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第二种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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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

(一)余温灼人

这几天我正在想他,他来了,这个陈世忠。半年前头次见面,他的经历和性格就给我留下强烈的印像。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小说家至今还没有写过这样的人呢?”──那天他走后,我想。的确,在我的文件袋里(我把来访者中重要的个人和来访来信中重要的案件,分别装到一个大牛皮纸袋里),至少睡着十几个极富特色的人物,始终进不到当代小说里去。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性格还不如活人鲜明,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懂。

难怪第一次见面我没记住他的长相呢,他确实貌不惊人,是知识分子中最常见的一种:身量不高不矮。瘦。脸也是瘦瘦的,面色苍白,眼睛不大,戴一副近视镜。他很爱激动,但在表情和动作上却不大流露出来。

“我这次是为一个人的冤案来北京的,”他把一份材料递给我,标题是:《人血不是水》,副题──“我向人民记者的良知呼吁”。

那是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事,他仍然记得很清晰。是他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服刑期间亲眼目睹的一起杀人案。

“我们一百多名犯人在知识青年李队长和三名解放军战士押解下打草。定额是一人三百斤。犯人李植荣一向积极接受改造。那天一上午他就打了四百一十五斤。下午他继续打草。

“犯人大组长刘德元负责插红旗。‘划地为牢’,通常插四面红旗,形成一个四边形,这就是警戒线。事有凑巧,这天下午他插了五面旗,成为不太规则的五边形。李植荣只顾低头打草,走到这个地方──”陈世忠在五面红旗的左上侧,给我画了一个记号:

“解放军战士喝住他,说他出了警戒线。李植荣说他没越出警戒线。按平时四面红旗的方形阵势,他确未出线。那战士听他胆敢顶嘴,就令他走出来。李植荣乖乖地走了出来,这样,他就在那条斜线的五米之外了。这时,取暖的另一名战士(可能是班长)走了过来,问怎么同事。两人嘀咕一阵,班长就问李植荣:‘你犯的是什么罪?’‘反革命。’‘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国民党青年军二O八师排长。’‘杀过人没有?’‘杀过。’

“于是班长就叫他转过身去。李植荣又服从了。班长掏出子弹上膛,可是一失手,子弹掉在地上。他趴在地上找了一会儿,才拣了起来。李植荣是军人出身,一听到上子弹的声响,急忙转身,可是一颗子弹已射中了他的腰部。他应声倒下。那班长又朝天放了一枪。李队长赶到现场,班长对他说了几句话,李就召集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我解放军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现在收工!’

“这时,李植荣忽然忍痛的跪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

“犯人们被押回牢房,留下一名战士看守现场。第二天派大军组犯人李伯海和郑XX去收尸。他们回来偷偷地说,发现现场已经变了样,红旗被移动了,尸体在警戒线几十米以外了。”

陈世忠最后说:“这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他一口气列举了十四个在场人的姓名。我想,他的记忆力再好,若不是时常想起这件事,现场的情景和这些证人的姓名也不会记得这样清楚的。这时,他像是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补充说:“第二天收尸的时候,尸体还是热的!这说明李植荣并没有死,有十几个小时可以抢救!而旁边一直有一个解放军看守!”

他和李植荣非亲非故,也不认识他的妻儿,但是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五日他本人的冤案平反以后,第三天,他就给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写信为李植荣鸣冤,没有回音。其后三年半期间内,他给黑龙江省副省长安振东写信,信转高级法院院长张厘,回信说已转送省高级检察院。他又给省高检院长于健写信,不久回电话说此案已转嫩江地区,据说当时已做了处理。他问凶手如何处理的?被害者家属知不知道事实真相?对方答不上来。他表示不满,那边说他可以向军事法庭起诉。于是他又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写信,不久回信说,信已转黑龙江省军区检察院。一个月后他又给解放军检察院写信,对他们迅速转信表示赞赏,但望他们负责到底,不要一转了事,每过两三个月催问一下处理结果。后来有关方面告诉他,当年那支部队已改编为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守备五师,已将信转去,今年八月,陈世忠便又给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沈阳军区政治部和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保卫处去信,查问此事。毫无结果。

他低下头,半晌不语。显然,他是深深地失望了。我望了望室内地上、书架上堆得满满的牛皮纸口袋,心想:凶手有真名实姓,杀人不止一个的案件,还没处理呢。你连那班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十五年前的事了,被枪杀的又是一个犯人,谈何容易!

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来。原来这个陈世忠并不清闲,半年前他对我说起过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解决:他揭发哈尔滨市总工会和职工业大领导在分房问题上以权谋私,遭到报复;他业余时间搞的那次重新技术革命,原先是学校百般阻挠,现在长春那家工厂又撕毁协议,拆了他的台;妻子对他的折磨尚未完结……这个陈世忠怎么还有闲心为一件十五年前无辜被害的人奔走呼号!

他回答了我没有提出的问题:“那李植荣,原是个体育教员。一九五七年被捕,说是反革命。他不服上诉,刑期由十年改判十五年。肯定也是个冤案,要是活着,也该平反了。可是他服刑期间那么顺从,卖力干活,还给杀死了,这不是冤上加冤吗?最可怜他那个妻子,胡凤兰,一九六一年还到兴凯湖农场去探过监,住过一段时间,回乡后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小早’,想是盼望父亲早日释放的意思吧?但这个孩子连父亲的面都没有见过,现在该有二十岁了。母子二人至今还以为丈夫和爸爸是‘越狱逃跑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呢!”我多少明白了一点点。《人血不是水》那份呼吁,结尾处写道:

“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案、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了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起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问得有理。的确,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之间,很多人就没想到历史悲剧的规律是不加制止就会重复,会逐步扩大,自己有一天也难幸免吧?

然而引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会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惨遭遇没能冲淡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呢!)也没能使它麻木呢?

做不到这一点的,绝不是少数人。我好像开始摸到一把锁匙,能打开陈世忠一生之谜了。

(二)自我葬送

命运不但从没有宠爱过这个人,连怜悯也几乎没有过。

陈世忠诞生在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年,是一对叛逆旧礼教的青年夫妇的产儿。父亲没有见他过周岁,就病故了。刚满三岁,母亲又因拯救两名爱国志士,死于敌特毒手。唯一的亲人外祖母,又因贫病交加离开人世。九岁的陈世忠便两次成为孤儿。这是他无力抗拒的命运的安排。

这以后的经历,他自己就要负些责任了。不幸的种子,至少有半个是埋在他自己身上的。

一贯品学兼优,这倒不孕育什么危险。从中学起,他就显露出极高的政治兴趣和社会活动能力了:在青年团和学生会担任负责工作,被选为上海市第六届学代会的代表。到苏联留学期间,他还长期担任莫斯科中国学生分会主席。还积极参加中苏友好活动。

在苏联那几年,他身上那种后来把他引向深渊的政治狂热就暴露得相当充份了。假期,他自愿参加苏联大学生垦荒队到哈萨克共和国劳动。而对于放弃莫斯科愉快的假期生活而去远方餐风宿露,苏联大学生也并不都是很踊跃的。陈世忠不但去了,还得了奖,可见很卖力。在工厂实习,他也获奖,还把奖金全部捐给了学生会。

毕业设计,他特地选了块硬骨头──“诺维科夫齿轮及其刀具”,那是一项荣获苏联列宁科技奖金的世界尖端项目,是难度很大的课题。陈世忠看中的是什么呢?推广这种刀具可以使苏联节约五百万吨钢材!五百万呀,那时中国全年钢产量才不过一千多万吨呢。他把这项科研成果弄到手,还有所发现,成绩优异。一九六O年他以几乎各科全部五分的成绩结束了留学生活。他是外国留学生中唯一荣获优秀毕业文凭的一个,还有科研奖状一张,被授予机械工程师职称,回国了。他把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三千卢布助学金全部买了技术书籍带同祖国,自己的手表和钢笔却是最廉价的。

