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知识分子在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止个人，而是差不多全体，一致地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行，造成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回顾20世纪的中国，这样的错误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其一，是对于自己语言文字的认知。受欧洲十九世纪语言学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汉语汉字落后，为此发动了激进的白话文运动，竭力推动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虽以失败告终，却人为地废除了文言，隔断了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导致民族书面表达能力的普遍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系列后果。其二，对于宗教的认知和判断。知识分子接受了唯物主义无神论，将其视作科学的对立面加以克服，多数人执迷不悟。国家政权以某种粗糙简化的无神论加给社会各阶层，割裂了本民族世代相传的信仰和价值皈依，造成大面积意义真空，导致虚无主义、权力至上主义、拜金主义横行于世。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家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三类：孤立语、粘着语、曲折语，并认为代表了语言进化的三个阶段。汉语被认为是孤立语的典型，代表发展的低级阶段，与此对应的文字分类是：表意——意音——表音，或者复杂一些的方案——字符与音符并用的文字（阿卡德文字、埃及文字、赫梯文字、汉字），音节文字（日文），字母文字（希腊、希伯来、拉丁文字），并认为此三种类型代表了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这一有害的语言文字进化论，后来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却曾经被五四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奉为真理。白话文运动的发起和走向，即是对此一知识伪命题的激烈反响。胡适、鲁迅那代人相信，中国的汉字既然落后有待于进化成拼音文字，那么还是早点动手做些准备工作。汉字拼音化的最大障碍是单音节词较多，同音字多，尤其文言文，假如以拼音写出来，根本无法辨认。白话文与文言显著的差异在于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占主导地位，拼音以词为单位而不以字为单位，这样有助于解决同音字的问题，但实际上仍然无法解决。出于这样的考虑，白话文运动一呼百应地鼓动起来，其于“言文一致”的狂热追求，最能体现此拼音化汉字的终极目标。1949年新政权建立，有了一个国务院直属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职能部门负责这项工作，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基本方针仍然明确指出，要走世界语言的拼音化的共同道路，怎么走法，谁也不知道，但却依然坚信这一方向。近一个世纪时间，从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汉语汉字，变成了临时替代品，我们是过渡的一代，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母语，又如何期待伟大的作品问世？简化字方案的仓促推广，也是这个原因。有文字学家站出来指出简化字破坏了汉字的理据性，混淆了那些被合并的字，这是事实。既然是即将淘汰的文字，无可珍惜，对语言文字是这个态度，于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也是这个态度，拆古迹，拆城墙，只要能拆的，几乎全部被拆掉了。
人类的语言至少有十至三十万年以上历史，但文字的历史较短，不到万年。许多民族创造过自己的原始文字，只有极少数民族的文字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早期人类借助于成熟的符号系统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实际上并不关心这些符号的来源。希伯来文字和希腊文字，包括后起的拉丁文字，都不是自源性文字，西方世界现在普遍使用的拼音文字，它的基础——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的。1923年考古发现的比布鲁斯字母（Byblos alphabet）已有22个，腓尼基人从公元前15世纪就开始使用字母拼写他们的语言。英文“圣经”（Bible）一词的语源，即“比布鲁斯”（书本）。
汉字从诞生之日起，是中国先民用来记录汉语的，不仅统摄了极端复杂多样的汉语方言，且在历史演进中被自己的邻国日本、朝鲜、越南借用以记录其本国语言，此即所谓汉字文化圈。十九世纪之后，上述三国有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文字改革运动，用力不等，成果差异很大。腓尼基字母将自己贡献给世界的字母文字，在它的基础上诞生了两希文化，而腓尼基文字和文化却失传消亡了。
语言文字的进化论，与工具主义的语言文字观是孪生的观念。既然工具落后，换成先进的岂不可以来个跨越式发展，甚至一步到位，那么其极端主张者，就是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甚至废除汉语，采用“万国语”（世界语）。废除汉字或者汉字拼音化的呼声彻响，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在这样的呼声中诞生并成长起来，或说它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
不同的语言主体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世界中，具有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人类语言的根本差别不在于发音或称谓，而在于内部语言的语义模式，它决定这一语言的组织方式，是民族个性和文化精神的体现。如洪堡特所言，“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文字消亡，意味着文化的灭绝。如果说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不自觉地从事破坏自己文化的工作而不是建设和保护，是有充分根据的，知识的不足，导致集体上了语言进化论的当。
