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

——张东荪反动言论

在一长远的过程中,因追求经济的繁荣而否定人的自由和尊严,是不会使一个国邦长久存立的。

——尼赫鲁

殷海光一向以他在台湾的威权恐怖下倡导民主自由的言论和勇气而著称于世,至今已被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师级人物。自台湾解严以来,他负气含恨而殁的遭遇,他不屈服当局压力的铮铮风骨,一直受到他那些自由主义学者门徒的广泛宣扬,其遗作的结集出版,纪念活动的一再举行,以及其思想学说的研究和传颂,近年来已越过海峡,热到了大陆。

我直到最近因台大柯庆明教授的推荐和赠书,才初次接触到他的个别著作。为全面了解殷海光言说的研究现状,这两天上谷歌搜索一番,泛览了不少相关的网上文字。令我颇感失望的是,众论者不是文本式地泛论他批判传统文化和发扬五四精神的言说,就是表彰他抗拒国民党当局的勇气和人格,至少就我读到的材料而言,还没看到有人突出他早在西南联大读书之日就旗帜鲜明的反共言行,更未见有文章聚焦他现存论著和译著中在剖析赤潮根源和警告中共势力的危害性等问题上所发的先声和洞见。纵观殷海光的人生经历和大量论著,我们不难看出,显然存在着一个从热心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转向直言指出国民党政权的危机之所在,进而在急切的批评后愤然抗拒当局的发展变化过程。应该肯定的是,不管他怎样含恨而殁,不管他对国府迁台后的政局多么失望,从他留下的文字可以看出,面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在大陆的倒行逆施,他自始即持强烈批判的态度,至终都在作深刻解剖的努力。这一点乃是殷海光与某些以他的弟子自居者因反蒋反国民党威权而逆反到迷误左倾,甚至公然谄媚中共的做法判然有别的亮点,是绝不可与此辈之偏激混为一谈的。

“自由主义”这顶大帽子加冕下的人物及其言行向来都很庞杂,特别是奢谈自由主义文本者,因理不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轻信了共产党人倡言的平等和所许诺的民主,最终走上左倾歧途的人士并不少见。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强调指出,仅仅把殷海光塑造成一个反蒋反国民党的英雄,却无视或回避他的反共根底,难免有削弱和局限这位自由主义斗士的言说锋芒之嫌。本文的草就,即从弥补这一缺欠的目的出发,意在勾画他思想言说前后一致的线索,点出他身上那种中国的文人学者普遍缺少的intellectual integrity 素质,进而显示这样的素质如何有助于他拒斥左情左思的感染,使得他对赤潮的泛滥始终保持了警觉的态度。

intellectual integrity这个概念要孤零零直译成中文,一时还很难准确措词,仅可勉强译之为“知性的真诚”。用中文语境中容易理解的说法来表达,那就是一个正心诚意者所具有的一种不为妖孽所惑的判断推理能力,一种求真的诚挚,一种性情与学养浑然交融的底气。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算是与之相近的态度了。同样是热血青年,爱国志士,在抗战胜利后那种明暗交迭,正邪错乱的年代,其中大量的“知性真诚”质量偏低者多容易凭一时之冲动,因不满现实而迷惑于延安土窑洞闪烁的红色光环,遂怀抱各自靠书本喂养起来的肤浅理想,盲目投入了革命队伍的洪流。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则是像殷海光这样“知性真诚”质量较高的洞察者,才不过二十五、六的年龄,竟能够秉持清醒的理性,透过那阴差阳错的时代迷雾,看出了形势的诡谲和国家民族的危机。1945年末,国共重庆谈判后不久,他便发表《光明前之黑暗》那样纵论胜利后时局险恶的长文,紧接着又出版专著《中国共产党之观察》(均见《殷海光全集》5,台大出版中心,2009),深刻揭示了中共的反国家反民族本质。也许对不少厌烦了国民党戒严戡乱期“反共”老调的台湾人士来说,殷海光那些激越的警世明言已显得过时而不值一提。但对于历史意识尚在觉醒中的大陆读者(包括笔者本人在内),我还是坚持认为,殷海光所有的早期旧作仍有温故知新的价值,因而也有必要专文评述,在此作进一步的发挥。

十几年前或二十年前,提起对中共集团进行历史追究的问题,从民间到学界尚局限于批评1949年以来各项政策路线的错误及其遗祸,而对49年以前那一段被描述得光荣壮烈的夺权斗争革命史,还很少有人明确地站出来发表否定的论断。但最近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国民政府的抗日功绩被官方部分地公开承认,更被通过个别的影视制作再现于大陆观众的眼前,共产党自封为抗日“中流砥柱”的形象已受到冲击而有所动摇。一个从根子上清算中共集团的历史还原工作正在从四面包抄而来,其不可阻挡之势已使当局用以壮胆的唱红闹剧显得心劳力拙,弄成了一场滑稽的自慰。需要清算的问题的确是多方面的,进行清算的方式更可以多种多样,就笔者近来的阅读感受而言,重温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等老牌反共作者久被遗忘的论著,也不失为一可获教益的补课之举,特别是对大陆背景的读者,多少都会起到调整视角以消除盲点的作用。在这批反共遗产中,特别是殷海光相关的论著和译著,在剖析共产主义病症和中共集团的本质及特征方面,力度尤深,属同类著述中的上乘,至今仍有发聩振聋的价值。

