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关东奇人传(第一章)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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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

(0)此路不通

我到佳木斯市的前一天,一个消息传开了:“傅贵那小子,又给抓起来了!”

傅贵,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已经两次成为黑龙江省闻名的人物。七年前,他是佳木斯郊区“党内资产阶级”里的头号人物,“贪污盗窃集团”的主犯,犯下了除“里通外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外的几乎一切罪行。总之,是一个恶人,一个罪犯。后来,忽然又成了全省瞩目的好人,他把市郊一个最穷的大队变成了富队。省、市报纸都以显著地位报导了他的事迹。

这是真的吗?编写导演过前一个剧本的人,不相信后一件事的真实性。这也难怪。因为傅贵会捞钱,是他当年变成“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原因。他现在不还是会捞钱吗?他把生产大队整富了,这也许是事实。可是,不是听说他自己也富了,都富得浑身冒油了吗?谁知道他搞了些什么鬼名堂!

人家的怀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傅贵在犯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大罪,坐了三年半大牢以后,放是放出来了,可并没有平反呀。他的判决书上明明写着他犯下了贪污罪嘛。

在佳木斯郊区沿江公社黑通大队,我找到了尚未被捕的傅贵。原来他还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人物,近十五年则逐渐引起争议。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会议上,他多次成为争议的中心,争议之剧烈,有时竟达到使拳动脚、不可开交的程度。然后,又成了很多大字报、控告信和判决书上的中心人物。最后,连全省的大会和全国第二次学大寨会议上,他的名字也作为一种敌对倾向和敌对势力的代表被举了出来。

这样的人物,偌大的中国有几个?不值得研究一下吗?一研究,我就不能不同情那些对傅贵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了。人家也是不无道理呀。道理在哪里呢?一句话:傅贵这个人太特殊了。

这个坐在我面前,满脸大胡茬子的人,除了在各种他念不出来的单据、拘留证、逮捕证上签写自己的姓名以外,没再写过第三个字。文盲由于是土匪和军阀而出名的人,在中国有不少。但傅贵可不是马占山或张作霖呀。

即使为了理解他为什么招来那么多人的猜疑和反对,咱们也得翻一翻他的历史。

(1)“等我发了财,非买个火车头不可!”

怕穷恨穷,自苦自立,这就是从童年起写在傅贵心上的八个大字。

傅贵是个父母双全的孤儿。母亲迫于贫穷,带他寄居到外祖父家里,又被她父亲逼着改嫁了。傅贵受不了沦落和欺凌,八岁上班去给人扛活,独立谋生了。

怕穷恨穷,自苦自立,这就是从童年起写在傅贵心上的八个大字。

失去父母的抚爱,也就可以不受大人的管束了。上不起学,失去了从书本中获得知识的机会,可是师道尊严和旧礼教的影响也就杜绝了。他从两方面摆脱了权威的束缚和压抑,只剩下一个东家,需要他服从。他在这里也没有学会恭顺,而是咬着牙干好自己的工作。教任何人也说不出他的不是来。

什么事都得由他自己决定,自己安排,自己动手。在广阔无边、人烟稀少的东北三江大平原上,他可以纵情地和他牧的牛马一起奔跑、呼号,任意采摘或追逐天地间的各种生物,或者躺在柔软的草毯上仰望蓝天,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

一列从远方驶过大桥的火车把他吸引住了。那火车头,“突,突,突”喷着白烟,劲儿有多大呀,多威风呀!小傅贵对同伴说:“等我发了财,非买个火车头不可!”人家说,那玩意儿不是一个人买得起的,傅贵硬是不信,梦裹看见的也是那个火车头。

解放了,实行土地改革了,也娶了媳妇成了家。东北一些农民的理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也差不多实现了。可是傅贵并不满足。分到的三垧地(四十五市亩)不够他种的。他去拉脚,修建,捕鱼,伐木,还做点买卖,仍然觉得身上的劲儿使不完,心头的设想和手上的功夫没有施展,日子过得不够富裕。他也不是一心只想发财。政府的号召,他最先响应;他是乡长看中的政冶积极分子。

