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关东奇人传(第二章)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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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是怎样上台又下台的?

谁干,都要贪点占点。现在出来一个想认真干点事、不贪不占的人,他们就觉得碍事。

本来年年都是“磙子响,换队长”,一九六五年有点特别,八月就选起队长来了。那天中午歇垧的时候,把社员召集起来开会,事先也没说开会干什么。人齐了,大队书记黄振林这才宣布:生产队一个副队长出了问题,不能干了,要补选一个队长。“经过大队研究……”说到这儿,傅贵忽然冷不丁地听见了他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搞的!事先没告诉他,也没人问他愿不愿意干呀。还没等他脑子转过弯来,会场上已经劈里啪拉鼓起掌来了。这就算通过了,定了。这可咋整,他做梦也没想当干部呀!

要说根本没想过,那也是瞎话。这些年,傅贵也见过一些头头脑脑的人物,当然,都是在开大会时候。听人讲话,他很仔细。每见主席台上那位首长念稿子,或者磕磕巴巴讲话,说这句还不知下句在哪儿,把会场上的人弄得七倒八歪,哈欠瞌睡的时候,他傅贵也曾经想过:“我呀,也就是没有文化就是了。不然,让我当你这个首长,不至于连话都不会说。那些事儿都不摆在那儿吗,不都是你天天干,日日想的吗?写什么稿子呢,用得着磕磕巴巴吗?真是!”

会上提名,鼓掌,到让他表态那短短几分钟里,傅贵的心里斗争可挺厉害。他头一个念头是:要干,能不能干好?干的话,可真得得罪些人──一想起那些人,他又想到自己未必斗得过人家,那又会是个什么下场呢?可是人家已经在等着他表态了,这是领导说的,社员乡亲们又鼓掌了,掌声还挺有劲。他不表态不行,表也不易。说不干吧,岂不辜负了领导的一番心意?几十号人的大会也白开了。对不起人呀。他慢慢腾腾站起来了,开口之前,横了横心──我宁肯得罪人,让那些人治我吧!他发言了,很短,五个字:

“我干。要干好。”

散了会,几个队干部要分工,李志福还是正队长,总管;张立福管财经;傅贵管生产。傅贵提出建议:“咱们队,连个队舍也没有。跟三队合用一座房子,这就像两家人住一间屋子似的,多不好。是不是想法建几间房?”那两个人倒也不反对。决定由傅贵分管队舍建造,张立福去跑木料和马车轮胎。钱呢,也由他去张罗;先把队里的几百斤葱籽卖掉。

有件事,使傅贵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他是来打补丁的。前任副队长李长发下台罪名是搞“黑包工”,他是三把手,你李志福和张立福不同意的话,他还能带几十人出去?怎么一出问题,责任全扣到干活的人身上了呢?现在傅贵是三把手了,下场又将如何?

要修一个三合院,北房和东西厢房各七间,作队部、仓库、马棚、车库等等。要啥没啥,难处很多。这是傅贵头一回作为一个小头头,领着一帮人为大家干活,个人毫无所得。可是也怪,这个一心要发财的人,干不发财的事情也同样欢势;不光是设计、组织,指手划脚,脱坯呀挖地基呀什么的,他也都动手干。可是,他这边二十一间房的墙全起来了,木料和轮胎还没影儿呢。找张立福,说买妥了,让到市里去拉。去了两趟,都空车回来了。这是怎么搞的!这像话吗!傅贵要求立即开会. “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傅贵一上来就指着张立福发起火来?“说好你分工搞木料,房子全起来了,就等你这木料了。你还连葱籽儿都没卖,轮胎、木料也没买到,这倒也罢了,你为什么叫我们去拉料,空跑两个来回呢?你倒好,跑生产队的鱼池钓鱼去了!……”

张立福只是奸笑,也不搭腔。傅贵气得乾瞪眼,你拿他怎么办?他真想上去搧那家伙两个耳刮子,忍住了。转过身来,他把目光盯住李志幅,现在只能由他说句公道话了。

“傅贵,你这就不对了。”李志福连头也不抬,缓言慢语地发表评论了,“你这么说话,别说张立福,连我也接受不了。意见不是不可以提,要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嘛!”

傅贵原以为他至少应该像个婆婆,给他俩调解调解。他倒给张立福撑起腰来了!这口气,更难忍了。于是他便冲李志福质问说:“你先说我提的这些事儿对不对?你说停工待料这么多天,是不是损失?他不工作,整天在他菜园子里转悠,上北沟子钓鱼,对不对?……”“事实是有,可是你说重了,方法不对。”“我有话说在当场,这合乎组织原则。”……队委会的第四位委员是姓赵的会计,老实巴交,这时见势头不对,干脆摔耙子走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二比一的局势。这叫什么理?不干的倒对了,真干傻干的倒没落个好?傅贵一怒之下退出会场。会开黄了。

打这,张立福人家干脆摆了挑子,啥也不干了。李志辐呢,还是啥事不管,一天四处遛达。扯闲白倒挺能耐,能把一屋子人逗乐。一干正经事,没他了。后来.木料还是傅贵去张罗弄来的。房子也盖成了,队部也搬进去了。那张立福呢,他家跟队部是一沟之隔。每天只要傅贵在队部一露面,他就站在沟那边,双手把腰一插,看着傅贵破口大骂:“操他妈的!”你说傅贵这肚子气怎么忍?

总算把大队的人请来了。找张立福来开会,请了三次,还是不到。最后来了,披着一件薄棉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又骂开了:“他妈的找我啥事?够不够抓和判的?够,就把逮捕证拿出来!”傅贵强忍着气,等大队干部主持公道。心想,别的不论.就冲找这么多次不来,来了就骂,也得批评他吧?可是大队干部来了三四个,竟没有一个吭声的!傅贵忍不住了,对着大队支部书记刘少春说:“刘书记,你全见了。我还以为你能有个态度呢。行了,这回我全明白了。这个队长,我是不能干了!”这时候,人家刘书记倒痛快起来,有态度了。面面乎乎的人,这两句话说得倒挺俐落:“你不干,就摆下。没有你,地球照样转。”李志福也有话了,他问张立福:“傅贵不干了,你干不干?”张立福说:“我干!”姓李的马上说:“那好,今晚这个会就开完了。小队长留下来,咱们研究一下明天拉地的事……”傅贵一个挺大的活人,好像就不存在了。你说他这时是什么心情?真窝囊呀。

这一夜,傅贵没睡觉。越想越气。这回他看透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人家原来都是一家人。其实,傅贵当队长以前,就看出一些问题来了,就说这个二队,近几年就换了十五个队长。谁干,都要贪点占点。现在出来一个想认真干点事、不贪不占的人,他们就觉着碍事了,能欢迎你吗?

到这年冬天,又该一年一度选队长了。那帮人知道队里群众多数人拥护傅贵,便特意打发他出去卖牛,免得选上他。傅贵和一个社员跑了两个县、十几个大队,出去二十来天,把牛卖了。可巧儿回来那天下午正好要开会选队长。傅贵知道反正选不上,他也不想当,本不想去了。可是又一想,不去,不正合了那些人的心愿吗?去!

他回来以前,二队大会小会已经开了五六次,讨论选举“班子”的问题,同意让傅贵当队长的人占多数。可是选举这天,侯选人提了四个,就是没有傅贵。会场是三间房,一面炕。先宣布候选人名单。问大家是举手通过,还是投票?多数人主张投票。当场裁纸,发票。本该分别宣布每个人得票数目,这回不,捏巴到一起,说:“计算结果,投傅贵的票也不少,但是李X得票此傅贵多一张,当选为队长。”有人鼓掌。也让李X表了态。本来事情就算办成了。不想大队副书记姓初的这时站了起来,骑在门坎子上说话了:“李X方才的表态很好。我说点什么昵?我要说的是,今天的选举有点怪。候选人名单不是讨论好几回了吗?为什么名单上明明没有傅贵,今天又投给他这么多票呢?你们搞的是什么阴谋诡计!”傅贵一听,冒火了,这不是指他吗?这个茬儿,能不接吗?他刷地一下在炕上站了起来,发表演说了:“咱们捞乾的说,我傅贵要想当这个队长,也用不着搞阴谋诡计。今年不当,明年还得选我。有没有阴谋诡计呢?有。谁搞的?你们!今天这些票,你们是怎么算的!我明明比李X多四票嘛!哪回选举不念票?今天怎么不敢公开了呢?”这一说,社员们轰起来了,很多人放声大笑了。

这种民主很奇怪。说是人民无权吧,填不记名选票的时候,特别是划个勾呀叉呀不露本人笔迹的时候,群众还敢于表达民意。他们刚才不就行使了这个民主权利吗?可是现在他们却只能乐一乐,谁也不敢说话,公开表示个人的政见了。你说怪不怪?就好像方才那几十张选票不是这些人填写的似的。

于是,政冶舞台上现在就只剩下傅贵一个人来应付大、小队干部的围攻了。那场面真够热烈的。傅贵提问,把那些人问得哑口无言,于是就得靠放大音量声嘶力竭地叫喊来压倒他。为了刹住傅贵的气焰和防止不良影响,把大部份社员给撵回家睡觉去了。

大辩论进行到一点半,天快亮了。傅贵说了一声:“我等着,你们爱咋办咋办!”一摔门,扬长而去。他的对手们却没有离场。这些政冶家们拟定了一个方案,审查这个政治上的可疑分子。有人认定:这小子准是在双鸭山干了坏事。叫矿山开除的!有人觉得这还不过瘾,指出他可能是什么分子。于是当场分了工,决定派两个人出去外调。

(5)第二次上台,不光彩的下场

罪名除了“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以外,还有怠慢“忠字化”代表。

从选举会上回来,他憋了一肚子火,心想:黑通算没个好了。这些人执政,还好得了?拉倒吧,搬家!

