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半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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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1-10-13 16:29 | 作者: 贺延光

1951年出生,祖籍陕西渭南。1966年初中毕业,是北京92中第一批红卫兵。1968年赴黑龙江建设兵团插队四年。1973年在北京崇文区工厂六年。1979年调到共青团北京市委。1981年参与《北京青年报》复刊。从1983年起在《中国青年报》任高级记者。采访过中越边境冲突、SARS病毒及汶川大地震等重大新闻。

1976年7月,宣武区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

我穿着件短裤衩,上下赤裸着坐在地铺上,任凭汗水顺着脖颈流下,沿着前胸后背,直抵腰部,被隆起的腹沟阻隔,屁股下面,竟湿漉漉一片。

这种汗流浃背的状态,自进入炎热的夏季,从早上十点到半夜两点,几乎天天如此。

这间牢房最多也就六七平米,睡地铺能躺下三人,现在就我一个,地铺下面可塞进个脸盆。地铺外的空间不足两平米。我沿对角走8字型,大约小八步。墙角放着塑料桶,是给犯人大小便用的。牢门是铁皮包的,上方有个小窗,两个拳头大小,外有插板,有时看守打开小窗,观察动静。牢门下方有百叶窗似的透气孔,犯人蹲下再低点头,透过间隙,可看到外边通道有限的地面。地铺靠墙,墙上两米多高有个小窗。透过六根比拇指粗的铁栏杆,能看到几枝杨树叶,还能听到唧唧喳喳的麻雀叫。

7月27日晚,我像通常那样,把塑料脸盆放在地铺上,里面有早上洗漱剩下的半盆水。我蹲下洗完脸,用毛巾擦遍身子,再把溅在脸盆外的水擦干,这一天狱中生活的程序就结束了。

牢房里闷热的空气好像凝固了。我躺在光板地铺上,刚擦干的后背很快渗出汗来。我向左侧身,再向右侧身,辗转反复,大约折腾三四个钟头,才昏昏睡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被泼了一头水,一下子又一下,猛然惊醒,迷迷瞪瞪,这才发现是身边那脸盆中的脏水一波一波往外漾。

地震?对,就是地震!我反应过来,顿时充满恐惧。十年前邢台地震时,我15岁,还记得报纸上的传真照片,在灾区的周总理表情严峻;还记得我家屋中央那根吊着15瓦灯泡的电线,晃来晃去。

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穿上长裤。几乎同时,周围有人大叫:“地震了!地震啦!”还有人啪嗒拍门,伴着哭腔喊:“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我穿好鞋,光着膀子坐在地铺上,忐忑不安,但心里还算明白,跑是跑不出去的,听天由命吧。好在没有进一步恶化,但觉是不敢睡了。

天亮了,铁窗外的汽车鸣笛声显然比往日密集。由于狱中极静,犯人的耳朵变得异常敏感,捕捉窗外的任何动静。到了下午,不断从窗外传来高音喇叭声,虽听不清讲什么,但短促、急切,甚至声嘶力竭。我所在的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离陶然亭公园不远。频繁来往的汽车,大概忙于救灾。可能在公园安装了高音喇叭,恐怕那里成了居民的疏散地。看来灾情严重,我相信这个判断八九不离十。

晚八点,通道里的扩音器按时响了。《东方红》乐曲后开始播放新闻,这是犯人们统一的政治学习时间,也是我们接收外界讯息的唯一渠道。要说每天上午会有一份《人民日报》从牢门下塞进来,大约读半小时,再传给别的牢房,但报纸的消息通常比广播晚。

广播的头条新闻是唐山爆发大地震,损失严重,人民解放军的救灾部队已迅速赶往灾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一定能够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战胜这场自然灾害。至于这场灾难到底死了多少人,并没有任何报道,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门儿,依然如故。

随后两天,远处的汽车声和高音喇叭声接连不断,不再那么刺耳,但让人心烦意乱。我有些坐不住了,终于蹲到牢门的透气孔处,鼓足勇气喊了一声:“报告队长!”

报告队长,就是报告警察、报告政府的意思。我也不知什么时候立的规矩,犯人一律称警察为队长。

听了听,通道里没动静。我提高了点儿声调:“报告队长!”

一双皮鞋走动的声音,他显然听见了,走了过来。

“哐当”一声,牢门打开了,我看见看守铁青的脸。

“报告队长……”下面的话还没说出口,脸上重重挨了一拳。由于毫无防备,这一拳让我倒退一步,被地铺绊倒,仰身摔去,后脑勺磕到墙上,顿时眼冒金星。

我双手用力撑起身,愤愤地嘟囔问:“你为什么打人?”

“打人?叫你他妈的大声叫!”

