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六四”惨案对世道人心的影响

Share on Google+

“六四”惨案使广大民众对中共政权完全绝望,许多人原来迷信社会主义和领袖人物,也转向怀疑,或采取抗争的行动。

从此不论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开始走下坡路,各种危机和虚弱的症候难以克服。

这里专谈世道人心方面的影响:

(一)在公共场所,如在车辆上,公园里,茶馆中,人们批评中共官员腐败、玩弄女性,或是指责某项政策有害等损害党的威信,听者再不会反驳,而是听之任之,并且迅速扩散到社会中。

(二)据我自己的经历作出证明:当我在八九年九月八日被捕,第二次审问中,我向法官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准许读书;二是批准在监房中吸烟。读书的要求,在下一次家属见面时就带进来了,两册是《毛泽东选集》、一册《资泊通鉴》。我原先估计绝不会允许吸烟的,却在几天以后从门洞口送入一条中华牌香烟,看守关照:监房里不得有火种,点烟的火柴由值班看守提供。同监的难友也有老烟枪,只得实行利益均占了。他们还起了“特等犯人”和“贵族囚犯”的雅号。

另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有一位青年看守自愿为我通风报信,先由我写一张纸条,写明家庭地址和家属的名字(笔和纸也是他提供的),三天以后,轮到他值班,我在趁抽烟请他点燃的机会,他亲手交给我一张名片的纸条,我认出是羊子的笔迹,上写着:“香港的百姓出版社已发行你的《天地有正气》,台湾的柏杨夫妇介绍出版社印行了《第二次结婚》,你不是孤独的,全世界正义的人们都在关注着你,一定要挺住,坚持到出来”。

正由于相互通气,就不再有孤独感了。如此递进羊子给的信息两次以后,再也不见青年看守值班了,估计可能生病或是家中出了事故;我正在焦虑不安时,训导员把我带到承审员那里,第一句话就问起:“有一名看守被你收买,违反警务规章,你老实交代,这件事主要责任是他。实事求是讲清楚,保证不会给予任何处分”。开头,我保持沉默,往后只得说:“值班的看守有好几位,记不得哪一位看守员干下越规的事,我总不能胡说吧。瞎说一通反而表现不老实”。

承审员拿起一叠纸片,在我眼前扬起来,说:“这是一份坦白交代的材料,这上头明明说出你的大名,还有你住家的门牌号码,他总不会编造吧?”

“既然他坦白交代了,又何必来问我呢”?我无可奈何地说。

“对片面的交代未必可靠,总得核实一下吧”。

最后我只得默认。

一星期以后释放我回家,羊子讲起这位看守员的名字叫孙骑兵,他被关押了十天,正式的处分是开除公职,我们帮助他学驾驶汽车,直到我们出国,他好象一直未能找到正式工作,活象法国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活象毛泽东时期的“摘帽右派”,在中国大陆,政治上受歧视的人,找工作难于上青天。不知如今小孙处境如何?远隔重洋,我们非常想念他。

(三)九一年我赴美,在纽约住了两个月,即出访澳大利亚、英、法、德国,又到了台湾、香港,前后两次访问加拿大,欢迎的人群都是华侨和民运人士,我发现海外的华侨分两派,台湾来的华侨和大陆的华侨处在对立状态,只是在“六四”惨案发生后,双方都有共同的感情,一致的评判,两派已凝聚成一派,这说明了“血浓于水”,都是华人关怀祖国的表现。

在华侨中,更多的是中间派,并非依地域别有天地而产生倾向本土的情绪,同样由于八九年六四的大流血,大批中间派人士转向反共的一方。

(四)在布什总统当权时期,正逢发生六四惨案,他获得参、众两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凡是在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前已在美国的学生(者)和华侨,都会批准发给绿卡,结果有四万二千余人,一夕之间便成为合祛移民,并享受福利待遇。

当他们获得这项意想不到的权益之后,就很少知恩图报,海外民运团体发动反对中共暴政的抗议行动,拿到六四绿卡的人中参加者简直寥若晨星了,连发表声明或抗议书,请他们签上名字,都婉言谢绝。可算得忘恩负义,被嘲笑成:靠吃“人血馒头”发洋财!

再看在邓小平去世以后的各种评价,从报章上的文章中,大都赞扬改革开放的功绩,甚至歌颂邓小平超过拿破伦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引自卲立新教授在四月二十日《世界周刊》);还有一位民运人士对邓小平的死亡表示哀悼,若有所失,唏嘘不已,并指出是邓小平听取李鹏的夸大其词,才下决心动用武力。如此为屠夫开脱,可谓用心良苦。

六四惨案又是探测人心的试验题,七、八年来人们对这件惨剧已趋淡化,有一批人走上媚共之路。但是牢记历史上最大的暴行,比起上述两类人,还是占多数,上千人的血迹不会轻易抹掉。

邓小平既已去世,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对“六四”敢于再评价吗?唯有如此,他就能获得大众的拥护认同;如果硬着头皮拒绝,那么江泽民核心必将短命。

1997.5.19 N.Y.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阅读次数:568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