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又一次陪同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出国，到华沙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理事会。途经莫斯科时，我曾到高尔基文化公园一带走了走。这是斯大林死后的第三个春天了。早春天气，那年暖得很早，街头已见少女们穿上春装了。望着春风吹拂着少女身上丝绸般轻飘飘的白色风衣，仿佛是政治春天的信号，我觉得莫斯科的气氛已经轻松得多了。这时，我还不知道克里姆林宫里正在开着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
华沙的气氛就显得低沉一些了。不知是否同贝鲁特刚刚逝世有关。商店的橱窗里摆着他的相片，上面挂着黑红两色的丝带。市内已见不到战争留下的废墟。苏联援建的华沙文化宫，造型风格酷似莫斯科大学，和四周的建筑不大协调。
邓拓早已是闻名于中国新闻界的才子。他出身福建省的书香门第，十一岁起便能赋诗。抗战期间曾任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主编。我是在一九五四年才和他有个人交往的。因为一九五O-一九五一年间我曾陪苏联青年代表团走了大半个中国，并为他们的多场演讲作翻译，北京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觉得我口译很好，对我印象颇深。我可能有一点口译的才能，那是一种紧张的工作，因为有几个过程——理解、记忆、重新组织必须同时在头脑中进行。我年轻，认真，并且有过讲课和演讲的多年经验，因而比较善于表达，大约也起了一定作用。一九五四年春，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Shepirov)邀请《人民日报》派出一个代表团赴苏访问，邓拓便想到了我，请我担任翻译。
以邓拓的资历、地位和才气，他仍然保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度是不容易的。这使我敢于向他提出不便向不熟悉的长者提出的问题。在莫斯科的旅馆里，有一次我请他解答我的一个疑问：朝鲜战争究竟是南朝鲜先开火，还是北朝鲜先动手的?他毫不犹豫地作了答复。他的坦率和不顾及可能不利于他的后果，当时使我颇为感动。
他也不向我隐瞒他心里的烦恼。有一次，我向他谈起《人民日报》编得不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件太多，很少见到关于中国下层实情的报导和人民群众的呼声，根本没有对领导机关的批评。他同意我的看法，表示他自己也不喜欢他主编的这张报纸。为什么不能办得更好呢?邓拓向我坦露了他的苦衷：“苏联的《真理报》，总编辑向来都是政治局委员，比如布哈林，现在的谢皮洛夫。我呢，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政府的部长很多人都是中央委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批条子，让《人民日报》发表他们的讲话、文章或会议报导，我明知那些东西都是读者最不喜欢的，可是我拒绝得了吗?”
还要经过很久以后，我才能明白，邓拓的这些话不仅仅是因为不能较为独立地办报引起的，这裹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两年以后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拓依然未能进入中委，连资历比他更老的周扬，主管文艺和意识形态工作历史最久，这方面党内再无修养比他更高的人物，也是始终连个中宣部长都当不上，到一九八二年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才被选为中委。按工作需要和他个人能力，早该是政治局委员了。
这次访苏的新闻代表团，除《人民日报》的几位编委外，还网罗了中国几大省市报纸的总编辑。后来成为“四人帮” 一员的张春桥，此时是上海《解放日报》总编，也在其中。此行主要目的是向《真理报》学习经验。时间表排得很满，每日上、下午各一场，由《真理报》各部门主任介绍工作经验，主要翻译是我。
代表团的成员们大都认真对待这些经验，准备归国后用到自己的报纸上去。邓拓看来却并不满足。显然，凭多年办中国党报的经验，他并不认为苏联的一套经验很完美。他在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报纸的使命，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什么?他企图寻找另外的道路，因此，他委托我去向苏联人打听，能否找到西方国家新闻学的理论书籍，然而遗憾得很，没有，一本也没有。
两年以后到波兰，邓拓又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本以为在这个更靠近西方，比较自由化的国家里，邓拓的需要应该得到满足了。但四处搜寻的结果，竟然也大失所望。
这时，波兰的新闻界已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邓拓和我在会议之暇访问了《工人论坛报》和《华沙生活报》编辑部，听到的情况是令人兴奋的。哥穆尔卡放宽了新闻自由，报刊对奉行了多年的苏联式新闻制度有了一些突破，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的批评更大胆了，不再把报导限制在狭窄的行政、经济领域，而是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收入视野，在这些问题上许多非正统的观点也公开表露了。对于西方社会状况，开始了客观的真实报导，不再局限于“失业、罢工与犯罪一了。党中央机关报《工人论坛报》上竟设了一个专栏，定期报导资本主义各国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仅这一小小突破就令我惊讶。在中国的报纸上，这也是绝不能允许的。
