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1-10-13 16:29 | 作者: 贺延光
1951年出生，祖籍陕西渭南。1966年初中毕业，是北京92中第一批红卫兵。1968年赴黑龙江建设兵团插队四年。1973年在北京崇文区工厂六年。1979年调到共青团北京市委。1981年参与《北京青年报》复刊。从1983年起在《中国青年报》任高级记者。采访过中越边境冲突、SARS病毒及汶川大地震等重大新闻。
1976年7月，宣武区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
我穿着件短裤衩，上下赤裸着坐在地铺上，任凭汗水顺着脖颈流下，沿着前胸后背，直抵腰部，被隆起的腹沟阻隔，屁股下面，竟湿漉漉一片。
这种汗流浃背的状态，自进入炎热的夏季，从早上十点到半夜两点，几乎天天如此。
这间牢房最多也就六七平米，睡地铺能躺下三人，现在就我一个，地铺下面可塞进个脸盆。地铺外的空间不足两平米。我沿对角走8字型，大约小八步。墙角放着塑料桶，是给犯人大小便用的。牢门是铁皮包的，上方有个小窗，两个拳头大小，外有插板，有时看守打开小窗，观察动静。牢门下方有百叶窗似的透气孔，犯人蹲下再低点头，透过间隙，可看到外边通道有限的地面。地铺靠墙，墙上两米多高有个小窗。透过六根比拇指粗的铁栏杆，能看到几枝杨树叶，还能听到唧唧喳喳的麻雀叫。
7月27日晚，我像通常那样，把塑料脸盆放在地铺上，里面有早上洗漱剩下的半盆水。我蹲下洗完脸，用毛巾擦遍身子，再把溅在脸盆外的水擦干，这一天狱中生活的程序就结束了。
牢房里闷热的空气好像凝固了。我躺在光板地铺上，刚擦干的后背很快渗出汗来。我向左侧身，再向右侧身，辗转反复，大约折腾三四个钟头，才昏昏睡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被泼了一头水，一下子又一下，猛然惊醒，迷迷瞪瞪，这才发现是身边那脸盆中的脏水一波一波往外漾。
地震？对，就是地震！我反应过来，顿时充满恐惧。十年前邢台地震时，我15岁，还记得报纸上的传真照片，在灾区的周总理表情严峻；还记得我家屋中央那根吊着15瓦灯泡的电线，晃来晃去。
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穿上长裤。几乎同时，周围有人大叫：“地震了！地震啦！”还有人啪嗒拍门，伴着哭腔喊：“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我穿好鞋，光着膀子坐在地铺上，忐忑不安，但心里还算明白，跑是跑不出去的，听天由命吧。好在没有进一步恶化，但觉是不敢睡了。
天亮了，铁窗外的汽车鸣笛声显然比往日密集。由于狱中极静，犯人的耳朵变得异常敏感，捕捉窗外的任何动静。到了下午，不断从窗外传来高音喇叭声，虽听不清讲什么，但短促、急切，甚至声嘶力竭。我所在的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离陶然亭公园不远。频繁来往的汽车，大概忙于救灾。可能在公园安装了高音喇叭，恐怕那里成了居民的疏散地。看来灾情严重，我相信这个判断八九不离十。
晚八点，通道里的扩音器按时响了。《东方红》乐曲后开始播放新闻，这是犯人们统一的政治学习时间，也是我们接收外界讯息的唯一渠道。要说每天上午会有一份《人民日报》从牢门下塞进来，大约读半小时，再传给别的牢房，但报纸的消息通常比广播晚。
广播的头条新闻是唐山爆发大地震，损失严重，人民解放军的救灾部队已迅速赶往灾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一定能够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战胜这场自然灾害。至于这场灾难到底死了多少人，并没有任何报道，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门儿，依然如故。
随后两天，远处的汽车声和高音喇叭声接连不断，不再那么刺耳，但让人心烦意乱。我有些坐不住了，终于蹲到牢门的透气孔处，鼓足勇气喊了一声：“报告队长！”
报告队长，就是报告警察、报告政府的意思。我也不知什么时候立的规矩，犯人一律称警察为队长。
听了听，通道里没动静。我提高了点儿声调：“报告队长！”
一双皮鞋走动的声音，他显然听见了，走了过来。
“哐当”一声，牢门打开了，我看见看守铁青的脸。
“报告队长……”下面的话还没说出口，脸上重重挨了一拳。由于毫无防备，这一拳让我倒退一步，被地铺绊倒，仰身摔去，后脑勺磕到墙上，顿时眼冒金星。
我双手用力撑起身，愤愤地嘟囔问：“你为什么打人？”
“打人？叫你他妈的大声叫！”
“……”我怔了一下，竟不知怎么回答。
在监狱，常能听到哭爹叫娘般的嚎叫，还有女人凄婉悲凉的歌声。不难分得出来，哪个是在被队长们“修理”，哪个是犯人之间的厮打，哪个是精神病人的自我“狂欢”。我住K字楼大牢房时，一个小伙子半夜撒尿，故意把睡在塑料桶旁的老头用尿浇醒，在老人的哭腔中众人大笑。我一直告诫自己，要遵守监规，犯不着吃眼前亏。
“说！”看守大吼一声。
“好多天没提审我了。我知道你们很忙。反正现在还没人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全国人民都在抢险救灾。唐山地震。我还是个党员。能不能让我干点事儿，在监狱里干就行。”脑袋依然嗡嗡响，我语无伦次地说。
“嘿嘿，你他妈还是党员？”看守奸笑着，“你他妈的是反革命！告诉你，别妄想着趁地震耍心眼儿！当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说完，“哐”地一声，锁上铁门，走了。
我半躺在地铺半靠着墙上，耷拉着脑袋——妈的，这叫什么事啊！
我1951年出生在军队家属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共产党的传统教育。记得小时候，在机关食堂吃饭，人们逗我，让我讲话，我就蹦到凳子上，挥舞着拳头学着首长的口气：“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说完撒腿就跑，后面一片掌声笑声。
