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
（0）此路不通
我到佳木斯市的前一天，一个消息传开了：“傅贵那小子，又给抓起来了！”
傅贵，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已经两次成为黑龙江省闻名的人物。七年前，他是佳木斯郊区“党内资产阶级”里的头号人物，“贪污盗窃集团”的主犯，犯下了除“里通外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外的几乎一切罪行。总之，是一个恶人，一个罪犯。后来，忽然又成了全省瞩目的好人，他把市郊一个最穷的大队变成了富队。省、市报纸都以显著地位报导了他的事迹。
这是真的吗？编写导演过前一个剧本的人，不相信后一件事的真实性。这也难怪。因为傅贵会捞钱，是他当年变成“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原因。他现在不还是会捞钱吗？他把生产大队整富了，这也许是事实。可是，不是听说他自己也富了，都富得浑身冒油了吗？谁知道他搞了些什么鬼名堂！
人家的怀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傅贵在犯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大罪，坐了三年半大牢以后，放是放出来了，可并没有平反呀。他的判决书上明明写着他犯下了贪污罪嘛。
在佳木斯郊区沿江公社黑通大队，我找到了尚未被捕的傅贵。原来他还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引人注意的人物，近十五年则逐渐引起争议。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会议上，他多次成为争议的中心，争议之剧烈，有时竟达到使拳动脚、不可开交的程度。然后，又成了很多大字报、控告信和判决书上的中心人物。最后，连全省的大会和全国第二次学大寨会议上，他的名字也作为一种敌对倾向和敌对势力的代表被举了出来。
这样的人物，偌大的中国有几个？不值得研究一下吗？一研究，我就不能不同情那些对傅贵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了。人家也是不无道理呀。道理在哪里呢？一句话：傅贵这个人太特殊了。
这个坐在我面前，满脸大胡茬子的人，除了在各种他念不出来的单据、拘留证、逮捕证上签写自己的姓名以外，没再写过第三个字。文盲由于是土匪和军阀而出名的人，在中国有不少。但傅贵可不是马占山或张作霖呀。
即使为了理解他为什么招来那么多人的猜疑和反对，咱们也得翻一翻他的历史。
（1）“等我发了财，非买个火车头不可！”
怕穷恨穷，自苦自立，这就是从童年起写在傅贵心上的八个大字。
傅贵是个父母双全的孤儿。母亲迫于贫穷，带他寄居到外祖父家里，又被她父亲逼着改嫁了。傅贵受不了沦落和欺凌，八岁上班去给人扛活，独立谋生了。
怕穷恨穷，自苦自立，这就是从童年起写在傅贵心上的八个大字。
失去父母的抚爱，也就可以不受大人的管束了。上不起学，失去了从书本中获得知识的机会，可是师道尊严和旧礼教的影响也就杜绝了。他从两方面摆脱了权威的束缚和压抑，只剩下一个东家，需要他服从。他在这里也没有学会恭顺，而是咬着牙干好自己的工作。教任何人也说不出他的不是来。
什么事都得由他自己决定，自己安排，自己动手。在广阔无边、人烟稀少的东北三江大平原上，他可以纵情地和他牧的牛马一起奔跑、呼号，任意采摘或追逐天地间的各种生物，或者躺在柔软的草毯上仰望蓝天，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