在六十多年后的今日重温殷海光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论述,我们首先需设身处地,回溯到他所处的时代氛围之中,对他在国家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所怀的担忧和焦虑有所体会。抗战胜利后的中共集团已不同于当年从江西逃窜到陕北的红军残部。西安事变后,他们被迫放弃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匪作为,取消了分裂国家的苏维埃政府建制,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旗号下,红军和延安的边区政府都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编制。七七事变后,中共顺应时势,在其所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中提出了国人有目共睹的四项承诺,正式投入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更由于人民阵线和救国会等中共外围组织四处作鼓噪性的宣传,这一支从江西打家劫舍发展起来的队伍遂逐渐洗刷掉他们的流寇名声,半实半虚地担当起抗日救国的大任。斯诺等美国左派人士到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各国访问团的报告更在西方传播一时,为那些对中国前途怀有民主期盼的西方舆论制造了一种新中国的生力军似乎就在中共这一边的浅薄幻象。特别是中共作为生存和统战策略而建立的“三三制”——即毛泽东所谓“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边区政府组合原则——尤为各界津津乐道,以致让这种在党权严格控制下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刷新了中共的面目,更配合国统区发起的宪政运动,以边区政府的“民主形象”对比得国民党政权十足的专制。由此可见,经过了八年抗战,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已让战争拖累得穷于应付而衰相毕露,与之相反的则是,中共集团侥幸获得起死回生的转机,在几经调整之后,开始以新的面貌向国内外的民主和平期待释放了富有迷惑力的愿景。

中共集团确实是一支建立民主宪政的生力军吗?他们后来取得的胜利果真证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正义性及其终获成功的历史必然性吗?殷海光从中国历史的根源和国际国内的背景三个方面作出诊断性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社会之生理产物。恰恰相反,它是病理的产物。”是中国社会的“宿疾”在新的国际形势激化下的产物,是在国内的民主和反民主两种势力消长的裂缝中壮大起来的军事机会主义势力,是贫困、落后和混乱的社会土壤所滋生的孽障和恶果。“贫困则利于宣传‘阶级斗争’。混乱则利于‘浑水摸鱼’和暴动破坏。落后则利于宣传煽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利用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没落的中产阶级和游散分子,中国共产党于是乎长成了。”(《全集》5,页84-86)由此可见,中共自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纯粹是在国家民族的苦难中捞取了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动力,是在老旧的农业社会发生病变的过程中巧夺了良机,不管他们多么强调这个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落后的中国既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也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任何条件。然而,在第三国际的一手安插指挥下,受到苏俄在金钱和人员上的大力资助,这一批从国民革命中分化出来的歪苗子竟得以日渐壮大,结果把中国搞成了苏俄扩张其国家势力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屠场。正是根据这一不可否认的背景,殷海光确切地定义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底共产党”,而是“第三国际驻华支部”。从它的建立及此后的一系列盲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苏维埃运动,以及高喊着“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北上抗日的长征——都是为实施共产国际的路线而策划,为谋取苏俄在华的利益而发生的,包括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决策,也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让可能殃及苏联的战火单方面蔓延在中日之间。应该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指令中共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并不只是在促使八路军和新四军全力以赴去打日本鬼子,为避免中共集团被拖入兵员耗竭的境地,按照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训令,国际还要求中共扩大解放区,在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趁机建立更广泛的人民阵线。正是遵循这一方针,毛泽东变本加厉,进而提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决策,确定了与国民党长期周旋的三个阶段:先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再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进而深入中华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在毛所谓“蒋、日、我,三国志”的形势下最终夺取政权。所谓实现民主,那只是他们向国民党妥协时的自我掩护,也是向国民党挑战时使用的先进武器,更是煽动其他党派跟着他们摇旗呐喊有力而动听的口号。实际上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向党内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那个报告,满口自夸中共的 “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万民兵”之时,他们已做好武力夺权的准备,更自信他们具备了打一场内战的实力。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网上最近哄传的一个贴子,其中有毛泽东在1937年8月22—25日洛川会议上的一段讲话。现把这段话照抄如下: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这段毫无政治伦理和国民良心的讲话在网上公布后立即引发热议,出现了尖锐对立的真伪之辩。由于从现有的毛著出版物和党史文献中找不到确切的出处,很多热心维护伟大领袖名誉的人士便奋起抨击,矢口宣称那是被伪造出来诬蔑毛主席的谰言。但坚信其有者则责问官方为何至今不公布洛川会议的记录,说你们既然拿不出直接证据证明那是伪造,就难怪读者中的某些有心人要列举旁证,并参之以毛泽东领导中共抗日的实践来推断那段讲话的可信性了。比如,有人就拿出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上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责骂彭德怀的一段话作为对照,以显示两者的一致性。毛训斥彭说:“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 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互相利用……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段时隔二十多年的讲话明显有一脉相承之处,毛那种险恶的机会主义用心在其中已表露无遗,这可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了。毛不准中共的军头们爱蒋介石的中国,要他们爱谁的国,爱哪个国呢?其实,殷海光早在那时候就明确点出,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倡导“无产阶级无祖国”之说,那时候苏俄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中共自然是以苏联为祖国了。有关此一祖国认同的表示,中共自建党到抗战都直言不讳,所以毛泽东才会把他那丧尽国民良心的“高论”说得那么理直气壮。明乎此,你大概就不会不同意殷海光最后所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所有政治组织中最缺乏国家观念的”政党。