他碰到的第一个钉子,就是多次向有关部门毛遂自荐主持诺维科夫那个科研项目,却受到冷遇。但更大的失望,却是归国后三年耳闻目睹国内一系列“左”的理论与实践造成的恶果。他焦急万分。他多次想上书劝谏党中央,直抒己见。到一九六三年五月,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胆子,他竟不自量力到把自己摆到这么高的位置──写信给毛主席,呼吁在国内外政策上谨慎从事,勿使亲痛仇快,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陈世忠是什么人?是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吗?把两封挂号信发出以后,他还等着回信呢!得不到回音,他还不痛快呢!不是政治上的天真的热情家,就准是个政治野心家,二者必居其一。

性急得很,等了两个月,他就沉不住气了。不知中了哪门子邪,他胆大包天地写完《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便私自进京。他发狂了,跨过了中国公民绝对不准许逾越的界限,理所当然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锦绣前程就这样叫他亲手断送了。

(三)自命不凡──冒死直谏

他承认自己犯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是指行动。思想上却并不服输。在单身牢房的墙壁上,他写满了标语口号──“马列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兄弟党团结万岁!”这就注定他要犯另一个错误了。

他连个党员都不是,也没有什么官职,又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谁也没有强迫他或引诱他,他却把这三个担子一下全担起来了。他在狱中继续写了几十万字的长篇文章,直率、诚恳和尖锐地批评与劝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九六四年发出的《谏党》一文,最有代表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主席同志:

我,陈世忠,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从监狱中给你们写信。我在生死未卜的关键时刻,毅然抛开个人的安危得失,向你们最后一次提出最恳切的忠告。

我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我在中苏分歧的紧要关头,书写文章为苏联辩护,企图闯进苏联使馆,触犯刑律,身陷因圄,追悔莫及,迄今已有八个月了。在这里我诚恳地向您们,向您老人家负荆请罪,请求您们的宽大处理。

但是我毕竟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我矢志不移地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因此我在低头认错之余,仍要以党的事业为重,向你们提出同志式的批评和亲人般的劝告,希望务必引起你们极大的重视。

我认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本来,任何政党或个人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这就使我忧心忡忡,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否则我就不成其为党的亲人啦。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容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这样下去,谁还敢于说真话呢?长此以往,你又怎么听得见反面意见呢?你的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是绝对真理,只能赞成,不准反对。什么南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把自己关进了红色保险箱,绝对不会犯错误!但在一切错误中最可怕的莫过于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一九五七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

请你们暂时息雷霆之怒……我之所以认为对你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祸害,完全是我根据客观存在的严酷现实,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些年的事态发展,我满心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总有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彭真、刘伯承、李富春、陈毅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读到这里,可能要勃然大怒:照你这么说,岂不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网打尽’了吗?且听我慢慢道来。因为在革命征途上他们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和你完全一致。当革命发展到一个转折点的时刻,他们中间总会有一部份人不同意你的主张而又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就成为你推行自己路线政策的障碍,就变成了‘反党分子’。但愿我的预言不过是把人忧天罢了,果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说到这里,我还想帮助你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因素。从人民群众到党中央内部,不外乎三种人。一种是真正理解的基础上真心实意支持你的意见的人,这种人是少数。一种是随声附合、人云亦云的人,是大多数。尽管内心不同意,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主要是考虑个人安危)不敢提出异议的人,也是少数。这中间还包括一些为数不算太少的别有用心的人。恰恰是这一部份人恐怕才是最危险的。

……可怕的是你犯了错误,却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纠正错误。久而久之,在你周围只剩下一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一味察言观色、迎合你的口味的小人得宠,这中间有一部份人可能是货真价实的野心家、阴谋家。想到这里,我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极了,我以最恳切的,亲人般的感情以死相谏,希望你远小人而近君子。口口声声拥护你的未必都是你的亲人,而反对你的某些错误主张的人也未必就是你的敌人。你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复辙。

回过头再说说我自己。诚如你所说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非常正确!没有共产党和你毛主席解放全中国,我陈世忠这个孤儿不用说上大学,出国留学,恐怕早就冻死、饿死在街头了!所以我扪心自问,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反对你们,我反对的仅仅是你老人家的错误。我这样做,正是出于对你的爱护,希望你真的能够不犯错误或少犯严重的错误。你们说我‘反党’,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名词和帽子。我所做的错事,我是有勇气进行自我批评的,但是我衷心希望,在接受批评这方面,中共中央也能给我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如果说我现在这样做就算是‘反党’的话,那么我就横下一条心,斗胆地承认,为了党的事业,我就是要‘反党’,坚定不移地‘反党’,不遗余力地‘反党’;我认为我的这种‘反党’,恰恰是最真诚最深切的爱党。如果说这也算反党的话,那我是多么希望有更多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篇文章的读者们,回忆一下你们入党时的誓言,看看今天党内的现实,起来和我一道‘反党’。

……我看到你的题辞:‘向雷锋同志学习’,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锋。……我承认雷锋身上有很多宝贵的品质,我当然应该向他学习。但是我认为雷锋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着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缺点。他的美中不足就在于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从不知抵制上级的错误决定。雷锋有句流传颇广的名言:‘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它孕育着连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巨大危险。首先,把你和党等同起来;其次,它预先就断定了你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不但你过去和现在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雷锋必须句句执行,而且连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早已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锋早就准备去照办了。这不是十足的盲从又是什么呢?

你想一想,如果全国人民、全体党团员真的都成了雷锋,将会形成一种什么局面呢?社会风气、道德面貌固然会焕然一新,可是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又有谁能够出来帮助你们纠正呢?都像雷锋那样,连想都不敢想,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呢?可是你们却号召大家都这样做!可见,你平时提倡的‘广开言路,闻过则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实际上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空话。也就是说,你们这样下去,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得错到底,后患无穷……“

引文已经很长。但是这才仅仅是陈世忠写给党中央的几十万言上书的几百分之一。它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时间是中国刚刚经历过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大饥馑之后不久,作者是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之中。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中竟敢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政见。一个年仅二十六岁的非党青年,又是从事科技工作、对中国社会和党内政治状况所知甚微的人,他的见解不可能绝对正确。但在正常政治情况下,他从一九六O年至一九六四年逐渐形成的政治见解和疑虑,应该有讨论的机会;他的错误认识应该有机会被纠正,他的极端行动及其后果也应该能够防止吧?

陈世忠又似乎把自己摆得太高了,不过若不是这样,他也就不会有直言不讳的勇气了。且看下文──:

“现在再请你看看另一个青年人:陈世忠。依你看,雷锋和陈世忠,这两个青年人哪个好呢?你更喜欢谁呢?你一定会说,当然雷锋好,你怎么能跟他比!是的,雷锋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我是人民监狱里的未决犯。天上地下,根本没法比。但是如果暂抛开这点不谈,请看事情的另一方面。我扪心自问,我始终是党的亲人。不然,我何必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操这么大的心?又给你写公开信,又是狱中苦言直谏,我到底图个什么?回顾我的一生,我的遭遇和雷锋一样苦,我对党的感情像雷锋一样深。正因为这样,我更觉得自己无权置身局外的,不能允许自己袖手旁观,而必须像亲生子女应该做的那样,抛开个人得失,直言不讳地面谏君过。我自信,雷锋做到的好事我都能做到,但有一点不同,我不相信世上有先知先觉的救世主。最亲爱的毛主席,赶快回头吧,否则就太晚了!

你们看完这封信,盛怒之下,下令把我处决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中国共产党四十二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先例难道还少吗?审讯员一再忠告我:‘直到现在,我们仍把你当作自己入来挽救,’‘只要你转变态度,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我曾千百次地想,可不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随声附和,彻底认错?这样做,对于我获得自由固然会有好处,可是自己岂不是放弃了共产党人的崇高职责了吗?不,事关党国命运,我不能为一己私利而拿原则做交易。我怕的是,总有一天,由于你固执自己的错误而被人打倒在地。在失意的逆境中你重新翻看我这份材料,会追悔莫及,唉声叹气道:‘悔不该当初我没听陈世忠的良言劝告呀!’不,我决不做事后诸葛亮,一定要防患于未然,让你听到并且采纳我的逆耳忠言。

如果你要问我的巨大勇气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的回答是:我从您身上汲取了巨大的鼓舞力量。是你一再教导我们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本人曾多次受到‘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迫害,甚至被排挤出中央领导,但是你没有气馁,事实证明你是对的。因此,像你这样的伟大人物更应该有切身体会:当一条错误线占据主导地位时,坚持真理该是多么困难!又多么难能可贵!我有志学习你的这种榜样,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党的事业!

