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出来的食品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地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会那么馋。一直到进了工厂，有人给我提意见，还是说我嘴太馋。大概是三岁看到老，没出息定了。
我两岁半从长沙到北京，爸爸妈妈把我送进了幼儿园。不知为何，身体一下变坏了，三天两头得病，爸爸就请幼儿园的大师傅给我做点小灶。因此我有时会在别的小朋友分到饭后，得到厨房特意为我送来的热热的肉汤面。正在得意地“吸溜”时，看见别的小朋友眼巴巴望着我的饭碗，我会毫不吝惜地把面汤里的肉片含在嘴里，趁阿姨不注意时，吐出来分给别的小朋友。看来我尽管很馋，还没有到吃独食的地步。
上小学住校时，食堂的食品是不许拿出饭厅的，只能在里面吃完。一次吃皮蛋，一人一个。那个东西黑晶晶的，还有好多珊瑚一样的花，我实在舍不得一下吃完，就把它含在嘴里带出饭厅，回到寝室后吐出来，把它藏在枕头套里。晚上夜深人静，偷偷地从枕套里掏出蛋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咬，慢慢地嚼，吃了好几天。那是我一生吃得最香的一只皮蛋。
逃出幼儿园
对吃的特别爱好，竟然让我为了想家里的大桔子，从幼儿园偷偷逃出来一次。
那是在冬天，家里不知怎么会买到许多大桔子，真甜呀。回到幼儿园，桔子的滋味仍然在我的嘴边。星期二我实在熬不住了，向我的好朋友贺小平诉说家里大桔子的香甜，竟然把她也说得口水直流。我对她说：“咱俩一起逃出去吧，到我家去吃桔子。”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饭后，小朋友们都在宿舍里玩，不知那些男孩子们怎么会看出了什么，他们总是围着我们俩个人转，使我们无法脱身。他们转着转着，背向了我们，趁那一瞬间，我拉着贺小平钻进了床底下。领头的男孩回转身不见了我们，大吼一声：“有人逃跑了。”小朋友们呼拉拉和他一起冲进了隔壁的游乐室。我和贺小平趁机三窜两跳从另一侧跑出了寝室门，直奔前院的幼儿园大门。大门虚掩着，传达室的大爷正好不在，我们两人合力打开那扇沉沉的门，跳出了高高的门坎，一路向八路汽车站跑去。那年我四岁，个子已经长过了一米，应该买车票了，贺小平的个子则是班里最高的。可是我们兜里一分钱没有，上得车来，两人低低地蹲在座位旁。没想到售票员阿姨真是好心，大声说：“哪位乘客给这两个小朋友让个座位啊？”立即有人起身让我们坐下。坐下就放心了，因为这样就看不出我们的高矮了。到了六铺炕，我们高高兴兴地和售票员阿姨说了再见，下了车。车站转忽间就变得空荡荡的。地上的雪亮亮的，我们两一下子觉得有些冷、有些慌了。如何回家呢？回家不是要挨骂吗？我灵机一动，说：“先上我的好朋友家吧，等半夜了，我们再偷偷回家，偷出桔子我们就回幼儿园。”根本没有想到家里的门上了锁，如何能够进去呢？这样我们就来到九号楼后门洞住的一个姓唐的叔叔家。他家的大女儿已经上了小学，是我的大朋友。恰好是这个大姐姐开的门，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她痛快地说你们就先在我家玩吧。她家不知为何正好有一个空空如也的大屋子，我们就在里边玩拽包，玩得很高兴，忘了一切。她突然说：“我爸妈大概快开会回来了，你们得走了。”我们乖乖地和她一起下了楼，她用两分钱买了一个心里美萝卜。五十年代初的雪天常常会有人推着板车出来卖萝卜：“萝卜，赛过梨！”脆亮的哟喝，配着车上那盏悠悠的马灯，还有被灯照亮着的皮切得翻成花瓣状的紫红紫红的萝卜，真是一个温暖的去处。我们三人就站在这样一个车前分吃了两分钱的萝卜。大姐姐说：“我得回家了，你们自己在外边等天大黑吧。”临走，她慷慨地把萝卜皮给了我们。天实在太冷了，我想起了单身宿舍八号楼有一个锅炉房，就和贺小平跑到锅炉房，在炉子壁上烤萝卜皮吃。这一路，无论是售票员，还是卖萝卜的，还有锅炉房烧锅炉的，居然没有一个人奇怪于这两个四岁大点儿，在寒冬里连大衣都没穿的孩子怎么会没有大人带着乱跑。想来那个年代，人们大都抱着极其闲在的心情各做个事，没有多少日后的做好事的热心和阶级斗争的警惕。但是我们的幸运在九点半的时候结束了。正在萝卜皮业已吃完，我开始想到即使天大黑了也无法偷偷溜进家门的时候，忽听耳边一声大吼：“你这个丫头在这儿啊，整个儿北京都在找你！”回头一看，是住在我家楼上的一个叔叔，他手里拿着一个暖水瓶，显然是来打开水的。他水瓶也不要了，不容分说，一手一个薅着我们的衣领，一路跌跌撞撞把我们拽回了家。敲开家门，我们一下就傻了，客厅里灯火通明，幼儿园园长，班上的阿姨，还有穿着制服的警察坐了满满的一屋子。他们看着冻得缩成一团的两个小孩儿，也傻了。原来大人们都以为我们是穿了大衣跑出来的，给公共汽车和派出所区提供的线索是两个孩子中有一个穿着绿呢大衣。在那个年代穿那种大衣的孩子在全北京市也找不出几个。他们正奇怪于怎么会完全没有线索，这时方知我们居然在这十冬腊月里没穿大衣就跑了出来。妈妈问我为什么要逃园，我说：“我想回家拿桔子。”一屋的大人简直是哭笑不得。贺小平立即被园长领回了幼儿园，我则被妈妈留在了家里。原以为妈妈可能会发慈悲，给我一个桔子吃，结果是一丁点“可怜见”也没有，只说睡觉吧。当天晚上我哮喘发了，为了怕挨妈妈的骂，我使劲憋着，不让喉咙发出嘶嘶的响声。第二天一早，妈妈用她的头巾和大衣将我裹了个严丝合缝，乘公共汽车把我送回幼儿园。桔子没有吃成，但是这是记忆中妈妈唯一的一次亲自送我上幼儿园，心里还是满意的。
