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研究知识份子，十余年间读了三十余本“右派”自传，底层右派的惨烈度远甚于中上层，底层右派的苦难最有“时代特色”，可看清“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如何真正落到实处。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据说骆家辉上任前所看两本有关中国书籍之一）、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最感人也最有细节。日前，得阅四川“右派”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美国溪流出版社），深深撼我，感觉很有必要撮精转述。本人读后感可浓缩为两句话：一、不能让这一滴“右”泪湮没史尘；二、又一本“反右”决算进行时的民间《秘密报告》。
赤色少共
张先痴（1934～ ），原名张先知，湖北黄冈人。父为国民党中委、中央警署副署长张家驹，家有两部小汽车，订有《观察》、《大公报》，全家人曾上白崇禧家游泳池嬉玩。四九年十一月下旬，张先痴因骂父亲“特务”，叛出家门，先考入重庆国民党国防部高级政工人员训练班，旋撤成都，转入黄埔军校第二十四期。穿国民党军装二十五天，十二月二十日因军校总队长通共，于大邑县苏场整体转共，成为刘邓二野三兵团第十二军随营学校。半年后，张先痴入团，担任好几年副团支书，参加土改，五三年立三等功。
这么一位墨墨黑的“黑崽子”，硬一心想成为“无产阶级战士”、“能改造好子女”，心心念念“把一切献给党”。其父五0年在重庆菜园坝枪毙，游街车从他身边开过，车上五花大绑的父亲还看到他。街边贴着枪毙大布告，第一名即张父，但张先痴此时身为西南军区土改工作队员：
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伤心，因为通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按：指其父）是阶级敌人。在前不久开展的民主运动中，我已诚恳地向领导表明了我的这一立场。回到住地便主动向我的青年团小组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表明我决不会因此而动摇我的革命意志。
这边“我本将心托明月”，那边却是“哪知明月照沟渠”。不久，血亲被镇压的“反属”暗遭清洗，五四年转业南充县民政科。女友胡君不到十五岁参加二野，入西南军区保育院，无奈其父五一年遭镇压，虽只是幼稚园保育员，为高级首长培育“革命接班人”，也算接近要害，一起“被复员”，入南充专区医院。
一天，张先痴发现胡君箱里有一条半透明纱裙与一件红艳上衣，“当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胡君怎么会有这类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才拥有的东西？”此前，他在一位战士背包里发现一床红色花被面，也认为是“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铁证”。可女友这两件“资产阶级服装”原来是组织上发的礼服，“第二职业”需要。每周六晚，她都得去李家花园陪首长跳舞。小伙子更惊了，很难相信红色将军也会喜欢跳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舞！
两位虔诚的共青团员“反属”找“反属”，但他们的恋爱却很红色，男的居然对女的憨憨地：“你还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你爱我。”
最初阴影
五五年，十八岁的胡君、二十一岁的张先痴各自打结婚报告。南充县政府人事科派员去胡君单位通报张父被镇压，并说张本人也有历史问题，要胡慎重考虑。一心向共的张小伙没想到组织上会这样。当胡君向他转述组织“忠告”，他大哭一场，写了诀别信。幸好“被枪毙的”没嫌弃“被枪毙的”，总算结成婚，简陋婚礼上没有一位副科级以上干部莅贺。
五六年，张先痴将凉山当兵经历写成散文《金沙江边送别》，发表于川省文联刊物《草地》创刊号，稿费四十元，并加入省南充巿文联（反右中该巿文联全军覆没）；后又在《草地》发表五百多行长诗，稿费每行近一元。正当他靠稿费成为县级机关首富，独拥私家自行车（比如今宝马车还稀罕），兼任南充巿文联杂志《百花》诗歌编辑。不久，反右旋起，鹏程万里的文学青年一下子沦为“极右”。他请妻子重新考虑未来，胡君连夜写报告，说与丈夫朝夕相处，向组织保证他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报告一递，她当天就被揪为“一名自己跳出来右派”！夫妇“同归于尽”。艰难时刻，胡君派六岁小姑送条给夫：“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
艰难赴疆
胡君划右后，开除公职，遣回原籍，带着两岁孩子回到渝郊长寿县华中公社，父母双亡，茅屋将塌。丈夫几件毛料衣服与羊毛背心被村干部搜走：“身边没有男人，为什么有男人衣服？”她背着孩子找到成都的婆婆，饥饿中的张家又增加两副渴望填充的肠胃。婆婆毫无怨言接纳了儿媳与孙子。