只有一件事,他没有响应,他没有加入互助组和合作社。他媳妇刘秀霞原先唱过评戏。一九五六年二道河子请她去演戏,傅贵就借这个机会离开了家乡福胜屯。那正是农村高级合作化遍地开花的时候。

(2)他有使不完的精力

脑袋人人都有,可是未见得人人会使。人身上长一个那玩艺儿,可不是专门为了吃饭的。

二道河子,是一至五道河子中间的一个。这里是木材集散地,又是粮食集散的码头。

临离福胜屯的时候,傅贵生了一场大病──伤寒。久病初愈,他没去工作,天天到街上和江边蹓躂,晒晒太阳,恢复一下体力。

看着松花江滔滔流水和江上的木排,傅贵就想起他爷爷来了。他爷爷跟木头打交道打了半辈子。当年他冬天在豪林河上游“作”木头,就是像他傅贵那几年冬天一样,把木头从山上运到河道上来。春天开了河,再把木头穿成木排,往下游流送。一年夏天,爷爷和两个人放木排,忽然山洪爆发,江水猛涨,水流湍急,把他们三人的那个木排给冲到江边山坡的一棵树跟前。江水仍然猛劲地冲击木排,这时木排像一张被子似地叠起来了,排上的人有即将被挤压而死的危险。他们就爬到一棵树上。由于冻饿交加,浑身无力,为了不至于从树上掉下来,各自解开自己的宽腰带,把身子绑在树上。不曾想,江水不知怎么一弄,竟把木排给冲走了。三个人使劲呼救,远处有人听见了。一个人想来救,被同伙的劝阻住,没来,而江水还继续上涨,那棵树又被冲倒,三个人就全淹死了。

这件事,傅贵是小时候听大人讲的。因为他时常想,所以记得很牢很清晰,就像他本人经历过的一样。他年龄越大,越觉得爷爷他们死得冤,死得窝囊。三个大人,怎么能把自己捆在那里,活活等死呢?他研究来研究去,没别的,不是没有胆子,就是缺少能耐。“人得有个脑袋,”他后来总结出一条人生哲理来,“当然,脑袋人人都有,可是未见得人人会使。人身上长一个那玩艺儿,可不是专门为了吃饭的。”

爷爷常在江边和江上工作,怎能不熟悉水性呢?在山上山下摆弄半辈子木头,怎么就不熟悉木头的本性呢?

土改以后,他傅贵在山上干过几冬,干遍了山上的活儿。放树;抬木──大的,要八九十人抬;截树,打丫:“倒套子”──把木头装到爬犁上运到山下江边:“归楞”(码垛)……有的活儿很危险,也不是非他去干不可,可是他还是忍不住上去了。因为他好奇,什么都想尝试尝试,摸弄摸弄。比如“串坡”,那是够险的了。有几株树长在山崖边上,要伐掉,可是,坡高路陡,牛马上不去,得用人工把它一点一点串到平处。“倒套子”,人在前边牵着牛或马,后边是一个爬犁,脚底下是冰道。一次拉二立方米木头,不能让爬犁滑到冰道以外去;人在前边跑,脚底下滑着呢,一跌倒,就得叫爬犁辗死。每冬都要出多起事故,不是人让木头砸死了,或者让爬犁辗死了,就是牛马“坐坡”没坐住,撞到树上死去,或者被小树扎到腹部捅死的。可是傅贵“倒套子”这么多年,却没出一点事故,不但没有人畜死伤,他还弄通了树性。从小灌木到大树,没一样他叫不上名字来的;各种树木质如何,生长期多长,是干什么用的,以及各种树的毛病──什么“空口”啦,“铁眼儿”啦,“蚂蚁梢”啦,“灯泡子”啦,他都明白。每年十月一日上山,过正月十五才回来,他耽误了上农村夜校(都是冬闲时期办),可是一棵树就像一本书,傅贵读这个书兴致大着呢。大字不识,人家竟让他在山上当起土技术员了……

