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有一个梦想,梦想这个社会越来越好:饭菜越来越好,穿衣越来越好,村庄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好,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当官的越来越好,社会风气、社会秩序越来越好。

长大后,很快发现,这个社会本来就非常不好,而且越来越坏:空气、土地和水污染了,食物也污染了;衣服越来越时尚、越新鲜了,人心越来越贪婪了,肉体也越来越衰败了;村庄越来越没有人气了,城市却越来拥堵、混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当官的越来越腐败、越来越没有人性了,官民之间的仇恨越来越严重了,社会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这一切的无序、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相互仇视,权力的穷凶极恶和为所欲为,刨根问底,什么样的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这一现状,只能有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因果: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新生了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你的党”,它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能离开它:从地里种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肚子里怀的,房子里的,房子外的,生一胎还是生二胎,生在农村,还是生在城市的,户口落在哪里,在哪里读书、看病,将来死了埋在哪里,死亡证如何办,这一切都是“你的党”大权独揽的范围。

凡事在中国,都必须有党的会议先决定,有党的文件先指导,有党中央的先“关怀”,然后再传达到地方、街道、乡镇、村庄,一一执行,一好百好,一胜百胜。

谁敢说“你的党”不好?

中国的种种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个“你的党”,党管的几乎都是全民的大事小事,具体的事情,大包大揽,“群众利益无小事”。

对于国家而言是大事,对于个人而言也是大事,比如吃饭问题,种地问题,每年都是由党来指导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指导土地的规划,指导种什么,收什么,开发什么。农作物,党来定价,党来收购,国家统购统销。此外,还有什么新农村建设、农村精神文明精神、美丽乡村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宅基地建设、水利工程建设、抗旱防涝工程建设,等等,党没有不管的,没有不设领导小组,不挂帅的。仿佛什么是新农村,什么是新农业,什么是新农民,几乎所有属于“农”的问题,都是党说了算,每年若没有党中央的农村工作会议和党的一号文件指导三农,没有北京的“春风”,恐怕农民真要一年到头喝西北风了。

对于党中央而言,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中央政府及各省人民政府和各委员会就要裁减一半以上的工作量,减少一半以上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了,恐怕农业部就要取消了,甚至农牧渔业林业水利部门也要一一撤销了,国土部、建设部就要失业了,农业县长、市长、镇长、乡长都要手足无措、找不到北了。甚至最基层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要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党中央的春风了。

所以,从“你的党”掌权的历史看,新中国之大,谁都不是老大,只有“你的党”是老大。中国的大事小事,除了你的党能办,别的人,别的组织,别的集体,只能靠边站,只能“你的党”全然领导。

有人会说现在都“依法治国”了,法最大,可这法到底是谁的法?党的法虽然顶大,但哪有管法的“你的党”大;甚至“你的党”还可以这样说,党大,就是法大,因为党就是法,法大就是党大。

尽管不靠民选,不靠法治,但你不得不承认,拿枪的比不拿枪的权大,“你的党”有枪,“你的党”最大,在平常时期如此,在特殊时期更是如此。

党管农民种地,虽然农民一代又一代,都种了四五千年了,但还是由八九十岁的“你的党”说了算。不但它对于种什么说了算,就是农民如何吃饭,如何吃自己种的庄稼,能不能吃饱,也都是党说了算。

有时候,风调雨顺,地里不缺粮食,党爱管就管吧。不过,当地里粮食不够党征缴的,农民吃的都成了难题时,甚至山穷水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怎么办?党还管农民吃饭吗?

“你的党”知道自己的党员有肚皮,会饥饿,但农民也有肚皮,也会饥饿,饥饿的时候怎么办?

