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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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九稘初告终,搏搏员地趋大同。
神机捭阖纵变化,争存物竞谁相雄?
大哉培根氏告我,即物观道冥纤洪。
(中略)
三皇五帝各垂法,所当时可皆为功。
蚩蚩之氓俾自治,奚翅洲渚浮艨艟。
及其已过尚墨守,无益转使百弊丛。
矧今天意存混合,殊俗异种终棣通。
是时开关用古始,何异毛毳当炉烘。
履而后艰常智耳,如惩弗毖宁非懵。
四百兆民皆异种,卒使奴隶嗟神恫!
所以百千万志士,争持建鼓挝顽聋。
贤愚度量几相越,听者一一褎耳充。
胶胶扰扰何时已,新旧两党方相攻。
(下略)

——严复《赠熊季廉》

上面所引的是严复在1901年写的一首七古。因为原诗太长,我不得不稍作一点删略,但原诗的主要旨意都已包括在上引的二十六句之中了。我不想为此诗作注释,因为原诗并不难解。我只想借它起兴,说一说我对于20世纪终结的感受,以答《二十一世纪》编者殷勤下问的盛意。

中国人有“世纪”的观念当然是20世纪以后的事。严复写此诗时其实心中仍然是用光绪纪年。但由于他是“西学巨子”,这才意识到“19世纪”已经“告终”了。当时中国显然还未流行“世纪”一词,因此他选了这个典雅的“稘”字来译“century”。事实上,“稘”字原义并不是百年,不过由于“稘”通于“期”,注经家解“期”常有作“百年”者(如“期颐”百岁之人),严复转弯抹角想到了它。

可见他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确是毫无夸张的自白。从中国文字学的严格意义上说,“稘”字自然远比“世纪”为正确。但约定俗成之后,“世纪”大概已无可变了。从这一个字上,我们也不免发生一种感想:严复提倡的“进化论”震动了整个中国,几乎笼罩了全部二十“稘”的中国思想界。然而就每一具体的中国事物而言,“变化”是不是都等于“进化”呢?“稘”为“世纪”所取代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因此富于极不寻常的象征意义。它在新旧“稘”交替的今天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起点。

从一个字转到严诗的本身,我们的感慨便更深了。除了“四百兆民”今天应该加三倍,千真万确地证明了“进化”之外,其余几乎原封不动,句句都可以移作今天中国的写照。严复在当时是一位最热心推动“改革”和“开放”的知识界领袖,全诗讲的便是这两件大事。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严复对世界走向“大同”、“混合”似乎深信不疑。一百年后的今天,“大同”、“混合”的语言差不多已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以至“文明冲突”。

这好像是今昔的一个重大异点。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又不尽然。由于一百年来科技的惊人发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电子革命,再加上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无孔不入,这个世界虽未进入“大同”,却缩小成一个“地球村”了。最近有一位电子专家格莱克(James Gierek)说得最传神:“我们大家都连在一起”,乃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广告文案,但也已是这十年来的真实写照。

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严复的世界的延续。他在诗中所特别提到的培根(Francis Bacon),正是最早预见到科技足以根本改变世界的近代先知。中国已不可能孤立于科技所主宰的现代世界之外,这也是严诗中郑重传达的一个意思。

回顾20世纪的历史足迹,我们的视线自然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一地。这里我要略提一提 Our Times 这本书。这是由美国一家大出版公司,集合了历史界的名家为指导顾问,再加上由作家、编辑、研究人员、美术家等组成的一支庞大队伍,精心撰写而成的。

英文原版刊于1995年,其目的便是要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20世纪人类文明的全貌。这部书以十年为一单元,请最有权威的专家撰写一篇精简的论文,把每一个十年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趋向及其意义概括出来。例如第一个十年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潜意识之谜”、30年代的“极权主义”、70年代的“环保”、80年代的“电子革命”等。全书不但记述了文明的正面成就,也暴露了人类的愚昧和褊狭及随之而来的无数灾难,如两次世界大战便是显例。

我不是说,这本书已成学术性的经典,字字都是珠玑。恰恰相反,这不过是一部资料性质的参考书,再过两三年,也许便无人问津了。但此时却恰好为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我读了这部资料书,不能不发生一个很深的感慨。在这本书中,20世纪中国只有在战祸、混乱、破坏的记述中占着很可观的世界地位, 然而在文明发展的部分,无论是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思想、音乐、舞蹈等等,中国竟完全交了白卷。但中国千真万确是一个古老而又悠久的文明,拥有过商周铜器艺术、魏晋以下的绘画、《诗经》、《楚辞》、唐宋诗词、先秦诸子、禅宗、宋明理学……为什么进入20世纪以后,在整整百年之中,中国的人文精神竟如此一蹶不振呢?我曾听到不少人说,21世纪中国即将成为科技大国,因为中国人既聪明,又灵巧,特别在技术方面确实具有无穷的潜力。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而且已有不少事实在支持着这个推断。

但是我总想问一个问题:即使这一天到来了,中国人便真的感到完全满足了吗?科技彻头彻尾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且毫无可疑是从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中转出来的。难道中国人百年以来追求的仅仅是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件事吗?