我总觉得,我们的党缺少的是能言敢谏的‘谏臣’,而不需要唯唯诺诺,见风驶舵之辈。我现在学你的办法,在你背后猛击一掌,大喝一声:‘你有病呀!’

我感到诧异的是:难道我发现的问题别人真的都没有看出来吗?我不相信,当前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局面是有目共睹的。我总觉得,有不少人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讳莫如深。唯独我却心口如一,偏要说出来。

我幻想着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又预感到凶多吉少。我甚至不敢相信你老人家真的能见到我这篇用心血写成的逆耳忠言。或者你在看完我这份材料之后,‘龙心’大怒,那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但我临刑前仍要诚恳地告诉你,敬爱的毛主席:

‘丘比特,你发怒了,这就证明你错了!’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呀!’”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陈世忠还特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一生中三次荣幸地见过你老人家,幸福地握过您的手,而在监狱里写这份材料的过程中,我曾经有四次在睡梦中见到你。我深切地怀念你老人家。我故意选择这个闰年闰月的最后一天呈交给你我这封用我全部心血写成的材料,向你,向亲爱的党献出我一颗仅存的赤诚的心。共产党万岁!”

全文三万余字。很多页纸上滴满年轻人的泪水。

审讯员正式通知他:“根据你的再三请求,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呈交给了党中央,尽管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必要。”

陈世忠等着回音。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他失望了。他焦急得很。审讯员斥责他:“你是什么?毛主席会给你回信?”他还大吃一惊;心想:毛主席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回信呢??我们不是人民民主国家吗?这声斥责又加深了他的忧虑:看来,毛主席至多只能听到十级以上高干的声音,这不是把自己关进了紫禁城,同中国社会隔绝起来了?继而又悲愤地在心中高喊:“你们自己不写,别人写了你们又不让毛主席过目,这不就使党又一次失去听取反面意见纠正错误的机会吗?这怎样不耽误大事呢?”

陈世忠被判八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二年。不久,被他不幸而言中的政治大动乱开始了。

他的另一个预言却落空了,那是写在《谏党》中一首诗里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世忠,难找后来人。”

后来人诚然不多,但也不是那么难找。一个比陈世忠小八岁的青年人,早就和他一样自己送上门来了。陈世忠郎铛入狱,销声匿迹以后,这个人客观上成了陈世忠的代理人,以和他不相上下的独特风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四)另一个狂人

陈世忠迈下“莫斯科一北京”国际列车,踏上久别的祖国土地的那个时候,倪育贤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列兵。他是个高中学生,和一般战士不同的是他特别热衷于马列主义理论。倪育贤省下自己的津贴,购置了全套马、恩、列、斯、毛的选集,还研读了他所能借到的所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联共(布)党史》、《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等。和有些理论家不同,但同六十年代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相似,倪育贤是带着那几年社会生活中大堆疑问学习理论的,而理论学习又使他越来越关切地注视中国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发现,他学到的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践打起架来.发生了难解难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

在他的那个连队里,半数以上是安徽籍战士。一件事引起倪育贤的好奇:为什么他们一接到家信就躲起来看,还偷偷地痛哭呢?一打听,原来这些战友几乎每户都有亲人饿病而死。倪育贤震惊了。接着,灾区来的战士又不断有人跑到部队来“就食”,干部哄都哄不走,理由非常简单:“我们一回去就得饿死。”

倪育贤藉此机会做了大量调查,取得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原来造成严重饥馑的原因并不是报纸上宣传的什么“严重自然灾害”,而是在农村推行的那一套极左改革。“高指标”、“高征购”、“平调风”和“共产风”把一个好端端的农村折腾得满目肖条,饿殍遍地!

像陈世忠一样,这个十八岁的军衔最低的“列兵”也毅然决定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了。

那是一封长达三十页的万言书。他指出,造成目前国民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人祸。“任何离开具体客观实际而企图一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做法必定要遭到辩证法的无情报复。”他请求中央“立即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战略上实行大幅度的后退。”他还胆大妄为地提出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允许社员包产到户,在一定时期内准许社员自种自收,自产自销;扩大自留地,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取消国家对农民发展副业生产的限制。还建议采取累进减税的办法,即农民提供产品越多,国家征税比例越小,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尽快挽救危局。

这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在当时正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右倾,鼓干劲”的背景下斗胆要求党中央向相反的方向修改政策。他深知,这封万言书一旦发出,后果很难设想,多半是凶多吉少。此事惊动了部队党委。团政委赵本清下令:“此信不准私自邮寄,须交团政治部审阅后,由组织处理。”从后来的结局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倪育贤的保护。但倪育贤却抗命不交,理由是“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向国家领导人反映任何意见”。营部又下令不准他外出。他又一次抗命,到金山乡大石头邮电局以双挂号将万言书寄往北京。

两周后,倪育贤便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执。三个月后,万言书被辗转批回上海警备区。在师党代会上,政委在报告中说道:“六十八团有个叫倪育贤的战士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所有观点都是修正主义的!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在军内的反映。”这个结论一传达到连队,全连震动。倪育贤的政治命运也就决定了。

他过去曾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标兵”;在施工和军训中他一贯成绩优异;部队领导还多次准备培养他当宣传干部,现在都不算数了。一九六四年,他以“上等兵”的军衔单独“光荣复员”。他带着两肥皂箱马列主义和一脑子问题离开了部队。连队党支部给他作的鉴定,又跟马列主义或修正主义都没什么关系了:“该同志作风正派,热爱学习,为人正直。”

(五)从不入派,永不“结合”,独立作战

但真假马列主义和真假修正主义之争,却始终没有放开他。他也不甘寂寞,始终搅和在政治漩涡里。

他考上了上海海运学院远洋系,就在那里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七月,学校裹一批学生要打倒老院长徐健,说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八月三日,市委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有一个学生跳上台去为徐院长作无罪辩护,他就是倪育贤。这次辩护竟使他赢得了全院师生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当选为院“文革”委员会委员。在两个月中,他全力以赴地制止抄家,武斗等等“革命运动”。由于他的干预,方使海运学院一些教师不致受到致命的人身摧残和人格侮辱。

他学到的马列主义,还是有用的。他的头脑始终此较清醒。学生们的行动越是狂热和过火,他越是怀疑。他拒不参加任何一派红卫兵组织,还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就全然脱离了学校的运动,游离于“文革”之外。

然而他却“逍遥”不起来。不但没逍遥,还参加了几个工人组织反对政治野心家的活动,帮助工人起草了一个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操纵上海运动的宣言。十一月廿八日上海发生张春桥派军队镇压复旦大学学生的事件。他闻讯后,当夜赶到现场,了解真相。次日凌晨,他就起草了“强烈抗议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的强硬声明,以几个市级组织的名义向全市散发,还跑到上海大街小巷张贴声讨张、姚的标语。这就是参加了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这几个组织的牌子被王洪文派来的国棉十七厂的造反队砸掉了,他也被列入拟予逮捕的“炮打骨干”的黑名单。为了避难,六七年初,他又一次脱离了运动。

他并未放弃斗争,而是由自己选择了一条新的战线,独力展开一场新的斗争。

(六)独出心裁,去摸老虎脑袋

这半年,武斗、凶杀、酷刑、叛卖等等人间最卑劣的行为在他眼前幕幕展开。大批无辜的好人自杀了,或被人杀害了。他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文革”的指导思想到底对不对?那些领袖人物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吗?他沉下心来,分析件件重大事情。他开始怀疑林彪了。这个“副统帅”和“接班人”为什么多次在公开讲话中鼓吹漫无边际的宗教狂热,毫无顾忌地眨低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毛泽东思想阉割成“老三篇”呢?……

随着林彪的真面目在他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他对于遍及全国的驯服与盲从就感到难以忍耐了。林彪伪善地笑着,一只手摇摆着那本小红书。千百万人也狂呼着,一面摇摆着《毛主席语录》。那里的一句话可以使人类最黑暗最野蛮的酷刑合法化,使刽子手变成革命家!倪育贤找寻很久了,找寻一种行动方式,最有效地把胸中蓄积已久的一个愿望变为实际。他现在明白了:原来《毛主席语录》成了林彪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重要手段:“再版前言”是割裂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并把它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的代表作!怎么办呢?一个奇想从他纷繁的思绪中跳了出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来编一本列宁语录和它相抗争,让人们鉴别林彪主持编的那本小红书的谬误!”