省委大院
在1957年大跃进后的困难年代里，我也吃过一回香喝过一回辣。
那是我三年级的寒假，妈妈把我送到在河南当省委副书记的何伟伯伯家。妈妈的许诺兑现的不多，这是少有的一次说话算话。当我上了去郑州的火车，才真地相信这次的寒假要在北京以外度过了，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何伟伯伯是妈妈的革命引路人，他在当中学国文教员时，引导正做学生的我的妈妈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用何伟伯伯自己的话：“你妈妈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解放后，是何伟伯伯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到了我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何伟伯伯的大儿子雪山哥哥和女儿何生姐姐那年冬天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放假回家。雪山哥哥的女朋友华静姐姐也在，还有何伟伯伯的干女儿马宁姐姐，再加上一个叫大金的女孩子也天天住在那儿，真是热闹。我的玩伴儿主要是大金，雪山哥哥他们太大了，把我当成小小孩儿，偶尔逗我玩玩，我就十分高兴。何伟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有解放军在大门外站岗。后院是宿舍区，门口还是有解放军站岗。不要说外人进不来，就是我这个住在里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随便出入，出去再进来就成大问题了。跟何伟伯伯的住处相比，我们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地。我自己一人住了一间，这太让我满意了。吃饭的屋子就象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大极了，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好几个火眼儿，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对我来说都是山珍海味。记得有一种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那种做法的鱼。早上是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这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还几乎天天晚上跟马宁姐姐一起去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得很，没有几个观众，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人们是没有看戏的闲情逸致的。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看完戏回家时，何伟伯伯他们的麻将牌局往往还没有散呢。
春节的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几个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大年初一，何伟伯伯带着我们去看黄河花园口。我第一次听说了当年蒋介石以阻挡日寇为名，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汹涌而出的黄河水没有挡住日本人，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流离失所。我看到的黄河静静地在两边的堤岸间流动，很黄很黄。也许是年岁太小，没有什么很激动的感情，只是觉得河边很冷。从黄河堤上下来，顺路去了堤边的一个村子。我们在人们的前呼后拥下进了一家农民的房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农民，和农民的家舍。我觉得自己是在看电影，因为那房子和农民的穿著跟电影里演的解放前的乡下差不多。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省委的何书记，来看看你们，给你们拜个年。”那个老农民诚惶诚恐地伸出手来，何伟伯伯轻轻地握了握，在炕沿旁坐下和他拉呱家常。老农民屋里的其他人象看稀罕物似地盯着马宁姐姐和我，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在何伟伯伯只坐了几分钟，我们就离开了那家，也没有再去那个村子另外的农家。坐在车里，何伟伯伯严肃地对我们说：“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看看你们一天到晚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惭愧啊！”我当时心里好不以为然：“那些吃喝都是你给我的，我在北京其实是吃不到的。这怎么能赖我呢？我干嘛要惭愧呢？”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不知是吃也不吃。看到何伯伯他们一家人似乎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但是心里的感觉怪怪的。