“……”我怔了一下,竟不知怎么回答。

在监狱,常能听到哭爹叫娘般的嚎叫,还有女人凄婉悲凉的歌声。不难分得出来,哪个是在被队长们“修理”,哪个是犯人之间的厮打,哪个是精神病人的自我“狂欢”。我住K字楼大牢房时,一个小伙子半夜撒尿,故意把睡在塑料桶旁的老头用尿浇醒,在老人的哭腔中众人大笑。我一直告诫自己,要遵守监规,犯不着吃眼前亏。

“说!”看守大吼一声。

“好多天没提审我了。我知道你们很忙。反正现在还没人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全国人民都在抢险救灾。唐山地震。我还是个党员。能不能让我干点事儿,在监狱里干就行。”脑袋依然嗡嗡响,我语无伦次地说。

“嘿嘿,你他妈还是党员?”看守奸笑着,“你他妈的是反革命!告诉你,别妄想着趁地震耍心眼儿!当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说完,“哐”地一声,锁上铁门,走了。

我半躺在地铺半靠着墙上,耷拉着脑袋——妈的,这叫什么事啊!

我1951年出生在军队家属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共产党的传统教育。记得小时候,在机关食堂吃饭,人们逗我,让我讲话,我就蹦到凳子上,挥舞着拳头学着首长的口气:“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说完撒腿就跑,后面一片掌声笑声。

我在内蒙包头上小学,四五年级正赶上中苏论战,收音机报纸上都是批判原来的“老大哥”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有一回,语文老师让我们用“毕竟”这个词造句,我就写下了“斯大林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令老师刮目相看,还作为范文在班里讲评。像什么“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连我这个小学生也能随口说出来,它们都出自著名的“九评”。

大饥荒时期,尽管我父亲那个级别有点儿细粮和黄豆的补助,尽管母亲精打细算,我和弟弟仍然从早到晚饥肠包辘辘。弟弟比我小两岁,我们吃饭常打架,就因为一小盘土豆丝,我一筷子夹两根,他一筷子夹三根,比我多,我的拳头就上去了。

有一次去找某局长的儿子玩,我发现他家厨房小碗里泡着块核桃般大小的肉,趁没人注意,就一口塞进嘴里,怎么都咬不动,原来是生肉,我绝不吐出来,愣是硬把它咽进肚里,眼泪都憋出来了。此后,我再没去过他家,做贼心虚啊。

我和同学到离家不远的沙坑去玩,常常发现被丢弃掩埋的婴儿,有男有女。那时我们哪知道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还以谁先发现婴儿尸体逞能。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期《中国儿童报》的“小虎子”专栏登了一幅画,小虎子站在人民公社大食堂门口,手持喇叭向小朋友们宣布:从明天起,吃饭不要钱啦!

读小学时,我在父亲单位的俱乐部看了不少电影,像《钢铁战士》、《战斗里成长》、《战火中的青春》、《南征北战》等,给我很深的影响——革命战士都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锻炼成长的。即使在和平年代,少年英雄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生产队的辣椒,在英勇搏斗中牺牲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毛主席,这些概念从小植根于我内心深处。

机会终于来了。

1966年,我们家因父亲调动搬到北京两年多。我在92中读书,不知是因为北京教学质量高,还是因为贪玩,反正学习成绩远不如读小学的时候。考不好,老师批,家长揍,尤其是俄语和数学差得更远,上学成了我的负担。最后一个学期进入中考复习,但能否考上高中,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正处在焦虑状态,文化大革命如疾风暴雨,突如其来。

“文革”让我处于莫名的兴奋中。“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斗私批修”、“造反有理”了,天天都跟过节似的。父亲17岁投奔延安,参加八路,我现在15岁,可谓生逢其时!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同总攻的信号弹。孟校长身体不好,常在家养病,被勒令回校接受批判。这位北平老地下党自然成了“叛徒”,他和一些男女老师都被剃了“阴阳头”,一边敲着脸盆在操场上转圈,一边唱着《牛鬼蛇神嚎歌》。

八月上旬,我和同学到天津“破四旧”,我们抄了个天主教堂,把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把一堆教袍堆在院里焚烧。

我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弟,最早加入了红卫兵。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作为我们学校十几个红卫兵的代表,登上东侧的观礼台。和所有人一样,我挥舞着红宝书喊啊跳啊。毛泽东走向城楼东侧,离我们很近,无奈我是近视眼,只看见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

1968年春天开始征兵,来我们学校的是38军,我们都知道这是林彪四野的王牌军。在学校“军训团”领导下,我已是红卫兵中队长了,军代表器重我,部队带兵的干部还家访,和我父亲相谈甚欢,我和家人都认为,当兵这事儿是板上钉钉了。

