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悲剧是缺乏忏悔理性,中国文人的悲剧是把忏悔看作羞耻。我们缺乏暴露自己精神缺陷的勇气,更不敢面对由于自身的怯弱和愚昧造成的历史罪恶。巴金先生之所以伟大,正是他认识到了只有勇于忏悔才是拯救我们民族的现代精神力量,他以“揪出自己示众”的无比勇气和无私品德,点燃忏悔理性的火种,从精神上唤醒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我这一代人承受着历史悲剧的重负。我们的青春生命被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埋葬。尽管是在个人无法抵抗的政治权力的压迫下,我们的无知和屈从,我们的不由自主的所作所为,是我们永难抹去的耻辱。

  每当我翻阅那本已经公之于世的《杜高档案》,重又看到我自己在五十年前,亲笔写下的那一份份揭发朋友们的材料,回想自己为了求得“宽大”,写过多少篇坦白书,说过多少违心话和糟践自己伤害别人的话, 我的心中只有永远的羞愧和痛悔。我的朋友们一个个都已死去,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曾写过这样卑下的东西。而我还活着,我将怎样去求得他们的饶恕?

  季羡林先生写《牛棚杂忆》时,曾天真地希望“文革”事件的参与者、积极分子和施难者们,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和折磨人的过程”也写出来。他不知道所有政治运动的施难者和积极分子们都有理由为自己辩白:“我们是响应号召的,我们以为那都是对的!”他们不忏悔,因为他们认为那劫难与己无关。

  读米兰•昆德拉描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生活的几本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园舞曲》、《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却叫我久久不能平静。他描写的那个年代里的人和事,和我们经历过的竟那么相似。昆德拉对苏共指挥棒下捷克荒谬的政治生活的含泪的讽刺,和他对专制政权的沉痛的批判,震撼着我。我不禁感叹,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家不去写一写我们也曾有过的,也许内容更丰富的历史遭遇呢?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男主人公托玛斯,是一个很优秀的外科医生,只因他深感思想禁锢的痛苦,又亲历了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惨痛事件,唤起了他对专制制度的深恶痛绝和改变这种政治统治的思考。他发表了一点议论,于是他被当作“罪人”受到秘密警察的跟踪监视,只得离开医院到街道上做擦玻璃窗的临时工,最后到乡下开拖拉机。他的遭遇和那个年代里的千万个我们,不是太相似了么?我们不也都曾是“罪人”,不也曾流落街道做工,不也曾下乡干活么?

  小说里有这样一段促人深思的话:

  “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

  于是人们纷纷指责共产党人:你们要为祖国的灾难负责(如今她贫穷,破败),要为祖国丧失独立负责(她已被俄国人所控制),要为那些以合法的名义杀人的行为负责!

  而被控诉的人这样回答:都不知道啊!都被欺骗了!当时都以为是呢!其实在心灵深处,都是无辜的!

  于是争论归结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当时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现在他们装出一副当初一无所知的样子?”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外科医生有一颗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还有一个爱思索的头颅。面对残酷的现实政治,他心里这样想:根本问题并不是当初他们到底是不是知道,而是:是不是只要他们不知道就算是无辜?

  托马斯医生继续深入地思考,他的论辩也更加有力了:

  “在五十年代,一个人明明清白,可检察官却强烈要求判处他死刑,姑且承认这个检察官当初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国家的政府欺骗了。那么现在路人皆知当初的指控是完全荒谬的,被处死的人也都是无辜的,难道这位检察官还可以强调他的灵魂之纯洁,拍着胸脯说:”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呢!”难道不正是在“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呢!”的表白中铸成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错误吗?”

  托马斯的面前浮现出了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的形象,促使他产生了寻找和阐发这出古老悲剧的现代意义的动机。

  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两部悲剧,早都由翻译家罗念生先生介绍到了中国。亚里士多德评价《俄狄浦斯王》是悲剧的典范。俄狄浦斯的故事我们是熟悉的,但我们从来把希腊悲剧看成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仅仅是供我们欣赏的古代艺术,我们从没有想到它还会启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仅仅把这些悲剧归结为宿命的主题,归结为人和神、上天和人世的不可逾越的矛盾,个人意志和残酷命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人在神的支配下不可逃脱的悲惨结局。

  现在,托马斯医生对我们说,俄狄浦斯在拷问着我们的良心、信念和道义。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特丢弃的婴儿。因为神告诫拉伊俄斯,他将会有一个儿子,但他会死于那儿子手中。后来伊俄卡斯特果然生下了俄狄浦斯,出生才三天,他的父母便叫人把他丢到深山里,用铁钉钉住他的双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脚肿的人”)。一位牧羊人发现了这可怜的弃婴,将他交给波里布斯国王,把孩子抚养成人。俄狄浦斯长大之后,一次在山中三岔路口遇到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那位陌生的年老君王正在巡游。后来他们发生争执,车上的老年人用赶马的刺棒向他打来,结果反被他打死了。之后,俄狄浦斯成了底比斯的国王,又娶了王后伊俄卡斯特为妻。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被他杀死在山中的那个君王正是他的父亲,而现在与他同床共枕的就是他的母亲。