再说第二大知识迷误，关于宗教的认知和判断。黑格尔按照他的了解把人类的宗教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自然宗教，中国的宗教、印度教、佛教被他归入这一类，第二种他称之为具有精神个体性的宗教，即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宗教，第三类他认为是更高的综合，是绝对宗教，即基督教。实际上在他的分类当中，已经包含了评价，与他同时代的欧洲语言学家对于语言文字的分类，正好对应。我们既然百事不如人，干脆强调自己文化的无神论品格。这个迷误比第一个更为严重，更不易察觉。甚至在此新白话语境下（汪晖先生称“科学话语共同体”），不知该如何去表述这个问题。流行的观念是，宗教是人类初民在蒙昧时期对于神的一种“迷信”，由于科学的进步早已被认清，没有受过教育和无知的人才会迷信，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进步，宗教已然退出历史的舞台。文革当中发生过大量强迫神职人员还俗的运动，破坏教堂寺庙，捣毁圣像，焚烧经书圣书，这些持续的事件，几乎将宗教留存的痕迹从中国土地上消灭净尽了。幸存下来的教堂、佛寺、道观多为建筑，后在商业潮流下变身为旅游景点名胜古迹，宗教活动的功能，多数场所是缺失的。宗教与生活从一开始没有关联，宗教用来做什么，知识分子的信仰是什么？这个问题听上去已经有些怪异了。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是先进和科学的人生观，为了消除疑惑，许多学者以自己的研究证明，自古以来无神论的传统和唯物主义很发达，从荀子到王充都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人定胜天的思想源远流长。欧洲的神学虽然曾经笼罩过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科学早已战胜了迷信，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于宗教的批判是如此彻底，连尼采都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科学战胜了宗教，取代了宗教，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关于宗教的想法和判断，我们未经反思地认可，而且觉得理所当然。
有人常批评功利实用拜金权力至上诸多主义，但没有宗教，必然就有了这些后果。生活的目标，人生的价值，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被悬置起来了，也适时困惑地出现了。科学、方法、经验与这个问题都没有关系。由于疏离了宗教，我们实际上已经疏离了意义和价值，特别是终极意义和最高价值的源头。假如没有高于个体生命的存在，我们在人世间找不到意义和价值。“神”这个汉字在新白话语境下，已经丧失了表达最高存在或绝对者的能力，网络世界早已把影星球星称为女神或男神，这个时代的神学，已是围绕知名人士的八卦了。
知识分子集体上庸俗无神论的当，在此暴露出一己对于历史、人类心理和精神生活普遍的无知。从事精神劳动或称知识生产的人，假如没有信仰，对于文化和精神的永久性价值没有信念，只能是沽名钓誉，谈不到真正的创造。作为庸俗无神论方案的一部分，还被告知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形态的文化，自古宗教意识淡薄，祭神如神在。儒家作为学说很发达，但以宗教看待却不够格，忠孝二字，政治策略远胜过其教理修为；道教产生得晚，以炼丹求长生，白日飞升，差不多是痴人说梦；佛教是外来宗教，看破红尘后的出世之举，既然万念俱灰，也只好到清凉世界寻求寂灭了。宋代之后，三教合流的倾向突出，民间有“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之说，证明了宗教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始终非常活跃和不可缺少。
近读黄裕生教授文章《论华夏文化的本原性及其世界性使命》，他认为“三代文化在根本上乃是一种宗教性文化，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典范的宗教性文化”，特别是他把诸子之学，称之为“神学”，认为其兴起并不是对宗教信仰的削弱，反而是宗教信仰精神的深化与加强。“周代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如近代学人推断的那样削弱了甚至取代了对天或神的绝对性信仰，相反，倒是加强了、深化了这种信仰”，这一提法十分新颖，细思颇有深意。
中国文化的本原性是由它的宗教性赋予的，这点与世界上其他的本原文化——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并无不同。但是20世纪以来，我们于自身文化这一本原的遗忘已经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国人世代以来敬天法祖——通过学统政统追求道统的努力，真的已经断绝了吗？原道，征经，宗圣曾是历代士大夫读书人的最高使命，20世纪知识分子对于道统的破坏，竟然到了集体不知宗教为何物的地步，在此前提下，功利主义地读书和学习古代文化又有何益？
宗教的缺失，令所有的励志教育陷入尴尬，通常所谓成功人士于年轻人的勉励和劝进，无外乎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些漂亮的大话背后，还是那点贪嗔痴作怪，现实给人的压力，逼迫着朝向这似乎是人生唯一的方向努力。唯有宗教，能够提供另外的，更多更高的人生价值和目标，更多的可能。拥有真正的宗教感，让人看轻看淡名利，在宁静中做有意义的事。
中西文化之间，根本上的差异，第一是语言文字，第二就是宗教的形态。正是在这两点上，进退失据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选择了舍己从人，在道与逻格斯之间，背弃了自己的源头，转而乞灵于原本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逻格斯。
汉字是用来改革（简化和拼音化）的，宗教是用来批判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迷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差不多没有人能够例外。话不知道该怎么说，文章也不怎么会写，困惑于人生的目标何在，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与自己的文化、宗教如此疏离，精神的追求不能高远深邃，哪里是我们的皈依？
2018年9月15日
李春阳（画家、诗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学者，日本多摩美术大学日本画系访问学者、研究员）
未名空间
2018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