他曾经想发财,还想的挺邪火,可是生不逢时,路给堵死了。那么,他现在想望的是什么呢?选他当队长的时候,他想的是:只要让我干,我真干,相信能干好,让群众也得个好。可是人家就是不让他干。

正要搬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黑通大队这一带,“文化大革命”比别处早半年。前面写的一那场选举之后不久,队干部就靠边站了。

人们把傅贵选入文革委员会,他吓得跑到双鸭山待了十来天。怕的是什么呢?头一个,这“革命”是“文化”的,他一个大文盲,怎么干得了?再一个,这“革命”也有点邪门儿,怎么尽是叫人哈大腰和戴高帽子呢?傅贵也看不惯。他决不能整人,那是伤天害理的事。于是他就请了个会写字的人,写了一张声明,张贴出去了,上写:“本人自即日起自愿退出文化大革命。傅贵。”还不行,本队一个造反团体又要让他当头儿。他又到双鸭山去躲了一阵。后来军队的接管委员会又来找他,非让他当队长不可。没法子,干吧。

世上有好些事是不合常规的。不早不晚,偏偏在一九六六年这个全中国大乱的一年,傅贵能够开始实现他治穷的雄心了。短短一年,他就把二队给弄富了。社员的分配,一个劳动日的工值从一角二分钱一下子增到一元二角钱!在黑通大队的九个生产队中,二队的收入达到最高水平。

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一个是种地粪肥施得多,铲趟次数多而及时;一个是组织大车出去拉脚;再一个,派人出去打了很多羊草和苇子卖钱。

他这个人点子多,胆子大,说干就干;不贪不占,干的还比谁都多。这股子正气鼓起了正派人的信心和干劲。同时也多少镇住了队里的歪风邪气。

这个“镇”,在贪懒成风多年、坏人横行、好人不敢说话的农村里,这是不可少的。傅贵的外貌──高大魁梧,浓眉重须,就有点武将的派头,再加上他胆子大,脾气暴,女人家到他家串门的,一见他回来就悄悄溜走,说是他身上长着“瘮人毛”。那些行事不正、偷鸡摸狗之辈,自然更要惧怕他三分,何况他有时候还打人呢!

咱们不是说过,傅贵研究黑通为什么这么穷吗?一进二队,答案就更具体了。头一个,历届队长没有不贪不捞的。下台多少年,还“雄心”不死呢。就说刘文汉那老家伙当队长的时候,一早儿把别人都打发到地里去了。时间掌握得挺准,九、十点钟,他扛个什么农具(看季节)来了,哪个地头的人都以为他刚才在别的地里干活呢。人家正种谷子呢,他一转悠,又回村了,直奔仓库而去,告诉保管员:“地裹种籽不多了,给我称三十斤苞米!”然后背上口袋就回家了。秋天打场,正入库呢,刘队长又来了,叫拿出两千斤黄豆,就是某某局是咱们的关系单位,得给人家点牛料,搁沿儿上又拉他家去了。

队里的一头一百五十多斤的肥猪得急病死了。是中午,傅贵过去一看,可不知怎的!他叫饲养员把那猪抬到背阴处.说等吃完饭安排个人来褪褪毛,处理掉。可是,没过多大功夫.那猪没了。大伙儿找啊找啊,心想也真邪门儿。莫非那猪听说要褪毛,吓跑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傅贵火儿了,说:这他妈也太欺负人了,非当个案子破不可!他这就下了茬子,成立一个三人查猪小组,刘文汉是成员之一。几个人坐下来分析案情,七八天也没弄出个头绪。一个孩子闲话的时候露了一句:那天,老刘头子把猪拖回家去了。傅贵想,这可备不住啊。刘文汉是贫协主席,正是吃香的时候,没有真凭实据,他才不认脏呢。正好,他老婆来了。一碰见傅贵,就猫头鼠尾地。傅贵想,我来诈她一盘试试:“二婶子,那口猪,二叔原说给几个钱,那钱还给不给呀?”那女人当场就应承了,说过两天,等把肉钱收上来就给。傅贵又去找专案组,正开会呢。傅贵坐下来,一边观察那老家伙的神色,一边问他:“二叔,你是有经验的人了,你估计那猪能落到哪儿去呢?”刘文汉不动声色叭哒一口烟袋,还真是一副长者的架势,发表意见了:“我看这案子也不好破。要是当时不破坏现场,还有点根据。现在时过境迁,就难了。你怀疑也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再说,也就是个百八十元的事儿,我看还不如就拉倒算啦!”傅贵越听越火,站了起来,走到那老家伙跟前,强忍着肝火不举胳膊伸出左手指着刘文汉的鼻子,把最大限度的轻蔑都装到一句话里,恶狠狠地说:“就是你拿去了,你还美呢!”傅贵那个脸一麻嗒,坏人身上就痉挛,连老奸巨猾的刘文汉都瘫在那儿了,就怕大巴掌打掉他几颗牙。那口牙已经不多,也都松动了

脸也丢了,猪钱也还了,这就完了吗?没有。九队差种籽,借给九百斤,隔了年没还。傅贵把刘文汉找来说:“二叔,让你干点俏事儿.把九队欠的种籽要回来。”要是要回来了,可是装上牛车拉他家去了。不论什么东西,也不论是什么人的,刘文汉是得搂就搂。人家买两斤冻萝卜的钱,他搂了。连他亲弟弟叫马车轧坏了脚,住院时候队里给的医药费,他也不放过,给私吞了。后来闹到两兄弟对质,起誓。刘文汉说:“老三,我要是拿了你那五十元钱,我这辈子绝户,下辈子还让我绝户!”老三也发誓:“二哥,我要是收了那笔钱,这回我的腿叫压折了,下回还让它压折!”

一个人,怎能贪婪到不要脸皮、不要良心的程度呢?他傅贵也是贫农,他小时候也见过很多老贫农,再不济,也不过有点小偷小摸,还多半是偷阔人的。极少数被迫当了“胡子”的,还讲点义气呢。

村里反对傅贵的,并不都是李志福、张立福或刘文汉这号儿人。还有职业政冶家昵。比如李X,就是那次“选举”中“比傅贵多一票”,上去的那个人,现在降为组长了。他当兵回来就从来很少出工,也就是打打更、当当公安什么。搞运动,他就出来了,成份好,嘴皮子能说,喊个口号也比别人响。搞运动还总是依靠这种人,他们总能红一段,编瓜给枣地把好人整一通,然后又躲到一边,在生产劳动中甘当配角,吃救济。

傅贵要干事,能依靠这号人吗?不能。他们干脆不出工,来了也不出力。不但不能依靠,还得防着他们偷,还得镇住他们的捣蛋,二队才能有点希望。这不就得罪他们了吗?

可是活儿总得有人干哪。老老实实干活儿的人都是谁呢?没一个是贫协的会员,都是富农或者父亲有点什么问题的子弟,再就是外来户。傅贵这就难了。他要干事,就得触犯那条“阶级路线!”

社员孙玉堃,从来不好好干活。叫他看土豆地,嫌天热,根本不去,结果叫人家偷去一大片。不心疼吗?傅贵忍住了。那天正割小麦。很多人去拣小麦。傅贵叫孙玉堃去麦地,叫他们一律不准拣。这小子去倒是去了,吊儿郎当,背上扛个镰刀,晃晃悠悠的,他对众人说:“走吧,都走吧!别怨我不让你们拣。是傅长官命令我的。你们要拣,我这碗饭以后可就吃不好了。”傅贵听见了,也没理他。接着又来了第三场──这里面就有文章了。收完瓜那天一大清早,他去找傅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听说你们不用我了?我要问问为啥不用我?!”傅贵说:“没有的事呀。你说说在哪儿听到的?”“那还用说吗?你们用什么人,支持什么人,打击什么人,不明明白白摆着吗!你重用地主富农分子,打击贫下中农!”傅贵这回忍无可忍了:“妈的.还反了你呢!”过来一把就把孙玉堃按到地上。那人哪里是傅贵的对手,傅贵抡起胳臂,捶了他几下,他跑了。一边跑一边骂:“杂种操的,他打人,他打贫下中农!”

那年八月.上边有工作队,下边有造反派.大字报一下子铺天盖地糊了起来。罪名除了“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以外,还有怠慢“忠字化”代表,不让社员做毛主席像的镜框等等。接着就宣布傅贵撤职,反省。

傅贵成了整个大队批斗的对象。大队主持批,各个小队也可以拉去批。连学校都可以到二队来“借用”。没有“外事活动”的时候,在一个“四类分子”领导之下去割地。那年庄稼真好啊,傅贵有时候割着割着就忘记自己是批斗对象了,按老习惯,干一件事的时候想着另一件事,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收入该分配多少,积累多少。宣布休息了。他还要找队委开会呢,一见众人已经坐好,摆好批斗的架势,这才明白他又得站着和蹶着了。

每天干四起儿活。歇气的时候,旁人磨刀、休息,他傅贵老得蹶在那儿回答问题。造反派审问了:“你今天干的怎么样?”傅贵心想,得谦虚点,就说:“不好。”为什么不好?是不是故意破坏?挖挖思想根源!哪点上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太费劲了。往后再问,就说:”干的好。“”好?哪儿好?“”你看看我捆的那个捆儿,手指头都塞不进去!你再看我割的那个茬儿,紧贴着地皮“大喝一声”不老实!“还是不行。天天如此,还不算完。吃完晚饭,还得义务劳动三小时。

就这样,连续批斗了一百零三场。然后宣布。错误是有,不够“处理”,到四队当队长。傅贵这回是说啥也不干了。

这时候.大喇叭响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好形势”的例证,大队广播站反覆报导:黑通大队二队今年还清了借银行的全部外债;工分值居九个小队的最高水平:日值一元二角钱;家底也最厚,添了多少牛马,畜力多么强……傅贵当时心里的辛酸,可想而知。

然而更令他伤心的是他老爹又神神叨叨地走过来了,附在儿子身边说悄悄话了:“听见没有,傅贵儿?大喇叭刚才又广播了,又要开批斗大会了。你听爹的话,快跑!你怎么不动弹?快跑呀!”