  悲剧《俄狄浦斯王》这样开始:上天迁怒于底比斯的民众,让他们倍受瘟疫折磨,家园变为一片荒凉,到处充满了哀号和哭泣。俄狄浦斯王决心遵从神谕,找到那个杀死前国王的凶手,解救民众的苦难。整部悲剧就是循着这条主线发展。俄狄浦斯最后明白了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他自己!他低下头颅,没有半句辩解和半点推诿,也没有倾诉自己的无辜,他勇于承担因自己的不知而造成的罪孽,用针戳瞎了自己的双眼,黯然离开底比斯,终身不见光明。他用最真诚的自责和忏悔,以求民众的饶恕。

  当托马斯医生每次听到他周围的人们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灵魂的纯洁进行辩护时,他在心里愤然反驳:由于你们的不知,这个国家丧失了自由,你们还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吗?你们难道还能正视周围的一切?难道不会感到恐惧?也许你们没有长眼睛去看!要是长了眼睛,你们也该把它戳瞎,离开底比斯!

  于是他把对俄狄浦斯的思考写了一篇文章,投寄给作家联盟办的一个有点自由倾向的刊物,它常发表一些别的刊物不敢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还刊登一些有关党执政初期发生的政治案件的文章,追究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以合法的名义杀人的。

  一位编辑接待了他,对文章作了点删改,放在杂志倒数第二页的“读者来信”栏目中刊出。尽管这样,还是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内务部一位秘密警察找他谈话,问他“你真的认为应该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吗?”托马斯请他仔细读读他的文章,但这还是成了决定他以后政治命运的一条罪证。他的品德使他没有向内务部的人“揭发”那位编辑。

  托马斯的遭遇怎能不唤起我的一些回忆和联想呢?我重又翻阅几年前读过的一本文集《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是一本关于胡风冤案的书。收录了20篇文章,大部分是冤案的受难者们浸透血泪的回忆。但这一次我的阅读的注意力却是在后面的那篇林默涵先生为自己辩白的长篇问答录《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上。

  我要坦诚地说,今天重读这篇谈话使我感到痛苦,它叫我看见了托马斯医生愤然面对的那些拍着胸脯为自己灵魂的纯洁辩护的“积极分子”和“检察官”。

  林先生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但当人们现在问他,为什么要把胡风打成反革命?他的回答竟然是:“谁也没有料到”!

  他认为关键在舒芜交出的那些信件。而信件正是篡在他的手里,是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

  正是由于林先生们的不倦的斗争和奋不顾身的积极工作,斗争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不但把一大批跟胡风有些往来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进监狱,进而又在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肃反”,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隔离、逮捕、关押、直到被夺去生命。

  而林先生们“认真仔细”地从胡风的私信中摘录出一句两句话就给人定罪的手法,后来也就发展成为中国政治运动普遍运用来制人死地的一个法宝!

  而林先生还要说:

  “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林先生把忏悔看成是对他的羞辱,他“认为”只要是符合所谓“党的利益和需要(制造冤案?)”,不管这个灾难多么巨大,不管一个民族遭受多么深重的伤害,甚至不管他的面前站着多少无辜的冤魂,他“还要那样去做的”!这种“利益和需要”真是太叫人颤栗了。

  而托马斯想说的却是:“没有任何借口”!因为“没有人在灵魂和良知上比俄狄浦斯更无辜。然而,看清了自己的所为之后,他惩罚了自己。”

  没有人比俄狄浦斯的灵魂更高贵!他的自责和忏悔不但没有辱没他,反而使他成为民众心中一位最值得尊敬的英雄。俄狄浦斯无情地清算自己,正是为了拯救他的国家,他得到了安息,这位瞎眼老人最后葬在一片神秘美丽的圣林之中。橄榄树、月桂树环绕着他,夜莺为他歌唱。而那些看清了自己的所为之后,还要拍着胸脯为自己辩白的人,却只会在民众心中留下更多的羞辱。

  一些人想在后世面前挽救自己,却又缺乏自责的勇气和忏悔的真诚。他们不愿写忏悔录,却爱写回忆录,以为借了回忆录,可以把真实的自我掩盖起来。如果一部回忆录丧失了应有的历史反思的品格,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不久前读了一本徐景贤刑满出狱后写的“文革”回忆录,题作《十年一梦》。徐景贤算得上是“文革”时期叱咤风云、风光无限的施难者了吧,如果人们期望从这本书中哪怕读到一点对历史罪恶的自责和忏悔,那就会大失所望。徐景贤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的“文革”造反经历,禁不住在字里行间不时地流露出对他的领导和密友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怀念和感激。而对他这位在上海主管意识形态的“徐老三”(第三号人物),仅就他参与和领导制造的文化艺术界那么多亘古未有的惨重劫难,在书中竟然一字不提,似乎这样就可以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斩断记忆”是推卸历史责任的最简便的法子,为一切缺乏忏悔勇气的懦夫所惯用。当后世提起傅雷、周信芳、郑君里、言慧珠、上官云珠、……这一连串惨死者的名字时,徐景贤的良心能在“强制忘却”中得到片刻的安宁么?

  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这本书的书名。恰好巴金老人也用“十年一梦”这题目写过一篇文革回忆,在他那里,这个十年是一场恶梦,不堪回首。而在徐景贤的心里,这十年是一场破灭了的黄粱美梦,只可惜太过短促了。

  想起俄狄浦斯,徐景贤们写的这些文字怎能称作回忆录呢?

  

  4月15日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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