回到北京，妈妈问我在河南过得怎么样？我说：“过得好。何伟伯伯对我好，孙一瑾（何伯伯的爱人）阿姨对我好。吃得可好了！”我又问：“为什么农民的生活不好，我们的生活也不如他们好呢？为什么省委书记可以天天打麻将不上班呢？”妈妈叹了口气，轻轻自语：“没想到何伟的革命意志会这样消沉。”我并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听出我似乎说了对何伟伯伯不利的话，觉得对不起他：他对我那么好，我却说了他的坏话。很久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发生过抢国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死了人。我不知那是否是何伟伯伯在时发生的事情。但是省委大院的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我们好得多的世界，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何伟伯伯调到北京做了教育部部长，妈妈常常带我到他位于铁狮子坟的国务院宿舍做客。门口仍然有警卫，但是填了单子就可以进去，因此没有了省委大院的森严。何伟伯伯的房子是一个和另一家连在一起的二层小楼，气派比省委大院也差远了。
见到毛主席
爸爸在1958年当了毛主席的兼职秘书，我却浑然不知。有一次回家，妈妈说要和爸爸一起带我去看京剧。这可是天大的好事！第一是爸爸、妈妈两人都去，第二是带我而不是带哥哥去，我简直不相信会是真的。妈妈把罩在我棉袄外边的罩衣脱去，露出好看的深粉色带小花的绸布棉袄面，还给我别上爸爸从苏联带回来的垂着两颗珍珠的和平鸽胸针。我和爸爸、妈妈坐着车去了一个很小的礼堂，不是外边的那种真正的剧场。我和妈妈的座位在剧场的后边，爸爸的则在前面。剧迟迟不开演，我有些不耐烦了。突然观众中出现了骚动，坐着的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儿地鼓掌。我正糊涂着，妈妈兴奋地对我说“毛主席来了！”我急忙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就在前面，毛主席正和赫鲁晓夫一块儿进来。”我的眼前是黑呀呀的人头，急得我直嚷嚷：“我什么也看不见！”妈妈也顾不上许多了，一把把我抱起放在椅子上，我站到椅子背上，看见了毛主席健壮的身影，和矮矮秃头的赫鲁晓夫。我高兴地大笑：“看见了！看见了！。”许久人们才静下来，演出随即开始。我没有心思看演出，老是伸着脖子想多看看毛主席，却只能看个背影。幕间休息时，妈妈说：“你到前面去跟毛主席说说话。”我跑过去，还差一排，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跑回自己的座位：“我不敢。”妈妈说：“有什么不敢的。”我就又跑过去，但是还是站在毛主席坐的那一排边上，不敢凑到毛主席跟前儿去。就这么跑过去，又跑回来，任凭妈妈怎么鼓励我，我到底没有敢走到毛主席身边去跟他说句话，一直到剧又重新开演。毛主席在我心中太伟大了，小小的我有一种不敢接近神灵的畏惧。如果那时我知道自己的爸爸在给他做秘书，也许就不会那么害怕了。谁知道呢？这是我最接近毛主席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可以走到他身边叫一声“毛爷爷”和他说说话的机会，可是让我傻呼呼地错过了。
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作文课的题目是《记最幸福的一件事》，我写了那天见到了毛主席的经历。怎么写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是居然让同班的一位同学记住了。四十年后，当他在澳大利亚看到宋晓梦写的《党内有个李锐》，他把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和他的那位写过见到毛主席的作文的小学同学十分有把握地联系在一起，给宋晓梦写了一封信，打听我的地址。一年后我们在北京见面，他说：“我至今记得你作文里写的一些情节。”看来我确实把那件事写得很幸福，要不怎么会留给他那么深的印象。半个世纪过去了，对这位给我的少年和青年，给全中国每一个他统治时期的老百姓带来无穷灾难的“伟人”，我仍然会说见到他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吗？但是历史是不能更改的，对于我的童年，见到毛主席那确实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那种幸福感，在我后来被打入“狗崽子”的另类岁月里，曾在许多个夜晚温暖了我冰冷的心。
我的童年是在父亲去了北大荒后不知不觉地流走了，童年的无忧无虑是在妈妈对我的态度从不打不骂，变成骂是家常便饭中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