他爹是让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吓坏的,神经分裂了。他哪见过这个?看见三个人走路,他当是去参加批斗儿子的大会的;瞧见两个人低声说话,他当是在合计怎么整他儿子的……随时都来向儿子和儿媳报告军情。

听说上边又要让儿子上四队当队长,这位老人急坏了,不住地劝呀劝,说:“那个队,你可千万不能去呀。那块儿没有一个好人。你去,非叫他们给害了不可!”

就在傅贵到四队走马上任那天早晨,那位老人悄悄走进马棚、悬梁自尽了。

这又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6)不自量力,太岁头上动土

这个既成的社会势力不肯放弃它的既得利益,而傅贵又不能不侵犯以致剥夺他们的那些利益。

这年,傅贵三十五岁了。当队长两上两下,挨了一百多次批斗。整他的人还都自自在在,他本人的罪名也没有洗清,还赔进去一个老爹。他爹死的那天,公社、大队也没个头头脑脑的来看一看,安慰几句,倒传开了舆论,好像是他傅贵夫妇不孝不贤,把老爹给逼死的。

傅贵这人自尊心特强,把个人的名声看得很重。而上述一切,没有一件不是贬低他、侮辱他、糟践他的;他怎么满不在乎,又答应上四队当队长了呢?再说,政权没变,政策没变,跟他作对的那个势力也健在无恙,他就不怕再挨整吗?

四队是个什么地方?那个穷,傅贵不是不知道。那可不是一般的穷,一般的破。走进那个村子,事先要没个精神准备,你能吓一跳:哎呀,我这是到哪场来啦?……是领导安排,叫咱忆苦思甜来了咋的?穷困,衰败,残破,愁苦……凡中国话里令人沮丧、绝望、沉痛、懊恼、恶心的词儿,你就敞开儿往外甩吧!管保不会夸大。

你最先看到的村内最雄伟的建筑,是四间草房,都眼看要趴下来还原为土堆了,灰拉巴几,黑不溜秋的。好像怕人往里头看,连个窗户都没有。为了延长老人家寿命,前边用木头支着,后边用木头顶着。屋里连个电灯都没有。最有生气的是东头拴着的那两匹瘦马(那是十几头大牲口中最幸运的,还没饿死,没被卖掉吃掉),比西头儿无精打彩抽巴旱烟袋的几个人形儿精神多了。

再看院子里,当中是一个大坑。一下雨,牛就时常掉进去,这时候,部队就得动员社员来一次抢牛运动。坑以外,也寸步难行。不过这也有好处,队长们在屋里喝个酒、打个牌什么的就没人来干扰了。

傅贵抄着手,在村里村外走了一圈。心想:“能把一个地方搞得穷成这个模样,也真不容易,得有点本事才行。”

迎面走过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哦,他是孙老九的儿子。这人三十二、三岁,膀大腰圆,体型也很好,走过傅贵身边,白楞一眼,过去了。“这个队十三年没开支了,这小子身子骨还长的这么好!”傅贵知道这人队里的活儿一天不干,指靠什么生活呢?靠耍个钱摸个牌。跟一个姓侯的俩人,常进山沟找老农民摸牌。四人看牌,他俩使鬼。再一个财源,就更不光彩了,常把些男人领到他家里去……

黑通大队,有“八大爷”,四队就占了两三个。共同的特征,别人归纳出来的,有这么几条:“依仗权势,欺压群众;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沾奸取巧,搜刮民财;大事小情,出头露面;红白喜事,张张罗罗”……傅贵慢慢观察,这八大爷里住在四队的孙家那两位还占有特殊地位。孙老麻子哥儿们几个和他们的儿子、女儿、姑爷,没几个常出工的。队长、会计、出纳,有权说了算、贪占又轻松的差使,都叫他们把持了。别人来干,他们就捣蛋,叫你站不住脚,灰溜溜下台。他们仗着个什么呢?穷。穷打穷闹穷偷穷耍穷搅穷告,搅穷为止。

不把别人搞穷,他们自己就富不了。大队支书刘少春欠集体三千元债,还能给自己起三间新房,又给儿子起一幢新房。谁出的工?谁家的料?还不是农民的!孙大麻子的七弟孙七爷,不过是个小小的出纳,你就数不清他一天喝多少两酒。到佳木斯办事回来的路上,不过二十四华里,也就是几十分钟的汽车路程吧,他就得停下三回,到馆子里喝三顿酒。有一次醉得把公章和单据都扔到电影院了。哪儿来的钱呢?贪污社员的呗。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了,可是也称不上是资产阶级自由,挺难命名的。

群众赠给这些人一个称号,叫“二懒奸”,意思是:二流子,懒蛋、奸鬼三合一。

这么一股势力的存在,也没使傅贵怯阵。在二队不是较量过一场了吗?最终不还是他傅贵胜了吗?现在他不但要干,还要来大的呢。他就不信治不了这个穷;再一个,他想让黑通人看看他傅贵这点本事,也让二队那些人尝尝“后悔药”的滋味。

他把三十来个壮劳力组织起来到市里拉粪,粪堆堆得此哪个队都大。他实行科学种田。他什么都懂,哪样农活儿都干,要求又严──比如种菜,还差半条垄,粪没了。在别人,也就算了。他不行,命令停工。那里挨他家近,就叫人到他家拉一车粪来,这才接着种。这么干,只要有良心的人,还不振作起来跟着队长上呀?

六九年秋天,四队一片丰收景象,多少年来社员头一回买了粮不必欠债了。可是有人倒不高兴了。那年土豆长得特大,谁见了不喜欢?有人却在地里骂街了:“他妈的,连土豆都给那小子捧臭脚!”胡萝卜把垄台拱开了,鲜红鲜红的,人家又说话了:“拉拉蛄他妈也来凑热闹,那地皮是它给拱起来的!”如果这胡萝卜和土豆是长在当年地主的地里,贫农有这种感情才不奇怪。

副队长孙维森,是孙氐家族土改后的第二代,是个车轴汉子,平时不大说话。心重,谁也交不透,是个不重感情,不讲义气的人。这性格,就和傅贵不一路。他家生活比谁都好,可是老母亲生病想喝点粥,他连点细粮也不舍得给。就凭这一样,傅贵就不能跟他交朋友。但是既然一起共事,就只当没看见、不知道吧。

孙维森要盖房子了。他拆了生产队猪圈的石头作墙基,又用队里的人工和木料。好像这都是理所当然似的。傅贵难办了。他再讲团结,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呀。先看住自己的嘴,别吐脏字儿,客客气气,说:“维森哪,咱们当领导的,这么办不大好吧?还是别让社员说话……”没等他说完,人家搭话了:“你放心,傅队长,这些东西统统作价,我到时候算账付钱,一个子儿也少不了队裹的。”果然作价了。会计也真会算,只记了他七十元钱的账,还不到全部物资、工钱的十分之一呢。可是人家还是对傅贵不高兴了。这人嘴里没说,心上可会记账着呢。

可是另一类账,他可就不记了。老孙家的人遇到困难,傅贵借给他们多少回钱?他们那几家娶媳妇,就连孙维森那门亲事不是傅贵多次奔走出力出钱,就办不成。电着了人,傅贵去嘴对嘴作人工呼吸;死了,他张罗买棺材发送。孩子生不下来了,傅贵的老伴去帮忙,一陪陪上几天几宿。傅贵他就是这么个人,别人一遇到难处,他就心软,什么蹩扭、疙瘩都忘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感化的意思。结果呢?全然无效。

因为他消除不了一个矛盾:这个既成的社会势力不肯放弃它的既得利益,而傅贵又不能不侵犯以致剥夺他们的那些利益。每当发生冲突时,傅贵又抑制不住胸中怒火,那怒火就变成最刺激人的语言,把对方烧伤。

看地的活儿既轻松又有利可图,历来都由老孙家的人包了。就说水稻吧,每当水稻丰收在望时,傅贵都会看到这个场景:老孙家看地的那个人身上挎个大兜子,从一早晨起就到地里捋稻穗,一天下来就是一两麻袋!这不等于公开的抢粮吗?那天,碰到的是孙老九。只见他在稻地里慢慢悠悠地走着,一边哼着小调儿,一面熟练地捋着稻穗,捋足一把,往兜子里一塞……这事情,傅贵在会上批评、制止过多次了,他匆匆大步走到近前,叫住那个老家伙,质问他,他还顶嘴。这一下把傅贵气急了,嘴上的岗哨全部撤走,破口大骂起来了:“你这个老王八犊子!老汉奸!你说,你这不是偷盗社员的血汗吗?你一脑子猪屎,什么好思想也塞不进去……你们老孙家呀,叫我怎么说呢,全是他妈土鳖,交人没人交你们这样的!”当场把他捋的全部稻穗和割的几捆马草全给没收了。

为什么没收人家的草呢?因为按规定,看地的人除放水外,还得割去田埂上的杂草,一年两次。老孙家的人舍不得割,也懒得割,非等草成熟了再割,好卖钱。这一割,草籽就掉到地里,明年还要萌发。

收拾完孙老九,还有孙老八呢。这人也是从来不干正经事儿,年年照拿最高分儿。他也是看水稻的。该放水的时候,他摸鱼去了。拿鱼下酒,吃不完还去卖。水稻可就倒霉了。别人看水,一垧地收四五千斤,他看的,就从来没有高产过,也就是两千来斤吧。这年,他还是照旧。评工分的时候,他才明白,姓傅的是四队历任队长中头一个不听邪的。给他评了个四等分!他是响当当的老孙家的人,能受这个委屈吗!他闹起来了。

傅贵呼地一下子站起来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甩起一条长胳臂,大手直指孙老八的鼻子,把他吓一哆嗦:“你就是皇亲国舅,也得按社会主义的章程办!多劳多得,不劳动不得贪!”