正是有鉴于中共一贯的欺骗伎俩,殷海光批评了人民阵线和救国会诸君子对中共抗日姿态所作的过高期许,驳斥了斯诺表彰共产党抗日功勋的夸大不实之词,特别警告民主同盟的成员,劝他们不要轻信中共那些玩弄民主的言论,并预言了他们未来面临的凶险。他说:“假若中国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它不再需要民主同盟这种组织。……它既不复需要,当然‘鸟尽弓藏’,在共产党新得政权,立足未稳的时候,它是可以分一点政权给其他小党小派的。可是,一旦其势既成,它一定要夺回来,一点一滴也不留下的。这是‘辩证的过程’,理之固然,民主同盟到那时度德量力能否与之抗衡?”(同上,页53)这是殷海光在1945年底所说的话,像罗隆基、章伯钧这类在那时候热心靠拢共产党的民盟头面人物,只是在中共建国初期曾一度捞得一官半职,随后反右开始,他们统统被打成右派,储安平甚至落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殷海光的明断来自他那种不信邪的“知性真诚”质量和受过逻辑训练的头脑,他用“一”、“多”、“常”、“变”四个概念概括了共产党的特性,说他们的“目的是一,手段是多,本质是常,形态是变。”这一观察角度被证明至今仍很准确,不管共产党先是倡言新民主主义也好,还是后来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也好,乃至近来叫喊的“三个代表”或“和谐社会”也好,其单一的目的始终都是建立和维持他们的党权专政。为达此目的,他们从来都不择手段。这是他们从列宁主义那里传承下来的革命伦理学,他们坚信,“凡是合乎无产阶级之利益的,便是道德的;反之,凡属不合乎无产阶级之利益的,便是不道德。”这一原则转到毛泽东手中,更是发挥到极致。殷海光由此总结出共产党富于诡变的特性,描述了他们如何在似是而非的运作中一再地幸存得势,在好话说尽的旗号下如何做尽了坏事。殷海光在那个时代观察到的共产党是一个亦政党亦匪帮的组织,而且在亦爱国亦叛国的行动中壮大了武装力量,终于达到其窃国的目的。演变到今日,他们早已甩脱苏俄,在与毛时代相比似乎显得“有了进步”的层面上,一方面实施亦收买亦镇压的维稳策略,从而保住他们亦廉政亦腐败的既得利益;一方面向全世界示范他们亦资本主义亦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并利用新增长的财力,试图买通整个世界。他们的辩证法总是会保证他们达到二者兼得的目的,在促使你按你的游戏规则把自己玩得翻把之同时,他们却在那规则之外二三其手,力求争得名利双收的结果。这一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已让他们做了九十年之久,至今仍呈现出越做越大的走势。

如果说,这种变化多端的手段是他们幸存的哲学,那么此手段得以推行的后盾则是他们所崇尚的和从不放弃的暴力,再加上他们那绝对排他的专断,不准你批评,也从不认错的顽固。他们之所以能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地诡变下去,更依靠那枪杆和笔杆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限制思想言论的自由,一方面全面推行他们党化理论教育,在他们控制的范围内,绝不容许任何异议言论公开发表。其实,被推崇为话语英雄的毛泽东哪有什么英雄话语可言,哪讲究论辩的规程和修辞的逻辑,只不过仗其蛮横的权力,又有够厚的脸皮,因而能把强词夺理的话说到耍无赖的地步罢了。如上所述,中共并没实打实地打抗战,但毛泽东在讲话中却硬要说桃树是他们栽的,担水浇树是他们干的,蒋介石反而被说成“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所以被判定没有摘桃子的权利。共产党这种大讲歪理,不容他人分辩的偏执,明显与列宁、斯大林那种东正教式的布尔什维克独断作风一脉相承,再经过毛泽东的发展,又加入了不少湖南农运痞子的成分。正是在毛的主导下贯彻了这一土洋杂交的“革命实践”,最终积累成中共另一个突出的国际性特征。

关于中共以苏俄为祖国,以共产国际在华支部自居的话,以上已说得很多,那只是殷海光生前从中共的言行中所观察到的国际性特征。此一国际性在后来又有了新的变化,从毛泽东支持亚非拉反帝斗争的革命输出,到改革开放后在全球化形势下呈现的向外崛起姿态,这一系列复杂的演变已超出本文范围,需另文讨论了。但不管怎么说,殷海光所归纳的中共五大特征——诡变性、独占性、坚执性、国际性和崇尚暴力——不只适用于中共在四十年代的情况,对于我们今日洞察中共的现状,仍不失为富有启发的视角。