后来他离开了农村。干什么工作呢?“啥工作挣钱多?”──这是傅贵选择职业的标准。粮库里扛袋子是计件,干得多就挣得多,又不需要文化。挺对路,傅贵去了。

正赶上农民送公粮,粮食入库忙,先让傅贵搭肩──两个人把粮袋从地上提起,放到扛袋子人的肩上。他认真,舍得使劲,总是把袋子举得很高,再放下来,以为这样,扛的人可以省些气力。不管怎么说,是一百八九十斤重的玩艺儿呀。可是这么一来,他的两只手都磨出了血。有人对他有了好感,劝他说:“搭这个有什么出息,还是学着扛袋子吧!”傅贵有点怕,因为粮袋子是敞口的,万一扛不好,撒了,那该多可惭!伙伴们给他鼓劲,头一回先装个八分袋,上肩了。他不会扛,只会“贴大饼子”方式,就是把整个袋子都压到自己脖子上。他走上第一节跳板,还顺利。又走上第二节──这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往下瞅了一眼,身子立时晃悠起来,本能地伸手去抓跳板旁边的扶杆。下边的人一直盯着他,这时赶忙一齐喊了起来:“别扶,那是活的!”“赶快扔,把袋子扔下来!”这个“扔”字,把傅贵惹火儿了,把方才的害怕心情一下子冲光了。“扔?那多丢脸!”脚底下忽然稳定了,力气也上来了,刷刷几大步走到囤顶,一歪肩膀,就把一袋粮食倒净了。把空麻袋一夹,又刷刷地大步走了下来。下边的人交口夸赞:“这小伙计还真行!”可是傅贵心里念叨的却是:“他妈的,这活儿不是人干的!”因为这一口袋粮食差一点叫他傅贵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

他不偷懒,还暗暗跟别人赛着干。他的名次不断往前窜。三个月以后,七十多个扛袋子的人中。第三名叫傅贵夺下来了。

一九五八年,双鸭山的四方台煤矿开工了,四处招人。妻子刘秀霞也要到那里去唱戏。傅贵就去了。又是──“什么工挣钱最多?”架子工,登高的,危险。行,干!高空作业,好像整个世界都踩到自己脚下了,真带劲!他不声不响,把一些东西看出来了,琢磨出来了。人家还以为他早先干过架子工呢。干了两个月,就提为二级工。以后每年提一级,到一九六二年,他就是五级工了。

从他八岁扛活起到现在,整整二十个年头儿过去了。凭着他的聪明、大胆和勤奋,傅贵不论干什么,从未失败过一次。他要得到的,都得到了。唯独一件事.他不行,那就是赌博。

离福胜屯去二道河子以前,他把房子、母猪卖了,拿到二百多元钱。那天晚上到邻居家串门,见一伙人正在“撸大点”。他站在旁边看一会儿,说话了:“这么玩多费事!玩一撸两瞪眼儿该多痛快!”他坐下来洗牌,叫别人上牌。一人占一门,他说:“下钱吧!”下了。每人抓两张牌,你一撸,我一撸。就定了输赢。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没过多大一会儿,他的二百多块钱就全输进去了。他心里也没怎么上火,只觉得挺滑稽:“这二百多块钱,刚才还是我的.怎么一下子就精光了呢?”

这事儿说出去丢人,他瞒着老婆没说。可是到了二道河子没几天.他在那个打猎的把头姓周的家里,经不住劝,人家又一片热情主动借钱,他又赌起来了。心想:要是真撞上,兴许还能把那二百块钱赢回来呢。玩了一宿,他还是来大的。越输,下的赌注越大。到天亮,把六百元钱又输个精光。

怎么办?老婆好瞒,可这笔债得还哪。这笔钱是怎么输的昵?是不是借给他钱的那个人设下了圈套呢?二十年后傅贵也没弄明白。反正钱是你输的,既然钱是借的,就得还。怎么还?他有什么本事?出大力呗。那时候二道河子的居民烧饭和冬天取暖用的都是柈子,即劈柴。木头,他熟,有人买吗?有。问问价钱,一尺半宽、一米高、四米长的一垛。称为一“溜”,质量好点的,一“溜”能卖二十五元钱。傅贵一算计,这个活还行。说话就弄了个小爬犁,上山拉起木头来了。

