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号，哈佛大学举办了一次中国问题讨论会，几位发言人中一位姓杨的医生的演讲，受到特别的欢迎。几家报纸和网站都刊登了他的讲稿。他的演讲主题是为什么中国人会长期接受共产党的统治，答案是中国人得了一种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八月的一天，有两个武装的暴徒闯进一家银行，绑架了几个女工作人员，没有把她们杀掉，还给他们吃的、喝的。几天之后，当她们被营救出来时，她们并不控诉绑架者，甚至还替他们辩护。其中一位女士还和绑架者定了婚。另一个居然向全世界筹款，还成立了一个为绑架者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惊呆了，从此就把这个现象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医生认为，中国人不起来反对中共，就是因为为中共政权本来象斯德哥尔摩那些绑架的人一样，随时可以把他们杀死，却没有杀，反而给了小恩小惠，于是他们便象那两位瑞典妇女一样，甘愿做中共的顺民。
杨医生首先指出丁玲作为例证，认为她被打成右派，平反后还为共产党的反右派运动辩护，就属于这个现象。但据我所知，丁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她早就属于共产党内的特权集团。她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人物，和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不是由于她有什么“反党”言行，而是和周扬之间宗派斗争的结果。她和周扬在延安时期分别主导了文艺界的两个派别。周扬曾长期执行极左路线，在文革中大彻大悟，按共产党的说法就是变“右”了。丁玲为了斗倒周扬，周扬越是右，丁玲就必须越是左。第三，丁玲还有一个历史问题，没有作最后结论，使她耿耿于怀，所以她要取悦党内正统派，也就要左一点。这就是说，丁玲和瑞典那两位妇女没有任何相似之点，既未被中共绑架，受苦之后不反对中共也不是出于对绑匪的感激。
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那就比丁玲问题更加复杂多了。而且半个世纪中不断变化。杨医生说有四个条件使中国人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个是中共使人觉得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第二，它给人以小恩小惠；三，它控制了信息和思想；四，让你感到无路可逃。这四个因素，并不是不曾存在，问题是演讲者可能忽略了更重要的因素。而且五十几年中，中国人接受中共统治的动机也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也发生过多起政治绑架事件。有几起事件中，被绑架者不仅同情、甚至积极参加了绑架者的政治活动。最广为人知的一次，就是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女儿被一个极左集团绑架后，竟成了他们的一员，积极参与他们抢劫银行的活动。那是因为绑架者给她洗了脑，启发了她对美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不满，并使她接受了他们的革命思想。可见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也并不完全是出于对绑架者的恐惧和感激。
杨医生的讲演引起那么多次的鼓掌和哄堂大笑，表明观众的多数是赞同他的思想的，而听众的多数又是来自大陆并且关注中国的命运的。这就不能不使我又一次感到中国人对于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态度是过于轻浮和不求甚解了。第一，把共产党1958年取得的胜利和随后发动的一场革命，看作一起对中国人民的武装绑架，是极其荒唐的。中共那时赢得的万众欢呼和四海归心，举世皆知。那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期待一场社会大变革已有千百年之久；同时，中共标榜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大得人心。
第二，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不是1989年的共产党，这是一个不难认知的历史事实。但是1976年以来的社会思潮，一个特点就是否认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发展和变化，就是历史性，从而模糊了甚至颠倒了很多重大现象的真实面目。杨医生的演讲，自始至终把中国人和中共看作一个五十年不变的实体，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从1949年到2005年始终主宰着中国的命运了。
第三，杨医生的演讲自始至终只谈中共而未谈中国人。其实半世纪中国遭到种种苦难，也不是一无所获。主要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首次参与了巨大的历史运动，几千年不变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事实上，五十余年来中国人对共产党的态度从欢迎、接受、怀疑、无可奈何到消极对抗二十年到走上街头，始终贯穿着中国人自身的变化。中国人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历史客体。谈论中国问题而不见如此重大的变化，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杨医生一上来就说“医生嘛，只能谈病，谈别的都是外行。”其实，他是非常自信的。他谈笑风生，会场的反应是一阵阵笑声，好像是在看一场喜剧，或听一个相声。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令我感到悲哀：对于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中国人的态度是否过于轻率了呢？能不能再认真一点，再严肃一点，多用一用自己的大脑呢？
2005年5月24日 于美国·新泽西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