五九年，张先痴二妹考取大学，入学后第二天发现她有一个右派劳教的哥哥，勒令退学。二妹大哭，前景辉煌的大学生瞬间落为待业青年。此时，新疆建设兵团某技校在成都招生，二妹不愿去那遥远的地方，胡君便借用其高中毕业证应考，旋被录取。新疆地广人稀，希望成为“当代左宗棠”的王震正希望移入汉人，毋须户口迁移证，胡君没有城镇户口，自属“天赐良机”。于是，胡君冒名顶替去了新疆兵团技校，儿子只能放在奶奶身边，否则高中生怎么已生孩子？但大姑要接母亲上西宁去带她的孩子，大姑嫁给劳改队首长，她的孩子是“革命接班人”，怎能让母亲在成都带“右派的儿子”？无奈，胡君只能将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弟弟，一位兰州铁路局右派，开除公职后回乡。右派舅舅带了“右派”姐姐的外甥。这一托付使这位右派之子成为终身文盲。
大饥饿时期，胡君从新疆不断以二妹名义给“吃官司”的丈夫寄来日用品，甚至稀缺的维生素。张先痴则因不服管教，脱逃两月余，在天津被抓，送回原劳教队，加判徒刑十八年。他不断回信暗示：“我欠你二嫂的已太多，她随便怎样安排她今后的生活，我不会有丝毫异议。”
胡君二嫁
胡君技校毕业后，分配到拖拉机修配厂，此时已二十六七岁，因坚持不嫁并拒绝交友，已风传“生理问题”、“心理毛病”。不少男人追她，热心者亦接二连三介绍，工会、妇联也很积极。新疆不仅地广人稀，支边青年更是男多女少。胡君既不能向人吐说罗敷有夫且育一子，更不能说冒名顶替，还是一个女右派。六四年，张先痴因“叛国罪”判刑十八年。绝望之中，二十八岁的胡君于六五年初嫁给一位中专生技术员。不久，生下一儿一女。双职工带孩子是个大问题，胡君向前婆婆求援，前婆婆放下直系孙子，赶到新疆为前媳妇带“与其他男人生的孩子”。文革爆发后，张先痴在西宁的一位弟弟，忌恨母亲去新疆为“前二嫂”带他人孩子，向胡君单位写信揭发她是隐姓埋名的右派，不仅冒名顶替报考，且早与右派二哥结婚并有一子。检举信一到新疆，很快挖出一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厂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重大胜利成果”！
胡君后夫性暴嗜酒，认为自己乃“双重受害者”，政治上婚姻上都中了右派圈套，经常酒后打得胡君头破血流，骂她是一条毒蛇，罚她通宵站在床头反省。“前婆婆”也受连累，撵入废窑洞，只得辗转返回西宁。
最后绝唱
七九年，狱中右派大多平反出监，张先痴知道难期将满。此时，他在狱中医院教外语，一位十九岁女护士看上他，闹了一场师生恋。张先痴最终止步，因为心里装着为自己受罪半辈子的胡君，很想破镜重圆，无法与十九岁护士“肝胆相照”。这位护士八0年嫁给一位出狱医生。
八0年八月二十三日，张先痴终于收到平反裁定书，对他二十二年七个月十三天的受难，所有的国家赔偿只有三个字－－“向前看”。
二妹夫妇从成都赶到凉山来接，回蓉途中，向张先痴介绍了胡君近况，劝他不要直接写信，以免影响她的家庭关系。张先痴直到此时仍对组织抱有幻想，中央政策有曰：凡属因为右派离异的夫妻，原单位均应尽力协助恢复关系。回南充后，张先痴未回原单位民政科，三个月后入某厂技校执教。他一直忍住未去找胡君。八一年春节，全家上母亲所在地西宁团聚，回成都后，二妹告知：“胡君来过了！”原来胡君回成都探亲，新疆丈夫担心她与前夫联系，派两孩子随行。胡君未上二妹家中，怕遇到张先痴会抱头痛哭，两个孩子会心灵受伤，她上二妹的工厂，背着孩子递给二妹一封信：
亲爱的先痴：
我们还能同时活在这世上，便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南充的朋友来信告诉你，你渴望与我团聚，为此我也感到欣慰。坦率地说，我身边这位丈夫给我的伤害比给我的爱多得多，只是我实在舍不得我这一对儿女，他们是无辜的。我相信你也不忍心让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去经受失去母爱的痛苦。思之再三，我决心继续把自己钉在受难的十字架上，原谅我吧，如果你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心灰意冷，要重新站起来，自强不息，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私人生活上。你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就足以陪伴我心力交瘁、病弱衰老的风烛残年……
永远爱你的君
此为本人读到的最感人的情书，比茶花女写给阿尔芒的还要感动。张先痴无奈，只得另组家庭。笔者向沙叶新先生感叹：“这则题材如写成剧本，都有点玷污其神圣，只能拍纪录片！”
三幕殉情
胡君在保育院有一位最要好的闺蜜－－黄代玉，十分漂亮的川妹子。某次周末伴舞，遇到战斗英雄刘子林（显赫度不低于今天的巩俐），英雄向美女求爱，美女接受了。但黄父也是被镇压的，“明确关系”时，组织上向刘子林“交底”，战斗英雄只能撤退。五五年，黄代玉又“谈”了一位保卫干事。申请结婚时，组织上认为黄代玉成分太差，不适合成为党员干部之妻。黄痛不欲生，与保卫干事在成都东门大桥相拥投河。五七年“鸣放”时，《人民日报》驻川记者李策发表《他们为什么自杀》。
