雷。指我大吼起来：“你们是帮什么人呀，我瞎了眼和你们混在一起。艺术独什么立，你不用再给我谈艺术了，你懂艺术吗？”我简直懵了，这不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但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妥协。我愤然把桌子拍得山响，指马德升说：“你马上滚蛋，我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马德升起身拄着双拐杖要走，被众人劝阻。只有黄锐面带微笑。仁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说这是个疯子，赶快让他滚。仁说，千万别这样，明天要到西南师范学院讲演，通知已发出，无法更改。我失去理智，听不进劝告，转过头去，再也不想去看一眼北京来的精神病人。马德升更不让步，扬言明天的讲演不去了，今晚就离开重庆，不想再见像我这样的傻帽儿。黄锐凑近我说，老马就这德性，劝不了。并安慰我说明天他一个人去顶。我对黄锐充满感激之情。我知道明天的讲演场面会有很多听众，再说由我主持，若马德升不参加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八十年代初的青年已有很大变化，不乐意承受过于严肃的话题。而马德升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在四川美院及重庆艺术馆的两场讲演我都在场，不得不承认马德升是演说天才，加上他双拐拄地站在台上的殉道者形像，更具有动人的力量。冉隆霞毕尽是女性，聪颖而细腻，对大家说，明天讲演的事先别提，今晚已安排到枇杷山公园观山城夜景。
沿暗中发光的蜿延公路，我们一行向山顶走去。都市白日的喧嚣沉寂下来，晚风吹拂，尘埃落地，我们深吸着丛林中的清新空气。朋友们轮番问我明天该怎么办。我已冷静下来，深知事关重大。
远远看去，马德升独自靠在栏杆上眺望。重庆的夜景衬托这个寂寞而不倦的斗士的背影。我很坦然地向他走去：“没想到重庆的夜景感觉很特别吧？”他不回答我，凝视远处。我近乎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因为它隐蔽在黑暗中。真实的东西会令人感到不安，难以接受。我想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表现得很真实，却破坏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在真与美之间难以抉择。尽管这样，在一个绝对前提下我仍然会选择真实。中国的艺术家们打美的幌子，制造谎言，把真的东西掩藏在黑暗中，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夜景一样。我们现在走在一起，要为之奋斗的便是粉碎非真实的现实……”我采用了一种突然切入、真诚而孤僻的态度构造一种语境，老马生硬的姿态软化了。或许不是我说服了他，而是他认同了我。那天夜里，在重庆的万家灯火之上，我们俩谈得很投入，情绪热烈。
第二天下午我们赶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令人意外的是，美术系的领导出面欢迎，把我们视为贵宾，一起共进晚餐，并安排住宿。
西师美术系是重庆各大专院校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最激进的地方。系里有黄云开为代表的“职业活动家”，几乎每天都举行各种集会或讲演。辩论之风盛行，各种观点与口号极为异端，院领导对学生们诚惶诚恐。中文系有王康诸君的“普通人”文学社，与社会上反体制潮流里应外合，颇有扭转干坤之势。骤然间风云突变，临到毕业分配一切化为乌有，“民选代表”与“普通人”转而成为罪状，为那些野心家和告密者找到立功请赏的契机。
晚会在美术系前的空地上举行，光灯、音响、麦克风和录音机，代表着公有制的集会水准。一切就绪，系领导致欢迎词。我走上台，克制内心的紧张，扼要介绍了“野草”与“星星”的历程，也介绍了黄锐和马德升，然后我把黄锐请到台前。黄锐的演讲风格简朴而严肃，充满着自信。麦克风音响虽好，但广场太大，我担心他的声音是否能抵达那黑暗深处，是否能把他的经验传送给在场的每个大学生。
马德升上台，拐杖拄在水泥地上咚咚作响。远远望去，他裹着灰色的宽大衣衫，紧握着拳头，高耸着肩膀；在苍白的面孔上，眉够兀，颧骨高隆，头发蓬乱，牙关紧咬，沉重的身影在光下如刀刻一般。尽管他的姿态略显夸张与矫饰，但那却是中国人苦难的象征：残缺、瘦削、阴郁、不屈。
“同胞们，公民们！”他发出呼喊，急切又悠远，声音像浪头向前推进，夹杂秋天黑色枝叶的颤抖。他对局势的巧妙批评和对现实的讥笑挖苦，获得阵阵的欢呼和掌声。
此后我和黄锐、马德升成为好朋友，1982年春我与仁诸君去北京观看“韩默藏画展”，老马拄双拐带我们拜访“星星”同仁，带我们三访北岛，还为我们排队买票看话剧《贵妇还乡》，他的真诚与好客令人感动。我与黄的缘份更深，我在日本留学时跟他常来常往，他还邀请我在他的画廊办个展。
1982我们开始筹备第二届“野草”画展，因诸多原因无疾而终。黄锐和马德升在重庆时，我曾建议一起在全国办一次在野画展。然而中国的变化太快，艺术家的反叛精神被铺天盖地的商业浪潮彻底瓦解了。
从此以后，荒原上的“野草”与夜空中的“星星”，再也未在中国大陆出现过，成为了一段失的历史。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