谁料到恰在这时,中央又揪出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卫戍司令傅崇碧,父亲是晋察冀山头的,也糊里糊涂受到牵连,成了“走资派”,靠边站。政审不合格,当兵入伍自然泡了汤。这事对我是沉重打击,情绪一落千丈。

当不了兵,就去兵团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是毛主席的号召。中学有篇课文叫《雁窝岛》,描述北大荒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我去了黑龙江,随身带的最贵重的是父亲给我买的两波段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到那儿我才知道,它能收到“美国之音”和苏联“红旗广播电台”,但杂音大,我也很少偷听,那罪名足以被关进监狱。

我的思想真正开始变化,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

那时我已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年半,入党提干,是26团特务连副指导员。我们团和其他几十个团不一样,是在中苏边境珍宝岛冲突事件后新组建的,由各团选派的清一色小伙子,专门担负战备值班任务,以打坑道和军事训练为主。除了没有领章帽徽,连武器装备都和部队一样,营以上干部全是现役军人。

9月14日,我们接到一级战备命令。每个人除了必备的,其它都打好行李交给后勤统一管理,绑腿也缝成袋子,灌满炒熟的高粱米。晚上睡觉抱着抢,不能铺被褥,不能脱衣服。那季节夜里很冷了,农民房又没暖气,冻得根本睡不着。但人人都很兴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天,枪未打响,战备也没解除的迹象,士气却有些松懈了。突然,团部通知连以上干部集中到几十公里远的佳木斯,参加重要会议,我们还以为是部署作战计划呢。

我们驻扎在佳木斯边一个叫东南岗的地方,那是军队遗弃的旧营房。那天周围布置了岗哨,戒备森严。我们百十号人集中到一间大房子,盘腿分坐在两边通铺上,中间通道放了张学生用的小课桌。大家拿出笔和本,准备开会。

团长进来了,他披着件军大衣,扫了一眼,厉声道:“不准记录!”

他坐在课桌后的椅子上,没一句开场白,也没一点表情,打开文件夹,用山东腔一字一句地念:“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年第57号,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各大军区党委、各野战军党委……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啊?!我们全傻了!

空气瞬间凝固。就在一愣神儿的当口,我们坐的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口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地上,顿时人仰马翻。

要在平时,还不嘻嘻哈哈哄闹一阵,可此刻谁也不敢吱声,赶紧就地坐好,竖着耳朵继续听文件。

林彪可是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副统帅,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啊?突然,林彪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要谋害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起精心编织了五年的神话,一下子被撕成碎片。

开了一个礼拜的会,公布了“林彪反党集团”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甚至披露了几年前毛泽东对林彪的野心有所察觉而给江青的信,但所有证据,似乎很难自圆其说。虽然大家表态时义愤填膺,但心里仍疑虑重重。一位知心好友私下悄悄跟我说:“不会吧?林副主席会不会被别人绑架啦?”那阵子,林彪事件在社会上还未公开,我们上街看电影,电影院还挂着毛林并肩在天安门上的宣传画,橱窗还展示着江青化名大海拍摄的林彪学毛选的特写照片,让我毛骨悚然。

在黑龙江四年多,我因“特困”回到北京。刚在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当了半年工人,就被提拔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及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为什么选中我?一是领导班子必须“老、中、青”三结合;二是我在兵团入党提干,表现不错;三是干部子弟,父亲已解脱——根红苗正。

那年代的工厂,政治第一,学习第一,生产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要说我只是个学徒工,但在领导岗位上,我负责政工和共青团,一天到晚不是组织别人学习,就是被派到区党校或各种学习班受训。这样一来,我有机会多读了些书。我经常光顾永定门外一家内部书店,那里有供批判参考的内部书籍,像《你到底要什么》、《白轮船》、《热的雪》等。

“文革”乱了七八年,今天揪出“王、关、戚”,明天打倒“杨、余、傅”,昨天你在台上批我,今天我上台斗你,不仅国家主席成了“叛徒、内奸”,连和他握过手的劳动模范也成了“工贼”。循环往复的运动,已逐渐失去最初的魅力,再加上长时期的物质匮乏,连火柴和肥皂这类日用品都凭票供应,致使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怨声载道。“九一三”林彪事件成了开启人们独立思考之门的钥匙——越来越普遍的怀疑的阴影。我们认为,年事已高的毛泽东,被新贵们架空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复出。他一上来,就大刀阔斧搞整顿,雷厉风行,稳住了国家日益衰败的颓势,迎合了人心思定的愿望——无论国家命运还是个人前途,重新看到一线曙光。

但好景不长,邓小平又挨批了,从批电影《海霞》、《创业》到《水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运动的矛头不仅指向邓,还有背后的周恩来和一批老革命家。很多人清醒了,忧心重重。小道消息满天飞。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以毛泽东和党中央名义进行的,但这时威望已大不如前了。我们在一起经常议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没把王洪文当回事,他不就一工人嘛?我私下对朋友们说:”毛主席要是把江青揪出来,他的威信不会低,只会高!“