我在内蒙包头上小学，四五年级正赶上中苏论战，收音机报纸上都是批判原来的“老大哥”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有一回，语文老师让我们用“毕竟”这个词造句，我就写下了“斯大林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令老师刮目相看，还作为范文在班里讲评。像什么“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连我这个小学生也能随口说出来，它们都出自著名的“九评”。
大饥荒时期，尽管我父亲那个级别有点儿细粮和黄豆的补助，尽管母亲精打细算，我和弟弟仍然从早到晚饥肠包辘辘。弟弟比我小两岁，我们吃饭常打架，就因为一小盘土豆丝，我一筷子夹两根，他一筷子夹三根，比我多，我的拳头就上去了。
有一次去找某局长的儿子玩，我发现他家厨房小碗里泡着块核桃般大小的肉，趁没人注意，就一口塞进嘴里，怎么都咬不动，原来是生肉，我绝不吐出来，愣是硬把它咽进肚里，眼泪都憋出来了。此后，我再没去过他家，做贼心虚啊。
我和同学到离家不远的沙坑去玩，常常发现被丢弃掩埋的婴儿，有男有女。那时我们哪知道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还以谁先发现婴儿尸体逞能。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期《中国儿童报》的“小虎子”专栏登了一幅画，小虎子站在人民公社大食堂门口，手持喇叭向小朋友们宣布：从明天起，吃饭不要钱啦！
读小学时，我在父亲单位的俱乐部看了不少电影，像《钢铁战士》、《战斗里成长》、《战火中的青春》、《南征北战》等，给我很深的影响——革命战士都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锻炼成长的。即使在和平年代，少年英雄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生产队的辣椒，在英勇搏斗中牺牲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毛主席，这些概念从小植根于我内心深处。
机会终于来了。
1966年，我们家因父亲调动搬到北京两年多。我在92中读书，不知是因为北京教学质量高，还是因为贪玩，反正学习成绩远不如读小学的时候。考不好，老师批，家长揍，尤其是俄语和数学差得更远，上学成了我的负担。最后一个学期进入中考复习，但能否考上高中，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正处在焦虑状态，文化大革命如疾风暴雨，突如其来。
“文革”让我处于莫名的兴奋中。“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斗私批修”、“造反有理”了，天天都跟过节似的。父亲17岁投奔延安，参加八路，我现在15岁，可谓生逢其时！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同总攻的信号弹。孟校长身体不好，常在家养病，被勒令回校接受批判。这位北平老地下党自然成了“叛徒”，他和一些男女老师都被剃了“阴阳头”，一边敲着脸盆在操场上转圈，一边唱着《牛鬼蛇神嚎歌》。
八月上旬，我和同学到天津“破四旧”，我们抄了个天主教堂，把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把一堆教袍堆在院里焚烧。
我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弟，最早加入了红卫兵。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作为我们学校十几个红卫兵的代表，登上东侧的观礼台。和所有人一样，我挥舞着红宝书喊啊跳啊。毛泽东走向城楼东侧，离我们很近，无奈我是近视眼，只看见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
1968年春天开始征兵，来我们学校的是38军，我们都知道这是林彪四野的王牌军。在学校“军训团”领导下，我已是红卫兵中队长了，军代表器重我，部队带兵的干部还家访，和我父亲相谈甚欢，我和家人都认为，当兵这事儿是板上钉钉了。
谁料到恰在这时，中央又揪出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卫戍司令傅崇碧，父亲是晋察冀山头的，也糊里糊涂受到牵连，成了“走资派”，靠边站。政审不合格，当兵入伍自然泡了汤。这事对我是沉重打击，情绪一落千丈。
当不了兵，就去兵团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是毛主席的号召。中学有篇课文叫《雁窝岛》，描述北大荒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我去了黑龙江，随身带的最贵重的是父亲给我买的两波段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到那儿我才知道，它能收到“美国之音”和苏联“红旗广播电台”，但杂音大，我也很少偷听，那罪名足以被关进监狱。
我的思想真正开始变化，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
那时我已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年半，入党提干，是26团特务连副指导员。我们团和其他几十个团不一样，是在中苏边境珍宝岛冲突事件后新组建的，由各团选派的清一色小伙子，专门担负战备值班任务，以打坑道和军事训练为主。除了没有领章帽徽，连武器装备都和部队一样，营以上干部全是现役军人。
9月14日，我们接到一级战备命令。每个人除了必备的，其它都打好行李交给后勤统一管理，绑腿也缝成袋子，灌满炒熟的高粱米。晚上睡觉抱着抢，不能铺被褥，不能脱衣服。那季节夜里很冷了，农民房又没暖气，冻得根本睡不着。但人人都很兴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天，枪未打响，战备也没解除的迹象，士气却有些松懈了。突然，团部通知连以上干部集中到几十公里远的佳木斯，参加重要会议，我们还以为是部署作战计划呢。