傅贵搞了一个土政策。有些人怕得罪人,有的人由于“阶级地位”的关系,听人喝斥惯了,成了沉默分子,评工分等级的时候不敢说话。他规定:人人都得发言,还得实事求是。违反这一条的,一律不得评为一等。孙老八尝到了这个土政策的“甜头”,心裹自是不服,晚上睡不着觉,还跟老伴叨叨不休:“就凭我孙老八,拿他妈四等工分?……”

这些人越是不服,伺机整治傅贵,傅贵在改造四队上干得就越欢越猛;四队越是兴旺,那些人越是想把傅贵整掉。

(7)自投罗网,美梦终归破灭

明明为人不正,怎么能有恃无恐呢?上边有人哪。大队部,就是他们的后台。

他老是不满足,想把事情干得再大点,钱赚得再多点。那时候生产小队哪有办砖厂?傅贵建起来了,还不小,十七个门的砖窑。耕地已经不少了,他还要出去开拓,拉一支人马上岭南开荒。荒草蔓蔓,犁尖硬是划不断那又粗又深的草根。傅贵一手扶犁,还得用一只脚踩着,使劲把犁刀压到地里去……一次,他一只脚被绞住,被马拖了老远,好险哪。就这样,一开就是两年,开出四十垧地,都越境进到桦川县界里头了。种上黄豆,又是一笔收入。用马车和手扶拖拉机运粪、拉脚,他还嫌少,要买汽车和大胶轮拖拉机……

队裹上下的呼声也是一致要买车。买车,就得花钱,还不光是车钱,这大家也都明白,那些年.说的是“计划经济”,工厂倒是盖了不少,大都是赔钱货。农民买个机器配件,请人安装个什么电器,哪样儿不得送礼、请客?傅贵一算计,要买车,额外的钱也不能少花。他把困难告诉社员,管委会也讨论了,都说:车是一定要买,多花一两千元钱也认了。

汽车是买来了,大胶轮拖拉机也买来了。谁也没想到,这些使四队收入连续翻番的工具,有一天竟然也会成为傅贵今天的对手──老孙家那一派势力用以置傅贵于死地的工具!

早就有人对傅贵发出警报了。从七十年代开初起,就有不少人听说四队富得快,队长又能干,纷纷从穷县、穷队迁入四队来。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名叫夏成有,不出半年,就看出傅贵是不可多得的能人和好人,同时也看出他处境的险恶。有一天,他乘没人的时候走到傅贵的跟前,悄悄说:

“大叔,我看你是单人匹马一条枪呀。你可千万小心。那些人没安好心,在想法儿收拾你呢。我看他们杀你的心都有,只是不许就是了。你在前边张罗,人家在后头瞄黑枪呢。”

傅贵听了,自然感激,但心情也不免有些黯然。他知道队里的多数人是拥护他的;老孙家那一派人,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那些拥护他的人又是劳动的主力。可就是没有说话的权利呀!

他算看透了老孙家这一派人。这些年,农村硬是叫这帮人搞穷的。要是说农村中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那首先就是这伙人!现在,他们又一心盼望着四队越糟越好;糟了,傅贵就丢人现眼了,就非下台不可了。那时候.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往自己家里划拉了,啥活儿不干,日子还过得最好。

明明为人不正,怎么能有恃无恐呢?上边有人哪。大队部,就是他们的后台。

这些人之间,不仅仅有个经济关系和政冶关系,首先还是个血缘关系。老孙家哥儿九个,就算一家平均生五个儿女吧,五九四十五。一结婚,这个数就翻番了。可不能小瞧这些年肉体的大量繁殖如何自然而然地壮大了这种社会势力。就在一个四队,这种血缘关系就把孙、宗、李、倪、许等几姓人家纠合到一起了。他们要是决定捧一个人,那人还能上不去?他们要想踩一个人,那人也就起不来了。

坐在黑通大队队部里连任不止的大队支部书记刘少春,是老孙家的外甥女婿,这就是说,“垄头儿一般齐”,那九个大爷都是他舅舅。他还正是那些人最理想的代表人物。你别看他软大哈的,一锥子扎不出一点血来,那正是代理人必备的素质呢,往他耳朵里灌啥,他就听啥信啥。

刘少春这人和傅贵碰到一起,也算是天作之合,正好是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反的一对儿。

那时傅贵是大队支部委员。每开完一个会,傅贵的感想大体都一样:“又他妈开了一个糊涂会!你本来还不糊涂,倒把你开糊涂了。这刘书记也真行,也不说他今天要突出个啥,解决个啥;赞成个啥,反对个啥。他发言,脑袋一句,屁股一句,嗓门儿还大不了,头五句你还根本听不见,字都在他嗓子眼儿里咕噜咕噜的。他这个人,你说怪不怪!”

就是这个刘少春,傅贵在二队受欺,两次被剥夺队长职务,都是他经手干的。在四队,他当然又是站在老孙家一边。可是在他贪占公家财物的事被追究,不及时退赔就可能被拘留的危难时刻,傅贵也曾两次解囊相助。其中一回还是从丈母娘手里骗出来的五百元钱。但是,他还是不说傅贵一句好话。四队他一次也不去,向上边汇报的时候呢,还总要说一句:“傅贵这人,我领导不了。”

这倒也是实话。论精神境界、才智和魄力,两人明显地差一大截子。这样,他们还能不崩吗?果然崩了,还是为一件同傅贵本人毫不相干的事。

那时候上大学,讲究“推荐”。大队支部会讨论过不下四五次,决定推荐女青年田丽华了。后来,又有人拱,说是不对了,于是刘少春几个又没了主意,有点想收回成命,又怕自己得罪人,就让大家讨论。傅贵起来反对了:“那是咱们讨论多少回决定的嘛,还有什么问题!你支书要改变,自己找上头去说好了,别跟我们研究!”这么一来,会场上竟没人发言了。大眼瞪小眼,小眼白瞪眼,足足闷了五分钟。这五分钟静默,可以说是一场政冶哑剧,中国观众中也只有稍谙政治生活情况的人方能明白剧中人的苦衷,他们并不是忘记了台词,而是谁都不肯得罪这一边的人,又同样害怕得罪另一边的人,或者,他们既怕犯肯定一个方案可能造成的错误,又耽心犯否定一个方案而可能带来的另一种错误。咱们祖国的语言里,好像很富于反映这种心埋状态的词汇,什么“左右为难”啦,“进退不得”啦、“瞻前顾后”啦,“左顾右吩”啦等等。

这个难堪的局面本来是傅贵挑的,现在又是他第一个感到不耐烦了。他火儿了,站起来冲着会议主席、大队支书刘少春这个全黑通三千多口人中最有身份的人,这九个生产队的最高权威,说了一句很生动但很不得体的话:“我宁肯给好汉牵马坠蹬,也不给赖汉当祖宗!”说罢转身,拂袖而去。

这叫什么话!黑通三十年来的党史上还没出现过这种场面呢。说这个人“领导不了”还说轻了呢。

不过刘少春也并末发火,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他不爱记仇,只要没人唆使,他也不爱整人。他只不过为傅贵有一天会夺走他这把交椅担心害怕而已。所以,尽管傅贵后来身遭大难也难辞其咎,傅贵还一再说:“刘少春那人.本质还是好的。”

从一九七四年年初起,中国的政治气温急剧升高了。地处遥北疆的黑通,冬眠的虫类也开始蠕动起来。这时,四队发生一起奇怪的事件:一张贵重的渔网被割破了。

傅贵看见一些妇女正在用渔网的残骸打绳子,心里一悸冷。那是队里花两三千元织的大线网呀。一问,说是于白毛子割碎的。

于白毛子,本名于明伶,是从山东文登来的。父亲是个鱼霸,他本人也奸狡成性,劣迹累累,在家乡站不住了,才来到东北。他在四队是打鱼的。他的侄女嫁给了孙维森,于是就成了孙家的亲家。

傅贵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割网。那人不慌不忙地说:“我寻思没用了呢。”“这么贵重的东西,我都没权利毁它。你好大的胆子!这事没完!”那于白毛子也怪,笑嘻嘻地,好像胸有成竹,满不在乎,说:“没完就没完。你是队长,谁不知道什么事都是你说了算!”傅贵觉着事情有点蹊跷:“他明知道这网是我心爱之物,为什么无缘无故把它割碎呢?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知道做错了,为什么今天又这么硬气呢?平时他在我面前都是挺顺从的呀。”

队委会决定要于白毛子赔偿。傅贵通知他,他又改了口:“赔?为什么让我赔?不是你叫我割的吗?你忘了?──那天刮风,我去你家,你老伴正摊煎饼昵,我还吃了两张呢。我问你这张网没用处了,是不是割掉它算了。你说,割就割了吧。对不对?”还是笑嘻嘻的。这不是欺负人,这不是向他挑战吗!傅贵心里这个气,没法儿说了。那于白毛子不走,还凑过来,好像非挨他一巴掌不过瘾似的。傅贵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下边又来了第三幕。

那于白毛子干脆罢工,不去打鱼了。他不出工,另外两个人就得闲着。这是什么意思?找他。他大摇大摆地走进队部办公室,还拿了一张椅子紧挨着傅贵坐下了。犯得着这么近乎吗?又有点怪。问他为什么不出工。“打鱼那活儿,我干不了。太累,也睡不好觉。你得给我换个轻点的活儿。”“那你就去割地罢。”“不行。那得哈腰。你得给我找一个不累人、不弯腰,有点权,说话别人得听,还多挣点钱的工作。”这不分明是挑衅吗?傅贵的胳膊有点发痒了,他瞅瞅于白毛子那身跟小鸡差不多少的骨架子,心想,我可别把它打散了。强忍愠怒说:“这办不到。咱们队没有那种活。”那家伙还没完,把脸凑过来,歪着脖子死皮赖脸地笑着说:“哪能呢。你不是一队之主吗?你说话不是谁都得乖乖听着吗?你不是……”没等他说完,傅贵站起来,一把手扭住他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说:“你这是胡搅蛮缠。走,上大队说理去!”那小于本来是等着傅贵打他一巴掌,他好叫呀嚎的,把人们都引来,没想到傅贵没搧他耳雷子。怎么办?急中生智,他一低头,就把傅贵的大拇指咬住不放。傅贵疼痛难忍,举起另一只手朝他搧去,这才松了口。目的达到了,那小子就呼天嚎地叫了起来……

这就成了一个事件。两人都到大队去申诉。大队支书刘少春照例蔫蔫巴巴,不动声色,像一块等人去揉的面团儿。他连眼皮也不抬,默默听着傅贵诉说案情。擅自割网、无故旷工、无理取闹和咬人等等情节,他似乎都没听进去。听完于白毛子申诉,他也并不公然站到他那一边,而是说:“这事儿,我管不了。你可以上告。大队可以开个介绍信。”

从此,接连两年,于白毛子就告状不止;同时在车中、路上、队里……一切有人的地方发表动人心弦的演说,大造舆论。于是,傅贵在一些人心中的形像就越来越可怕,离恶霸不远了。“欺压、迫害、打击贫下中农”的名声也向四处传开。

从黑通寄出的控告、诬陷傅贵的信件,也越来越多。在副队长孙维森老丈人家的东屋,一帮人的聚会也越来越频繁了。一拨人还饮酒宣誓结盟,不把傅贵搞垮,誓不罢休;哪个中途退阵,让他不得好死!