我走进华沙街头的阅报室，窗明几净，也相当宽敞。报架上陈列着多种外国报纸，任何市民可以自由选阅。不但有外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团结报》等．还有《泰晤士报》、《世界报》、《先驱论坛报》等我们历来视为反动的报纸。文化和思想上的开放之大胆，超出我的想象。那时我没有想到，再过三十年，中国仍未能迈出这一步。
我们在记者俱乐部就餐。会议的后期，常见一些波兰同行窃窃私语，面露掩盖不住的喜色。有时还见到他们在悄悄传交一个大信封。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波兰的同行向我简要介绍了很多这本文件的内容，我为斯大林的暴行震骇不已。
会后，我们参观了几个城市。一个晚上，在但泽港（战后称做格但斯克》的海员俱乐部我见到一个年纪不轻的波兰女人，面前放着一杯咖啡，独坐在那里久久不走。我猜想她在等待着外国海员饮客。中国也将向更多的外国商船开放。长时在海上航行的海员，停泊时不会不去寻欢作乐的，但以中国在两性问题上的严格戒律，非但政府不会允许娼妓的存在，老百姓也不会准许的。怎么办呢?我认为只能让外国海员规规矩矩在中国海港过点禁欲生活了。这时和以后一段时间，苏联在这方面的限制也比较严格。记得就在这一年秋天，《文学报》还刊载过一首诗，批评波兰的姑娘为一支口红或一双丝袜而出卖自己的贞操。但是不出几年，六十年代初期的苏联报纸上已透露苏联有卖淫现象了。
“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也不准有卖淫行为”这条不成文的法则，当时在我头脑中还很牢固。
从波兰返国途中，《真理报》请邓拓到莫斯科郊区休养，我则受V．奥维奇金之邀，到库尔斯克他的家中作客。
这时，距斯大林逝世三年，苏联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文学界的新潮流——主张作家写生活中的阴暗面和干预生活的潮流已经兴起。走在最前面的是奥维奇金。他从三十年代起开始写作，但并不多产，也没多大名气。斯大林逝世后，从一九五三年他发表批评苏联农业政策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起，一举成为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
接连几天，白日，奥维奇金在他的书房裹用打字机写作，我则坐在他的客厅裹阅读他收到的各地读者来信。很多信，是斯大林时代寃案受害者向作家倾诉自己的悲惨遭遇的。另一些，则是揭露农村和城市裹的各种弊端，希望奥维奇金去采写的。读者们为他近几年的作品向他表示感谢，敬佩他的勇气，勉励他继续写下去。我被读者对作家的这种感情深深打动了。来信之多，我也印象很深。
每天晚饭后，我便和应奥氏之邀而来的库尔斯克市的作家们交谈，有时是和奥维奇金长谈。他对中国的情况仍然十分关注，对我们的国家有很深的感情。
一九五四年秋季，我曾陪同他和一群苏联的新闻工作者走遍大半个中国，为他们作翻译。在我同他会面以前，已经读了他一九三O年代至一九五三年所写的主要作品。在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后不久，他就公开揭示了农村中的重大弊端。在他战争时期所写的一部中篇小说《致以前线的敬礼》里，他通过一个负伤返乡休养的苏军战士写给前线战友的信件，对于农村干部依恃特权为非作歹和代替出征的丈夫成为农村主要劳力的苏联农妇的艰重负担，作了痛心疾首的揭露。斯大林死后，奥维奇金成为苏联文学新潮流“反对粉饰现实，大胆干预生活”的带头人。他的第一篇特写《区里的平常日子》（中译本书名为《区里的日常生活》）揭露了苏联农村体制与农业政策的弊病长年来对于农村发展的破坏，刻划了后来成为苏联通用代名词的一个区委书记——官僚主义者，在全国引起轰动。从此，他的特写几次在《真理报》的显要位置全文刊载。我听到一个传说：一九五三年当苏共中央召开九月全会通过改革农业政策的重要决议前后，赫鲁晓夫看到奥维奇金的作品，曾惊奇地对参与决策的几个人说：“怪呀，这个人怎么就像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呢?他写的这些，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
奥维奇金本人的外貌与风度就像个农民。他长期生活在苏联农民中间，以致对中国的农民也怀有深厚感情。他为中国人民肩负的沉重历史遗产和生产力的落后而叹息，而当我陪他参观 四川成都郊区一个农业合作社，他听到我们在农村分配上的工分制时又如获至宝，认为这种分配制度可以刺激中国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致如苏联农民那样陷入长期萎靡与痛苦的一个保证，认为对今日苏联也有价值。
一九五六年访问他时，我意外地听到他对于赫鲁晓夫对他的冷淡的不满。他说他写过几封长信给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社会改革的方案，包括把区一级农村工作的干部的工资与农业生产收益挂钩的建议，但赫鲁晓夫却一个字也没有答复!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改革家对于在苏联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作家，态度居然也如此傲慢无礼，我感到惊讶。