那段时间,我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来家里,总是叫我出去,把房门关上,好像在开秘密会议。

中央发文件追查谣言,说七、八、九三个月谣言四起,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些传言,一是讽刺意味浓,二是引起普遍共鸣,两个前提缺一不可,要不怎么能传播那么快呢。

我们被组织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不看还好,越看越觉得邓小平和他的“四条汉子”——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个个都棒。

我所处的位置想躲都躲不了,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就要对批邓表态。无论在厂里、局党委会上,还是在私下场合,我的调子总是和中央精神不一致,甚至说了很“反动”的话。我特别自信,多数人和我的观点一样,尽管他们不便公开表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更岌岌可危。“四人帮”执掌的舆论工具在举国悲痛的时刻幸灾乐祸,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重头文章《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明目张胆地挑战民意。接着,上海《文汇报》纪念学雷锋,唯独不发周恩来的题词,报纸电台反而开足马力大批“投降派”,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一派是王张江姚代表的“文革”新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家将无休止地动乱下去;一派是标志性人物邓小平代表的实干家,摆脱内乱,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人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1976年清明节,人们不约而同走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开国总理周恩来,同时迸发对批邓的不满和对江青一伙的愤恨。

3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署名“北京工人理论组”的文章,虽未点名,矛头直指江青,路人皆知。

4月1日上午,我带领我们厂80多名团员和青年,抬着自制的大花圈,列队来到广场。尽管受到便衣的盘问,我们的悼念仪式依旧按计划举行。我当众高声宣读我写的悼词:“……我们宣誓:我们要坚决和那些表面上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虽然通篇不少“文革”通行语言,但字里行间矛头指向,很容易引起共鸣。如“奇装异服”,显然是指江青,在那个服装单一的年代,只有江青总穿着布拉吉连衣裙。

周围的人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当仪式最后唱国际歌时,已成了数百人大合唱,甚为悲壮。

我们肯定是最早的集体行动之一,当然受到特别的关注。我对上级——崇文区工业局党委没什么可隐瞒的,一切都是公开的。

那些天,悼念周恩来的队伍如同破堤的洪流,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北京日报》试图将悼念活动视为封建礼教,发表了《清明是鬼节》的文章,广场就出现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著名诗句。晚上,官方把纪念碑周围的花圈祭文清扫干净;早上,更多的花圈又摆满了广场,重型机械厂还用吊车运来特制的钢筋花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以悼念周总理为名义的群众集会,这是新中国成立26年以来,第一次对独裁专制自发的大规模群众性抗争。

我每天去广场多次。同事和朋友之间第一件事,就是传递广场的新闻。有一天,我在十六开纸上写下六七个问题,如“为什么有人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矛头究竟对着谁?”“三个人的‘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三十亿人民的幸福吗?”“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统统称为‘还乡团’和‘走资派’上台,不是在否定党的干部政策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是对列宁所说的我们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为什么枪杆子打江山,笔杆子要抢江山?”……我和厂里的朋友孙正一、陈瑞商量好,在人头攒动的纪念碑下,由他俩左右掩护,我把它贴在汉白玉栏杆上,随后迅速转移。

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要求停止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和中央保持一致,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并追查攻击中央领导的谣言。我发言说:“悼念周总理有什么错?为什么要压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文汇报》出现贬低和攻击周总理的言论不追查?我认为,《文汇报》的问题应该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负责!”我没点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是张春桥。

我发言时没人吭气,气氛很紧张,谁都知道这是在跟中央精神对着干。主持会的领导匆匆宣布散会,把我单独留下。他说:“如果前一段想不通,还是认识问题,但是不要再坚持了,要悬崖勒马,再坚持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上不忍心看着一个年轻干部就这样走向反面。”

当时我判定,大多数领导和我的想法一样,只不过身在官场言不由衷而已。我讲的话没什么理论高度,只是从常识上觉得自己没错。此时,领导、同事和朋友对我的担忧和劝告,反而鼓足了我的勇气: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们还要怎样?再也不能退了,必须得有一批人站出来!

4月5日晚,我在父亲的老战友家吃饭聊天。老头儿在军委工作。他指点着墙上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游行的宽幅照片,突然嚷了一句:“妈的!耻辱,简直是耻辱!”