应该说句公道话,到一九七五年年末为止,这个活动既没有“四人帮”及其爪牙插手,也没有佳木斯市、区领导介入。这纯粹是一起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由本地土着居民自行倡导的政冶活动。这个事实很值得历史学家注意,不要以为上层的“左派”政冶野心家和理论家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一点社会基础。

(8)在劫难逃,他仍不肯服输

干好事犯罪,这个国家还好得了?

一场大祸临头,傅贵还忙忙呵呵改造村子的布局呢。他跟在拖拉机后边拉线,修建一条笔直、宽阔的道路,把农田切成每四十垧为一方的方田,在道路和耕地的两边栽下一排排杨树。他照例很认真,哪棵树苗低了一点儿,就得重栽;路要平直,树要整齐,得让后人满意呀……

这是公社筹备委员会(那时正在从三河公社分出一个沿江公社,就是黑通大队所属的公社)的一把手张忠仁叫他干的。张忠仁是个为人正直、又有眼力的人,看准了黑通大队的班子非改组不可,最理想的大队支部书记就是这个傅贵。

这时,一九七五年冬开入四队的交通局派来的工作队已经把帮助四队买过车的蔡焕庆──绰号蔡胖子拘押起来,肉刑逼供:用炉火烤他,七天七夜轮番搞疲劳审讯,逼他招认贪污罪。蔡胖子始终不招。趁工作队回家过年,他传出一个条子给傅贵,告诉他:他们逼他招认他和傅贵、商业局的白日良科长合伙贪污了一万四千元钱。

这笔款子,是傅贵把多余的拖拉机转卖给邻队收到的款项,准备偿还买机器时欠下的钱的。担心银行扣住此款抵补黑通大队所欠的贷款,傅贵把它暂时存到商业局的名下。商业局的科长白日良正在主持修建招待所,钱不够用,提出他要挪用,至于傅贵那笔债,他可以担过来。

那些日子,傅贵心上的事还不是自己的安全。他总觉着人家蔡胖子为了替四队办事遭了罪,心里过意不去,觉得不能对不起人家。白日良也是给过四队帮助的人。一定得想法儿解脱他们。他就跑到商业局去了。

没想到在白日良的办公室里碰上了工作队里那个姓于的──对蔡胖子逼供信、想借此机会把白日良整掉的就是这个人!傅贵心想,也好,让这小子听听,刺一刺他的良心。他说:“白科长,咱那一万四千元钱是怎么同事呀?”“那还用问吗,我借来修招待所了呗。”“是不是咱们俩和蔡胖子把这笔钱私分了呢?”“这是哪儿的话呢!都是为公嘛。不信来查账!”傅贵拿眼扫了一下那个姓于的,骂开了:“既然是这么回事,怎么有人他妈的说咱们私分了呢?我又不是个干部,在我一个农民身上作文章,整倒我能立个什么功呢!”白日良明白了,接过话头来,说:“那可不一定。想升官的人,不踩别人的肩膀头,上得去吗!”傅贵见那姓于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低头夹起帽子溜走,心里好不痛快。

岂不知这个事儿一转眼就变成一个每次运动中惯用的政治术语:“私下串连,订立攻守同盟。”这种想像的产品,又会在另一些人的头脑里制造出一连串新的想像。

此刻,这种政冶想像力正在这一片原野上盘桓:当黑通大队的其他小队都在经济崩溃的边缘上喘息时,为什么唯独四队兴旺起来了呢?它的收入为什么能够从一九六九年的三万零三百元猛增到十八万五千元?这是六年前的六倍呀,怎么可能呢?不可思议啊。不搞歪门邪道,能行吗?傅贵的本事,肯定就是拉关系,走后门,以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干部!一查,果然有请客送礼,送出去的大米、豆油都是几千斤,这不是明证吗?傅贵出大力、想方设法给生产队捞钱,目的又是什么呢?他自己能不贪不占?肯定是个贪污盗窃分子!

想像力还继续驰骋。金钱既然是罪恶的象征,富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傅贵的企图能够局限在经济上吗?意识形态比吃饭都重要,查查傅贵这方面的问题!可惜他还不会写字,因而没写小说,也没有政治理论著述。这也不难,他不是有个唱评戏的老婆吗?那老婆不是也在家里给人唱过戏、说过书吗?这就行了!什么?她说的唱的是“三国”和“水浒”?不会吧。她就没唱“王二姐思夫”、“桃花庵”和“杨八姐游春”?不可能。写上!──“傅贵贩卖封、资、修黑货、腐蚀社员。他任队长五年,黑书、黑戏唱了五年,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泛褴五年。每天七、八十人坐在傅贵家的屋里屋外听书,一次连讲六天六宿。全队七名青少年因听黑书中毒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这才能初步勾出一幅“复辟资本主义”的素描,于是佳木斯郊区也才能创造出一个头号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隆重签发了“拘留证”。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又签发了“逮捕证”。大号铅字印刷,郑重其事地书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X条之规定、由本局工作人员对傅贵进行拘留(逮捕)”,还写明年、月、日、时,由傅贵签字承认。

可怜那傅贵,他当了二十多年共和国的公民,还不认识那两个“证”上的“证”字呢,很像当年的阿Q,只不过没有认真地在上面画圈,而是以气愤得发抖的右手写了“傅贵”两个字罢了。

然而这整套程序又有点像滑稽戏。因为早在表演之前很久,签字人已经完全丧失人身自由。从发放“逮捕证”之前一年零三个月加三天起,他就过着和发放该证后两年零两个月完全一样的生活了。再说,就是给他无端捏造的那些罪状,也没有一条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以来实施的刑律呀!

整个儿案子,是由市法院院长、“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梁XX主办的。因而,尽管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办的案,还是最大限度地依法办事的,比如,事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这就不能说无中生有吧?缺点不过是选择调查对象时总是找对傅贵心怀不满的人罢了。再此如,人家也找了证人,取了证言。这不是法律规定的程序吗?只不过在个别细节上受到一点干扰罢了,那就是:由于证人提出的证言不符合政治想像家的想像,就把他们关押了一些日子,也不过一个月光景吧。那还包括一点相当费劲的排练时间在内,因为批斗傅贵的大会需要这几个人上台发言,而他们对于别人起草的发言稿老是背错,都差点儿把导演给急疯了。

对于以后案情的发展,傅贵本人应负相当大的责任,因为他“态度不好”,没有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请看,这就是傅贵在被告席上的“答辩”:

?你有什么罪?

:我没有罪。我当队干部这么多年,向来是秋毫无犯……

?啊哈!你好大的口气呀,我查出你十元钱的贪污也要判你的刑!

:我要气死你!我是共产党员,你一分钱的贪污也休想找到!有一元钱贪污,你就判我一年徒刑,十元──十年!

(众起,按脖子,被按者使劲挣扎,大出其汗。一撒手,扑楞一下又抬起头来。)

?还说你是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都像你这样,共产党就完了!

:共产党员要都像我这样,社会主义还早就好了呢!

?你打没打过人?打过多少人?

:打过七、八个。

?不对吧,二十多个吧?

:不,七、八个。

?打人对不对?

:不对。可是得看打的是谁。

?往关里送了些什么?有没有请客送礼?

:有。木材,轮胎,木耳什么的,往关里送过。不送,不请客送礼,买不到车。

?这是不是腐蚀干部?

:不是,是干部需要这些玩意儿。大米、豆油什么的,都收了钱和粮票。干部要是买得着、吃得到这些东西,还用我们送?送,人家也不会收。

?旅差费有没有重复报销?

:没有。要是有,也是会计侯永禄把我坑了。这笔款,我决不承认。每次出差,钱是他拿着,开支是他记,回来上账也是他。这个姓侯的才是真正的贪污分子呢。

?还有什么要说的?

:该说的都说了。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不服。我永远也不会服!我这人上头没有脑膜炎,中间没有心脏病,下头没有连疮腿。你们去好好查一查,我是黑通最干净的人!

干净不干净,也不难查清。三次抄家,搜出和没收的物资计有:旧自行车两辆,旧缝纫机一台,毛毯两条。轴承一套,床单、褥单各一条。布二十二尺,化纤织品十三尺,尼龙衣裤各二件以及人民币四十元,黑龙江省粮九十一斤。

这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有六个全劳力的一家人的全部浮财。按原始社会的标准看,可算是个大财主了。按傅贵个人的劳动能力计算呢,还抵不上他到松花江打几天鱼的收入呢。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正是种大白菜的农忙时节,全郊区农民停止工作,学生停课,市内各行各业的代表也放假一天,总在万人以上,齐集黑通大队的广场,参加对于“贪污盗窃集团主犯”傅贵的批斗大会。

这一天,有几回傅贵的心情特别难过。头一个,给他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可他不知道上面写的那几个大字是什么。问押他的人,不说。问屯口儿上的人,也不愿意告诉他。这大概是傅贵一生中体验文盲之苦最痛切的时刻了。最后,终于有一个人悄悄告诉他了:“大贪污犯”。傅贵一听,急眼了,说什么也非要摘下那块牌子不可。他还以为写的是“走资派”呢,那多少还体面点儿。他的一番努力当然归于无效。

第二件事,是开会前把他关在马号儿的时候,那个于白毛子过来了,耸着又瘦又尖的肩头.歪着脖子问傅贵:“怎么样,我到底把你弄进巴篱子了吧?啊?哈!”傅贵朝着他“呸”了一声,说:“我到什么时候也比你强!”