我们驻扎在佳木斯边一个叫东南岗的地方，那是军队遗弃的旧营房。那天周围布置了岗哨，戒备森严。我们百十号人集中到一间大房子，盘腿分坐在两边通铺上，中间通道放了张学生用的小课桌。大家拿出笔和本，准备开会。
团长进来了，他披着件军大衣，扫了一眼，厉声道：“不准记录！”
他坐在课桌后的椅子上，没一句开场白，也没一点表情，打开文件夹，用山东腔一字一句地念：“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年第57号，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各大军区党委、各野战军党委……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啊？！我们全傻了！
空气瞬间凝固。就在一愣神儿的当口，我们坐的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口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地上，顿时人仰马翻。
要在平时，还不嘻嘻哈哈哄闹一阵，可此刻谁也不敢吱声，赶紧就地坐好，竖着耳朵继续听文件。
林彪可是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副统帅，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啊？突然，林彪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要谋害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起精心编织了五年的神话，一下子被撕成碎片。
开了一个礼拜的会，公布了“林彪反党集团”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甚至披露了几年前毛泽东对林彪的野心有所察觉而给江青的信，但所有证据，似乎很难自圆其说。虽然大家表态时义愤填膺，但心里仍疑虑重重。一位知心好友私下悄悄跟我说：“不会吧？林副主席会不会被别人绑架啦？”那阵子，林彪事件在社会上还未公开，我们上街看电影，电影院还挂着毛林并肩在天安门上的宣传画，橱窗还展示着江青化名大海拍摄的林彪学毛选的特写照片，让我毛骨悚然。
在黑龙江四年多，我因“特困”回到北京。刚在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当了半年工人，就被提拔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及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为什么选中我？一是领导班子必须“老、中、青”三结合；二是我在兵团入党提干，表现不错；三是干部子弟，父亲已解脱——根红苗正。
那年代的工厂，政治第一，学习第一，生产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要说我只是个学徒工，但在领导岗位上，我负责政工和共青团，一天到晚不是组织别人学习，就是被派到区党校或各种学习班受训。这样一来，我有机会多读了些书。我经常光顾永定门外一家内部书店，那里有供批判参考的内部书籍，像《你到底要什么》、《白轮船》、《热的雪》等。
“文革”乱了七八年，今天揪出“王、关、戚”，明天打倒“杨、余、傅”，昨天你在台上批我，今天我上台斗你，不仅国家主席成了“叛徒、内奸”，连和他握过手的劳动模范也成了“工贼”。循环往复的运动，已逐渐失去最初的魅力，再加上长时期的物质匮乏，连火柴和肥皂这类日用品都凭票供应，致使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怨声载道。“九一三”林彪事件成了开启人们独立思考之门的钥匙——越来越普遍的怀疑的阴影。我们认为，年事已高的毛泽东，被新贵们架空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复出。他一上来，就大刀阔斧搞整顿，雷厉风行，稳住了国家日益衰败的颓势，迎合了人心思定的愿望——无论国家命运还是个人前途，重新看到一线曙光。
但好景不长，邓小平又挨批了，从批电影《海霞》、《创业》到《水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运动的矛头不仅指向邓，还有背后的周恩来和一批老革命家。很多人清醒了，忧心重重。小道消息满天飞。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以毛泽东和党中央名义进行的，但这时威望已大不如前了。我们在一起经常议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没把王洪文当回事，他不就一工人嘛？我私下对朋友们说：”毛主席要是把江青揪出来，他的威信不会低，只会高！“
那段时间，我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来家里，总是叫我出去，把房门关上，好像在开秘密会议。
中央发文件追查谣言，说七、八、九三个月谣言四起，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些传言，一是讽刺意味浓，二是引起普遍共鸣，两个前提缺一不可，要不怎么能传播那么快呢。
我们被组织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不看还好，越看越觉得邓小平和他的“四条汉子”——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个个都棒。