倪育贤把海运学院仅有的一套《列宁全集》全部借来,开始了摘抄工作。一张又一张卡片堆积起来了。他着重选择列宁在批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论述。废寝忘食地伏案工作半年,摘抄完了。针对那个“再版前言”,他写了“编者的话”,明确挑明:“《列宁语录》的出版必然引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的恐惧和不安,他们暴跳如雷,他们拚命反对”、“让一切妄图把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的混蛋论调见鬼去吧!”

有一家外地小印刷厂,曾经印过“炮打张春桥”的传单。倪育贤去联系,那边居然答应了。刚排好字,被上海市“革委会”得知,强令拆版,还派人来收缴文稿。倪育贤赶忙携稿出走,只身奔波。好不容易又同湖州一家印刷厂说妥,都开机试印了,主管审批印刷品的军代表赶来,非要倪育肾在“语录”中“突出政治”不可,还一定要增添批判刘、邓的宣言和林“副主席”的题词。倪育贤不能妥协,只好再次拆版。又经过多次周折,终于在沿江一家小厂秘密印成了一万册,还套上鲜红的塑料封皮。一九六八年除夕,他冒着大雪,以从没有过的兴奋心情把这批奇怪的印刷品运回上海。说它“奇怪”,是因为在这个号称以马列主义为立国指导思想的国家,列宁的著作竟成了禁品!

一万册《列宁语录》,当天就被抢购一空。还有很多人要求订购。海运学院的大礼堂门口就贴出大幅标语:“把明目张胆反对林副主席的大毒草《列宁语录》揪出来示众!”一批又一批大字报声讨《列宁语录》的罪行,指控编者和《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编者的话》是对《再版前言》的“挑衅”与“反扑”。有人甚至要求收缴这本列宁著作予以焚毁。

倪育贤倒抄着手,走来走去,心满意足地看大字报──这正是他冒死行动的目标和艰苦工作收到的政治效益呀。围剿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的态度是沉默,“时时冷眼看螃蟹,看汝横行到几时!”

三月,徐景贤批示追查《列宁语录》编者的政治背景,查明编印此书的所有成员和经费来源。倪育贤立即被隔离审查。专案组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编辑、印刷和发行这本书都是一个学生干的,更想不到经费也是这个人到各个高校向一个个学生筹借来的。

倪育贤每天被人押着到林彪的“宝像”前强制请罪,九十度大弯腰。他暗自觉得好笑,又感到满足,因为他终于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是他一个人,是他独自决定和从头到尾一个人干出来的!于是他又有些自豪了。

他哪里肯老老实实任人宰割?一天,趁看守人员疏忽,他半夜越墙而逃。不久,又回到上海,和复旦、师院的同学一起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去了。一个小小的倪育贤,怎逃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密罗网!工宣队进驻高校,他又被揪了回来,关进学习班,强令他交代罪行。“一打三反”,他是第一批重点打击对象。不但要搞他的政治问题,还要搞他的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果然,查出他在印刷语录时贪污“公款”一百多元。还编造一条他“冒充工宣队强奸女青年”的罪行。这才“齐”了,足以把倪育贤搞臭,于是宣布开除学籍。

(七)“四人帮”倒了,倒对他判了死刑

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倪育贤和林彪斗了整整十年,越斗越胆大越坚强。几次被拘捕,受酷刑,但又几次逃脱厄运。林彪“四人帮”的爪牙虽对他恨之入骨,却既未制服他,也未能消灭他。然而,在“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上海,倪育贤却被自称是(也确实是)遭受“四人帮”迫害、重新上台执政的领导干部差一点处死!不奇怪吗?不可思议吧?

那些领导干部,不会不知道倪育贤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英勇斗争吧?远的不说,一九七五年春天,很多受迫害的政工干部和理论家都恢复自由了吧?倪育贤那时候才是一个每月工资三十三元的工人,他就敢同张春桥的《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攻》针锋相对地写出一篇《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谈谈怎样才能防止林彪一类重新上台》的文章;还明确表示是和张春桥论战的!他指出,没有民主的专政,只能是林彪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秫彪虽已自取灭亡,但林彪一类人物还大有人在;如果中央不采取当机立断的措施,林彪一类人物的上台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当时哪位专业理论家有这样的勇气和眼光写这样的文章呢?

他还迈出了如果不是更加危险,也是同样危险的一步。他不会忘记一九六三年给党中央写信进谏带来的可怕下场;不会不知道现在的中央是一个此当年更森严的所在,但他还是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朋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说无论如何使不得;一旦寄出,轻则坐牢,重则丧命!可是倪育贤说:“中国苦就是苦在没有人敢讲真话。大家怕死,都不讲,中国就一天比一天危险,政治就一天比一天黑暗。我带个头吧!”他就跑到南京东路邮电所发出了那封挂号信。那时候给“四人帮”写效忠信的人倒是不少,写这种信的人,中国恐怕不多吧?

一九七七年倪育贤险些被处死的原因,是他为让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问题奔走呼号得过于积极了。那么那些有关的几位同志怎么会忘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在台上时那个市革委会就曾给倪育贤所在的工厂批函,说他是邓小平右倾翻案的“爪牙”,必须批斗,而且确实批斗了整整一天呢!为了邓小平的事,“四人帮”连抓都没有抓他,你们却要枪毙,说得过去吗?倪育贤为什么对邓小平同志怀有那样深的感情呢?听他自己说说吧: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抓,但他们镇压天安门事件革命群众的暴行没有清算,与‘四人帮’斗争而受诬陷的邓小平同志依然未能恢复工作。这时,我清醒地意识到:能不能彻底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能不能真正为邓小平同志恢复名誉,是关系到能不能铲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能不能使中国从黑暗转向光明的根本关键。然而由于XXX等人的阻挠,障碍重重,于是我决心再一次用自己仅有的武器──笔,来投入这一场斗争!”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倪育贤在上海淮海路东湖宾馆的大铁门上贴出“大字诗”,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中关于小平同志的一首是:

《小平引》
一朝文武满天星,几人赢得主席评?
中华长城不虚传,人才难得称小平。
纵横捭阖五州服,雷厉风行四海惊。
不搞阴谋搞阳谋,没有野心有忠心。
毁誉几回逃龙剑,贬谪三遭建国柄。
半世功过天下白,一年是非百姓清。
柔少易招狐群谗,刚多难与狗党亲。
宦海沉浮浑闲事,不用小平民不平!