1959、1960、1961,这三年时候,全国各农业大省,居然有数千万的人患了肿病,这个词是中央正规历史的记载,医生都知道这样的病没有什么特效药治,惟一能治这个病的只是地上长出来的粮食,可那时只有重兵把守的粮仓有粮食——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农民更不能进,只有官员才能进。

这三年来,全国上下,数千万人肚皮里缺食物,身体因饥饿而浮肿,用周小平奇文“你的中国你的党”所拿捏的口气,你的党会这样说,那是疾病,不是饥饿;那是病发,不是人祸。结果,三年饿死很多人?超过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所死亡的人数。

“你的党”呢?那时有1700多万名党员(现在已经超过8000万人了),党员中有多少得肿病的?有多少饿死的?不知道,只知道种粮食的农民得肿病最多,多得数不过来,死的人数也数不过来。农民病死了,“你的党”还是你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党员没有饿死,你的党更不会因农民饿死而早死,而且活得挺好。

你的党,你的国,从来都是把好处归于自己,把荣耀归于自己,把饥饿留给农民,把失败留给“解放前”。

我们不妨再回首,看看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领导人的饮食供应:党中央决定,自1960年8月1日起,(中央正职领导人待遇: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院长和检察长等副国级领导人,粮食供应没有限量,副食有定量,每户每天肉1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正职和副职的省部级领导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主党派正副领导人,法院和检察院副职,知识分子一级人员,七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人大党外代表、政协党外委员,部委的党外正副司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中央常委,知识分子二、三级,十一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2斤。到了1960年11月份,因为供应出现紧张,党内公布按照上述标准减半供应,而党外人员不变。那时,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作为民主党派民主同盟中央正职领导人,他一家,享受每天肉一斤,鸡蛋6斤,还有白糖和甲级烟,如果说要爱党,章诒和父亲一家最应该爱党了,可是党本身不正,章伯钧照样骂,当了全国头号大右派后,党的特需供应没有减少,可见党没有把他当做外人。

这种免费的特需供应,基本都在“你的党”内普及,早在延安时期,士兵都是菜叶脸,毛泽东却是每天吃一只鸡——最初的特供是从延安窑洞开始的。

1960年1月9日,党中央转发此标准全国参照执行,中央有大特供,地方有小特供。至今都还在执行,中央和省一级更为明显——几乎家家都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

这三年中,饿死人的,不会有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家庭成员(毛泽东几乎天天有红烧肉吃),更不会有省长、县长的家庭成员,也不会有解放军的成员,至于普通群众,老百姓,因为无名无姓,饿死人的事情太多了,连历史上都不大找得到准确记录,幸好有一名新华社的老记者杨继绳,他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记录了这些真相,并总结出一个信得过的死亡数字:至少3600万。

为什么说至少呢?因为仅仅四川省,就饿死900多万人,山东和安徽两省饿死各500万人,三个省将近2000万人,还有河南、河北、山西、贵州、甘肃等问题严重省份,不少于1000万人,全国二十多个省、区,实际非正常死亡数字估计更加惊人。有海外专家学者推算死亡人口在3000万-5000万之间。即使最保守的3500万的数据,一般而言,这些死亡亡数据都是通过户口登记层层来核实,而那些婴幼儿,还没有登记户口的“黑人”,还没有统计进去。山东、河南、安徽一些地方“人吃人”的数据也很难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一些人,特别是饿死的孩子被吃掉,户口没有登记,连人名都没有,尸骨无存,具体的数据真的是“天问”。

古代有个规矩,人相食,要上书,一是留下真相,二是通过历史进行审判、定罪,三是引以为警戒。

“三年困难时期”,人为什么会饿死,人为什么会吃人?难道真的是粮食不够吃,难道真的是因为土地颗粒无收?不是的,真相无需像剥茧抽丝那样费劲,真相很简单,国有粮食,民无粮食,饿死的是民,而不是官。

看看这组数字:196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粮食部党组报告,上年夏粮登场到年底已征购到1142亿斤贸易粮,还有历年在仓库中周转的粮食在300亿斤到400亿斤之间,1959年全年粮食产量在3400亿斤,比上年下降15%,若是有虚报,那就去掉零头,扣掉一些出口的,还约剩3000亿斤,饥饿年份,每人每天一斤粮食,这些粮食至少可以养活那时中国的6.5亿人一整年,不会有一个人饿死。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之间的诗句是这样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可不幸的是,那几年,粮食有库存,却有三四千万舜尧成了饿死鬼。尧舜这样的圣人都饿死了,这个国家会好吗?