一列从远方驶过大桥的火车把他吸引住了。那火车头，“突，突，突”喷着白烟，劲儿有多大呀，多威风呀！小傅贵对同伴说：“等我发了财，非买个火车头不可！”人家说，那玩意儿不是一个人买得起的，傅贵硬是不信，梦裹看见的也是那个火车头。
解放了，实行土地改革了，也娶了媳妇成了家。东北一些农民的理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也差不多实现了。可是傅贵并不满足。分到的三垧地（四十五市亩）不够他种的。他去拉脚，修建，捕鱼，伐木，还做点买卖，仍然觉得身上的劲儿使不完，心头的设想和手上的功夫没有施展，日子过得不够富裕。他也不是一心只想发财。政府的号召，他最先响应；他是乡长看中的政冶积极分子。
只有一件事，他没有响应，他没有加入互助组和合作社。他媳妇刘秀霞原先唱过评戏。一九五六年二道河子请她去演戏，傅贵就借这个机会离开了家乡福胜屯。那正是农村高级合作化遍地开花的时候。
（2）他有使不完的精力
脑袋人人都有，可是未见得人人会使。人身上长一个那玩艺儿，可不是专门为了吃饭的。
二道河子，是一至五道河子中间的一个。这里是木材集散地，又是粮食集散的码头。
临离福胜屯的时候，傅贵生了一场大病──伤寒。久病初愈，他没去工作，天天到街上和江边蹓躂，晒晒太阳，恢复一下体力。
看着松花江滔滔流水和江上的木排，傅贵就想起他爷爷来了。他爷爷跟木头打交道打了半辈子。当年他冬天在豪林河上游“作”木头，就是像他傅贵那几年冬天一样，把木头从山上运到河道上来。春天开了河，再把木头穿成木排，往下游流送。一年夏天，爷爷和两个人放木排，忽然山洪爆发，江水猛涨，水流湍急，把他们三人的那个木排给冲到江边山坡的一棵树跟前。江水仍然猛劲地冲击木排，这时木排像一张被子似地叠起来了，排上的人有即将被挤压而死的危险。他们就爬到一棵树上。由于冻饿交加，浑身无力，为了不至于从树上掉下来，各自解开自己的宽腰带，把身子绑在树上。不曾想，江水不知怎么一弄，竟把木排给冲走了。三个人使劲呼救，远处有人听见了。一个人想来救，被同伙的劝阻住，没来，而江水还继续上涨，那棵树又被冲倒，三个人就全淹死了。
这件事，傅贵是小时候听大人讲的。因为他时常想，所以记得很牢很清晰，就像他本人经历过的一样。他年龄越大，越觉得爷爷他们死得冤，死得窝囊。三个大人，怎么能把自己捆在那里，活活等死呢？他研究来研究去，没别的，不是没有胆子，就是缺少能耐。“人得有个脑袋，”他后来总结出一条人生哲理来，“当然，脑袋人人都有，可是未见得人人会使。人身上长一个那玩艺儿，可不是专门为了吃饭的。”
爷爷常在江边和江上工作，怎能不熟悉水性呢？在山上山下摆弄半辈子木头，怎么就不熟悉木头的本性呢？
土改以后，他傅贵在山上干过几冬，干遍了山上的活儿。放树；抬木──大的，要八九十人抬；截树，打丫：“倒套子”──把木头装到爬犁上运到山下江边：“归楞”（码垛）……有的活儿很危险，也不是非他去干不可，可是他还是忍不住上去了。因为他好奇，什么都想尝试尝试，摸弄摸弄。比如“串坡”，那是够险的了。有几株树长在山崖边上，要伐掉，可是，坡高路陡，牛马上不去，得用人工把它一点一点串到平处。“倒套子”，人在前边牵着牛或马，后边是一个爬犁，脚底下是冰道。一次拉二立方米木头，不能让爬犁滑到冰道以外去；人在前边跑，脚底下滑着呢，一跌倒，就得叫爬犁辗死。每冬都要出多起事故，不是人让木头砸死了，或者让爬犁辗死了，就是牛马“坐坡”没坐住，撞到树上死去，或者被小树扎到腹部捅死的。可是傅贵“倒套子”这么多年，却没出一点事故，不但没有人畜死伤，他还弄通了树性。从小灌木到大树，没一样他叫不上名字来的；各种树木质如何，生长期多长，是干什么用的，以及各种树的毛病──什么“空口”啦，“铁眼儿”啦，“蚂蚁梢”啦，“灯泡子”啦，他都明白。每年十月一日上山，过正月十五才回来，他耽误了上农村夜校（都是冬闲时期办），可是一棵树就像一本书，傅贵读这个书兴致大着呢。大字不识，人家竟让他在山上当起土技术员了……