我所处的位置想躲都躲不了，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就要对批邓表态。无论在厂里、局党委会上，还是在私下场合，我的调子总是和中央精神不一致，甚至说了很“反动”的话。我特别自信，多数人和我的观点一样，尽管他们不便公开表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更岌岌可危。“四人帮”执掌的舆论工具在举国悲痛的时刻幸灾乐祸，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重头文章《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明目张胆地挑战民意。接着，上海《文汇报》纪念学雷锋，唯独不发周恩来的题词，报纸电台反而开足马力大批“投降派”，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一派是王张江姚代表的“文革”新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家将无休止地动乱下去；一派是标志性人物邓小平代表的实干家，摆脱内乱，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人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1976年清明节，人们不约而同走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开国总理周恩来，同时迸发对批邓的不满和对江青一伙的愤恨。
3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署名“北京工人理论组”的文章，虽未点名，矛头直指江青，路人皆知。
4月1日上午，我带领我们厂80多名团员和青年，抬着自制的大花圈，列队来到广场。尽管受到便衣的盘问，我们的悼念仪式依旧按计划举行。我当众高声宣读我写的悼词：“……我们宣誓：我们要坚决和那些表面上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虽然通篇不少“文革”通行语言，但字里行间矛头指向，很容易引起共鸣。如“奇装异服”，显然是指江青，在那个服装单一的年代，只有江青总穿着布拉吉连衣裙。
周围的人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当仪式最后唱国际歌时，已成了数百人大合唱，甚为悲壮。
我们肯定是最早的集体行动之一，当然受到特别的关注。我对上级——崇文区工业局党委没什么可隐瞒的，一切都是公开的。
那些天，悼念周恩来的队伍如同破堤的洪流，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北京日报》试图将悼念活动视为封建礼教，发表了《清明是鬼节》的文章，广场就出现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著名诗句。晚上，官方把纪念碑周围的花圈祭文清扫干净；早上，更多的花圈又摆满了广场，重型机械厂还用吊车运来特制的钢筋花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以悼念周总理为名义的群众集会，这是新中国成立26年以来，第一次对独裁专制自发的大规模群众性抗争。
我每天去广场多次。同事和朋友之间第一件事，就是传递广场的新闻。有一天，我在十六开纸上写下六七个问题，如“为什么有人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矛头究竟对着谁？”“三个人的‘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三十亿人民的幸福吗？”“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统统称为‘还乡团’和‘走资派’上台，不是在否定党的干部政策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是对列宁所说的我们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为什么枪杆子打江山，笔杆子要抢江山？”……我和厂里的朋友孙正一、陈瑞商量好，在人头攒动的纪念碑下，由他俩左右掩护，我把它贴在汉白玉栏杆上，随后迅速转移。
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要求停止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和中央保持一致，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并追查攻击中央领导的谣言。我发言说：“悼念周总理有什么错？为什么要压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文汇报》出现贬低和攻击周总理的言论不追查？我认为，《文汇报》的问题应该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负责！”我没点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是张春桥。
我发言时没人吭气，气氛很紧张，谁都知道这是在跟中央精神对着干。主持会的领导匆匆宣布散会，把我单独留下。他说：“如果前一段想不通，还是认识问题，但是不要再坚持了，要悬崖勒马，再坚持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上不忍心看着一个年轻干部就这样走向反面。”
当时我判定，大多数领导和我的想法一样，只不过身在官场言不由衷而已。我讲的话没什么理论高度，只是从常识上觉得自己没错。此时，领导、同事和朋友对我的担忧和劝告，反而鼓足了我的勇气：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们还要怎样？再也不能退了，必须得有一批人站出来！