大概九点多,我骑车回家,沿三座门经南池子往南走,发现一辆接一辆的解放卡车开向天安门方向,车上坐满头戴柳条帽、手持长镐把的工人。我紧蹬自行车追了上去,高声问:“嗨!这是去哪儿?”汽车上有人答道:“广场!操他妈的!”他不是骂我,是在发牢骚。

到了广场,气氛已极其紧张,高音喇叭一遍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他命令人们离开广场,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号召革命群众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坚决反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不知道吴德讲话是从何时开始播放的,广场上的人比头几天少多了,但纪念碑周围仍聚集着上千人。

显然,谁也没察觉到警察和工人民兵正暗中调动,刚才车上民兵那句发牢骚的脏话给了我错觉,并未意识到镇压即将开始。把自行车支在一旁,我挤进了人群。有人在朗诵诗歌,有人在发表演讲,还有人高呼“打倒当代秦始皇!”我心里一惊:人们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突然有人大叫:“警察!广场被包围啦!”一下子,人们四散逃跑,我打了个冷颤,如梦初醒,蹬上自行车飞快地朝南冲去。再回头,只见头戴大盖帽、身扎武装带的警察,从东西两侧分四路纵队,齐刷刷地跑步过来。好险!只差二十多米,我就被他们圈进去了。

4月7日,中央正式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广场恢复了平静,但追捕反革命分子的清查运动却紧锣密鼓。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白色恐怖。

我们厂进驻了专案组。责令我停职检查。这样僵持了一个月,我自知在劫难逃。

那阵子,母亲糖尿病四个加号,父亲从山西干校请假回来看望母亲。他为我担忧:“怎么样,能过关吗?”我说:“恐怕够呛。”他说:“可以口头做几句检讨,但要写书面的,不能给自己扣大帽子,白纸黑字,那就是证据了。”

我最担心的还是母亲。我姥爷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1927年在国共两党分裂时牺牲。母亲从小丧父,她遵照遗嘱读了几年书,又违背遗嘱裹了小脚。她十几岁就和父亲结了婚,没几天父亲跑到延安,十多年是死是活没消息,在婆家担惊受怕,受尽欺负。解放后母亲找到部队,好日子没过几天,却得了骨结核,睡了两年石膏床,锯掉两根肋骨,落下残疾,直不起腰,多年穿钢背心。我们家四口人在四个地方,我从东北转回北京,就是因为这个“特殊困难”。

5月6日,星期四,我们厂休息日。我心想,怎么也得跟母亲说说,总得让老人有个思想准备。“妈,万一我让他们抓起来,你也别担心,只要江青他们一垮台,我准能出来。”我好像胸有成竹,只能这样宽慰母亲。

母亲愁眉不展,唉声叹气说:“娃呀,”父母老家是陕西渭南,口音很重,“就是到了什么时候,你都要往开里想!”

我听明白了,她老人家是怕我自杀!

当时自杀太司空见惯了。父亲的通讯员何飞,就是因为抗美援朝回国时要求留到别的部队,“立了功再回国。”“文革”中作为“投敌分子”和“特务”,被打得死去活来,跳楼自杀摔断腿,出了医院再批斗,直到再次自杀成功。何叔叔我记得很清楚,他才比我大十多岁。

我当天被捕,是把我叫到工厂抓的。我离开家拐弯时回头,母亲还站在阳台上望着我。

后来一个邻居告诉我:你爸妈真了不得!抄家时,警察训你妈,你怎么养了这么个反革命儿子?你妈说,我只知道他到天安门悼念总理去了,如果周总理是反革命,我儿子就是反革命。一会儿,你爸抓药回来了,他一看这阵式说,呦,这是怎么啦,家里这么热闹?警察说,你是老干部,你怎么看你儿子的事?你爸说,我相信群众相信党。

这两个月来,白天连着晚上,我已受审四十多次了。他们把我这案子看得太重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子弟,又是领导班子成员,局里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不仅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如此顽固地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着干?肯定有后台、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

也许对深挖此案抱过高的期望,他们连剃头都有所保留——我一直留着寸头,而别的犯人则是清一色的光头。

负责我这案子的是三人预审小组,为首的四十多岁。他审问时,总是肯定我是年轻有为的干部,偶然犯了错误,而他总是在和社会上哪些人接触,以及我父亲哪些战友常到家里去这类问题上兜圈子,口气很温和。越是这样,我越发警惕。另两位都三十二、三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进大牢二十多天的一个晚上,照例过堂,只是刚进审讯室几分钟,忽然又进来五六个人,有穿制服,有穿便衣,为首的是个穿军装戴领章帽徽、约摸五十多岁的人,花白头发。是不是公安局长刘传新?我猜想着,不过至今也无法证实。刘是现役军人,但由于陷得太深,“四人帮”粉碎不久就自杀身亡了。

“花白头发”关心的仍是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我参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自发的,哪有什么组织与计划呢?至今看到官方在敏感问题动不动就讲“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什么的,我心里就发笑。

“花白头发”想方设法让我承认,我的矛头针对的不仅仅是江青,还有毛主席。

“江青同志是什么人?”