后来他离开了农村。干什么工作呢？“啥工作挣钱多？”──这是傅贵选择职业的标准。粮库里扛袋子是计件，干得多就挣得多，又不需要文化。挺对路，傅贵去了。
正赶上农民送公粮，粮食入库忙，先让傅贵搭肩──两个人把粮袋从地上提起，放到扛袋子人的肩上。他认真，舍得使劲，总是把袋子举得很高，再放下来，以为这样，扛的人可以省些气力。不管怎么说，是一百八九十斤重的玩艺儿呀。可是这么一来，他的两只手都磨出了血。有人对他有了好感，劝他说：“搭这个有什么出息，还是学着扛袋子吧！”傅贵有点怕，因为粮袋子是敞口的，万一扛不好，撒了，那该多可惭！伙伴们给他鼓劲，头一回先装个八分袋，上肩了。他不会扛，只会“贴大饼子”方式，就是把整个袋子都压到自己脖子上。他走上第一节跳板，还顺利。又走上第二节──这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往下瞅了一眼，身子立时晃悠起来，本能地伸手去抓跳板旁边的扶杆。下边的人一直盯着他，这时赶忙一齐喊了起来：“别扶，那是活的！”“赶快扔，把袋子扔下来！”这个“扔”字，把傅贵惹火儿了，把方才的害怕心情一下子冲光了。“扔？那多丢脸！”脚底下忽然稳定了，力气也上来了，刷刷几大步走到囤顶，一歪肩膀，就把一袋粮食倒净了。把空麻袋一夹，又刷刷地大步走了下来。下边的人交口夸赞：“这小伙计还真行！”可是傅贵心里念叨的却是：“他妈的，这活儿不是人干的！”因为这一口袋粮食差一点叫他傅贵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
他不偷懒，还暗暗跟别人赛着干。他的名次不断往前窜。三个月以后，七十多个扛袋子的人中。第三名叫傅贵夺下来了。
一九五八年，双鸭山的四方台煤矿开工了，四处招人。妻子刘秀霞也要到那里去唱戏。傅贵就去了。又是──“什么工挣钱最多？”架子工，登高的，危险。行，干！高空作业，好像整个世界都踩到自己脚下了，真带劲！他不声不响，把一些东西看出来了，琢磨出来了。人家还以为他早先干过架子工呢。干了两个月，就提为二级工。以后每年提一级，到一九六二年，他就是五级工了。
从他八岁扛活起到现在，整整二十个年头儿过去了。凭着他的聪明、大胆和勤奋，傅贵不论干什么，从未失败过一次。他要得到的，都得到了。唯独一件事．他不行，那就是赌博。
离福胜屯去二道河子以前，他把房子、母猪卖了，拿到二百多元钱。那天晚上到邻居家串门，见一伙人正在“撸大点”。他站在旁边看一会儿，说话了：“这么玩多费事！玩一撸两瞪眼儿该多痛快！”他坐下来洗牌，叫别人上牌。一人占一门，他说：“下钱吧！”下了。每人抓两张牌，你一撸，我一撸。就定了输赢。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没过多大一会儿，他的二百多块钱就全输进去了。他心里也没怎么上火，只觉得挺滑稽：“这二百多块钱，刚才还是我的．怎么一下子就精光了呢？”
这事儿说出去丢人，他瞒着老婆没说。可是到了二道河子没几天．他在那个打猎的把头姓周的家里，经不住劝，人家又一片热情主动借钱，他又赌起来了。心想：要是真撞上，兴许还能把那二百块钱赢回来呢。玩了一宿，他还是来大的。越输，下的赌注越大。到天亮，把六百元钱又输个精光。
怎么办？老婆好瞒，可这笔债得还哪。这笔钱是怎么输的昵？是不是借给他钱的那个人设下了圈套呢？二十年后傅贵也没弄明白。反正钱是你输的，既然钱是借的，就得还。怎么还？他有什么本事？出大力呗。那时候二道河子的居民烧饭和冬天取暖用的都是柈子，即劈柴。木头，他熟，有人买吗？有。问问价钱，一尺半宽、一米高、四米长的一垛。称为一“溜”，质量好点的，一“溜”能卖二十五元钱。傅贵一算计，这个活还行。说话就弄了个小爬犁，上山拉起木头来了。