两诗一出,读者云集,抄者成堵。淮海路、东湖路口,交通为之阻断。倪育贤就站在人群里,又享受一次创造者的喜悦,同时,他虽然预感到一道凌厉的冷剑寒光在自己头上盘旋,却为自己做了一件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好事而感到加倍的满足。明显的很,他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既然如此,个人安危又有什么值得考虑呢?于是,他得寸进尺,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深夜,他又在上海市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的墙上,贴出了一首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长诗:《我不信!──纪念天安门广场惨案一周年》,在按语里特别点出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同时又一次要求恢复敬爱的邓副主席的职务。这条长达十米的檄文,立即引起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不安,亲自下令将倪育贤逮捕入狱。

在狱中,倪育贤不肯认错,便遭到他在“四人帮”掌政时期都没有尝过的残酷虐待。

妙的是一九七七年八月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而九月一日倪育贤还被拉回工厂批斗。公安局的负责人当众宣布:“倪育贤是反对X主席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还在会上传达了市委第一书记批下的八个大字:“反动透顶,恶毒之极!”于是全场高呼“坚决镇压!”会后,倪育贤便被关进死囚牢房。这时,上海市委领导正准备根据某人的指示要坚决镇压包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一批政冶犯。

倪育贤在牢房中,从各种迹象中觉察到他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他居然异乎寻常地冷静,像看待另一个人那样回顾了他短促的半生。他这时才不过三十三岁。本来十年前他就闯过一回鬼门关。这十年,有几次可能死于“四人帮”的屠刀之下,都没有死成,怎么现在“四人帮”覆灭已近半年了,却要把他送上刑场呢?上海市这几位领导干部,他们不是马天水呀,不都受过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吗?他倪育贤这十年不是一天也没停止反对那群野心家的斗争吗?怎么现在,非把他当作死敌杀掉不可呢?不好理解。莫非说这些人在思想体系上和感情上跟“四人帮”更近,离我反而更远吗?他感到悲哀了。他从自己即将执行的死刑中,感到中国上空的阴云还没有消散……

既然如此,他就更不能屈服,必须做最后的抗争!九月十五日夜,他用草纸给叶剑英副主席写了一封最后申诉书,愤怒抗议市委追随“四人帮”、屠杀革命者的罪行,表示坚信天安门事件总有一天要平反,人民将要求追查新冤案制造者的责任!

这份措词强硬的申诉书惹怒了法院刑庭负责人,申斥倪育贤说他“反革命铁证如山”、“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看守长幸灾乐祸地说:“咱们不久就要在别的地方(指刑场)见面了!”倪育贤心里也不敢抱什么希望。

但是后来那份申诉书还是引起了上一级的踌躇,计划中的死刑日期推迟了。倪育贤奇迹般地在狱中渡过了一九七八年元旦和春节,而与他同监的那几个死刑犯却一一走上了刑场。

那正是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英雄──吉林省的史云峰、山东省的石红霞和上海市的王申酉等人相继惨遭非“四人帮”之手杀害的时候。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倪育贤才被释放,从地狱返回到人间。

(八)带镣铐的“雷锋”

陈世忠和倪育贤,一南一北,素昧平生,命运使他们两人好像是暗暗做了分工。二人几乎同时给毛主席写了谏言,一个坐了牢,一个幸免了。倪育贤利用他的自由,在“文革”十年中做了陈世忠本来会做的事;陈世忠呢,失去了政治活动机会,便在服刑期间做了倘使倪育贤坐牢的话便也会做的事。二人的最后一次分工,是一九七七年陈世忠获得了自由,倪育贤却进了牢房。陈世忠在《谏党》中曾夸下海口:“我自信,雷锋做的好事,我都能做到!”这是在他被判刑之前写的。当他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沉重打击──判刑八年(后来又留劳改农场工作六年多),被放在人民公敌的位置以后,又怎么样呢?

那是一九七O年夏天的事。劳改队的任务是挖一条五米深、两米宽的沟。土质疏松,不断塌方,而干部为了抢速度,违背操作规程,不是“大揭盖”,而是让犯人们掏洞。

一天,正当即将收工吃午饭的时候,一个洞口突然塌方!四名犯人被埋在土里,洞顶上几米厚的松土仍然继续下落。陈世忠刚刚从另一个坑洞里作业出来,经过这个坑洞口。他见上面有几个犯人没精打采地在刨土,猜得出,他们是不甘心在几年劳改生活中搭进一条命去。可是这么个刨法儿,几时才能刨到人被埋掉的地方呢?人这东西,几分钟不呼吸就要死呀!这时,陈世忠纵身跳下坑洞,夺过一个犯人手中的铁锹,飞快地一锹锹甩起土来。很快,就碰到了一根立柱,被埋在土里的犯人史有德这时正双手紧抱着那立柱。陈世忠见他神志还清楚,甩过一句话,就继续挖土,找那最后一个埋在里面的人。这时,头顶不断落下大块小块的湿土,他自己随时可能被埋在地下,但他全然不顾。忽然,他觉出铁锹碰到一个柔软的东西,原来是犯人牟成杰的脊背。他更急了,却又把动作放得更轻,仔细地把那人从土里枢出来,抱在怀中,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双眼圆睁,黯然无神。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死人。他迅速擦去那人嘴上和鼻中的砂子,双手把他抱出坑洞。

经过抢救、输氧,牟成杰恢复了生命。过了很多天,由于肺结核开放而死去了。

下午到现场一看,陈世忠才害怕起来。原来在他挖土抢救的时候,有的犯人搬来一只“马凳”,在上面搭上一块很厚的跳板,以保护他在下边抢救。可是仅仅一顿饭功夫,这块跳板就被掉下来的大土块拦腰砸成两段了。

陈世忠前后三次冒险救人,在两次集体救火中也舍生忘死。他做遍了旱田、水田和建筑工程中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劳改几年,他就变得难以辨认了:剃个光头,打着赤膊,穿一个短裤衩,一身结结实实一百四十八斤的骨和肉,一副随时准备赴汤蹈火的架势。只有那一副眼镜,还保留一点留苏毕业生的痕迹。

劳动生活改变了他的肉体,但精神上的重荷却使他患上原发性高血压。那是一九七一年。血压最高达到低压一三O,高压二一O;两次住院五个多月。“我才三十多岁,难道一辈子躺在床上靠人民养活吗?”──他不甘心。从报上看到长跑可以防治冠心病的消息。他想试试看,就起大早,背着医生偷偷去跑。先是慢慢跑,一千米,自我感觉正常。第二天,跑一千五。第三天──三千米,心里有了底。从此不但加大距离,还加快了速度。医院门口就是公路,他从O公里的里程碑跑起,一直跑到“五”,再往回跑到“O”,正好十公里,一万米,再跑一千米,缓缓降低速度。一万米路程,他最快时用四十四分钟就跑了下来。黑龙江的三九寒天,他头戴单帽,脚穿单鞋,长跑结束后背心裤衩都能拧出水来。脉搏达到一分钟二百次。就这样,药物治疗加上锻炼,三个月后一检查,医生说他基本正常了。

从那时起他一直坚持长跑,十余年不断。出狱后在哈尔滨参加长跑此赛,他拿到三次冠军。想得到吗?就凭这长跑的本事,他也能为人民办好事。有次,他就靠长跑的耐力战胜此他年轻力壮、跑得快但缺乏耐力的小偷。抓住以后,勒令对方把赃物交还原主,往往还来个自我介绍:“你知道是跟谁打交道吗?这是三千米长跑冠军!”

长跑健将还常常使公共汽车的售票员不得不谨慎一些。陈世忠赶汽车,车到车站,怎么敲门售票员也不开。好,走着瞧!汽车走一站路,陈世忠跑一站路,这回不能不开门了,陈世忠上去就批评售票员:“你方才怎么不给我开门呢?”问得对方哑口无言。

他后来当了教师以后,每次课前都赠送学生们一句座右铭,多数是革命导师和科学家的名言,但有一句却是捷克的长跑健将、奥林匹克运动会五千米和一万米冠军萨托皮克说的:“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坚持下去好了。”

(九)抢回生命

这句话的用处,岂止限于长跑呢?