“难道在我们这类社会主义国家里，党政领导人就不需要听听作家的声音吗?”我不解。
他送我到库尔斯克车站。临别时他紧紧拥抱我，还掉了眼泪。不会是因为预感到这竟是我们的诀别吧！
在北京机场，报社青工部的两位编辑迎接了我。许是因为当时出国还是一件大事，方规定了这种礼仪?或是由于我的干部级别已达到一定水平?总之我对于这种礼节式而非自发性的欢迎，感到大不舒服。朱志焱一如去年此时（那时我们两人还都没有挨整），看不到一点无辜受难半年的痕迹。楼静波兴奋地告诉我：《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了，反应非常热烈，一片赞扬。《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还特地为这篇作品写了按语，向读者推荐。
我并未期待它会产生这样大的效果。我自然很高兴，但也颇镇静，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当我又听到更多的赞美声时，反觉得有愧了，因为自知我至少在文字表达能力上是有弱点的。也可能是由于在我心中，我把目光投向了未来，想着我的下一篇作品。
这种状况，二十三年之后又重新发生一次。我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是小时便有的那种自卑吗?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团中央机要室去看赫鲁晓夫的那个报告。规定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方允许阅读，我这时刚刚晋升一级。那时还不知道，从此我也跻身于“高级干部”之列了。
在我的一生（？）中，再没有第二个事件令我这样震惊过!我读着赫鲁晓夫关于二十年前那几起大屠杀的叙述，激动得几乎颤抖起来，我为那些无辜的革命元勋和将领的惨遭杀害，悲痛得流下热泪。仔细读了两遍之后，我心中的很多事改变了原来的样子。
原来苏联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不那么晴朗和轻快，并不是它常常被冰雪和乌云所笼罩而造成的，而是由于苏联人长期生活在压抑和某种恐惧之中。从一九四九年起，那些被安排来欢迎欢送我们的青年男女，那些陪同我们工作、相互已经发生感情的青年翻译，为什么相别时一概不肯给我们留下通信地址呢?原来是他们还未从父辈惨死的记忆中苏醒，唯恐同外国人的交往会使自己有一天被疑为敌人的间谍而惨遭不测。原来对德战争初期苏联遭受的惨重损失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俄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精英为了从沙皇的黑暗专制下解放俄罗斯而前仆后继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比较熟悉的，因而对于革命后斯大林的血洗就越发难以理解和不能容忍。而这个暴君多年来竟被推到至高无上、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必须顶礼膜拜的位置。
不久，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件，继之又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读过后，我觉得不满足，因为对斯大林没有给予充分的否定。对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讲过，并至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与对苏联那段历史评价的所谓“三七开”，即斯大林有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提法，我始终不以为然。
同时，对斯大林犯下的罪恶又始终不许公开，我也是不同意的。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早已不再是秘密，在中国（还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却还是国家级机密，绝大部分共产党的干部对于影响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深重的那一段历史完全无知。一年以后中国有的大学生从《纽约时报》上译介它，仍然是一个罪过。这是为什么呢?林希翎因为从胡耀邦秘书的手中借得这个“秘密文件”传播了其内容，而使那位秘书被打成右派：这也是林成为右派的一个原因。