“你的党”,在这三年,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这么大的人祸,还在高高在上,天天下批示、发指示,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种粮和收割。当然,“你的党”一贯如此,直到今天,党的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党的扶贫领导工作小组,党的总理和农业副总理,党的农业部,党的农村工作会议,党的经济工作会议,等等,依然高高在上,毫不动摇。这都从毛泽东掌权执政时开始的,不但党管农业,养猪也要管,1959年10月31日,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养猪问题的一封信,养猪的事情养殖户肯定比毛泽东知情,但毛泽东给各级干部和农民发出关于养猪的指示,给他们上课。可是,那时人都没有粮食吃,都要饿死,难道猪还有饲料吃?

人都有饿死,那饿死的猪有多少呢?仅山东一省,1959年秋天到1960年2月,入冬以来三四个月,死亡牲畜31936头,死亡生猪127577头。这可能是不完全统计,山东省那么大,人饿着肚皮吃不饱饭,死猪肉早就被人吃光了,找不到死猪肉,还能统计出真实数字来?

人没有粮食吃,人饿死,人相食,追溯起来,与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有关——毛泽东特别欣赏陈伯达发明的这个“跃进”一词来,连声叫好。大跃进,当然也是“你的党”领导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就是“乘风破浪,力争上游”,号召全民超英赶美,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全民皆兵,“一天等于20年”,三五年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各取所需,各取所用,按需分配。假如他天天需要喝五粮液、茅台酒,“你的党”满足不满足?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时的口号还有“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毛泽东止不住内心的狂喜,说,“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是任何一个阶级都有的,也是正确的”。大跃进期间,河北一农村报小麦亩产5103斤,青海一农场报小麦亩产8586斤,广西一地报稻谷亩产130435斤。浮夸风之下,虚报的产量被当作真实的产量按比例征缴公粮,以革命的名义抢劫,以大跃进的名义抢劫,以高产的名义抢劫,以“你的党”的名义抢劫,结果官府粮库里满了,农民家里空了,甚至连当来年种子的粮食都吃了,也不够一家人过冬的口粮,到来春青黄不接时,注定又要饿死一批人,包括大人小孩。

有因就有果,有人祸就有报应。不出意外的是,正是这一年的冬天开始,农村已经出现肿病。党中央却没当一回事,反而变本加厉,鼓励农民多出力。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为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下达指示,要求生产生活同时抓。饭都吃不饱,还要抓生产。当然,这只是灾祸的起头,更大的灾祸还在后面。

1958年12月7日,粮食部党组向党中央报告:这一年粮食供应紧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正常的警觉,党中央依然继续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和农村大办集体食堂。

粮食部为什么会着急,当然是害怕承担责任,因为粮食部主要管城市粮食供应,即商品粮供应,是对着城市居民而言,城市里都官老爷,当然责任重大。对于农民而言,不存在粮食供应问题,粮食部不管农民的粮食供应,农业部也不管农民的粮食够不够吃,农民吃什么,没有法律明确到底谁管,即使有法律明确党中央来管,但党中央会管吗?而且那几年饿死的也都是种粮食的农民。农民的口粮只能是自己所种的土地供应,天下没有农民免费的午餐——城里吃商品粮的例外。

大跃进,实际上害苦了农民,农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帮凶”。

195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依然是“大干快上”,党中央要求1959年继续大跃进。1月2日至13日,党中央召开全国农业会议,抓粮食高产,指导农民如何保持农业高产,如何继续“大跃进”。这样的农业会议,一直延续至今。

1959年4月22日,党中央书记处提出集中力量打一个钢铁战役,全民皆兵。接着,4月29日,毛泽东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干部一封信,指导如何当好干部,如何管好农民,管好农业。