一九七七年,允许他到城市就业,安排在哈尔滨一个集体工厂──搪瓷三厂技术室工作。他一日三餐在食堂吃饭,那里基本上都是女炊事员,他就发挥男子汉风格,几乎每天帮她们挑煤上楼,挑脏水下楼,一千天如一日。中午,人家都休息去了,他主动给青年人讲英语、上化学课,不取任何报酬。派他到上海工业搪瓷厂去学习,到了久别的故乡,顾不得看看市容和探亲访友,他一头就扎进“取经”工作。白天在厂里跟班学习,晚上把技术资料借回来抄写。厚厚四大本,三十万字,全部抄完,带回哈尔滨,成为搪瓷三厂的技术文件的基础。又派他带领十二名青年到玻璃二厂,利用节假日借用人家的六口坩锅炉焙化瓷粉。他把青年人分为两组,十二小时倒一班。可他是带队的,责任重大,谁能顶替他呢?好办,不睡觉就是了,一连四十八个小时,他和青年们奋战在一千度高温的炉旁,渡过了国庆节。

他也得到一般人难以奢望的酬报。当他离开这家工厂时,全厂上下依依不舍。全厂中层干部、共青团、技术室和瓷粉组、食堂,分别为他开了四次欢送会。厂子赠送他一身衣服、一床新被褥,给他打了一个书柜,由十二名团员和青年浩浩荡荡送到他新的工作单位。他是个什么人?平反几年以后还有人把他当作劳改释放犯呢?

这一场场、一幕幕动人至深的情景,全厂五百多人对他的交口夸赞,通过陈世忠一次又一次流出来的和咽到肚里的泪水,把他十四年屈辱生活在心中留下的印记冲洗得乾干净净了。

(十)比雷锋更艰难

苦难会使铁锈蚀得更快,却能使黄金更加灿烂夺目。来到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担任教师,校长们允许他可以拿两年时间备课而不讲课,他谢绝了。新学期一开始,他就担任起三个毕业班的专业课──“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的讲授、辅导、实验、现场教学、课程设计等各个教学环节,相当于正常工作量的三倍以上。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连续讲十节课,这种情况一星期至少有一次。同时,他还要到工大、科大和本校旁听五门课。

他还先后兼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他像记外语单词那样,两周内记住了全班学生的姓名与学号,了解每人的家庭和自然情况。他那个认真劲儿,可真是罕见的。为了不使一个学生掉队,他会三番五次地家访。因为生病、受伤、事假太长而拉课太多,由于家庭关系不好或工厂不支持而面临辍学危机的,他都一一去做工作,千方百计不使他们失学。他把一天点一次名改为点三次。每天第一节课他都坐在门口,看谁迟到了,造成一种“威胁”。为防止学生们考试时抄袭,他给七十六个学生出七十六套题目,这当然就使他自己批作业的时间延长了许多倍。学生都是工余来听课的,容易打盹,而陈世忠是不能容忍一个学生打盹的。他就买来“风油精”,给疲倦的学生擦上。一年下来才不过用了四瓶,他觉得很划得来……

他还有不少社会活动。他是哈尔滨市机械加工学会的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组织组长兼咨询组长、黑龙江省翻译公司的顾问,这些工作以及时常给外单位讲课,不是没有报酬,就是他不收报酬。在这同时,也还同人合作,翻译了一百多万字技术书籍。三年内,他还在各地刊物上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每顼工作他都异乎寻常地认真,这就往往给他双重地增加了负担。此如,当上机械加工学会的组织组长以后,他就逐个工厂、逐个院校去发展组织,使会员人数从不到二百人猛增到一千五百人。到头来,那一式两份的厚厚六大本花名册又得由他本人去抄写。他也自有办法:出差时带上,路上抄;住院时带上,在病床上抄;。

这些行为,都可以归入“学雷锋,做好事”一类吧?还有好些一笔一划学雷锋的事,此如在汽车上扶老携幼,在火车上为乘客服务和帮助乘务员,在街上救死扶伤等等事迹,还没写呢。

陈世忠学雷锋,条件可此雷锋困难得多。抛开他年龄此雷锋大出一倍以上和十八年非正常生活使他的体力和精力远不如雷锋这一点不谈,雷锋也没有陈世忠这样一个中年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负担。就说住吧,陈世忠和雷锋一样住在单身宿舍里。他就没有雷锋自在了。头一个,他排除不了一个念头的干扰:中国有几个留学生,归国二十三年还住在单身宿舍里呢?第二个,他不能忘掉一个讨厌的事实:结婚七年了妻儿和岳母五口人每天还得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呢。他也不是不想向最低标准看齐,可是看齐的结果反而增添了新的烦恼,陈景润在“文化大革命”那时候还有六平方米空间呢。每天早晨长跑的时候,见哈尔滨市光是这几里地长的一条条街道上,几年来就造起多少高层住宅,有时不免就想起他的那个窝,他和四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挤在一个十九平方米的房间里,连放书桌的地方都没有。门口堆满了邻居的东西,连书都没个地方放,喝水要从三里地以外打来,大小便要从三楼跑到一楼。

雷锋也没成家,陈世忠却成了两次家,又两次都那么不幸!第一个妻子本来是相亲相爱的,却被迫分开了。女儿十九岁了,是他入狱那天生下来的,很愿意来陪伴可怜的爸爸,可是一无住处,二呢,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不能容许。这位妻子同陈世忠的关系,他自己的体会是:从来没遇到过一个劳改队长赶得上她那么厉害!

假如把雷锋放在陈世忠现在这个位置上,当他连续熬夜批改作业、跟学生谈思想或从事科研,不必忍受失眠的痛苦;连续讲六节课时不必几次跑到厕所裹去托起下垂的肛门;甚至当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业余讲课的收入、分文不取时,也会此陈世忠轻松一些,因为陈世忠的全部工资都必须交给妻子,他要给女儿寄点钱都得很踌躇一番呢。

陈世忠做了许多雷锋式的好事,但他却不是雷锋式的人。陈世忠若是把他的活动限制在这个学雷锋的范围,他就不至触犯任何人。至多是激怒本来就常常发怒的自己的妻子。而他不断跨越这条界线,就不能不损害别人和自己的安宁了。

当三十几名学生联名写信表扬老师陈世忠时,报纸不能发表,因为“本单位领导”不同意。《成人教育》杂志听到他的事迹,派人前往采访,也被业大领导拒绝了,理由是:“该人喜欢过问政冶。?

(十一)再次走进雷区

陈世忠一离开劳改场,他自己尚未平反,就为别人的平反奔走了。

本文开头写的那个李植荣,只是其中一个。留学生汪坤元,原哈尔滨电机厂车间主任,一九六O年写信反对“三面红旗”,被判刑十年。这件事是平反了,可是党籍却没有恢复。因远在他乡,陈世忠这个非党人士便为汪坤元恢复党籍的事奔走起来,到市纪委和法院跑了二十几次。

王治,他劳改中的朋友,当中学教师时被指控调戏女学生(已查明纯属诬陷)被开除公职。从此在家熬碱打草为生,“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又被赶出城市,一家九口,生活无着。陈世忠通宵达旦为他写状子,后经嫩江地委给他恢复了名誉,落实政策,现在一家中学担任语文教学组组长。

柳登桢,从小在教堂学医,有绝技,后因经济问题判刑。出狱后以打草拣粪为生。一场大风雪摧毁了他两间房,砸死一头驴,后来又被偷走了另一匹驴和驴车,急得发疯。陈世忠三次赠款二百余元救急,还再四再五地向有关部门推荐这个拔尖人才。至今没有结果。已经有点“过问政治”了,但还不厉害。

由于工作需要,他常常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那学校正门一进去,正对面便是一座二层楼高的毛主席雕像。背后一块大石牌上刻着一行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每天都有上千人经过这里,唯独陈世忠对这个口号发生了怀疑。他觉得,这个口号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他认为这行字应该铲掉。他给几家报纸写信提出建议,没有回音;又给《红旗》写信,仍然不理。他感到奇怪了:“莫非我错了吗?如果硬说有一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话,那就只能是导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差一点把党和国家引向绝境。为什么还让十六个大字金光闪闪地留在那里呢?”