是出于什么动机，基于何种政治需要才这样做的呢?我当时未去细想。其效果倒是很快就察觉到了。很多党员，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只知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却不知否定了什么，同时又见中国共产党人并未采取同样态度，从而怀疑赫鲁晓夫，甚至视之为异端。一九五七年夏季，当电台广播苏联处置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新闻时，《中国青年报》的党员们大都反对赫鲁晓夫而同情被处置的反党集团。这种反应的一致性，使我一惊，因为他们对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实情知之甚少。这时我是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我想，这和我读过他的秘密报告不会没有关系。不久，傅来西方各国共产党有许多党员退党的消息。这个动向和赫鲁晓夫推行的一套新的国内外政策后来统统被视为“修正主义”这种思想，能够在二十年中深入中国人心，大约和中国人依然视斯大林的一套为正统，甚至把斯大林看作杰出的革命领袖与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是分不开的。到八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依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外国人认为是一大怪事，而中国人却习以为常。
这和另一些情况是矛盾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从来不抱好感。斯大林曾多次干涉中国革命和党的内部事务：他长期怀疑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毛泽东一九五O年访苏时他曾故意轻慢；中国解放后他的对华政策中又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此外，尤其奇怪的是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彻底否定斯大林对他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他却始终不肯。个中奥妙，他的深谋远虑，也许只有到中国人彻底认识毛泽东以后才能了解。
我本来是自幼崇拜苏联，奉苏联为正统的。赫鲁晓夫的报告粉碎了我对于斯大林的迷信。那年夏季，我听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党内传达，在此之前，毛已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发展方针。但是这修改后的方针，给文艺界的自由，主要仍然限于形式与风格上的多样化，比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所享有的创作自由还差一截呢，因而我的反应相当平淡。《论十大关系》则对于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做了根本修正，甚至完全颠倒，例如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等，故使人耳目一新。毛泽东对于斯大林权威的蔑视和大胆创造的精神，令我敬佩，他的威信在我心中立即大大增长起来。我不无自豪地并且相当激动地认为：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一条路，而毛泽东不愧为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领袖。
然而与此同时，我的目光又盯着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那里的“解冻”事实上也走在中国的前面。我订了苏联几种文学刊物与报纸，密切注视苏联文学界发生的变革。我和苏联知识界一样为《新世界》发表的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仅是靠着面包》喝采，并大力向中国推荐。有趣的是它不久后在苏联就成了禁书，而中国倒正在翻译。待到中国出书时，则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故只印行了区区一千册，作为“内部数据（参考）”静卧在为数有限的图书馆里，中国的读者，甚至专业作家，三十年后还大都不知道此书的存在。
二十年后，当人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后，抚今追昔，都怀念一九五六年，认为那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一年，甚至称之为“黄金时代”，只要如果不发生一年以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国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一年确实是生机盎然。中国共产党充满自信。从年初起，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几乎未遇到资本家的任何抵抗。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了前一年农村工作的右倾保守后 ，初级农业合作社全面推开——取消了农民按投入初级社土地、牲畜与农具分得红利的制度，从而使农民告别了私有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以更大规模和更高的速度铺开了。这一切，表明我们将比原先的预料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无论对于中国或对于我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它本来很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是曾经孕育着巨大希望的一年，同时，最终导致大悲剧的那些危机也在这一年显露出来。