人是铁,饭是钢,没有饭吃,照样大炼钢铁,人最后炼废了身体,所炼的钢也不成材,都是铁疙瘩而已。

这一年夏天,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你的党”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干,夏天躲在清凉避暑胜地兴高采烈地骂娘,结果毛泽东与彭德怀对骂,又扯到延安时期相互骂娘的冲动,骂完还不尽兴,又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官职。毛泽东赢了,彭德怀倒了,另一个天天手举毛泽东“红本”的政治狂人林彪走上了前台。

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骂完娘,当然夜不能寐,夙愿在公,勤政,问政,继续关心何时钢铁超越英国,养猪如何大跃进,如何让人人每天都能吃上肉——怎不食肉糜?至于有多少农民饿死这样逆耳的消息,他连扯淡的功夫也没有了。

1960年初,毛泽东继续号召大跃进,继续大炼钢铁,特别提到当年冬天农闲季节更甚,要求至少有七千万人参与大炼钢铁。问题是,那时种粮食的人都没有粮食吃,吃不饱肚子,哪有力气炼钢?无粮稳不稳,你的党丝毫不管,只要钢铁,不要吃粮。

1960年8月10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一方面保粮,一方面保钢,思路都是大跃进的思路。党管一切,仿佛农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种庄稼,什么时候该收割粮食,不知道土地该在谁手里有用,不知道土地比什么都值钱。

这一年,冬天最难过,饿死人更多。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对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什么严重情况,就是饿死人太多,山东、河南都生产粮食大省,却没有粮食吃,人饿死,党中央指示而不是开仓放粮,人死了,还能大炼钢铁、大办粮食生产吗?

1958年、1959年,完全是风调雨顺,除了一些地方常见的旱灾——如今旱灾也很常见,并没有多大的天灾,只有人祸,大跃进虚报粮食,浮夸盛行,农民的粮食被过量征用,超级抢劫,又因上上下下的浮夸生祸,祸从口出。

1960年,官方称一些地方发生自然灾害,却连是旱灾还是涝灾都不敢写明白,只是报告全国有9亿多亩粮食种植区受灾,减产(全国约有19亿亩以上的可耕地,每年养活15亿人没问题)。那时,虽然受灾减产,但国家粮食库存并没有减少多少,1959年的粮食计划是1075.8亿斤,实际征购1142亿斤,超过6%.到了1960年底,全国粮食产量达到2870亿斤,全国粮食库存仅比1959年同期减少100亿斤,1000亿斤粮食的库存是常见的,但饿死人却不常见,党中央碰到不好的事情一律推卸责任,说是1960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到了记录历史时,居然把1959、1960年、1961年饿死人最多的年份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后又改口说是“三年困难时期”,说是苏联撤走外国专家又要还苏联的外债导致。

农民的产量可以虚报,但党国层层征购的粮食数量并没有虚报(国家征用粮食储藏在国家商品粮粮库,按户口购粮本供应给市民),按照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和征购粮食的库存分配给全国城乡人口,每人每月400斤口粮,养活全国6亿多人完全没问题,更不会有一个人会饿死。

可“你的党”,却在“力争上游”的盛世,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剧。

196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劳动力安排和干部下放五人小组提出《关于1961年劳动计划的安排要点》,指大跃进以来,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严重削弱,两年来共减少整、半劳动力(整劳动力指成年健康劳动力,半指未成年人劳动力和残疾人、妇女)2300万人,如果计入老年人等辅助劳动力,共减少3900万人,种粮人和吃粮人的比例由1:4.2人扩大到1:5.4人。党中央指导,计划使农业第一线的整、半劳动力数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即1.55亿人左右。这个数字减去减少的3900万劳动力,说明1960年底的劳动力约在1.14亿人左右,那些减少的农村劳动力,其中有进城进工厂的,有其他原因的,但其中也有很多是被饿死的。

农民灾祸临头,“你的党”并没有正视现实问题,而是继续展望未来。中央五人小组计划将来,计划到1962年实现农业大丰收,即使画饼不能充饥,你的党依然喜欢画饼。

不该饥荒的年份,发生了饥荒,这难道不是“你的党”为你的民招来了恶毒的咒诅?