自己在山上采木头,自己装,自己运。得把爬犁从山上拉下来.再拉过冰冻的松花江,送到老周家的后院堆起来。也不易呀,五百斤得拉一趟;七百斤也是一趟。他又来大的了。尽管一天流几身大汗,累得呼哧呼哧地喘,还越拉越起劲,好像那里头有挺大乐趣似的。当他的爬犁拉过市街时,行人往往站下来夸上两句。有的说:“看,真行,比小毛驴拉的还多!”傅贵听了,也不觉得委屈,人家的意思还是夸赞嘛。

就这么着,整整在松花江上跑了三十个来回,才还清那一晚上输掉的钱。

从此,傅贵再没有赌过一分钱,还成了一切赌博活动的死对头。

那几年,农村不断传来坏消息。大跃进,大吹牛;大食堂,大饥荒。傅贵一直怕的那个“归大堆儿”,归得更大了,叫作“一大二公”,连工分都不算了,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事情好像证明了傅贵走对了。

他在矿山当架子工,日子混得也真不赖。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元钱,相当于一个行政十三级干部了。他媳妇刘秀霞.现在在戏班子教戏了。一个月也能挣七十多元,顶个十九级干部吧。两人收入相加,钱还花不完呢。全国经济困难那几年,他也没饿着。他能上山打狍子。他能开荒种菜,还年年高产。

不仅这样,傅贵那时还是矿上的一个红人呢。他月月季季得奖,年年是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一九六一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可是傅贵并不满足。总觉得生活里好像缺少点什么。他缺的是什么呢?你让他说,他会回答你:“我还想赚大钱。”好汉不挣有数钱“嘛。”可是你若再叮问一句:“赚了大钱,你又干什么用呢?置地当地主?开工厂当资本家?”又把他问住了。

他是觉得身上的精力和脑子里的主意还有好多没使出来。他是没处使呀。无论干架子工或者扛麻袋,种地或打鱼,伐木或者倒卖白菜,哪一样也占不满他的脑子,用不完他的精力。

一九六二年.一股清风吹拂过中国大地。傅贵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他本能地感到中国农村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将要改变农民的消沉、懒散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一个人将会有较多的自由去发挥他身上的创造力量了。

傅贵决定放弃城市生活,返回农村了。那时矿上虽然要下放一批工人和干部到农村去,却并没有把傅贵包括在内。领导人还找他谈过话,劝他打消回农村的念头,傅贵执意不肯。

于是,他一家人便在一九六二年回到佳木斯郊区,落户在“五一”大队。

(3)这里为什么这样穷?

穷,就是一个穷,把人们给治住、压倒了。

在各种有利可图的行当中,傅贵选中了打鱼。搞农业,他是一把手儿,准能捞钱,可是钱毕竟是有数儿的。打鱼,辛苦点儿,可是鱼汛期里你真要把鱼群撞上,那可就是一下子几千斤的事儿。这里始终有一个未知数。干这玩意儿有一定的冒险性──有趣就在这里,可又不是赌博,你得花力气,你得有知识,还得随机应变,这又有点像打仗了。你在江上摆布大网,不像大元帅敌前布阵吗?你根据水流和地形拦截鱼群,不像大将军追捕狼狈逃窜的敌军吗?需要眼力,需要智谋,还得善于决断。这就得有点胆魄,而这些,都是种地、伐木、扛麻袋那些行当里用不上,不能施展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劈里啪拉在网里惊慌、焦急、徒劳无益地挣扎着,妄想找出一条生路的那些各种肤色、体态的肥硕的活鱼!那是鲜美可口的食品,那是钱,那是劳苦和才能的果实呀!

这半辈子,傅贵在并不自觉中间,实际上总是在和一种什么力量此赛。他要让老天和世人看看,他傅贵有多大本事!