“是政治局委员。”

“还是什么人?”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还是什么人?”

我不吱声了。

“她是毛主席的什么人?”

“过去是主席夫人。”

“过去?现在呢?”

“现在我也说不清,社会上都传说,毛主席和她分居好几年了,反正这两年主席接见外宾,很少见她在场。”

我心里明白,只承认反江不承认反毛,我还能为自己辩护,如果都承认下来,我这案子立马就算结了。

“花白头发”一无所获,当他提到“你母亲岁数大了,还多病,你早点彻底交代,就能早点回家照顾你妈。”的确触到我的痛处。她一辈子含辛茹苦,我在家时还常惹她生气。一想到这儿,懊悔的眼泪就流下来。可有一点我始终相信,我父母和当兵的弟弟,还有看着我长大的父亲的战友及其儿女,绝不会把我当反革命看。

“花白头发”审了我以后,我的“待遇”升级了,把我从K字楼十多人的大牢房转到“王八楼”的单人牢房。那天是7月6日,朱德委员长辞世。

8月初,我这单人间又关进来一个。他姓李,18岁,瘦瘦黑黑的,是个刑事犯。混熟了,小李子透露了他的案情。有一天,他跑到居民楼,偷偷撬开一户人家,大衣柜上了锁,弄不开,便到厨房找到把斧头,几下就劈开了。正在此刻,有人捅门锁,他藏到门后。一位老太太领着两三岁的小女孩进来,这家伙突然闪出大吼一声,把老人吓得瘫倒在地,于是他夺路而逃。

“妈的,那次什么都没捞着。”小李子跟我显摆着,还带着惋惜的口气。

“操,好汉不欺妇孺,你也太损啦!”我说。

“我的班主任有一次家访,想告状,我没等他进门,堵在胡同口上去就给丫俩耳光,把他打跑了。哼,我怕谁呀!”他在向我证明,他不是专欺负老太太,连班主任也敢打。

“你丫谁都不怕,怎么进局子了?”

“别提了,那天哥们儿约好了在复兴门见面,我去了,操!哥们儿没见到,警察等着呢!”

我笑了:“你他妈就是一不知好歹的人!老师要帮你,你打老师,到现在都津津乐道。成天和狐朋狗友混,人家把你卖了,至今都想他。知道吗?你丫就是一傻逼!”

小李子冲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关进来那天,整个一个伤兵,头上胳膊都缠着绷带,我问他,他说是下车时不小心摔的。后来熟了,他才悄声告诉我,他原来在茶淀农场劳动教养,趁地震房倒屋塌时逃跑,又被抓了回来,罪上加罪,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关进监狱。他浑身的伤就是抓回来揍的。

不知为什么,看着小李子浑身的伤疤和孩子般的脸庞,我竟生出几分怜悯。开饭时我挑稍小的窝头,给他大点儿的。监狱里“闲饥难忍”,临到开饭前的时辰,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分咸菜,我也有意多给他点儿。虽微不足道,但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直呼其名,他称我大哥。小李子向家里要牙膏肥皂什么的,看守送来表格、蘸水笔和墨水瓶,他就从被子里揪出一小团棉花,吸足墨水给我——他知道我喜欢在手纸上写字。

有一天,闲得无聊,不知是谁开头,我们轻声哼起歌来,当然声音极小,只有我俩能听到,唱的是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他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唱《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他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唱《八角楼的灯光》,好像在对歌比赛,你来我往数回合,谁也没盖过谁。

小李子忽然停下来,他伸出舌头抿了抿嘴唇,又哼了一首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这小子也会唱这歌?这是一首节奏感强而有力的苏联进行曲——《共青团员之歌》。卫国战争年代,它曾激发了无数年轻人走向反法西斯战场,它也是新中国最流行的苏联歌曲之一。自从十几年前中苏撕破脸,尤其在“文革”中苏联成了中国的头号公敌,曾一度流行的苏联歌曲谁还敢唱?不过这两年,在插队的“知青”和留在城里的小青年中,又开始私下传唱苏联歌曲了。那年头会唱几支禁歌,算是很时髦的事。

小李子可是个刑事犯呀,又比我小七岁,会唱这首歌,让我大出意外。我情不自禁地跟他应和起来:“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接连唱了两遍副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一个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一个溜门撬锁的小流氓,竟然同时泪流满面。