第三件,最伤心的,是他在车上听见老伴儿的声音:“看,那个挂牌子的是你爷爷!”他离家的时候,孙子才三个月,现在长得什么模样了?很想看看,可是有人使劲按着他的头,还把他的头往车上撞……他最怕叫家里人看见的就是这个。

批斗会的主要发言人,是公社书记田XX.发言稿充满陈词滥调。只有一段民间诗人创作的顺口溜还引起傅贵一点兴趣:“小吉普,门前站,家裹开个大饭店;电风轮,呜呜转,饱子馒头大米饭。”意思是傅贵家里经常举办宴席拉拢腐蚀干部吧。傅贵听了,觉得好笑,又有些心酸。他家裹的确常常有人来吃饭,那都是到大队来办事的人呀。理应由大队出人出钱招待才是,这些年却常常由傅贵承担下来了。“这也是罪?”──这将是他今后铁窗生涯中时常想起的一个问题:“干好事犯罪,这个国家还好得了?”

最后一个冲击,是四队会计侯永禄上台发言揭发傅贵贪污。傅贵带这姓侯的进关两次,钱和粮票都由这人掌握,回来报销上账也都是他办的。也只能如此,因为傅贵基本上是个睁眼瞎呀。报销的大部份单据,都未经傅贵签字盖章,少量盖了章的,他本人也没有过目。现在,这个姓侯的把自己贪污的款项推到傅贵身上,傅贵就成了贪污、盗窃、接礼受贿五千四百一十二元(这个数儿,加在侯永禄身上倒正合适)的犯罪分子!那侯永禄呢,倒因为认罪态度好和勇于揭发,在大会上说了几句:“我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受到傅贵的腐蚀,和他遥相呼应(官话没有编好!),对不起党的培养”之类的假话(主持大会的法院院长竟会认为这是真心诚意的认罪和检讨!),就免予追究,当场释放了!

实际上真正的贪污份子正是这个侯永禄!有账可查的数目就在四五千元之谱。他是连死人的钱、介绍对象时人家送给对方的“见面钱”都不放过的。在这一时刻,傅贵自加入人民公社以来这些年不断遭到的委屈、刁难、诽谤、打击总总汇合到一起,变成一句话,那就是傅贵在撕心裂肺般的心头剧痛中发出的一句无声的呼喊:“天,冤哪!”

(9)一条门缝这么小的空子,他都要利用

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很多事谈起来头头是道;人也巧,干啥都像个样儿;又敢闯敢干。

他们先把傅贵用卡车拉到佳木斯市一家农机厂,把他关在走廊尽头临时隔起来的小房间里,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这叫“反省”.

这个房间没有窗子,黑古隆冬的。人伸不直腰──故意把走廊的高度给截短了。它下面是潮湿冰冷的土地,连草都没铺。它的长度和宽度都不足以伸开双腿。比起我们祖宗发明的囚笼来,它体积相当,但不透气、不透亮,因而可以使人更集中精神于反省自己的罪行。为了精神,肉体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就在这么个地方,傅贵的第一个欲望是写信。他不会写字,这半辈子也很少有过写信的需要。现在,他忽然觉得非写一封信不可了。他失去自由后第二次体验了不识字的苦楚。

很快,又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答应了傅贵的请求。两个人站立着,紧贴着门缝。傅贵说一句,那人就着一丝微光吃力地写一句──没有笔,是用一根铁钉子醮着黑灰写的。吃力,不仅是由于照明条件和文具的恶劣,还因为那写信人也识字不多,看来还从没有写过信或作文之类的东西。这封信还很长。

傅贵小心翼翼地把写好的信纸折叠起来,放到鞋底上面。一个姓谢的答应替他转交他家属,却昧着良心把这封信交给工作队了,请功邀赏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这封信后来就作为傅贵的罪证,收在他的案卷里,被标明为:“傅贵给他老婆的串供信”。部份内容如下:

“秀霞:我的身体很好,吃的也很好,一切都很好。请你放心吧。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了解的。我对党是老老实实的干革命。我这一辈子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咱们这人家你也知道的。公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用过和占过。偷鸡捣把(投机倒把)的事我也没有。咱们就不怕。为公的事情,领导会亮节(谅解)的。有几个问题和你说清:

“有事去找周大哥说明问题,别拿他当外人。我这封信要求你给周大哥看看。周大哥,您好,我现在反省,对我的精神压力很大。大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黑通的问题,我是一个党员,按党员的五条要求,第二条必须作到为中国和世界人利意(益),下面有两个问题需要大哥帮助,这个时间我才求求大哥你呀。我想大哥能做到:一、你跟公社领导说,黑通大队的大问题就是把(班)子问题,党员拿心(纳新)的问题。根(跟)领导说千万千万把住关,别叫鸡(机)会主义份子进来。二、我求你给我写二封信,一封市领导,一封区委公社领导。别叫人写,写完后写上我的名。叫长发(按:傅贵的长子,即小良子)去送信,把信亲子(自)送给领导手中,下面我把树才(素材)给你写去,有些事你心里都有的,我一说你心里就明白了。一、咱们队的斗争问题……袁井臣他成份地主……压草机、吹风机是他给O(破)坏的,这个问题大队没有官(管),反而叫他去八队,他在咱大队吃双份口粮……袁和尼(倪)家刘家什么关系你都知到(道)的……”

在列举了四队里的一些坏人如何胡来和受到包庇以后,傅贵着重揭发了大队支书刘少春本人的十九个问题,最后写道:

“大哥,这信是我求这里的小孩子写的,大哥你得一条一条的子系(仔细)分西(析),你在写信时一定写清,别怕马饭(麻烦),这封信你得写出个水平来,我是非常想你大哥的,这些事情你不要伯,一切有我自己副这(负责),共产党员要有五不怕精神……大哥呀,这封信是在小号写的,二十号写的,还不一定什么时间你才能看着,收到后马上写出去,这封信用铁钉子划的……再见。”

谁知到头来是白费了劲。这信落到工作队手中。它只起到一个作用:发现傅贵和“周大哥”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筑在这种关系之上的阴谋活动,比他们迄今想像的还要复杂严重得多!

“周大哥”,本名周谭,原是黑通中心小学校长。请他自己谈谈他和傅贵之间的关系吧。

“傅贵这个人,初见他,印象都不好,有点接近蛮横粗暴,有时出口驾人,简直像野人一样。我和他没有来往。一九七四年寒假,要总结四队的材料,把我抽去了。一进村,我就觉得路子不正──他们大搞副业,拉脚呀做粉条什么的,这不是资本主义吗!”这不是社会主义。不能树这样的典型。“后来,我逐渐看到了四队的变化了。傅贵没来的时候,这里是房倒屋塌,牛死马亡,种地没种籽,牲口没草料,人呢,连续十三年没开支,年年吃不饱饭!现在呢,也就是五年光景,队部三十五间大瓦房造起来了。几台大拖拉机和汽车买来了。工分日值这一年达到了一元八角三,而过去呢,说是三角几,实际不过一角多。这么好,怎能说错?我发现人们对于傅贵和他的事业,偏见很重。他用科学方法种田,一垵里种四株苞米,都说是‘胡来’,可是一调查,人家确实丰产啦,一垧地收了二万五千斤。我就给公社写了一份三十七页长的材料。

“后来跟傅贵接触频繁了.看到他的优点也就更多了。我们长谈,我们争论。我发现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很多事谈起来头头是道;人也巧,干哈都像个样儿;又敢闯敢干。后来,以老孙家为首的那帮人告他状,闹得越来越凶,而傅贵这小子却越来越硬。那些人说他是‘万字号’的大贪污犯。我一有空就去他家,也向他邻居们打听过,家里很穷。那么,他拚命苦干傻干,得罪那么多人,一直到蹲笆篱子,又是图个什么呢?我明白了,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们越整他,诬陷他,我倒越佩服他、喜欢他了。从此说他什么,我都不动摇;抓起来几年,我对他没失信心……那时候把我也捎带上了,说我是他的‘黑秀才’,‘黑后台’,他的自述和申诉、揭发材料,工作队都说是我给写的。哪有的事呢。把我的公社秘书职务拿掉了。不管他们大会小会怎么叫,反正我不吱声就是了。找我个别谈话.说傅贵是个‘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正是张春桥他们要打的‘土围子’,要我表态。我说:‘现在还没有结论。傅贵还是那个傅贵,党员还是那个党员。’又说我替他喊冤叫屈了。我真不懂:他们是存心这么干,让人都把嘴闭上,或者都说假话,为的是听不见真实情况吗?开万人大会批斗傅贵,让我写批判稿。我不写。我说,我手摔坏了,没法儿动笔。那天还真是跌倒了,不过手并没摔坏,我弄了块布,故意把右手吊了起来……”

干吗引这么多周谭的话呢?为的是给那些办案的人看一看。冤、假、错案并不是不能避免的。不许人讲话是不难的,甚至用不着你下禁令,但最后吃亏的是谁呢?现在我们正在写的是一个差点被整死的傅贵,而在已经和几乎被整死的人中,又有多少个傅贵这样的好人、奇人和能人呢?

引周谭出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傅贵今后的命运里,将要起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那时他有点讲话的自由了。可见,写信和说话的自由,对咱们还是有利的。

(10)专他政,他说他上了一次学校

他还很天真,以为只要他披心沥胆,尽量表白自己,上头就会相信,明白他是好人了。他还不知道,五十年代以来很多好人在运动中犯过这个痴心妄想的错误。

十几天以后,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傅贵被移交到看守所。

他很气,很急。他不懂:怎么这么多年,他们还不明白我这个人呢?他傅贵打从小儿就一件坏事儿也没做过;公家的钱一分也没沾过,这还查不明白呀?让他特别恼火和不服的,是把别人干的坏事儿都扣到他头上来了。贪污分子明明是侯永禄嘛。重用和包庇坏人的明明是刘少春他们一伙儿呀。连窑里烂掉的二十万斤大白菜和岭南毁了的小麦也算到他的账上来了。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在队里“反省”了,还紧急组织人抢救了白菜,入了窖,嘱咐孙维森管,可他一次不翻,烂了;他还两次派人去岭南抢割小麦,可是那时候人家已经不听他的了,不去,有什么办法?

