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7
主持人：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观点》节目，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节目一开始我想向大家抱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嗓子出了问题，最近似乎越来越严重。请大家多多包涵，我希望慢慢可以恢复到我原来的声音。好，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旅居德国的作家、诗人廖亦武先生。今年的6月4号是”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事件的三十周年。廖先生的著作《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在“六四”前分别以法文、英文推出最新的修订版。廖义武说，当年中国政府用子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六四”镇压之后，他们又用发展经济这个“鸦片”麻醉了国人，也麻醉了西方世界。今天的《观点》节目就要请廖先生和我们聊一聊这本书。
《子弹鸦片》收录了”天安门三君子“之一余志坚、画家武文建、“六四“最后一个囚犯苗德顺等30年前参与“八九”民运的普通人的故事。而这本访谈录的缘起，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叫武文建的画家。
记者：我知道您的这本《子弹鸦片》记录的都是所谓的“六四”暴徒。那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本书呢？
廖亦武：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004年还是05年，我遇到了一个“六四”暴徒叫武文建。他当时喝了点酒就开始骂我。
记者：骂什么呢?
廖亦武：他就觉得愤愤不平的。历史也没啥可信，完全是胡说八道。他把那个挡军车，大家上街，就是那种纯粹的一种激情，那种和坦克对抗，那种血肉之躯然后站上那个街头，他们就是为了保护学生。他甚至讲了方励之：“我当时，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就受你的感召，然后你在某个大学的演讲，我就受你的感召，后来才有这种上街去和他们对抗的这么一个行为。结果你就跑进了美国大使馆，你还是一个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这么一个人。”这些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如雷贯耳。然后他说这些精英都是一些掉链子的人。后来他就带着我采访了很多暴徒。
记者：这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他们其实都只有20岁上下，是不是？在您的接触当中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
廖亦武：普通的市民，普通的工人，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那个时候就上街，把那些公共汽车推横起来，阻挡军车进城。那都是解放军啊……或者说，有点像电影，在一个瓶子里面，装点汽油，扔那些东西。
廖亦武说，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老百姓作为主体，直接对抗独裁政权。但到最后，受到拥戴的却只有那些逃亡海外的学生领袖。
廖亦武：吾尔开希还跟我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当时在法国，法国的总统也接见他们。法国人特别得浪漫，把他们当成英雄一样地接待。那个拉菲的酒厂还以吾尔开希的名字和头像做了一集装箱的酒。
记者：这些市民我看到他们都被判得很重，有些是无期徒刑啊，还有一些是死刑，还有就是20几年。
廖亦武：死缓，还有枪毙了一些。
记者：对。但是相对来说，那些被捕的学生领袖啊，还有一些普通学生，他们都被判刑判得比较轻。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样的观察呢？
廖亦武：共产党觉得它真正的威胁是这样一部分人。因为学生那个时候，一个是年轻，第二个受到国际上非常多的关注。你看很多天它的焦点都集中在天安门。你镇压学生的话，国际舆论肯定就是，报道得非常……，焦点就是那个东西。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市民，包括还有余志坚、就是扔臭鸡蛋的，你不是学生，他们就是处罚得很重，甚至当时枪毙了比较多的人。那么这些人关起来最起码都是7、8年，十几年，无期徒刑，死缓。而且进去之后都是被暴打，被打得死去活来。
记者：对，我看您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描写都好像是像人间炼狱一般。 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有哪些受访者的遭遇是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呢？
廖亦武：这个《子弹鸦片》的法文版，他们取名为《双重惩罚》，就说坐牢被惩罚了一次，出来社会被遗弃又被惩罚了一次。法国人还是相当会取名字的。他说这些人坐了一二十年，二十多年，出来之后这个社会完全变了。这些人出来之后也没人管。他们往往就说 ，40多岁的人，好多人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这个下场是非常惨。在2016年，最后一个“六四”的政治犯叫苗德顺，就是他出来，出来了之后，本来这个人就已经是懵头(懵脑)……出来之后他就失踪了。他家里面父母也死了，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去找他。他在监狱里面是个硬汉，所以说扛着扛着（折磨）出来。出来时因为他是“六四”的最后一个所谓的暴徒，当时《纽约时报》还发了关于他的文章，但是过了之后就是迅速烟消云散。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哪去了。还有一个叫王重喜(音)，他就是完全疯了，经常有人在垃圾桶旁边看到他。