9月9日,上午和往常没区别,天气烦躁,心情郁闷。

下午四点,似乎有一曲隐隐约约的哀乐随风从铁窗飘了进来,我心里一动,竖起耳朵。委婉低沉、动人心魄,没错,是哀乐,大概又是从陶然亭公园的高音喇叭传来的。

哪位去世了?难道是他?!我不敢这么想,又忍不住这么想。

年初,周恩来去世,带走了人们的希望,引发的群众抗争被政府镇压了下去。7月,年逾九旬的朱老总去世,他虽德高望重,但早已被政治中心边缘化,运动中没被打倒就算万幸了。剩下那个毛泽东却是十年内乱的始作俑者。他让一起奋斗多年的同志战友伤痕累累死无葬身之地,他让无数民众饥苦交迫相互杀戮东西南北遍地冤魂……毛泽东曾是一位革命领袖,现在他蜕变成一个戾王暴君。他早一天离开这世界,也许,这世界早一天就有希望。

哀乐后的广播无法听清,我焦躁不安。

过了一阵,又传来《国际歌》的合唱……对,是合唱,而且是包括三段歌词的合唱!毛死了!我确信无疑,朱德去世时除了开始的哀乐,最后仅演奏了《国际歌》的头一段,只有毛泽东能超过朱德的规格!

晚八点,犯人听广播的时间到了。

果然,播音员以极其悲痛的语调宣告:全国各族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我不再感到突然,只是一时间不知该怎样组织自己的表情才好。我知道,在此关键时刻,牢门上小窗的插板该打开了,那双鹰犬般的眼睛该出现了。

“哇——”让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是,靠墙坐着的小李子忽然嚎啕大哭,而且是像坟头前坐着的农村老妇人那样边哭边嚎:“毛主席呀毛主席!呜呜——我对不起您呀——呜——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呀……”

我自然哭不出来。看小李子那样子,想笑也不敢笑,我坐在地铺上赶紧用双臂抱着脑袋,把头埋向膝盖,双肩还时不时颤一下,作哭泣状。我心想,让你丫偷窥者看吧,表演谁还不会!

在那些日子里,我想得最多的是,毛以后谁上台?如果老一辈像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内元老掌权,很快我就会出去;如果江青一伙上台,就他妈彻底玩完了。要真是后一种情况,判了刑,老子就得想法子逃出去,走父辈的路——上山打游击!

报纸上每天都在追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发誓把无产阶级革命继续进行到底,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悼文唁电。而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些为毛守灵的传真照片,想从那些模糊不清的影像中,从那些一溜站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神情和姿态中,找到风云突变的蛛丝马迹!

记得有一天的照片,许世友昂首挺胸,穿着双布鞋,一副气哼哼谁都不服的样子,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好像看到了一线光明。

就这样,我一天天在希望和沮丧中煎熬。

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局势如前,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每晚半小时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各式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喋喋不休的誓言令人生厌,每篇文章都有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毛泽东临终嘱托,那就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前景,无论是国家的还是自己的,我已心灰意冷。

10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刊登了鲁迅的文章《八月的乡村》。鲁迅的文章我读了不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篇呢?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旗手在此文中把一个叫作“狄克”的人骂得狗血喷头。那年头,回顾历史都是为了针对现实,批孔老二也好,批宋江也罢,盖莫如此。

“狄克”何许人也?是江青?不对,那时她已到了延安。是姚文元?也不对,他年轻,还够不着。那么张春桥呢?啊,只有他,令人生疑!

我一丝惊喜。

紧接着又发现,自毛死后的每篇文章必有的“按既定方针办”黑体字,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内心又起波澜,但无法打听进一步的消息,也无法和小李子讨论。差不多十来天,苦思冥想,心急如焚,我几乎无法入睡。

大约在10月17或18号,外面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时不时还能听到嘈杂的口号声,但听不清口号内容。尤其到晚上,甚至半夜,仍能感到监狱外人声鼎沸。

小李子也察觉到了。他躺在地铺上,半睡半醒嘟囔道:“外面他妈怎么啦?是不是一直在敲鼓啊?”

“你听,不光敲鼓,还放鞭炮呢。”

“那又怎么啦?”

“可能又把谁揪出来了吧。”我说。今天揪出这个,明天揪出那个,已是这些年的常态。不管打倒了什么人,群众都要上街游行,大呼小叫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这次,我不敢说出自己的猜测,没有证据呀。

小李子打了个呵欠,叹了口气:“唉,不管他妈的揪出了谁,咱哥们儿也得待在这儿啃窝头啊!”

不过我心中有了几分底,群众上了街,说明一切水落石出。但仍旧惶惶不安,局势太复杂,万一我的判断不准呢?

第二天晚上,广播又该响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靠着墙,而是端坐在地铺上。

王八楼的通道静极了。

八点整,先奏《东方红》,接着是男播音员那洪亮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我党一举粉碎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话刚到这儿,我已经蹦了起来,突然转身,窜上一人多高的铁窗,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使出全身力气朝外喊:“胜利喽——胜利啦!”

几乎与此同时,楼上楼下竟是一片嗷嗷的欢呼声,有人高喊:“让我们一起和全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伟大的时刻吧!”