越想越觉着冤枉和窝囊。他傅贵这二十四年,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大欺负?他是个好惹的人?至于在钱上,出力气上,别人看是吃亏的事,倒有过不少。可那是他心甘情愿的,要不你叫他“傅大头”呢!除了那一百零三次批斗,他在谁面前低下过头?他在谁手里输过败过低三下四过?

他还是很天真,以为只要他披心沥胆,尽量表白自己,上头就会相信,明白他是好人了。他还不知道,五十年代以来很多好人在运动中犯过这个痴心妄想的错误。他找来“号儿”裹那唯一的一根圆珠笔芯,请挨着他睡的赵松林替他写了一份类似誓言的东西,上书:“我傅贵没有任何问题。领导怀疑,只管调查。若有违法行为,尽管从重判处──有十元钱贪污就枪毙我,我死而无怨。上边的话是由我口述,请人代笔的,法律上有效。此致敬礼!傅贵。”他还嫌不够庄重,拿圆珠笔芯在手指头涂了老半天,想按个手印,可是,使多大劲,抹多少唾沫也印不上。誓言是交上去了,效果呢?不但是零,还把“态度”的罪给加重了。傅贵还以为快了,该放他出去了。铁门一响,就当是放他的人来了。先是盼明天,接着是盼下一个礼拜,然后就盼下一个月了。

倒是盼来了家里传来的密信。是用红笔写在衣服折进去的边儿上的。傅贵和赵松林费了好大的劲,晚上蒙到被窝里,辨认那几个字是什么。闹明白了.原来是“老老实实,注意身体”八个字。若是在家,傅贵肯定得发一场大脾气,因为他以为能给他捎来点有关案情进展的情报呢。那才是他需要的东西。

不过过后一想,老伴为什么冒着风险送来那八个字呢?那是因为家里老小知道他的脾气,怕他想不通,又在狱里惹大祸;或者着急上火,死在里头呀。这么一想,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又从心里一直涌到眼睛里来。这些年,他对秀霞也是太欠体贴了.在外边有点不痛快,回去常在她身上发泄。很少给她好脸子。明明知道她枕边的劝说是出自好心(天天为他担惊受怕呀),还要骂人家;人家说对了,甚至他也照办了,也从来没说句人话,表示一点感谢或安慰的意思。现在进了笆篱子,不是秀霞说中了吗?这些往事,傅贵越想越不好受,临睡时赵松林问他家里情况,他只说了一句:“你嫂子前不久又叫我打了,伤还不知道好没好呢。”

第二天傅贵一想,也对,越是这时候越不能死。这么着死了,一家人不清不白。“还有,我要是这么死了,那帮人还不得拍巴掌杀喜猪呀?他们休想!我在这里头得把身体养得好好儿的,进来多少斤,出去多少斤。哼,来吧,咱们这场戏还早着呢,没完!”

不但不能死,人还不能熊,精神上不能趴下。虽说蹲笆篱子,成了犯人,可是心裹没病,无愧于人,还是得“冻死迎风站,饿死挺肚皮”。他现在是另一个小小世界的居民了,这里需要他管的事还真不少,自然而然情绪也就转过来了。在监狱里,吃,是一个大问题。一天两顿饭一斤粮,吃不饱。不管什么时候,越是饿,大家一哄而上,傅贵越是谦让。也不光在吃的问题上,你看他不是那么粗那么野性的一个人吗,又没受过教育,可是在街上走怕碰着人,看电影也老想着“可别挡着别人”,乘汽车的时候生怕挤着别人。他打老早就讲文明礼貌了。在这号儿里头,地位高低、人格优劣之别是不被承认的。但是暴力却起著作用。一些弱者,需要傅贵的保护。他不能允许人熊人。赵松林是第一个被保护人。因火灾而被捕的木材厂支部书记,又是一个被保护人。

一个名叫徐礼的警察,因为“吃票儿”(警察吃小偷的脏物)被抓进来,还吼儿哈地耀武扬威──也难怪、他连那身民警制服都没脱呢。他横踢马槽,老说“我是好人”,可是又随意欺负别人,连管教都不敢惹他。傅贵上去了,两人比武多次,饭盆子和碗都飞了起来,直到那小子脑袋上出现不少鸡蛋形突起物,才算老实一点。管教见他挨揍也解恨,所以也不来过问。

在这里,傅贵才看到,原来中国还有许多他在黑通想都没有想到的问题。

在“文革”以前,只要大街上有个被游街的,或是广播里报导个什么坏人,傅贵就恨得直咬牙根,心想:“这小子真坏,该枪毙!”这回自己也进笆篱子了,一瞧,不大一样了。有些人,错事也有,可是水份太大。就说躺在他旁边的这个赵松林吧,他倒真是跟一两个女的相好了,这不对。可是非逼他承认强奸了一个女知青不可。那是没有的事呀。只因那时正抓强奸女知青的事,这样才能判刑。人家那女的已经结了婚,夫妇感情挺好。赵松林顶不住逼供信,招认了,现在后悔得了不得。傅贵批评他:“你这不是把人家那女的也给埋汰了吗!”他连个行李也没有,傅贵把自己一个很大的狗皮褥子给他了。

也有既令他同情,又叫他佩服的。老张头父子就是。他家老三张万志偷了自行车,却把四个独立家庭的全部成年男人都给抓进监狱。多大的罪?给人带上脚镣子!父亲张景福很硬气,动不动就以头撞墙喊冤。儿子张万生也很坚强,常喊口号,当面斥骂不法办案人员张殿五。公安局那个张殿五还得意地狞笑着说:“我还没把你们家人全抓来,留个送手纸的,好大面子呢!”

就是这个张殿五,对张家父子、女婿用尽了刑讯逼供、诱供和精神折磨的手段。傅贵被监禁期间遇到几起无辜错案,都是这个张殿五作拍审员用同样手段办的。关上几年,又蔫古冬地放了。张氏父子,判过一次二十年、十年、五年徒刑,都在大街上张贴出来了。后来放的时候,又说没那么判过。但还说人家有罪,判个同监禁时期差不多的刑期,就算“刑满释放”了。

还有个叫王凤林的,当过兵,又到供销社当工人。一看就是老实人。硬说是杀人犯。夫妇双双被抓了进来,还给带了双镣。关了很长时间,也是蔫古冬给放了。

张殿五是什么人?他为了强占人家房子,把绰号“张大姑娘”一个未婚女人硬给赶了出来,现在还在街上疯疯癫癫跑着呢,孩子也不知下落了。一个疯子跑进松花江,他还开了三枪,把人毙了。凭什么把刀把子放到这种人手里?报纸上还不许登,说是怕败坏公安队伍的声誉!“

“不该给人赔礼道歉吗?”傅贵愤愤地想,“办案的人就不该负一点责任?你抓人家,打人家,按着人家脑袋游行的时候,不是搞得挺生动活拨吗?怎么放的时候就一点声势也没有了呢?我看,就该让公安局和法院的办案人上广播电台,上电视台公开认错,让他们也露露脸,严重的,也判他刑!”

上大学,为期四年。傅贵蹲了三年半巴篱子,他觉得好像上了一次政法大学。现在回头看,从前他看见的社会和思索的问题有多窄!“无产阶级专政”,原来也和农村里那个社会主义经济和“阶级路线”一样,很有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呢。

这都是“四人帮”倒台以前的事,倒台以后,该变了吧?傅贵等着,看着。

没有多大动静。一个变化,是叫他出去劳动了。看守所当局看中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农活经验。先让他带人去拉石头,后来就叫他种菜和管蔬菜储藏。他干的还真不赖。三垧菜地、两个菜窖都管理得挺好。大白菜出窖的时候跟进去的时候差不多。傅贵受到了公开表扬。

到大墙外头工作,自由多了。也没人看着,傅贵要是想跑,也很方便。可是他跑什么呢?一跑倒亏理了。老伴和孩子要来见他,也很方便,因为傅贵又和附近的一个李老头交了朋友,在他家跟老伴幽会都行。他好了,不忘铁门里的难友,帮助捎个信、传个话什么的是常事。傅贵不抽烟,还惦记着那些烟鬼,有一回摘了一捆黄烟,从窗户外头扔进去了。嗬,那些人就别提多高兴了。

但是傅贵可没有乐不思蜀。申诉信前后写了十一封了,咋老没个信儿呢?他就常找看守所的领导去叫冤。人家烦了,就训他,他此人家还硬,喊起来了:“冤就是冤,屈就是屈!我就是有,怎么着?你给我平了反,我不就不叫了吗!”“你这还了得,关他号儿!”警察过来了,走吧。人家还真不在乎,还得来几句:“关号咋的?上你这儿来不就是蹲笆篱子的吗?也不是来住宾馆的嘛!”就这么进去了。

可是架不住看守所还真找不着第二个人才。过了几个月,又放出来了。自由了几月,他又叫冤,又顶撞了,没说的,又关号儿了。关就关,到马号儿里把行李卷儿一夹,又进去会老战友了。就这么着,反反复复,四进四出,简直成了走城门了。

(11)身在牢房,还筹划东山再起

他们就是不怕老百姓穷,你说怪不怪?这种领导干部,看见自己管下的百姓挨饿受冻,就不脸红!