五0年六月下旬，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驻扎四川合川县，一声爆炸震动全队，血丝肉渣顺流漂下。原来文工队一位区队长，南京某大学生，与一位漂亮女生相携参军，一起进军大西南，向往在革命烈火中锤炼青春与爱情。漂亮女生能歌善舞，四个月前被上级文工团调去，前些天获悉女孩要嫁给一位首长。最初由基层领导出面，女孩以目前不考虑个人问题搪塞。接着二号首长出马，女孩只好说出已有意中人，恋爱两年多了。首长的回答令她再度吃惊：“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你放心，我们会给他做工作。”首长最后说：“我们有些青年同志口口声声说为革命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一遇到具体考验，问题出来了……女孩只得含泪答应。”女孩结婚之日，区队长拉爆手榴弹。
谢邦琼，二十四岁的国民党起义电讯干部，他喜爱的一位女孩被组织安排了首长。尽管谢从小在长沙孤儿院长大，仍因“前国民党人员”遭清洗，由两名保卫干部押离凉山剿菲前线。途中宿旅，谢趁保卫干部不备，偷盗手枪自杀。
饥饿与性
六一年，张先痴所在的劳教筑路中队进驻川东北旺苍县快活场。由于口粮从每月四十八斤降至三十五斤，干着重活的饥饿右派只能用衣物找老乡换食物。张先痴用一件毛衣换了一只鸡，请那位女老乡煮好，晚上去吃。是晚，下了学习，张先痴不敢擅自离开宿舍，因为违纪，会被怀疑逃跑。只得邀请班长一起去享用。万一有麻烦，可分担一点风险。那位女老乡不到三十岁，红光满面，身体很好，丈夫在外打工。她如约将鸡炖好放在后房卧室，以避耳目。两个男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女老乡守在旁边问好不好吃？孩子睡着在床。
吃到只剩下鸡汤，班长想起毕竟人家用毛衣所换，提前离去，以便让张一人独自喝尽最后一粒油珠珠。此时，女老乡突然挨过来，紧紧抱住张先痴，滚烫的脸贴着他的脸，随后脱裤子到床头马桶撒尿，尿完后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去拉呆立一旁的男人，然后裸着下身横躺床上，示意张上来。
我却感到极度紧张，劳教分子干这类事是非常危险的，又加上我对这种粗糙的作爱方式似乎还有些为难。但我毕竟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便也脱下裤子准备如此这般地来个婚外性行为。没想到当了父亲的我，竟然象一个阳萎患者那样无能为力。她在下面不停地悄声喊着：“展劲！展劲！”我却展不起劲。后来我知道，这也是“自然灾害”留下的后遗症。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看到这位女老乡过去那嫣然的笑容，哀怨的目光对我说的是：“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此后，当劳教队每有家属前来探视，张先痴都在心里默祷：“上帝保佑他们不要和我一样“不中用”！”
“精彩”轶事
《格拉古轶事》的真实度还可通过作者的自我检举得到印证。五七年六月八日，张一位同事看了《这是为什么？》，愤曰：“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只有两人在场，张先痴承认自己卖友求荣揭发此事，“当时我简单地想法只认为对党应该老老实实。”（页21）张先痴还自我揭发六一年九月逃亡途中在新潼关百货公司与扒手一起偷窃，将四双偷来的袜子贱卖给农民，买了两大碗盖浇饭。（页76-77）
文革时期，四川公安厅劳改局第一0八筑路中队彝族分队长，奴隶出身，向犯人训话：“这块墙壁是白的，共产党说是黑的，你们就应该说是黑的！”
人民写史
官家不是老说“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一个个被平反的“反属”、“右派”算不算“人民”？他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这一幕幕一天天是不是历史？
毛时代循“阶级斗争”理念一再制造敌人，日益扩大“对立面”：土改斗死地富及其家属至少百万，镇反又是百万（官家炫耀的数据），思想改造运动整了至少二三百万知识份子，三反、五反、肃反又整了至少五百万，反右五十五万余右派、中右一百五十万，反右倾再二百万，大饥饿死了至少四千万，文革再整了一亿人、整死二千万。如以一位冤者或挨整者至少连着五六位直系亲属，毛泽东时代几乎将国人一一得罪遍了（其时全国人口七八亿），人人自危，人人担心“专政铁拳”明天会砸到自己身上。“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只剩下几十万处级以上干部，真正获益者只有四五万厅级以上高干。“人民政府”，人民何在？这些是不是历史？毛泽东晚年最怕有人做他的《秘密报告》。以他的精明，应该知道“完了”，只是没想到完得那么快；而以他的狂妄，估计不会想到自己要比史达林还惨：中共中央还没出现赫鲁雪夫，民间就已经一页页一册册在做他的《秘密报告》了，而且是最不可能翻案的“最后审判”，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
2011-10-1～3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