4月5日晚，我在父亲的老战友家吃饭聊天。老头儿在军委工作。他指点着墙上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游行的宽幅照片，突然嚷了一句：“妈的！耻辱，简直是耻辱！”
大概九点多，我骑车回家，沿三座门经南池子往南走，发现一辆接一辆的解放卡车开向天安门方向，车上坐满头戴柳条帽、手持长镐把的工人。我紧蹬自行车追了上去，高声问：“嗨！这是去哪儿？”汽车上有人答道：“广场！操他妈的！”他不是骂我，是在发牢骚。
到了广场，气氛已极其紧张，高音喇叭一遍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他命令人们离开广场，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号召革命群众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坚决反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不知道吴德讲话是从何时开始播放的，广场上的人比头几天少多了，但纪念碑周围仍聚集着上千人。
显然，谁也没察觉到警察和工人民兵正暗中调动，刚才车上民兵那句发牢骚的脏话给了我错觉，并未意识到镇压即将开始。把自行车支在一旁，我挤进了人群。有人在朗诵诗歌，有人在发表演讲，还有人高呼“打倒当代秦始皇！”我心里一惊：人们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突然有人大叫：“警察！广场被包围啦！”一下子，人们四散逃跑，我打了个冷颤，如梦初醒，蹬上自行车飞快地朝南冲去。再回头，只见头戴大盖帽、身扎武装带的警察，从东西两侧分四路纵队，齐刷刷地跑步过来。好险！只差二十多米，我就被他们圈进去了。
4月7日，中央正式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广场恢复了平静，但追捕反革命分子的清查运动却紧锣密鼓。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白色恐怖。
我们厂进驻了专案组。责令我停职检查。这样僵持了一个月，我自知在劫难逃。
那阵子，母亲糖尿病四个加号，父亲从山西干校请假回来看望母亲。他为我担忧：“怎么样，能过关吗？”我说：“恐怕够呛。”他说：“可以口头做几句检讨，但要写书面的，不能给自己扣大帽子，白纸黑字，那就是证据了。”
我最担心的还是母亲。我姥爷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1927年在国共两党分裂时牺牲。母亲从小丧父，她遵照遗嘱读了几年书，又违背遗嘱裹了小脚。她十几岁就和父亲结了婚，没几天父亲跑到延安，十多年是死是活没消息，在婆家担惊受怕，受尽欺负。解放后母亲找到部队，好日子没过几天，却得了骨结核，睡了两年石膏床，锯掉两根肋骨，落下残疾，直不起腰，多年穿钢背心。我们家四口人在四个地方，我从东北转回北京，就是因为这个“特殊困难”。
5月6日，星期四，我们厂休息日。我心想，怎么也得跟母亲说说，总得让老人有个思想准备。“妈，万一我让他们抓起来，你也别担心，只要江青他们一垮台，我准能出来。”我好像胸有成竹，只能这样宽慰母亲。
母亲愁眉不展，唉声叹气说：“娃呀，”父母老家是陕西渭南，口音很重，“就是到了什么时候，你都要往开里想！”
我听明白了，她老人家是怕我自杀！
当时自杀太司空见惯了。父亲的通讯员何飞，就是因为抗美援朝回国时要求留到别的部队，“立了功再回国。”“文革”中作为“投敌分子”和“特务”，被打得死去活来，跳楼自杀摔断腿，出了医院再批斗，直到再次自杀成功。何叔叔我记得很清楚，他才比我大十多岁。
我当天被捕，是把我叫到工厂抓的。我离开家拐弯时回头，母亲还站在阳台上望着我。
后来一个邻居告诉我：你爸妈真了不得！抄家时，警察训你妈，你怎么养了这么个反革命儿子？你妈说，我只知道他到天安门悼念总理去了，如果周总理是反革命，我儿子就是反革命。一会儿，你爸抓药回来了，他一看这阵式说，呦，这是怎么啦，家里这么热闹？警察说，你是老干部，你怎么看你儿子的事？你爸说，我相信群众相信党。
这两个月来，白天连着晚上，我已受审四十多次了。他们把我这案子看得太重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子弟，又是领导班子成员，局里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不仅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如此顽固地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着干？肯定有后台、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
也许对深挖此案抱过高的期望，他们连剃头都有所保留——我一直留着寸头，而别的犯人则是清一色的光头。
负责我这案子的是三人预审小组，为首的四十多岁。他审问时，总是肯定我是年轻有为的干部，偶然犯了错误，而他总是在和社会上哪些人接触，以及我父亲哪些战友常到家里去这类问题上兜圈子，口气很温和。越是这样，我越发警惕。另两位都三十二、三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进大牢二十多天的一个晚上，照例过堂，只是刚进审讯室几分钟，忽然又进来五六个人，有穿制服，有穿便衣，为首的是个穿军装戴领章帽徽、约摸五十多岁的人，花白头发。是不是公安局长刘传新？我猜想着，不过至今也无法证实。刘是现役军人，但由于陷得太深，“四人帮”粉碎不久就自杀身亡了。
“花白头发”关心的仍是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我参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自发的，哪有什么组织与计划呢？至今看到官方在敏感问题动不动就讲“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什么的，我心里就发笑。