自己在山上采木头，自己装，自己运。得把爬犁从山上拉下来．再拉过冰冻的松花江，送到老周家的后院堆起来。也不易呀，五百斤得拉一趟；七百斤也是一趟。他又来大的了。尽管一天流几身大汗，累得呼哧呼哧地喘，还越拉越起劲，好像那里头有挺大乐趣似的。当他的爬犁拉过市街时，行人往往站下来夸上两句。有的说：“看，真行，比小毛驴拉的还多！”傅贵听了，也不觉得委屈，人家的意思还是夸赞嘛。
就这么着，整整在松花江上跑了三十个来回，才还清那一晚上输掉的钱。
从此，傅贵再没有赌过一分钱，还成了一切赌博活动的死对头。
那几年，农村不断传来坏消息。大跃进，大吹牛；大食堂，大饥荒。傅贵一直怕的那个“归大堆儿”，归得更大了，叫作“一大二公”，连工分都不算了，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事情好像证明了傅贵走对了。
他在矿山当架子工，日子混得也真不赖。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元钱，相当于一个行政十三级干部了。他媳妇刘秀霞．现在在戏班子教戏了。一个月也能挣七十多元，顶个十九级干部吧。两人收入相加，钱还花不完呢。全国经济困难那几年，他也没饿着。他能上山打狍子。他能开荒种菜，还年年高产。
不仅这样，傅贵那时还是矿上的一个红人呢。他月月季季得奖，年年是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一九六一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可是傅贵并不满足。总觉得生活里好像缺少点什么。他缺的是什么呢？你让他说，他会回答你：“我还想赚大钱。”好汉不挣有数钱“嘛。”可是你若再叮问一句：“赚了大钱，你又干什么用呢？置地当地主？开工厂当资本家？”又把他问住了。
他是觉得身上的精力和脑子里的主意还有好多没使出来。他是没处使呀。无论干架子工或者扛麻袋，种地或打鱼，伐木或者倒卖白菜，哪一样也占不满他的脑子，用不完他的精力。
一九六二年．一股清风吹拂过中国大地。傅贵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他本能地感到中国农村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将要改变农民的消沉、懒散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一个人将会有较多的自由去发挥他身上的创造力量了。
傅贵决定放弃城市生活，返回农村了。那时矿上虽然要下放一批工人和干部到农村去，却并没有把傅贵包括在内。领导人还找他谈过话，劝他打消回农村的念头，傅贵执意不肯。
于是，他一家人便在一九六二年回到佳木斯郊区，落户在“五一”大队。
（3）这里为什么这样穷？
穷，就是一个穷，把人们给治住、压倒了。
在各种有利可图的行当中，傅贵选中了打鱼。搞农业，他是一把手儿，准能捞钱，可是钱毕竟是有数儿的。打鱼，辛苦点儿，可是鱼汛期里你真要把鱼群撞上，那可就是一下子几千斤的事儿。这里始终有一个未知数。干这玩意儿有一定的冒险性──有趣就在这里，可又不是赌博，你得花力气，你得有知识，还得随机应变，这又有点像打仗了。你在江上摆布大网，不像大元帅敌前布阵吗？你根据水流和地形拦截鱼群，不像大将军追捕狼狈逃窜的敌军吗？需要眼力，需要智谋，还得善于决断。这就得有点胆魄，而这些，都是种地、伐木、扛麻袋那些行当里用不上，不能施展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劈里啪拉在网里惊慌、焦急、徒劳无益地挣扎着，妄想找出一条生路的那些各种肤色、体态的肥硕的活鱼！那是鲜美可口的食品，那是钱，那是劳苦和才能的果实呀！
这半辈子，傅贵在并不自觉中间，实际上总是在和一种什么力量此赛。他要让老天和世人看看，他傅贵有多大本事！