饿死人的事情,不光农村的劳动力有饿死,有浮肿病,老、妇、幼也有饿死;城市也是一样,同样有浮肿病。1960年11月23日,党中央接到有些地方报告,近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城市居民患了浮肿病,产粮区的开封、太原等很严重。10月和11月间,“天府之国”的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财政厅占到35%,那时住在山东高密县的小学生莫言饿得只得偷吃煤块。1960年2月27日山东省委的报告,从1959年秋冬到入春,山东人口外流超过90万人,水肿病的情况出现却没有停止,达9万多人,其中多有饿死的。饿死人的情况,当时需要报告,但报到上面称死于肿病或非正常死亡——他们没有如实说是饿死的。

那时,“你的党”并没有体恤人的生命,而且基于劳动力的需要,不是下达停工指示,只是下达要严格控制劳动和工作时间,适度调整……对于干部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要严格控制,不要再压低口粮标准——每人每天一斤粮食也不能保证。

上面还下指示:对于现有的浮肿病人,要限期治好。治好浮肿病人,唯一有效的就是少饿肚子,多吃粮食,可哪里有粮?粮仓不开放——备战粮食,工业用粮,也有特供粮食,军可用,党可用,偏偏不能民用,那么为了不被饿死,农民用什么来替代粮食呢?只能由“你的党”继续做出指示: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度过饥荒。中共中央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推荐了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麯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种代食品。同时,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到底是对瞎指挥的瞎指挥,还是对瞎指挥的讽刺?

毛泽东自己常说,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1960年要求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的谈话)。可饿死人都是因为没有米,他却照样大炼钢铁,大上建设项目,比如贵州的特供酒茅台酒酿造计划一点也没有减少,大量储备粮食变成了酒,而大量没有粮食吃的百姓眼睁睁地饿死。

说起口粮,因为农民的口粮并不在国家计划之内,国家征购的粮食及库存,只是保障供应吃商品粮的城市集镇干部职工。为“你的党”工作的一般职工,都有固定的粮食供应,每个人都有专用的购粮本,基本每人每天保持在一两斤的水平,属于重劳动力的工人,每人每天一斤粮食是不够的。对于城市居民,不光粮食有供应,不会饿死人,还要吃好,比如每月食油也有定量标准,每人每月平均定量标准分别按市、省、县城和集镇的标准,每人每月供应10两、7两、4两,从1960年9月困难时期起,压缩到7两、5两、3两。至于农民,除了粮食紧缺以外,每天1钱食油(一两十钱),都是难以实现的。

这就是“你的党”在历史上所干的祸事,所积累的人祸,所制造的惨剧,党在制造灾祸的同时,并不是没有法,毛泽东的批示就是比宪法还大的法,《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法。这些法大,实际还不如弄出这些法的党大,法掌握在党手里,党就是毛泽东,就是邓小平,就是小毛泽东,就是小邓小平。党大,就是法大;法大,就是党大。

可全世界看看,“你的党”只有中国独此一家,党和法,从来就是一家。谁敢说,这些人祸,不是“你的党”酝酿和制造的?

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有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坏,实在是因为近六十五年来有了“你的党”。没有这个“你的党”,这个社会可能会得以恢复1949年前的状态,但自从有了“你的党”,它实在是烂透了——不单单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至5000万人。当然,它一出生就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说,“一个幽灵,徘徊在欧洲上空”。欧洲人赶走了它,它又徘徊在中国人的上空。

对每个人来说,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都是充满悲伤的,谁愿意说,他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饿死人的时代?为了饿死人的时代不再重演,你还爱你的这个党吗?“你的党”还是你引以自豪的党吗?“你的党”它会越来越好吗?

可以肯定的是,当“你的党”越来越好时,灾祸其实就在你身边了,而且让你防不胜防。

何时,你才肯说:别了,“我的党”?(完)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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