殷海光因此被列入中共在当时宣布要通缉的“十大文化战犯”之一,其中列为首犯的,就是十分器重他的同乡陶希圣。顺便提及这个旧案,是要提醒大陆背景的殷海光热者,除了赞赏他那些畅谈自由主义理论的文字,还应注意到他曾写过不少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论著,而且是一个具有反共骨鲠的学者。也正因他坚持这一政治立场,早在大陆沦陷前,他就到台北教书去了。此后,他剖析和鞭笞赤潮赤祸的书写工作中从未中断,在这一方面,他投入精力甚多,值得一提的还有几本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译著。殷海光在大学是主讲逻辑学的教授,早在十七岁中学读书时就翻译过逻辑学方面的书籍。按说,他的译述方向应特别专注这一领域,但他在那时候用心翻译的却是这三本有助于广大读者认清苏俄及其共产主义运动危害性的英文著作:《共产国际概观》(The Rise of Modern Communism by Massimo L. Salvadori)、《怎样认识苏俄》(Problems of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Soviet Behavior by John S. Reshetar, Jr)和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就一个正规翻译家的标准来衡量,殷海光的译笔可能会被认为不够严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有一种“以译为作”的倾向。他译这三本书,既出于个人钻研求知的旨趣,也是想通过他自己的认知帮助中译本读者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脉络中领会书中的反共要义。因此,他在译文中不时夹入自己的解释、评点和议论,在有时候把话说得离题和过头的行文中,他忍不住借题发挥,发出了与原作对唱的调门。特别是《到奴役之路》一书的中译,他那些夹杂在正文中的随感性发挥往往激越到打断了海耶克沉稳而有序的论述。以下便就此书进一步讨论殷海光迁台后在“共产党问题”论述上所关注的几个方面。

海耶克在二战中的英国写成此书,他言说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英国读者。基于他的奥地利、德国经验,他一直担心英国在二战后推行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他要在此书中从观念上澄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要告诉读者,即使是通过民主手段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最终也会导致类似于苏联和德国的极权主义后果。他警告英国读者,全权计划体制与自由势不两立,没有经济的自由也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因为,“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由西方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民主制度的形成,对个人权利的尊重,首先都是在那些竞争性的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所以他坚信,“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生产数据归私人所有,并由私人运作支配,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的基础。按照海耶克的论述,利伯维尔场经济之所以优于全权计划体制,不只是前者的效率高于后者,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根本就在于它有利于自由,而全权计划体制下的集体主义则是把个人当作执行计划的工具,政府完全包办代替了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他向英国公众所预示的通向奴役之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海耶克在此书中更关注的是政治伦理,具体的经济问题反倒在其次。在他看来,即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率高于资本主义,由于是通过个人的被奴役状况获得的成就,那也是不可取的。

殷海光置身的中国语境当然与英伦及欧陆当时的脉络下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离题颇远,差异很大,很难在此详细辨析那么多复杂的理论纠葛。现就他作为一个译者的个人反应来看,他显然想通过海耶克的声音向中译本读者强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指出中国很多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识上有严重的误区,批评他们把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两者捆绑在一起的幼稚诉求;二是不时把苏俄的极权制度拉出来作为靶子(其实海氏此书是在集中与欧洲那些提倡全权计划体制的各种观念论战,重点并非苏联的问题。),狠批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应该看到,在殷海光思考他那些“共产党问题”的年代,很多怀抱理想的左倾青年之所以投奔中共的革命队伍,不只是轻信了政治民主的许诺,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是他们大都怀有为穷人和弱者鸣不平的义愤。他们往往从这一义愤出发,对眼前的现实做是非判断,对某些激进的政治诉求作出个人的选择,特别是那些“知性真诚”质量偏低的人士,满以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全面废除了私有制,把富有者从高处向低处的贫弱者拉平,大快人心的社会正义就得以实现。殷海光很早就觉得这种感情用事的倾向不太对头,但却说不清其中的道理。只是在研读和译介海耶克这本名作的过程中,他才受到启发,渐释疑惑,才更加看清了“俄国共产党那一套把人变成低级动物的思想和办法。”

但从另一方面看,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把人变成低级动物的思想和办法”,也不能说完全是从外面强加给共产极权的支持者及其统治下的顺民。按照《共产国际概观》一书作者萨尔威多的观察,他们对那一套约束和管制他们的思想似乎还别有其心理上的需求,他把此现象称之为一种“质量的反映”。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从某种程度上说,共产党“那一套把人变成低级动物的思想和办法”何尝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人的鸦片!殷海光在《到奴役之路》一书论“坏人为何得势”一章中夹入的译注评点尤多,可以明显地看出,对海氏此章中所论的诸问题,他尤其赞赏,因而才在翻译中大受感召,发了那么多心有戚戚焉的议论。

海耶克指出,“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强而有力,并且具有统一看法的团体,并不常为社会中较好的人所组成,而常为社会中较差的人所组成。”何以如此,他举出三条理由。其一,水平见识高者,率多各自的独特见解,故不易形成统一看法,若要强求一致,势必降低大家的水平。因此,在价值标准相似的最大多数人群中,其道德和品鉴水平多趋于低下。这样的人群素质自然为坏人的得势打下了群众基础。其二,普通人多不具备坚强的信念,因而容易接受现成的“思想体系”。一经权谋家蛊惑者巧加煽动,便会情绪激昂而簇拥其麾下。独裁者就是利用这样的动力,登上其权力的顶峰。其三,坏头头总是在“我们”与“他们”之间为其属众划分界限,树立敌对目标。就水平较低的庸众来说,率其趋正面的方向较难,而指其攻反面的方向则易,坏人正是在被煽起仇恨的怒潮中成长为弄潮的能手。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一读毛选中最前面两篇大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照以上的分析,毛是个什么货色,他所领导的中共集团是个什么群体,就鉴别得清清楚楚,纤毫毕露了。既谈到这两篇红色经典,我还要顺便指出,现在毛选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是经过删节的,在当初以《阶级分析》为题发表于1926年3月《中国青年》的原文中,被列为“大资产阶级”的人员还有所谓“反动派知识阶级”这一分支,但那一段在收入毛选时已完全删除。现录其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为革命队伍所列的敌对名单真可谓诛求严密,罗织殆尽,从一开始即狰狞地暴露出他那条“坏人为何得势”的黑厚谱系。从他低下的阶级斗争意识出发,他自然本能地意识到,蛊惑视听,获得拥戴,必须尽可能将文化程度和品鉴水平较高的人清除在外,不但不可容纳他们,还应进而打击,乃至消灭。这是他终其一生在党内外与之纠缠打斗,且打斗得其乐无穷的目标,因为不那样打斗,他就迈不出脚步,就只能受限于他这个无能者应处的分位了。直至他死去多年后的今日,他所导致的思想平庸化和人品劣质化仍在中国的人群中持续蔓延,霉菌般疯长。尤为可悲的是,被全面打倒的知识阶级虽在文革后得到平反和重新起用,但在近年来全民腐败的形势下,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得意者也都劣质到水平趋下的群体中,甚至从其中成长为得势坏人的一员。