现在，傅贵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她的政策的信任，把几乎全部财产──五千元上下，全部投到一张鱼网上来。他决定在松花江上大显身手，捞一笔大钱，让三江一带的人们瞠目相视：原来还有他这样一个能人！
买一斤鱼线，那时候要一百五十多元钱。网片子也不便宜。傅贵和父亲一起织起网来。
织呀织，几个月过去了。谁想得到昵，网还没织成，政策又变了。这个那个又成了“资本主义”了，批的批，禁的禁，抓的抓，阶级斗争的风儿吹得此以前更紧了。
这可咋整？人也回来了，钱也花了，力也出了，网也整上了，可是又不许你干了！
傅贵没招儿了。他站在江边，望着松花江滔滔东去的流水，心里又是懊丧，又是不解：那水里头一群又一群的鲜鱼，都白白流走了。捞上来，就是中国的玩意儿；放过去，就成他妈外国货了。为什么就不准我捞呢？这个理儿，他始终弄不明白。不错，我个人是赚了钱，可是那鱼不还是属于中国的吗？中国有多少人成年吃不上鱼，还能嫌鱼多吗？再说，我是本人出力呀，我这也说不上什么剥削呀。可惜到现在，他快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不认识“资本主义”那几个字是什么样儿，不懂它的肮脏、可怕和危险到底在哪里。他只知道挨饿受穷的滋味儿太难受。
没办法，只好加入生产队了。从一九六三年夏天起，傅贵给“五一”大队打鱼。是大包乾儿，他这一年内要交给队里三千斤鱼，下剩的全归他本人；给他划一等工分，渔网渔具等各种开支由他自己负担。这时已经是六月底七月初了，四月中到六月中的鱼汛期已过。出师不利，傅贵那年只交给队里二千五百斤鱼，拿了个二等工分，不够生活的。冬天去打猎，那几年，这个还可以归自己。
又是一个春天了。傅贵心情郁闷，百无聊赖，不免四处走走。地里荒草蔓蔓，自由舒畅。这一带农村中最有生气的，就得数这个草了。人呢？人人焉头搭脑，不是广播裹说的那个“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了。几十年前的老土房，都快趴下了，还没有退役。从低矮的房门中钻出一个妇女，脸上黑不溜秋，披头散发，破衣烂衫，能吓人一跳。再看农户的院子，很久没清扫过了。“那不就是几扫帚的事吗，该烧的烧，该积肥的积肥，怎么就不弄干净呢？”傅贵瞅不惯乱和脏，暗自纳闷，除非是没心过日子的人，不会把自己家都搞得这么邋遢的。
穷，就是一个穷，把人们给冶住、压倒了。那么，又为什么这样穷呢？
他傅贵现在肯定是没有退路了，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乡，现在他又陷到这块了。从此，傅贵若不让这地方改变，他和他的子孙就没个好。
“五一”大队是国营农场性质，吃的是供应粮，虽然安全可靠，却是数目固定的，还得月月付钱。一不作，二不休，不如到纯粹的农村去，那块儿还不这么死。于是傅贵一家就到黑通大队的第二生产队落了户。他还是给队里打鱼，可不是包乾了，打多少都得交给生产队。队里给他下工分。那工分也真够可怜的，十分只值三四角钱，一个人一天最高工分是十二分。用的还是那张网，可它也不是自己的了（他就干脆把那网卖给生产队，队里给他折了四千五百个工分）。这些钱，只相当于傅贵投入的资金的几十分之一。网不值钱，算得了什么？他傅贵这一百多斤肉，不也落价了吗？放开手叫他干，一年弄个万儿八千的不费劲。在双鸭山，他一年还值两干多块钱呢，可是只因为挪了一下地方，到了二百里外，他现在一年就最多值百八十块钱了！算下来，他落价的程度跟那张网也相差无几。
个人发家致富，现在是没门儿了。这一来，心里就空出了一块地方。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问题占上了那块空地。这里为什么这样穷呢？……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