“花白头发”想方设法让我承认，我的矛头针对的不仅仅是江青，还有毛主席。
“江青同志是什么人？”
“是政治局委员。”
“还是什么人？”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还是什么人？”
我不吱声了。
“她是毛主席的什么人？”
“过去是主席夫人。”
“过去？现在呢？”
“现在我也说不清，社会上都传说，毛主席和她分居好几年了，反正这两年主席接见外宾，很少见她在场。”
我心里明白，只承认反江不承认反毛，我还能为自己辩护，如果都承认下来，我这案子立马就算结了。
“花白头发”一无所获，当他提到“你母亲岁数大了，还多病，你早点彻底交代，就能早点回家照顾你妈。”的确触到我的痛处。她一辈子含辛茹苦，我在家时还常惹她生气。一想到这儿，懊悔的眼泪就流下来。可有一点我始终相信，我父母和当兵的弟弟，还有看着我长大的父亲的战友及其儿女，绝不会把我当反革命看。
“花白头发”审了我以后，我的“待遇”升级了，把我从K字楼十多人的大牢房转到“王八楼”的单人牢房。那天是7月6日，朱德委员长辞世。
8月初，我这单人间又关进来一个。他姓李，18岁，瘦瘦黑黑的，是个刑事犯。混熟了，小李子透露了他的案情。有一天，他跑到居民楼，偷偷撬开一户人家，大衣柜上了锁，弄不开，便到厨房找到把斧头，几下就劈开了。正在此刻，有人捅门锁，他藏到门后。一位老太太领着两三岁的小女孩进来，这家伙突然闪出大吼一声，把老人吓得瘫倒在地，于是他夺路而逃。
“妈的，那次什么都没捞着。”小李子跟我显摆着，还带着惋惜的口气。
“操，好汉不欺妇孺，你也太损啦！”我说。
“我的班主任有一次家访，想告状，我没等他进门，堵在胡同口上去就给丫俩耳光，把他打跑了。哼，我怕谁呀！”他在向我证明，他不是专欺负老太太，连班主任也敢打。
“你丫谁都不怕，怎么进局子了？”
“别提了，那天哥们儿约好了在复兴门见面，我去了，操！哥们儿没见到，警察等着呢！”
我笑了：“你他妈就是一不知好歹的人！老师要帮你，你打老师，到现在都津津乐道。成天和狐朋狗友混，人家把你卖了，至今都想他。知道吗？你丫就是一傻逼！”
小李子冲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关进来那天，整个一个伤兵，头上胳膊都缠着绷带，我问他，他说是下车时不小心摔的。后来熟了，他才悄声告诉我，他原来在茶淀农场劳动教养，趁地震房倒屋塌时逃跑，又被抓了回来，罪上加罪，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关进监狱。他浑身的伤就是抓回来揍的。
不知为什么，看着小李子浑身的伤疤和孩子般的脸庞，我竟生出几分怜悯。开饭时我挑稍小的窝头，给他大点儿的。监狱里“闲饥难忍”，临到开饭前的时辰，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分咸菜，我也有意多给他点儿。虽微不足道，但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直呼其名，他称我大哥。小李子向家里要牙膏肥皂什么的，看守送来表格、蘸水笔和墨水瓶，他就从被子里揪出一小团棉花，吸足墨水给我——他知道我喜欢在手纸上写字。
有一天，闲得无聊，不知是谁开头，我们轻声哼起歌来，当然声音极小，只有我俩能听到，唱的是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他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唱《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他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唱《八角楼的灯光》，好像在对歌比赛，你来我往数回合，谁也没盖过谁。
小李子忽然停下来，他伸出舌头抿了抿嘴唇，又哼了一首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这小子也会唱这歌？这是一首节奏感强而有力的苏联进行曲——《共青团员之歌》。卫国战争年代，它曾激发了无数年轻人走向反法西斯战场，它也是新中国最流行的苏联歌曲之一。自从十几年前中苏撕破脸，尤其在“文革”中苏联成了中国的头号公敌，曾一度流行的苏联歌曲谁还敢唱？不过这两年，在插队的“知青”和留在城里的小青年中，又开始私下传唱苏联歌曲了。那年头会唱几支禁歌，算是很时髦的事。
小李子可是个刑事犯呀，又比我小七岁，会唱这首歌，让我大出意外。我情不自禁地跟他应和起来：“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接连唱了两遍副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一个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一个溜门撬锁的小流氓，竟然同时泪流满面。
9月9日，上午和往常没区别，天气烦躁，心情郁闷。
下午四点，似乎有一曲隐隐约约的哀乐随风从铁窗飘了进来，我心里一动，竖起耳朵。委婉低沉、动人心魄，没错，是哀乐，大概又是从陶然亭公园的高音喇叭传来的。
哪位去世了？难道是他？！我不敢这么想，又忍不住这么想。
年初，周恩来去世，带走了人们的希望，引发的群众抗争被政府镇压了下去。7月，年逾九旬的朱老总去世，他虽德高望重，但早已被政治中心边缘化，运动中没被打倒就算万幸了。剩下那个毛泽东却是十年内乱的始作俑者。他让一起奋斗多年的同志战友伤痕累累死无葬身之地，他让无数民众饥苦交迫相互杀戮东西南北遍地冤魂……毛泽东曾是一位革命领袖，现在他蜕变成一个戾王暴君。他早一天离开这世界，也许，这世界早一天就有希望。
哀乐后的广播无法听清，我焦躁不安。
过了一阵，又传来《国际歌》的合唱……对，是合唱，而且是包括三段歌词的合唱！毛死了！我确信无疑，朱德去世时除了开始的哀乐，最后仅演奏了《国际歌》的头一段，只有毛泽东能超过朱德的规格！
晚八点，犯人听广播的时间到了。
果然，播音员以极其悲痛的语调宣告：全国各族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我不再感到突然，只是一时间不知该怎样组织自己的表情才好。我知道，在此关键时刻，牢门上小窗的插板该打开了，那双鹰犬般的眼睛该出现了。