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的精神贫困更远在物质贫困之上,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994年以研究欧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国史学家古烈维奇(Aaron I. Gurevich)在谈到苏联解体后俄国的一般思想状态时指出:官方意识形态长期压抑下俄国民间文化的多层积淀,在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突然爆发了出来。无论是政客、史学家、学人对此都毫无心理准备。

今天我更感到中国精神的贫困还远在俄国之上。今天中国一般人民的精神饥渴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真可谓史无前例了。精神饥渴只有精神食粮才能解救。在过去,这是儒、释、道三教所负担的任务。今天姑不论支离破碎的三教已自顾不暇,即使完整,恐怕也不足以应付这全新的精神危机。知识分子虽然“洋话语”五色斑,但这种局势却不是花言巧语所能化解得了的。那么,严刑峻法可以奏功吗?我们不妨略略翻阅一下《宋刑统》和《宋会要辑稿》的《刑法》诸卷中关于禁止“吃菜事魔”的“妖教”的立法。但南宋初已有人指出:

伏见两浙州县,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菜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州县之吏,平居坐视,一切不问则已,间有贪功或畏事者,稍踪迹之,则一方之地,流血积尸,至于庐舍积聚,山林鸡犬之属,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方腊曾经是大陆史学界的“起义英雄”,大家对这一段史事应该耳熟能详。值得指出的是在方腊之乱(1120)之前的十几年间正是“党禁”严厉风行的时期,“诸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佑学术政事,并勿施用”。史学之书和三苏、秦观、黄庭坚的文集都毁板不许刊行,甚至“以元佑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所以那也恰好是一个精神最贫困的时代。

有鉴于中国近些年的状况,我得到了一个灵感:物质贫困既然可以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获得解决,那么精神贫困是不是也应该如法炮制,即“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也许有人会驳斥我:“这岂不是在提倡精神贵族么?”我说不然。在经济上“先富起来”的已不在少数,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有谁指责他们是复了辟的“资本家”,为什么“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人便一定会变成“精神贵族”呢?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当然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大体说来,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类。

经济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客观条件是市场机制,无论是姓“社”姓“资”都不相干,市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自由竞争,否则它便死了。精神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离不开一个“思想的市场”(西方现称之为“market of ideas”),这个市场也同样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开放”与“自由竞争”的保证。这便是通常所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主观条件则更为困难,其关键端在有没有一部分人能建立起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以来所大力提倡的“个人自主”。陈独秀在五四前夕说得最清楚,这是“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把“个人自主”应用到学术和思想的领域内,在西方大致可以韦伯(MaxWeber)《科学作为一种志业》中所表达的态度为代表,其核心只是“知识的真诚”(intellectual integrity)。但其中有一段话值得介绍。他说:一个有用的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他的学生认识那些“不方便”的事实——也就是对他们的党派意见不方便的事实。

相对于每一个党派的意见都有许多极不方便的事实,对于我自己的意见或别人的意见,都是如此。我相信,如果教师能迫使他的听众习惯于这一类事实的存在,他所完成的已不止是一种知识上的任务。我甚至可以毫不谦逊地说:这是一种“道德的成就”。敢于为求真实、说真话而不计一切后果,这是“在精神上先富起来”所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其实这种精神并不用向西方搬取。孟子称之为“大丈夫”的三个条件——“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用于开拓精神资源上便和韦伯所谓“道德的成就”基本一致。《中庸》记孔子论“强”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诸语又何尝不是“个人自主”的最有力的诠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知道这些道理,只不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罢了。

严复诗中“所以百千万志士,争持建鼓挝顽聋”,便是当时“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我们要想在21世纪重建新的精神财富,几乎一无凭借,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这确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进程。然而除此已别无他途。所以我只能用“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这句话,作为我对于21世纪中国的献词!

(本文转载自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中部分章节, IS B N:9787301195192。首发于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二十一世紀》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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