现在,傅贵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她的政策的信任,把几乎全部财产──五千元上下,全部投到一张鱼网上来。他决定在松花江上大显身手,捞一笔大钱,让三江一带的人们瞠目相视:原来还有他这样一个能人!

买一斤鱼线,那时候要一百五十多元钱。网片子也不便宜。傅贵和父亲一起织起网来。

织呀织,几个月过去了。谁想得到昵,网还没织成,政策又变了。这个那个又成了“资本主义”了,批的批,禁的禁,抓的抓,阶级斗争的风儿吹得此以前更紧了。

这可咋整?人也回来了,钱也花了,力也出了,网也整上了,可是又不许你干了!

傅贵没招儿了。他站在江边,望着松花江滔滔东去的流水,心里又是懊丧,又是不解:那水里头一群又一群的鲜鱼,都白白流走了。捞上来,就是中国的玩意儿;放过去,就成他妈外国货了。为什么就不准我捞呢?这个理儿,他始终弄不明白。不错,我个人是赚了钱,可是那鱼不还是属于中国的吗?中国有多少人成年吃不上鱼,还能嫌鱼多吗?再说,我是本人出力呀,我这也说不上什么剥削呀。可惜到现在,他快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不认识“资本主义”那几个字是什么样儿,不懂它的肮脏、可怕和危险到底在哪里。他只知道挨饿受穷的滋味儿太难受。

没办法,只好加入生产队了。从一九六三年夏天起,傅贵给“五一”大队打鱼。是大包乾儿,他这一年内要交给队里三千斤鱼,下剩的全归他本人;给他划一等工分,渔网渔具等各种开支由他自己负担。这时已经是六月底七月初了,四月中到六月中的鱼汛期已过。出师不利,傅贵那年只交给队里二千五百斤鱼,拿了个二等工分,不够生活的。冬天去打猎,那几年,这个还可以归自己。

又是一个春天了。傅贵心情郁闷,百无聊赖,不免四处走走。地里荒草蔓蔓,自由舒畅。这一带农村中最有生气的,就得数这个草了。人呢?人人焉头搭脑,不是广播裹说的那个“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了。几十年前的老土房,都快趴下了,还没有退役。从低矮的房门中钻出一个妇女,脸上黑不溜秋,披头散发,破衣烂衫,能吓人一跳。再看农户的院子,很久没清扫过了。“那不就是几扫帚的事吗,该烧的烧,该积肥的积肥,怎么就不弄干净呢?”傅贵瞅不惯乱和脏,暗自纳闷,除非是没心过日子的人,不会把自己家都搞得这么邋遢的。

穷,就是一个穷,把人们给冶住、压倒了。那么,又为什么这样穷呢?

他傅贵现在肯定是没有退路了,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乡,现在他又陷到这块了。从此,傅贵若不让这地方改变,他和他的子孙就没个好。

“五一”大队是国营农场性质,吃的是供应粮,虽然安全可靠,却是数目固定的,还得月月付钱。一不作,二不休,不如到纯粹的农村去,那块儿还不这么死。于是傅贵一家就到黑通大队的第二生产队落了户。他还是给队里打鱼,可不是包乾了,打多少都得交给生产队。队里给他下工分。那工分也真够可怜的,十分只值三四角钱,一个人一天最高工分是十二分。用的还是那张网,可它也不是自己的了(他就干脆把那网卖给生产队,队里给他折了四千五百个工分)。这些钱,只相当于傅贵投入的资金的几十分之一。网不值钱,算得了什么?他傅贵这一百多斤肉,不也落价了吗?放开手叫他干,一年弄个万儿八千的不费劲。在双鸭山,他一年还值两干多块钱呢,可是只因为挪了一下地方,到了二百里外,他现在一年就最多值百八十块钱了!算下来,他落价的程度跟那张网也相差无几。

个人发家致富,现在是没门儿了。这一来,心里就空出了一块地方。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问题占上了那块空地。这里为什么这样穷呢?……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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