“哇——”让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是，靠墙坐着的小李子忽然嚎啕大哭，而且是像坟头前坐着的农村老妇人那样边哭边嚎：“毛主席呀毛主席！呜呜——我对不起您呀——呜——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呀……”
我自然哭不出来。看小李子那样子，想笑也不敢笑，我坐在地铺上赶紧用双臂抱着脑袋，把头埋向膝盖，双肩还时不时颤一下，作哭泣状。我心想，让你丫偷窥者看吧，表演谁还不会！
在那些日子里，我想得最多的是，毛以后谁上台？如果老一辈像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内元老掌权，很快我就会出去；如果江青一伙上台，就他妈彻底玩完了。要真是后一种情况，判了刑，老子就得想法子逃出去，走父辈的路——上山打游击！
报纸上每天都在追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发誓把无产阶级革命继续进行到底，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悼文唁电。而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些为毛守灵的传真照片，想从那些模糊不清的影像中，从那些一溜站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神情和姿态中，找到风云突变的蛛丝马迹！
记得有一天的照片，许世友昂首挺胸，穿着双布鞋，一副气哼哼谁都不服的样子，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好像看到了一线光明。
就这样，我一天天在希望和沮丧中煎熬。
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局势如前，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每晚半小时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各式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喋喋不休的誓言令人生厌，每篇文章都有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毛泽东临终嘱托，那就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前景，无论是国家的还是自己的，我已心灰意冷。
10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刊登了鲁迅的文章《八月的乡村》。鲁迅的文章我读了不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篇呢？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旗手在此文中把一个叫作“狄克”的人骂得狗血喷头。那年头，回顾历史都是为了针对现实，批孔老二也好，批宋江也罢，盖莫如此。
“狄克”何许人也？是江青？不对，那时她已到了延安。是姚文元？也不对，他年轻，还够不着。那么张春桥呢？啊，只有他，令人生疑！
我一丝惊喜。
紧接着又发现，自毛死后的每篇文章必有的“按既定方针办”黑体字，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内心又起波澜，但无法打听进一步的消息，也无法和小李子讨论。差不多十来天，苦思冥想，心急如焚，我几乎无法入睡。
大约在10月17或18号，外面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时不时还能听到嘈杂的口号声，但听不清口号内容。尤其到晚上，甚至半夜，仍能感到监狱外人声鼎沸。
小李子也察觉到了。他躺在地铺上，半睡半醒嘟囔道：“外面他妈怎么啦？是不是一直在敲鼓啊？”
“你听，不光敲鼓，还放鞭炮呢。”
“那又怎么啦？”
“可能又把谁揪出来了吧。”我说。今天揪出这个，明天揪出那个，已是这些年的常态。不管打倒了什么人，群众都要上街游行，大呼小叫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这次，我不敢说出自己的猜测，没有证据呀。
小李子打了个呵欠，叹了口气：“唉，不管他妈的揪出了谁，咱哥们儿也得待在这儿啃窝头啊！”
不过我心中有了几分底，群众上了街，说明一切水落石出。但仍旧惶惶不安，局势太复杂，万一我的判断不准呢？
第二天晚上，广播又该响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靠着墙，而是端坐在地铺上。
王八楼的通道静极了。
八点整，先奏《东方红》，接着是男播音员那洪亮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我党一举粉碎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话刚到这儿，我已经蹦了起来，突然转身，窜上一人多高的铁窗，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使出全身力气朝外喊：“胜利喽——胜利啦！”
几乎与此同时，楼上楼下竟是一片嗷嗷的欢呼声，有人高喊：“让我们一起和全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吧！”
嗷嗷声此起彼伏。
我一听，敢情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分子还真关了不少。
我叫喊了一阵，直到双手抓不住栏杆了才蹦下来。