嗷嗷声此起彼伏。

我一听,敢情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分子还真关了不少。

我叫喊了一阵,直到双手抓不住栏杆了才蹦下来。

坐回地铺,我激动地浑身发抖,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难以控制的发抖,上下牙不停地磕碰。

在墙边半靠半卧的小李子,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不敢吭声,他还以为我疯了呢!

正在这当口,铁门小窗的插板打开了,一对鹰犬般的眼睛盯着我。不过也就半分钟,他转去察看其它牢房了。当了多年看守,或许他从未见过那么多犯人同时如此激动,几乎把监狱的房顶掀翻,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约摸二十分钟后,我逐渐平静下来。新闻还没结束,刚才广播的盛大集会的内容,竟然没听进一句。

男播音员继续宣读:“我们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既然粉碎了“四人帮”,怎么还要批邓?看来,事情并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又过了半个钟头,通道那头响起“咔咔”的皮鞋声,似乎是两个人,由远而近。平时犯人们一听这声音就提心吊胆,不知道在哪儿停下来,打开哪个牢门。

这回打开的是我的牢门,果然是两个人。一个用食指指我,另一个喝道:“出来!”

我知道,算账来啦。

我被带到通道入口处的一间屋子,喝令我蹲在地上。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站着,都点着烟盯着我。

“刚才干什么呐?”

我看着他俩,没说话。

“问你呢!干什么呐?”站着的喝道。

“我激动。”

“你激动?”

“我的案子你们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你们应该能理解我。”

“理解你?别他妈想美事了!你们他妈闹事的时候,他们还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粉碎‘四人帮’,你以为你有功啊你!”站着的讥讽我说。

去你妈的,我心里恨恨的,没吱声。

“那我问你,”坐椅子的翘着二郎腿,“现在你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怎么看?”

这还真问住我了。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泽东钦定的,刚才广播中还在继续批邓呢。

我半天没说话,双方沉默着。

“说呀!”站着的厉声道。

“天安门事件不管怎么评价,反正我没参加反革命活动。”我嘟囔着。

沉默。

“我们警告你,”坐椅子的人开口了,“党有党法,监有监规,以后再发现你像刚才那样闹监,别怪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今天算饶你一次,听清了没有?”

我躲过一劫,旁边牢房的人却遭罪了。那是第二天,《人民日报》传到隔壁,犯人竟大声朗读关于北京百万军民庆祝游行的报道。一个看守很快就跑过来,厉声喝斥道:“不许大声念!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高兴!”

“有你们高兴的份儿吗?”

“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在高兴,我们为什么不能高兴?!”隔壁的犯人毫不示弱。

看守张口结舌。

争吵未继续下去,那看守匆匆走了,我以为他理屈词穷。过了几分钟,他又回来了,还带来个援兵。

隔壁牢门“哐当”被打开,一个犯人被拉了出来,随即锁上,我还以为要提审他呢。没想到,警察竟在通道里动起手来,几拳就把那人打倒。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蹲到铁门下,透过透气孔往外看。我的角度只能看到躺在地上的那人的后脑勺,还有警察的皮鞋。他们气喘吁吁,连踏带踹,就像蹂躏一个皮球。

打人打累了,他们把他左臂从肩上扳过去,把他右腿从下边扳过来,再用手铐把左手与右脚铐在一起。犯人疼得嗷嗷乱叫,像是被屠宰的猪,随后他被拖走了。

这个刑罚叫“苏秦背剑”,我早在大号里听说过。此时此刻,通道两侧牢房的所有犯人感同身受——这就是和全国人民一起高兴的代价。

而隔壁牢房的另一位也未能幸免,很快也被带走了。几年后我才知道他叫窦守芳,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因反江青入狱。他告诉我,那天他被押到楼下,耳鼓都被打坏了。头一位叫杨晓东,天安门事件著名长诗《告别》的作者。

12月2日,我和一批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在狱中集中起来,办了两天学习班。狱方说,根据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准备放你们出去。你们在天安门广场矛头针对江青他们,但当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中央!谁敢说你自己有先见之明?现在明确告诉你们,当初抓你们是对的,现在放你们也是对的!

特别警告,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对外讲,不要自以为是。上一批有两个家伙不听警告,前两天又抓了回来。

我的审讯员把审讯记录和抄家缴获的胶卷及其它材料,当着我的面一把火烧掉了。他们宣布,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也可以说是罪行,主要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回厂后,要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里,不老实的话,随时会给你重新戴上。

1976年12月4日,我走出半步桥监狱。

走出很远,再回头看那高墙铁网,百感交集。难道它就是无数人为理想奋斗的象征吗?反正,我是不会再回去了。

2011.6,于北京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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