【 转载 《纵览中国》 】 时间: 8/31/2011

(下)

殷海光在后来最受推崇的著作似乎是《中国文化的展望》(《全集》1-2)这部巨著,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部多么成功的著作,许倬云和金耀基在他们的评论中所指出的瑕疵,我看都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殷海光的确堪称为一个富有感召力的政论和专栏作者,但他的才力和学识尚不足以驾驭一部如此宏大的文化论述和历史纵览。他让太多的西文数据在他的行文中列队跑马,却未能就所探讨的论题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和思考成熟的理论构架。尽管如此,读这一部长卷,你还是会碰到不少突然涌起的议论喷泉,会在见识那些新奇景观的同时捧到一掬零碎的求知快饮。只可惜那些思想的喷涌并未形成一道内在连贯的长河,没有汇聚出奔流不息的走势和冲力。但不管怎么说,该书汇集的丰富引文和转述的各种论点毕竟有其令人大开眼界之功,散布在各章的议论随处都闪烁出思想的火花,读下去不时令人眼前一亮。比如在“民主与自由”一章中,根据华斯霍恩的论述,殷海光这样区分英国与亚非国家追求民主的不同:“英国的政治自由并不是从人众争面包而得到的,而是许多利益集团为着使他们的利益不受政府干涉而得到的。亚非地区的饥饿群众如果干涉政治的话,他们最紧逼而又实质的驱动力,并非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可资保护。驱动他们干涉政治的力量是要求最低生活资据……英国是一些‘有’的人干涉政治。亚非一般地区是一群‘无’的人干涉政治。二者干涉政治时的心理状况,注意所在,目的所在,都很不同。因此,他们对于政治的影响也很不同。英国工商资本家要求政司‘少管些’,于是导出自由。亚非地区的饥饿群众要求政司‘多管些’,因此导出‘统制’,并由之而集权化。他们不向政司要求他们做什么的权利,他们只向政司要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类要求占据首要地位时,自由的要求就退隐了。”(《全集》2,页493-494)我之所以对这一段所作的区分深感兴趣,并特意将其摘抄于此,是因为其中所叙述的情况一阅即令人联想到中国的现状。中国今日的工商利益集团几曾作过英人那样的抗争?难道他们就甘心这样无所作为地与官府维持权钱交易的关系?如果他们只满足在官商勾结中谋取一己之利益,法制保护下的权利和自由何日才得以实现?而弱势群体,如果他们始终指望亲民的党中央解决他们的困难和冤屈,一味仰仗官方去打击利益集团如狼似虎的侵吞,毛左的势力会不会重新抬头?凡此种种,都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和危机。

此书不同的章节中也时涉及“共产党问题”的论述。金耀基在评论中便称赞殷海光说,“他对共产性格的剖析、唯物主义的抨击、共产党人手法的透视…… 有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这一份工作,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失落、视觉迷惘的当儿,有很高的提示和清洁功能。”因此该书在大陆新出的版本中遭到大量的删节,比如第十三章“世界的风暴”便被全部砍掉。因为对中共的最高权力人物,殷海光在书中作出了否定的论断,说“他们为了追求权力,动脑筋动到人类社会文化里的中心信仰、道德价值和认知是非真假层。他们为了征服人类,先精练一套可以活用的说词,来搅乱人类这层根子。人类这层根子搅乱了,中心信仰消失了,道德价值幻灭了,是非真假都无所适从了,于是他们再以极肯定的态度,抱着完成历史使命的精神,介绍他们未来的‘社会主义天堂’。这些人是一群心灵的洗劫者。心灵洗劫是 ‘内战’;奴役或毁灭人身是‘外战’。彼等的策略是先‘内战’而后‘外战’,或内外交攻……自由世界在和赤化势力对抗时,必须从道德价值认知上的真假着手还击。如不从这一根本层澄清起,而从半路上动手,那便是舍本逐末。”(同上,页540)