记者：所以这个境况可能比在监狱中还要惨。我记得您提过，您写《子弹鸦片》的时候觉得非常对不起一个人，就是余志坚。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负罪感呢？
廖亦武：当时余志坚……我们是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了。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就说，我就是余志坚。我当时的确是愣了一下。他劈头盖脑就问，你那个英文版到底什么时候出来？ 我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现在世界上发生的灾难这么多，中国的灾难也不是唯一的，而且况且那个美国人的话……过去要这么多年的话已经没有多少人还会关注这一事情。所以说，推进得比较艰难。他说，你那个书出了之后的话，至少会有几个人知道我嘛。 要不是我在这边也没有人知道。虽然说我是到了自由的世界，他说我就在这边做一些清洁工，没有人知道这个。我当时一下愣了，愣了之后，但是我还是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反正我也在尽力嘛。我也得说服别人。后来，隔了半个多月他居然死了， 这个对我就是太震惊了。
廖亦武说，余志坚他最后说了一段话让他非常难过。
廖亦武：我就问他，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希望。他说，未来没什么希望，这么一个群体会被彻底地忘记。我们也不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主角，反而我们的存在是一种耻辱，会让那些精英， 那些在台面上的人，会让他们感觉到不自在。
记者：您刚才提到，余志坚说他们这个群体的存在，可能是对一些精英来说甚至是一种耻辱。您个人的观察呢？您觉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廖亦武：那当然。这个世界永远都是精英主宰。比如说 2010年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有一个法国的，叫刘伟明，他现在是中国民主党的负责人，这个人他就非常的底层。他当时就觉得这也是个很高兴的事情，我们自费也应该去啊，去奥斯陆。当时他们就想进去嘛，因为外面天寒地冻，非常得冷，冰冻三尺。就被皇家卫队给拦下了，因为他们不在这个名单内。然后他说听见里面的音乐的声音，那些精英们，他们碰杯的声音也听得见，讲话也听得见，音乐也听得见，他们就是进不去。在外面两个小时，差点冻僵了，他说。
在新修订的版本中，廖亦武也加入了他为好友、2017年在关押中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而写的挽歌，还有他与刘晓波遗孀的一些书信往来。
廖亦武：一个作为平民的代表就是余志坚，一个作为精英的代表就是刘晓波。后来我就是终于放了一篇刘晓波的最后时刻，在《子弹鸦片》里面。原来我不准备放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平民抗暴者、平民英雄的书。后来放了一篇刘晓波，就是因为刘晓波他在被谋杀的时候那个残酷、那个惨烈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不亚于一场战争。
记者：“六四”马上就30周年了。您刚才也提到了刘晓波，提到了余志坚。30年过去了，您觉得“六四”……在不久的将来平反“六四”，您觉得有希望吗？
廖亦武：其实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只是想到一种……昨天，它依然是发生在昨天。美国有一个片子，就生于什么什么年，好像美国独立日那一年。我也可以算得上是生于1989，就是我朗诵《大屠杀》的那一刻。这个是我直到现在的这么一个记忆，哪怕我现在在西方的确是得了很多奖，然后也有一定的发言的平台，甚至有时候显得非常忙，但是我的来源是那个时候。就这样我写的那首歌一样，我会在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当然我们这些活人会逐渐变成老头，如果说没有短命的话。然后，死者他自身永远年轻。 我觉得时间在我们的记录当中，它有一点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不大。我只是把这个书出出来，让人们记住这个。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这是廖亦武表演的《八九悲歌》。这一悲歌绵延不绝，延续至今。廖亦武说，他愿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录音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主持人: 廖亦武说， “余志坚们”被历史遗忘太久，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其实并不愿意沉默，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说不定比天天发言的精英们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嚣。而这次”六四”30周年前《子弹鸦片》在西方世界出版，也许是这些“六四”抗暴者最后的发声机会。好，《观点》节目，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我是主持人唐琪薇，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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