看透了一时平不了反,再加上“四人帮”又垮了台,傅贵就另作打算了。睡在旁边的赵松林常见他拿枝油笔在纸上划拉,精神还挺集中的,探头一看,人家在那儿画渔网呢。他觉得挺好笑。问他,说是要把七星网改造一下,快研究成了。多长能出去,出不出得去还不知道呢,他倒在计划打鱼了。他对明水用的、冰下用的、冬夏两用的三种不同类型渔网,都作了重新设计。那些日子,傅贵说话很少,他又生活在脚踹波涛、风雨江上的回忆和幻想之中了。过些天,赵松林又见傅贵在那儿画房子了。这回画得更细。怪呀,他这能有啥用呢?一问,说是他出去以后,要盖八间瓦房,里头带洗澡问的。傅贵让他猜猜那座房子上的尖屋顶是干什么用的。“放点东西呗。”“不对。我要养鸡。这块地方能养下五百只鸡。一只鸡一年就算它下二百二十个蛋吧,一个蛋卖一毛五,你算算是多少钱!”

他得设计个活动的梯子,平时藏起来,别让外人知道。屋顶养鸡,不但可以保密,还能防疫呢,因为在高处,同别人的鸡隔离了。五百只鸡我拿一百只鸡下的蛋卖给收购站,能换回好些糠。把发票存着,有人问,给他看:这不是,我的鸡下的蛋都卖给公家了嘛!上地里撸草籽也能顶饲料,一个礼拜就能撸好些。老伴儿小时候作过小买卖,隔山岔五让她到市场上卖蛋……

光养鸡行吗?那哪能过瘾!还得养猪、养羊。“你把鸡粪晾乾,放上一年,然后一粉碎,和酒糟掺在一起发酵,猪可爱吃了!”一说这些,他就像介绍一种名菜的烹调方法那么津津有味。还得养奶牛!家畜里,傅贵对奶牛特别有感情,是因为他童年见到大群牛在草原上、蓝天下悠然徜徉,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吗?还是它弹响了傅贵心里那根经济弦呢?──吃草,省事,“像个机器似地到时候就给你造出一桶一桶的奶来?……就是这玩意儿个头儿太大,屋顶上肯定是放不下了,放到别处也不好隐藏。”想到这处,傅贵不免又要叹一口气。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过了,前几天报纸上还在讨论能不能养羊呢。听说省里的大干部还在限制,一家不许超过三只。傅贵就是不明白,那么大的干部了,怎么就是这么怕富呢?好像老百姓一富,就要变心,和共产党、社会主义打离婚似的!他们就是不怕老百姓穷,你说怪不怪!这种领导干部,看见自己管下的百姓挨饿受冻,就不脸红!

“我出去以后,要是再用我,让我当干部,我干不干呢?”自问自答:“干!”图的是什么呢?“要让那些人看一看,看傅贵这些年是真的,咱是真心要让社员过上好日子。还有,能不跟那些王八蛋斗一斗吗?能眼看着他们继续喝老百姓的血?没门儿!……要是斗败了呢?那也没啥,无非再蹲一回笆篱子呗。这滋味也尝过了,不是说‘体验生活’吗?咱也体验过来了,也没啥。”

一九七八年以后,傅贵听早晨的广播特别认真。看守所不大放,他就伸长了耳朵听和平大队的喇叭。那半个钟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一天早晨,正在听联播节目,一个青年刑事犯老是哼哼呀呀的,说他不听,让傅贵揍了几撇子才老实。他要听中央的政策。他盼着出来一个人,真能把那一套不得人心的作法给扭过来。这就得真体察民情,不是抱住那些空话大话不放,还得说了能算数的。听到邓小平同志出来,他高兴了好几天。这回,他比较放心了。接下来,他就着手设计改造黑通的蓝图。他早想过而且在实践中证明过了,专门务农不行。要想使黑通大富,还得搞砖厂。这回得搞个大的。十几孔的不行,二十孔、三十孔的也不行。有原料,有销路.为什么不可劲儿往大搞呢?……原来四队那个砖厂,不仅是小,还有毛病。砖难烧透,看来非改造那烟道不可……

想得差不多了,他就动起笔来,画黑通大队未来这个大砖厂的草图了。黑通那么穷,建厂资金打哪儿来呢?这个,傅贵也在心底盘算了。他那个精神头儿,就好像明天早晨沿江公社有个会等着他,让他就黑通大队的规划作一个发言似的。又是一个春天来到了。隔墙的杨树,已经探出头来吐绿了。砖厂的设计已经完工,连一年出砖多少、每块砖成本高低、工作人员的收入问题都想过几遍了,可是他的案子仍然没有一点动静。他傅贵已经在狱中度过三个春节了。算来这已是第四个春天,怎能不叫人心急呢?这案情到底有多复杂?“就是一个间谍特务,也该查清了!”傅贵悻悻地想道,“听说一年半以前,我的五条罪状就全查清推翻了。准是整我的那些王八犊子越整越虚,定不上罪,又不甘心认输,也害怕认输。是嘛,他们又不是不了解我傅贵。无缘无故关了我一千多天了,我能不要求他们说出个一二三来?”

五月间,听说又要过堂了,傅贵想,应该再写一份状子,专告梁XX──就是那个市法院院长,市“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大队长。“我的案子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凭什么放走了货真价实的贪污分子侯永禄,硬把我打成大贪污分子?三中全会开过了,这回审我的,兴许是一个忠臣。前十一封信一概没起作用,费了牛劲写的,算我倒霉。这一回,我看有点希望。”

提审那天,傅贵把那封信揣到兜儿里,出庭了。进屋一看,挺面熟啊,还是他──法院刑庭庭长刘XX.朝代虽然变了,人还没换。也罢,没准儿人家思想变了呢?傅贵还是把信交上去了。那刘XX接过信来。打开一看,立时炸了:“啊?你告谁?你告梁院长。谁是谁的内弟?”(信中揭发一九七六年当时的市二轻局副局长宁某人是侯永禄的姐夫,而工作队裹有一些二轻局的人。梁XX同志又和宁是老同事,故此包庇了侯永禄)。结果不欢而散,傅贵很是懊恼:这封信又白搭了。回看守所的第三天,又把他关了号儿。

(12)他出狱了,却还留了个尾巴

我当年就是因为那些人不实事求是,为三句没问题的话整了我二十多年。

傅贵不知道,他原先发出的十一封信并没有完全白搭。给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李本成的一封信,还是辗转送到了他的手中。李本成当即作了批示,让法院认真复查此案,倘情节确如申诉信中所写,应予平反。刘XX此次提审,可能就是这个批示的结果。

这时,傅贵一案的具体办案人也换了,现在是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才得到解放的老司法工作者刘勇。这是他脱离法院工作二十二年后审理的第一个案子。他接过傅贵那两本厚厚的、沉甸甸的卷宗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当时就是因为那些人不实事求是,为三句没问题的话整了我二十多年。这回办别人的案,我得仔细,认真,千万别把好人冤枉了”。刘勇想道。这部案卷,他从头到尾足足看了一个星期,一次审讯笔录和一个证言也不轻轻放过。他发现本人口供、起诉书和证言三者对不上号儿,而且出入很大,必须重新复查,才能搞清。为了工作时间不受司机的限制,他和陪同工作的孙国亮同志放弃汽车,以自行车代步。黑通离市中心虽然不过二十几里.但由于道路失修,坑坑洼洼,骑车要颠颠簸簸走一个小时。由那里再去西斗沟子,还要骑车走四小时的山路,坡急路陡,土石路面,很吃力。

他们多日辛苦调查的结果,反映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一十一日的“案件处理审批表”上,那上写着:“基层党委意见”:“支部认为该同志是个好干部,个性强,有生产经验。”“群众意见和要求”:“要求回队领导生产。”在“承办人意见”一项中,办案人刘勇写道:“按惩治贪污条例第八条衡量,傅贵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是个农民。这些年郊区生产队干部外出为公办事,开支都是实报实销。傅贵担任生产队小队长期间,工作积极肯干、为集体办事多花了旅费,并未采取贪污的手段与方法,又没造成什么后果。可不予处份,无罪释放。”

但是两个月以后,傅贵被释放时拿到的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写的却是:“本院认为:傅贵担任农村生产小队长期间虽然为集体事业做了些工作,但由于名利思想的促使,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不择手段地损公肥私,挥霍浪资集体财物……问题被发现后态度不好,经教育后有所认识。据此依法判决如下:

一、判处被告傅贵贪污罪,免予刑事处分。

二、收缴进口手表一块……

贪污的是什么呢?“被告于一九七一年四月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次公出,利用职权多报补助费,贪污一百八十六元二角四分……”

第一句话就错了,公出不是三次,而是两次。第二句,办案人在“审批表”上认为无贪污罪,为什么判决时又成了贪污呢?

我向市法院刑事庭庭长、现法院副院刘同志请教。这才知道,定为一百八十六元贪污,已经是很“宽大”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傅贵夹着他的行李卷,走出看守所大门。他丧失了三年半人身自由,得来的是一纸定他为贪污分子的判决书。这张纸的意义在于:人家抓他对了,放他也对。

那个判决书,傅贵本不愿签字的。他要上诉。可是这几年他听说的多了。头一个,一上诉就得一、二年人家才审理(好像咱们国家机关又不是人浮于事了,都忙得不亦乐乎,连写封回信的功夫都腾不出来!)。算了,还是先出去吧。带个尾巴就暂时带着吧。有几个放出去不带尾巴的?那尹胖子尹国忠,想当初,嗬,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哪,胶鞋厂的(盗窃)“万鞋事件”嘛。关了他妈五年,尹胖子又不是盗窃分子了,怎么办?嗨,不难,说他搞了两个破鞋!还是有罪,抓的应当,放得有理嘛。不过不是胶鞋了,是破鞋!你上哪儿说理去!──忍了吧。“民不与官争”嘛。他让人替他写上“保留意见”四个字,下面写上了中国文字中他会写的那仅有的两个字。

他还应该知足,应该感到庆幸呢,因为照“习惯法”,人家看你在判决前坐牢多久,依照那个时间给你量个刑,那就完全可以判他三年半徒刑了。‘

老伴儿刘秀霞特意租来一辆小轿车,接丈夫出狱。你不是不给平反吗?我们自己来平平反。咱们这三年半笆篱子就白蹲了?也得扬个眉,吐个气,让人们瞧瞧,我们傅贵是个好人,还是一个无愧于乘小轿车的好人呢!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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