这一段话初步涉及到中共颠覆价值序列的问题,也表现出在该书前半部纵笔批判传统文化的殷海光一旦触及到赤潮滔天,中共乱邦的全面失序状况,也会有悚然的醒悟,终于认识到,五四以来,把传统与现代绝对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殷海光这部大书,与其说是作出了对中国文化的展望(prospect),还不如说说是对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重估(Reappraisal of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由于在观念上未滤清五四反传统论述的局限,又受到中国/西方和传统/现代两极对立说的束缚,殷海光忽视了一个很少有人注视的事实,那就是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所作出的反应中一直都潜在着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努力。而传统社会重德操的价值观乃是中国社会伦常秩序的骨干,是民国人成长为“国民”或“新民”不可缺失的底气。中共集团在其发起之日,大量地裹挟了中国文化失序状态下涌起的社会沉渣,将那些既不见容于传统社会规程,又不具备现代社会质量的成员啸聚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之下,从此把“传统”统统贬为“封建”,给“现代”安上“资产阶级”的罪名,用他们的暴力革命切断正在形成中的良性过渡,结果把百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引上了一条既反传统又反现代的通向奴役之路。如果说,每当殷海光在其文字自由主义的情绪激荡下讨论问题时很容易发出苛责传统的论述,那么一到他面对“共产党问题”,目睹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至于生命”时,他的“知性真诚”便唤起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德勇气,促使他对自己和他人发出“注重德操”和“献身真理”的呼唤。这本书写到了最后几页,殷海光才明确指出,从清末到 1949年之前,“中国人自动起来做了许多社会改革、教育普及、学术提高、物质建设的事”,才进而肯定中国应该走“和平的、渐进的、自生自长的及自发演变的”英国式道路。(同上,页608、617)这一逐渐明晰起来的展望,直到该书的末尾才露出了熹微的光亮。

《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完成出版于殷海光去世前几年,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赤潮赤祸的追讨,是持续不断而至死不渝的,他从未因后来越来越厌弃国民党的僵化政策而有丝毫的左倾逆反,他那看穿了中共本质的“知性真诚”从未对此一暴力集团抱有任何幻想。

讽刺的是,殷海光这样一个坚定反共的学者,直到他临终之日,似乎并未敏感出他身边一个学生浓烈的赤色气味。这个学生就是在今日台湾被捧为大师的李敖其人。谈到李敖之“赤”,倒不是说他具有组织上的共产党员身份或所谓“共谍”的嫌疑,而是说他这个人在气质上和表达方式上那种进攻侵犯的气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殷海光所归纳的那几点中共特性。这正是他与他老师殷海光的“知性真诚”明显的对立之处。在抗战胜利后那个知识分子普遍向左转,共产党最吸引左倾知识分子的年月,殷海光不怕被讥笑为落后顽固,竟敢于在反共的问题上站出来替政府说话,假使他不具备“知性的真诚”,恐怕就很难做出那样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他还写出《中国国民党的危机》一书,受到张道藩的称赞,曾被印出来供国民党内部参考。在文中他警告国民党说:“一九二0年以来中国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克星。这一个克星,就是在中国的这一支共产党。……这一个集团乘着中国底贫困,混乱,战争,与低落而发展而壮大。他们一直受着外国底培养,操纵和指使;图谋借着将全民性的国民革命转变而为阶级性的社会革命的这种所谓内在发展的手段,夺取中央政权,降中国为其主人之属地。”同时他又痛陈国民党的弊政,把它比成一个 “旧式大家庭”,把其中的派系比成“大家庭里的各房”,指斥他们偷空大家庭以充实自己的私房,并 断言国民党“这棵大树,旦旦伐之,已经衰老不堪。”他明辨就明辨在并未因反共而护短国民党,反而到后来对国民党批评得越来越重,直到他那些言论被指责为起到了帮助共产党的不良作用。

在殷海光看出中共险恶走势的年代,李敖还在小学或初中读书,在思想感情上,他多少或受到过当时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影响。与五四以来的很多左倾青年有着类似的情意结构,李敖也明显具有对抗父亲的倾向。据说,后来在父亲的葬礼上,他公然抗拒戴孝和叩头之类旧式的丧礼,曾使家人和亲友为之侧目。由此导致了他学生时期的“师长情结”:为逃避父亲的管束,遂转而投奔值得崇拜的老师,在那个老师身上找到可置换父亲权威的榜样。这个老师就是遭受当局迫害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严侨。像严侨这样性格的人物,在台湾的遭遇固然令人唏嘘同情,但即使他当年没逃到台湾而留在大陆,其结局也绝不会太好,甚至会被整得更惨。如果说李敖对严侨的追随和同情更多地来自一个重理想的男孩纯真的情怀和一定的正义感,还让人觉得真诚而颇有血性,那么他后来的追随胡适和殷海光,情况就渐渐有了变化。除了他们批评当局的言论和自由主义思想吸引李敖以外,大学时期的李敖,亲近那些大名人,不能说没有攀附其声望,寻求提携的企求。就陶希圣回避他登门求见一事即可说明,他言行中流露的拉拢意图,明眼人已有所觉察。