坐回地铺，我激动地浑身发抖，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难以控制的发抖，上下牙不停地磕碰。
在墙边半靠半卧的小李子，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不敢吭声，他还以为我疯了呢！
正在这当口，铁门小窗的插板打开了，一对鹰犬般的眼睛盯着我。不过也就半分钟，他转去察看其它牢房了。当了多年看守，或许他从未见过那么多犯人同时如此激动，几乎把监狱的房顶掀翻，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约摸二十分钟后，我逐渐平静下来。新闻还没结束，刚才广播的盛大集会的内容，竟然没听进一句。
男播音员继续宣读：“我们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既然粉碎了“四人帮”，怎么还要批邓？看来，事情并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又过了半个钟头，通道那头响起“咔咔”的皮鞋声，似乎是两个人，由远而近。平时犯人们一听这声音就提心吊胆，不知道在哪儿停下来，打开哪个牢门。
这回打开的是我的牢门，果然是两个人。一个用食指指我，另一个喝道：“出来！”
我知道，算账来啦。
我被带到通道入口处的一间屋子，喝令我蹲在地上。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站着，都点着烟盯着我。
“刚才干什么呐？”
我看着他俩，没说话。
“问你呢！干什么呐？”站着的喝道。
“我激动。”
“你激动？”
“我的案子你们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你们应该能理解我。”
“理解你？别他妈想美事了！你们他妈闹事的时候，他们还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粉碎‘四人帮’，你以为你有功啊你！”站着的讥讽我说。
去你妈的，我心里恨恨的，没吱声。
“那我问你，”坐椅子的翘着二郎腿，“现在你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怎么看？”
这还真问住我了。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泽东钦定的，刚才广播中还在继续批邓呢。
我半天没说话，双方沉默着。
“说呀！”站着的厉声道。
“天安门事件不管怎么评价，反正我没参加反革命活动。”我嘟囔着。
沉默。
“我们警告你，”坐椅子的人开口了，“党有党法，监有监规，以后再发现你像刚才那样闹监，别怪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今天算饶你一次，听清了没有？”
我躲过一劫，旁边牢房的人却遭罪了。那是第二天，《人民日报》传到隔壁，犯人竟大声朗读关于北京百万军民庆祝游行的报道。一个看守很快就跑过来，厉声喝斥道：“不许大声念！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高兴！”
“有你们高兴的份儿吗？”
“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在高兴，我们为什么不能高兴？！”隔壁的犯人毫不示弱。
看守张口结舌。
争吵未继续下去，那看守匆匆走了，我以为他理屈词穷。过了几分钟，他又回来了，还带来个援兵。
隔壁牢门“哐当”被打开，一个犯人被拉了出来，随即锁上，我还以为要提审他呢。没想到，警察竟在通道里动起手来，几拳就把那人打倒。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蹲到铁门下，透过透气孔往外看。我的角度只能看到躺在地上的那人的后脑勺，还有警察的皮鞋。他们气喘吁吁，连踏带踹，就像蹂躏一个皮球。
打人打累了，他们把他左臂从肩上扳过去，把他右腿从下边扳过来，再用手铐把左手与右脚铐在一起。犯人疼得嗷嗷乱叫，像是被屠宰的猪，随后他被拖走了。
这个刑罚叫“苏秦背剑”，我早在大号里听说过。此时此刻，通道两侧牢房的所有犯人感同身受——这就是和全国人民一起高兴的代价。
而隔壁牢房的另一位也未能幸免，很快也被带走了。几年后我才知道他叫窦守芳，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因反江青入狱。他告诉我，那天他被押到楼下，耳鼓都被打坏了。头一位叫杨晓东，天安门事件著名长诗《告别》的作者。
12月2日，我和一批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在狱中集中起来，办了两天学习班。狱方说，根据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准备放你们出去。你们在天安门广场矛头针对江青他们，但当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中央！谁敢说你自己有先见之明？现在明确告诉你们，当初抓你们是对的，现在放你们也是对的！
特别警告，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对外讲，不要自以为是。上一批有两个家伙不听警告，前两天又抓了回来。
我的审讯员把审讯记录和抄家缴获的胶卷及其它材料，当着我的面一把火烧掉了。他们宣布，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也可以说是罪行，主要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回厂后，要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里，不老实的话，随时会给你重新戴上。
1976年12月4日，我走出半步桥监狱。
走出很远，再回头看那高墙铁网，百感交集。难道它就是无数人为理想奋斗的象征吗？反正，我是不会再回去了。
2011.6，于北京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