这种“过问”虽然也越出了一个讲授自然科学的讲师的本份,还情有可□shy;。最不该过问的是涉及本单位领导的问题。陈世忠每星期清扫一次宿舍楼的厕所,这种活动即使改为每天一次,也不会惹来什么麻烦。可是他对工人业大领导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了:他对分房子问题上以权谋私现象提出抗议了;还批评学校领导不支持他业余时间从事的一次重要科研活动。这就很难使领导不作出应有的反应了心理上自然而然的反应,是陈世忠这个人“怪”,他不正常.再一深思,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精神病;不然就是有个人野心。否则,历史情况和政治身份比他强多少倍的人都不予理会的问题,他陈世忠为什么揪住不放,又上告领导,又向报界张扬不休呢?难道他不知道这会给他本人带来什么后果吗?

陈世忠对世事并不隔膜。四年前他告别哈尔滨搪瓷三厂的前夕,给厂子留下二十五条合理化建议。第一条是政治方面的,写成五言诗一首:

“爱厂如爱家,不惭敢自夸,
临别殷勤语,献策‘合理化’:
喜闻逆耳言,莫信语如花;
兼听百家鸣,事业倍发达!”

可见,他并不是不知道中国有着一种喜听“语如花”、拒绝“逆耳言”的倾向。再说,他陈世忠又是个什么人?他不会感觉不到他的身份低人一等,不然,一千元困难补助金,学校为什么一直扣下来不发给他?北京的机械出版社,有什么理由不补发六十年代因他入狱而未发的那笔稿酬呢?一个更重要的信号,是他的一个学生同市总工会副主席之间的对话:

“你在业大上学,依你看,哪个老师最好?”

“当然是陈老师嘛。他认真负责,同学们都爱戴他……”

“大概是你向着自己的老师吧。”

“不。老师那么多,我怎么不提别人呢?……主席,你们工会今天树这个,明天树那个当劳模,怎么你们鼻子尖底下的劳模就看不到呢?”

“谁?”

“陈世忠老师呀!”

“我们了解了解吧。不过这个人可能是‘内控使用’的。”

但是,陈世忠之所以是陈世忠,就在于他能不顾这一切,依旧我行我素,自己亲手往脚底下栽种荆棘。这里怎样“彻底否定‘文革’”

但是同几干里外上海的倪育贤相此,陈世忠又应该知足了。

在倪育肾身上,陈世忠坚持主张消灭的那十六个字留下的印记,仍然相当深刻。在他的生活中,你几乎很难找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在中国历史上划下的那条重要的界线。

他出狱后,政治并未平反。经过他申诉和彭真同志在信上作了批示,并在公安和司法部门催促之下,上海海运学院才不得不同意“复查”的。一九七九年九月,学校当局草拟了一个“复查结论”,内容是:

一、倪在文革中的活动尚未构成政冶错误;

二、原处理的生活作风问题,因已过去十年之久,不便再找当事人复查,故原结论仍予维持。

三、为此,撤销文革中的“开除”处份,重新另行给予行政记过处份。

这就是说,他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一贯反对林彪、“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以致两度招来杀身之祸的斗争,仅仅是“未构成政冶错误”!

至于“经处理”的那个“生活作风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他拾到一个钱包,交还失主──一位女青年。那姑娘感激不已,请他顺路到自己工作单位喝了一点水,从相遇到分手不超过半小时。此事被当时监视倪育贤的专案组人员查知,便串通那女青年单位几个造反派头头,把那姑娘隔离起来逼供信,非让她承认倪育贤强奸了她不行。姑娘断然否认,便日夜轮番诱供、套供,还以“包庇反革命,要判刑”相威胁。女青年仍然不依,便被挟持到医院非法进行生理检查,还骗她说:“经查,你已有过男人。你不承认姓倪的强奸,就要交待你同谁搞的,还要以流氓分子处理你,剪发游街,取消艺徒转正,开除出厂!”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子,怎抗得住这大压力?一周后便在专案组早巳写好的揭发材料上签了字。倪育贤则被宣布为“强奸犯”关押起来,后又被开除学籍(罪状五条,前四条都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活动)。后来倪育贤终于设法找到了那个女青年的父兄,才得悉实情。对方也深深同情倪育贤,便多次写材料和亲自找海运学院的专案组要求纠正,那边却以“不准为反革命份子翻;案!”相威胁。倪育贤本人去找,则是:“再来胡闹就送公安局关起来!”

当年倪育贤因这椿事件而被关押时,专案组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仓库的横梁上拷打,他坚决不承认,就施以更残酷的毒刑。现在,他的双臂仍然不能反背,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无法医治的伤痕。那么,写在纸上的诬陷之词,为什么十五年以后还不能修正呢?

其中自有道理。假如给倪育贤彻底平了反,当他到图书馆工作时,海运学院图书馆的党支部书记还能在会上这样介绍他的政治身份吗?“倪育贤这个人五毒俱全,犯过严重错误。我们要监督改造他。共产党把满洲国的溥仪皇帝都改造过来了,还改造不了他!”支部书记也就不能对倪育贤这样说话了:“现在我们党执行宽大政策,给你生活出路,你来图书馆工作,是试用性质,要老老实宾,重新作人;倘若乱说乱动,半年后就把你退回去!”

更重要的一点也许是:若给这人平了反,他若追究当年再三欲置他于死地的那些政治对头可怎么办?难道让这些人都认罪下台,拱手让出得来不易的权益吗?这种顾虑一点也不过份,他们对倪育贤的了解,算是到家了。

(十二)也向雷区走去

除了把倪育贤的形像维持在“刑满释放分子”这个水平上以外,海运学院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办法促使他悔过自新,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给他调资,使他的工资低于同级毕业生两级;不给他调整住房,把他家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压低到上海平均水平以下;他因受迫害,负债累累,达五千元之巨,不给他任何补助;让他这个“文革”前的大学生当杂工,去干最脏最重最简单的劳动……

也不能说各级领导对倪育贤完全没有关怀。人家多次找他谈过话,帮助他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核心的一条是:你倪育贤应该从不断栽跟斗中“吸取教训”,这就是努力搞好同上级尤其是顶头上司的关系。倪育贤是怎样接受教训的呢?

跟他当年参军和给毛主席写信的时候相比,倪育贤的年纪翻了一番,从十几岁变成三十几岁了;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青年变成一家之长了。在一个老于世道的人看来,他却根本没有成熟。

他在采编组里工作。组长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既不懂古汉语又不懂外语,也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却要由他负责一个高等学院图书的采购和编目工作。这就常常闹出笑话来。比如从国外订购一套专门介绍乌鸦的原版书之类。尤其使倪育贤不能容忍的,是这个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持反对态度,还相当嚣张,竟敢在全馆人员面前辱骂中央主管领导同志“不如‘四人帮’!”

这类言论在海运学院时有所闻。倪育贤就时常公开表明他的反对意见,用他钻研多年的理论驳得一些人哑口无言,结果当然使他同领导的关系更加紧张,他的形像也更加“桀骛不驯”和“骄傲狂妄”了。

那个既无才又无德的人,为什么能当上采编组长呢?倪育贤清楚,那是因为他在“文革”中一直紧跟图书馆的周XX,也是个造反派的骨干。为什么全馆上下都认为他不称职,他却能继续干下去呢?倪育贤也明白,因为对我们国家的干部制度问题,他已经思考很久了。他称之为“终身委任制”,一经上面指定,就可以一直干到退休或死亡。他见到多少年富力强而有才干的人被压在阴山脚下,而少数尸位素餐、因循守旧甚至根本不称职的人,只因与某领导一起造反,风雨同舟而稳居在领导职位上!