在李敖那“狂者进取”的行为中,从一开始即有一股挑衅的劲头。他第一次拜见殷海光,劈头便追问起殷海光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和在《中央日报》任主笔的那一段经历。他俨然在逼问老师的历史问题,言谈间让人觉得,与现在反对国民党的言行相对比,殷海光从前追随国民党反共的言行似乎就显得不太光彩了。这又是殷海光这个“知性真诚”的人与李敖那种与共产党具有“共性”的人另一判然有别之处:前者不会因为他反共,便对国民党类似于中共那样的专制熟视无睹,更不会因为他当前骂了国民党,就不再认同国民党一贯的反共政策。那是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一个“知性真诚”者不但要避免陷于党同伐异的偏狭,还须有明辨是非的君子气度。相反的是,李敖从一开始就在建立小人“同而不和”的路线,就试图采取“恶人为得势”而划分敌我的策略。他对殷海光的挑战明显带有拉帮结派的口气,他一开始就试图把他老师自由主义的求真立场拉拢到共产党那种建立话语霸权的统一战线方向上去。不可否认,在威权时代,李敖的言论和抗争行动对台湾的走向民主,是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是有他不可否认的贡献。这也正如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其中的个别人士所说的和所做的,相对地来看,也曾对民主和自由的伸张起到过局部的积极作用一样。但李敖后来因反国民党而成了大名,他的不少文化炒作就与他被国民党打压时的抗争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明显表现出与中共那种死咬住敌人不放手的偏执:中共先是以反国民党而“成匪”,后以打败国民党而“成王”,这一成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已达到其光辉的顶峰。但此后六十多年,那个党权政府的作为却全无足称道,他们唯一不羞于拿出来宣扬的,就只剩下了反复讲述他们如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故事。时至今日,北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失地已永远划归俄国,南海的油田和岛屿多已让他国捷足先登,钓鱼岛以同样的方式悬在一边交日本看守,北京方面只是一再口头宣布自己拥有主权,却至今无足够的实力发兵去直接占领。只有打国民党的影视剧六十多年来,一拍再拍,百演不厌,让解放军始终被定格在银幕上大发军威。李敖先是因反国民党而坐牢(尽管他两次坐牢均以其它罪名判处),随后以反国民党而成名,他写了那么多骂倒国民党的书籍,至今还骂得不亦乐乎。

就针对国民党这个共同的敌人而言,中共和李敖都是最得意的胜利者了。因此,两者都活跃在自夸状态中,都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 (egocentric predicament)。他们一个劲井底之蛙般在自己的地盘上鼓噪,浑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二字。中共政权是世界上最热衷和最善于自夸的政权,不管他们夸得多么虚假,多么肉麻,他们都要一天也不间断地夸下去。除了表演打国民党的影视剧之外,这自夸就是他们唯一维持其“伟光正”形象的有效手段。只要有一天不再用自夸来抵制人们的厌恶,他们很快就遭到普遍的唾弃。长期以来,自夸已被他们熬成安魂的鸡汤,而央视和各级党报,就是向全世界发送鸡汤的窗口。李敖给自己作的广告词是:“五十年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就是硬挺起这种“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厚颜和赖皮,李敖不断出书,频频演讲,大肆施展他要压倒一切的优势。

毛泽东“不须放屁”之类用粗话骂敌人的语言暴力,发展到李敖手中,已被推到极致,从性器官到性活动,凡属这一类可用来谩骂和嘲弄对方的脏话,李敖几乎搜罗殆尽,在他的行文中随手拈来,在公开讲演时信口乱喷。他成了恶名远扬的说脏话大师,一个最耽于用性隐喻来意淫公众的电视名嘴,一个把笔杆当作阳具来抖擞的畅销书作者。就这一点与中共相比,李敖大有其青出于蓝之势。中共的大小官员在公开场合,一般多谨小慎微,一句出原则的话都不敢乱说。唯独李敖走到哪里,出言不逊到哪里,以至放肆到在北大的讲堂上散布让官方感到有失体面的言论,甚至摆出了一副似乎会阳萎掉中共的架势。然而北大可非同台大,那毕竟是中共的地盘。他那些性噱头立即被在场的监听者敏感出亵渎的意味,演讲一结束,大师就受到了被“喝茶”的关照。秦城就在北大墙外不远的地方,大师原来并非永远地大胆,他一挨训便就范,随后低调地走完了在清华和复旦的过场。由此看来,李敖的拟中共气势也只能在台湾这个从前是弱势威权,现在是滥情民主和泛文自由主义的小世界范围内嚣张一时,制造些耸人听闻的效果罢了。他那一套拥共的表演方式在共产党的地盘上反而不受欢迎。台湾成就了李敖,也惯坏了李敖,同时作践了自身。李敖能那样口吐谰言,所向无阻,吆喝得台湾朝野一愣一愣,不能说不是一部分台湾人以及某些中国人“质量的反映”。

接下来的问题是,殷海光果真是仅由于发表了批评当局的言论,就被剥夺了上讲台和出国的机会,就长期受到监视居住的吗?如果他仅因发表了那些文章就被整肃,为什么在《自由中国》事件案发后,雷震被判处,而作为雷的笔杆子,殷海光却安然无事,还能够继续出书和教书多年呢?为什么直到李敖他们的《文星》招惹了麻烦,连李敖本人都恍若无事——顺便指出,李敖是因私吞《文星》老板的钱财案而获刑,而非因《文星》的言论罪被判——,殷海光却受到了严厉的限制?殷海光毕竟是一个学者,他那些被宣扬为骂国民党的言论,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针对教育界保守的官僚和学术界他认为不学无术的学者而言的,他骂的多为戒严时期的言论不自由和思想闭塞的现象。他得罪的与其说是最高当局,不如说是在威权体制下个别得势的庸人和小人。那时候他最迫切的愿望是出国做他的学问,那只是一个现在说起来实在小得可怜的愿望,不过想寻找到哈佛之类的大学去访学一阵的机会,不过想到他向往的自由主义乡土上圆一下他文本中结缘的梦想。他因那单纯的学术愿望一再受阻而感到十分气闷,那情形就像今日大陆的廖亦武渴望去德国参加书展而得不到有关当局的批评准一样在外界引起了公愤,因而他身边的学生对他当时的处境特别同情。

李敖对殷老师的确有过多次帮助,但在他不少帮助他人的行为中,有时也混杂有操控被帮助人的因素。现在已可明显看出,谁受了李敖的恩惠,谁就欠下了他沉重的债务。但不管怎么说,他当时帮老师作出国联系的热心还是挺诚意的。那时候他正在广泛发展社交关系,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事务上,他似乎很想在殷老师众门徒眼前显示一下自己会办事的本领。但在帮老师联系出国访学事务的过程中,他却没意识到他当时与之打交道的美国机构或个人有什么样的特殊背景,更想不到与他们的接触会受到情治单位的怀疑和监视,会被怀疑与中情局有什么瓜葛。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凭空乱猜想,而是它确实涉及到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经常出现的一些波折,涉及到随着美国两党选情的变化,蒋介石本人对美国干涉内政的小动作会产生不满和疑虑,从而祸及某些不幸沾上嫌疑的人物。美国的问题是,既要在冷战格局下维持一个反共的台湾政权,有时候又受到国内自由主义左倾舆论的影响,试图在台湾扶植起能够树立民主形象的政治势力。这也是美国政府一个“自我中心的困境”。由于美国政府常对国民党搞一些帮倒忙的事情,遂害得有关政要举措失当,牵连得情治单位捕风捉影,以致刺激了两蒋的过度反应,也由此而撕开了威权垮台的裂口。这一点才是殷海光问题的要害。国民党通常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言论还比较能够容忍,但若触及到可能与外来干涉势力勾结的嫌疑,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很可能正是李敖的热心,无形中给他老师招来了试图与美国颠覆机构交往的麻烦。用今日中共当局的话语来说,那就是妄图“勾结海外敌对势力”。那些布置在殷家门口的监视,那种坚决不批准殷海光出国的做法,很可能都与这一不会明说出来的疑团有关。对殷海光来说,这当然是莫须有的,但业已掉到黄河里洗不清了。

一个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学者,就这样受到李敖的误导,再加上后来的一系列偏解,逐渐被片面地夸大为反蒋反国民党威权的英雄。而对他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论述,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似乎不想让他的思想和著作中那截然不同的一个方面拖累了他后来被塑造成的受难人格雕像。

我写这篇文章,不只是要强调上述殷海光著作中被忽视的方面,更重要的是想进一步提醒,大陆民众和台湾社会目前都面临着一个类似于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面临的危机。中共在那时候的险恶是以民主的许诺赢得左情左思者的支持,更仗其已经壮大的武力夺取政权,把中国人民引向奴役之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共集团又一次从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中起死回生,施放了比殷海光当年看到的更加迷惑人的魅力。那时候中共是靠牺牲“翻身”农民的生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则是靠榨取廉价劳力的血汗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财大气粗的中共已明显摆出崛起的姿态,正在通过红色经济的渗透,企图把台湾,乃至世界牵着鼻子拖上更加险恶的奴役之路。殷海光提出的“一”、“多”、“常”、“变”四个概念至今仍适用于分析中共当前的诡变,这就是我们有必要重温他那些“共产党问题”论述的现实意义。

“反共”之所以令人感到过时和陈腐,以致成为一个令人回避的刻板形象,既与威权时期国民党自己拙劣的文宣方式有关,也是解严以来台湾社会把那年月的一切都说得破烂不堪的总氛围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再加上中共的宣传攻势和很实惠的四处招徕,从台湾到欧美,凡在与大陆方面打交道且对其有所欲求的团体或个人,似乎都怕被戴上这一顶显得有些晦气的帽子。前不久我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民主转型的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与会发言,谈到了中共政权有可能崩溃的六种方式。我即席向他提问道:“就你所说的六种方式中我们最希望发生的一种而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们都能作出哪些富有引导性的论说?” 黎安友简短地回答我说:“我可以真实地告诉你,他们都害怕中共。”为什么连自由世界的人士都不愿意得罪中共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名利和兴趣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共毕竟控制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反共”这顶帽子很多人都不愿意沾边的原因,也是近年来两岸的殷海光宣扬者对他那方面的言说普遍忽视的因素之一。

全世界在中共面前的自我绥靖做法在今日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美国政府因身负重债而对北京说话嘴软,台湾社会因两岸的经济热络而把武力犯台的危机推卸到似乎不会发生的遥远年代,学者们多因要到中国去从事各自的活动而变得说话都十分谨慎小心了。尽管如此,不怕戴上“反共”帽子的人士依然为数不少。至少,就黎安友敢于参加那个会议,并踊跃发言的行动来看,他本人应该是无所畏惧的。就我个人有限的了解而言,经常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批共文章的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 )也是无所畏惧的,而普林斯顿大学荣退的余英时教授,可谓最无所畏惧的一个:多年以来,他每一周都在“自由亚洲”电台上的时评访谈中发表他那些一定会被北京指斥为“反共”的言论。

由此可见,“反共”的刻板形象乃是中共的恐吓和人们的怯懦共谋而成的一道咒符,只要你能努力提高自己“知性真诚”的质量,就不会为其所惑而落到胆小怕事的地步。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共的专政很可能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能等到它垮了台再去搞所谓的转型正义。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清算,那就是不断揭示出被掩埋的真相,逐步调整被颠倒的价值序列和还原历史,从而达到先在观念的澄清和认识的提高上为民主转型铺垫通途。

2011年8月28日

【 转载 《纵览中国》 】 时间: 9/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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