组里的人早就想以选举方式换一个组长了,倪育贤自然是一个积极鼓吹者。听到邓小平同志在工会九大上讲话中指出“干部制度必须改革”和“职工有民主选举班组长的权利”,他们委托倪育贤写了个报告交给党支部,要求在他们那里进行组长民主选举的试点。半年过去了,没有答复,而那位组长还一气之下撂下挑子,几个星期不来上班。采编组的同志们就当仁不让,利用学习时间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了。全组十三人,除组长弃权外,都认真投了票,结果一位责任心强,熟悉业务、结业于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专业的年轻人以十二票当选,原组长只得了一票。

这时,坐在会场上的党支部代表周XX眼看自己的忠实战友丢官,这还得了!马上站起来宣布:“这次选举是自发搞的不合法活动,选举结果无效,领导不予承认!”起来反驳的,又是倪育贤。党支部后来就把他看成破坏图书馆安定局面的罪魁祸首,逼他写检查,他不写。那也没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夺权”的罪名还是逃不掉。不久,就把这个“不安定因素”调出了采编组。

倪育贤是否从此就“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了呢?没有。中央决定清理“三种人”后,他又跳了出来,在全馆大会上面对面地揭发了周XX的政治面目。此人“文革”前是一个普通管理员,最早带头造反,多次参加抄家,残酷批斗知识分子,亲自主持“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的专案组工作和内查外调,亲手整理、上报一叠叠专案材料,造成很多个人与家庭的悲剧,有人竟被迫害至疯。他由此得到“坚定左派”的美称,实际上领导全馆工作。“批邓”中由于“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被突击发展入党,调资时破格提级,还被正式提拔为科级干部。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样一个人,继续拉帮结派、重用造反派骨干,打击压制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还纵容伙同康XX公开诋设三中全会路线,诬蔑邓小平同志“复辟资本主义”。同时,整个图书馆的全部工作,从订购一本原版书到报销一张车票,都非经他签字不可!倪育贤根据这些事实,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像周这种人,属于清查‘三种人’的重点对象,已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他的意见,立刻得到馆内外很多人支持,但那几个身居要职的人自然要为周撑腰,也就不了了之。

也不是毫无效果。会后不久,倪育贤就发觉有人暗中监视和对他盯梢了。

(十三)向传统挑战

陈世忠近几年从事的那项科研项目,是“搪瓷磨创加工”技术。搪瓷容器耐酸耐腐蚀,但旧工艺很难使容器绝对密封,因为旧的加工方法很难把搪瓷制品做得圆。这样,在化工和医药工业中使用搪瓷容器时,就会发生一种危险:某种透明、无味但有毒的气体一旦泄露出来,难以发觉,就会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甚至死亡……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里,一般而言,得失都是有形可见的。但在政治领域中就不同了,比如,会不会有一种无形、无味、透明、难以发觉其存在,但对我们有利的某种资源,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徒然流逝掉,从而造成损失呢?

陈世忠和倪育贤都是在政治斗争中屡遭挫折,付出巨大牺牲,甚至几乎丧失性命的人。他们既未因挫伤而消极退缩,更没有因受到的冤屈和至今仍遭到排斥和打击而心怀怨恨。相反,却“虽九死而不悔”,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最坚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献身四化和改革。

对于不正之风和不义之举,他们抱有本能的反感,不须召唤和指点,就奋起抗争了。就说房子问题吧,从一九八O年贯彻党内生活准则起,中央作了多少次决定、指示和通知?但是,哈尔滨市总工会及其所属工人业大,还有上海海运学院,这两处党的组织并没有按中央的指示办,却有两名非党人士,一个陈世忠和一个倪育贤,不谋而合地同时起来和本单位党组织的错误进行斗争。陈世忠反对业大领导干部抢占新房好房,倪育贤反对海运学院以职位高低和工资多少作为分房标准,而那房于本来是以解决知识分子住房困难为名修建的。

陈世忠对业大领导提出反对意见,向市委、市总工会和党报多次揭发,终于使业大领导干部退出了抢占的房子,虽然并不彻底,总还是使中央的政策在这个单位有限地实现了。要是没有陈世忠呢?市总工会是不准备干预业大分房问题的,那就只能使那里的错误成为永久的现实。

陈世忠的一再揭发,还请来了由市委组织部长率领的市委调查组,了解了业大的许多问题,也查明了陈世忠不是精神病患者,不是野心家。但他反对工人业大分房上的不正之风这场斗争及其结果,在《哈尔滨日报》上出现时,却变成了“市工人业大领导提高认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主动解决讲师陈世忠上访问题”。陈世忠变成为个人而上访的人了,工人业大还受到表扬,它“主动解决”!

陈世忠和倪育贤这类同志对他们自己的不幸遭遇,是不是也有一点责任呢?有。那就是他们特别,不同于常人,甚至有些古怪。

一九八三年,陈世忠忽然提出,他要“竞选”。竞选什么呢?当先进工作者,还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八二年年底,工人业大年终评此。机械系的同志们一致推举陈世忠为先进工作者。由于机械系已当选为全校的先进集体,陈世忠作为先进集体中的先进个人,极可能被评为工会系统和哈尔滨市的先进工作者,历年如此。

可是在校长与各系主任的联评会上,发生了周折。机械系主任介绍陈世忠的优点时,说到一条:“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积极展开科研活动。领导上不支持,他就自费出差,自己出钱给工人开加班费,坚持把科研搞下去,这种精神是好的。”话音未落,一位校长就提出异议了:“哪有的事?他哪一次出差的路费没有报销?”陈世忠不在场,校长是权威,这句话自然影响了人们对陈世忠的评价。陈世忠事后去质问那位校长,他也承认确实有将近三百元的出差费没给报销。岂止出差费呢?连介绍信都不肯开。反对陈世忠当先进工作者的第二条理由是他正在申请离婚。这倒是事实。但陈世忠与妻子已分居五年,就在评比先进的前一个月,法院的判决中已写明:“女方已承认错误,表示决心改正,希望男方予以谅解,不准离婚。”陈世忠有什么责任呢?

陈世忠宣布要竞选先进,是一个挑战。他挑战的对象可不仅是那种不先进的评选先进者的方式──不是依据一个人的实际价值,而是凭领导人的好恶来树立先进!

“值此各行各业大力开展竞争、推行改革之际,我别出心裁地要求在业大范围内竞选工会系统的和哈尔滨市的先进工作者。我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读者们来分析和鉴别,我是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这样做。”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祁公羊举贤既不避仇、也不避亲的无私行为。我想以自己的行动来填补舆论的一个空白。问题当然不在于我陈世忠本人能不能当上先进工作者。况且一九八二年早过去了,我竞选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又有什么意义!二十余年来,我陈世忠不但没当先进,而且长期背着反党反革命的黑锅,不是也照样拚死拚活地为人民工作吗?”

“一个人做了错事、坏事往往不愿说,而按照我们的传统美德,一个人做了好事也不宜说。我不明白,那么一个人到底应该说什么呢?自我炫耀,当然不好,但是如果他说到做到,说说又有何不可呢?”

“怕别人说这说那,也是私心在做怪。”

“我要向大家讲一个陈世忠传奇:
一起寇案,两次救火,
三次救人,四次抓小偷,
五次长跑冠军,六年留场就业,
七份判决书,八年判刑劳改,
十封检举信,百万(言)谏党书,
无限爱党情,至死不变心!”

仔细想想,陈世忠的宣告“竞选”,也未尝不是一种呼吁:祖国啊,认清谁才是你忠诚的儿子吧!

忠诚,像美丽一样,也有不同的品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一种忠诚,本人在个人利益上必须做出或大或小的牺牲,但比较安全、顺当,一般不致招灾惹祸;由于可爱,在仕途上还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种忠诚,像陈世忠和倪育贤身体力行的这种,就不大招人喜欢了,还要付出从自由、幸福直至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

很多年来,前一种忠诚,由于受到格外的爱护栽培,不断灌溉、施肥,便生长得茁壮而茂密了。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无可厚非。

然而相此之下,在我们的政治田野里,第二种忠诚就贫弱而稀疏了。在乾旱而贫瘠的土壤里,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而未绝种,已近乎奇迹。

危险的是,当这一种生物已经很不景气时,还会有第三种忠诚前来争夺它和第一种忠诚所享有的阳光、水份和营养。它娇嫩欲滴,妩媚诱人,可爱度又胜过第一种忠诚一筹。只是它结出的果子却常常是苦涩的,在一定气候条件下,还有毒呢。

现在,应该是做出重新评价和选择的时候了。历史既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一九七九年?月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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