从这年年初起，全国城镇热气腾腾，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欢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月十四日我的一篇报导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北京前门外的一个资本家爬上梯子，摘掉他自己商号的牌匾。那是几十年前他自己挂上去的。”通讯的结尾转录了几个资本家的诗，对于自己终于不再是资本家表示衷心的喜悦。我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被和平地消灭，是一大创举。我甚至想写一本书，书名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亡》。
我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我并不是不知道）：资本家个个都知道，既然毛泽东决定要出此一举，又有谁能阻挡得了?为什么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呢?第二，共产党的江山还长着呢!“资本家子女”，这顶帽于将祸及几代，莫如损失几个钱，消灾禳祸，把子孙后代的阶级成份改过来。
资本主义虽然不好，少了它又好像还不行。“三大改造”（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完成呢，那年夏季，北京的猪肉价格便开始上涨，鸡蛋在国营商店里也缺货了。全国各地轻工业品和手工艺品的很多品种从商店中消失了。中国在解放后七年，第一次出现了新生的乞丐。
那是我在这年七月赴哈尔滨采访的旅途上发现的。
在长春车站餐厅里，见到一个年轻人躲在门内屏风后向餐厅里探头探脑。我吃罢饭，付了帐走开时，便见那相貌相当清秀的青年人缓缓走向餐桌，和十年后中国多处见到的乞丐不同，他斯文而腼觍地取走了我剩下的饭菜。我不禁一惊：原来是个乞丐!建国以来，乞丐早已消失，怎么会有新生的乞丐出现呢?我等他吃完我的残羹剩饭，走过去和他搭讪起来。他是从安徽省的农村来的，家乡去年收购粮食过头，高级合作化又使一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因而出现粮荒，他是到东北逃荒来的。
六月，哈尔滨的初夏，这里应该是很美的。但是几年不见，哈尔滨变了很多，它本来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国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来各色各样的俄国招牌，几乎一律涂上了红色油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这些商店现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在夏日阳光下，油漆红得分外刺眼，也使这种单调令人更难忍耐。
街上行人中，外国人很少见了。赫鲁晓夫取消了斯大林时代的禁令，一九四五年后加入苏联国籍的俄侨，可以回国了，也可自由选择其它国籍，只要那里允许入境。许多俄国人选择了有亲戚可以投奔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只有极少数孤寡的人，不再愿更换环境，而留下来不走。
街上行人的衣着，色彩鲜艳多了。哈尔滨是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加以这里受俄国文化的影响，姑娘们本来就善于打扮，因而一九五六年党所提倡的衣着多样化在这里实现得最早。同八年前我离去时相比，物质生活也明显地有所改善。饭馆和酒店中，每天傍晚都有很多青年聚集在一起豪饮啤酒。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城市缺少点什么东西。或者说，一九四六年我返回哈尔滨时那个戒严时期的某种气味还继续保留着。它是过于宁静和过于秩序井然了。中央大街上牌匾的一片红，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全都在党的控制之下。这里有两张日报，编辑们自己都讨厌它们每天重复着同一种声音。
一九三九年，在这个已被日本人占领八年的城市里，关沬南还可以自费出版两本小说集，现在作家们都没有这种自由了。党把社会生活的每个毛孔都管了起来，不给民间私人活动留下任何空隙。
哈尔滨已从一个只有少许轻工业的商业城市，变成一个拥有庞大重工业的城市，十年间人口从八十万猛增一倍。但是比工业和人口增长更快的，则是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十六年前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高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会更加惊人。这里还未把公安部门的四千余名干警包括在内。
党政机关的过于庞大，已经引起注意，几年前精简过一次，未见成效。我到这个城市时，又一次在设法精简，但遇到很大阻力，各部、局的领导干部都以为自己的部门是不可缺少的，也大都过惯了比较轻松的上层生活，不愿到更加忙碌、辛苦的下层去。
这种努力，还将继续进行三十年，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部门将越来越多，官员的数目也越发膨胀，并且级别也越升越高。
弊病已相当明显。分工越细、人员越多，办事效率反而越低，那时我已听到一种评价：“管事的人越多，办事的人越少。”这是因为：当下级机关必须在更多的上级机关的指挥下工作时，它们的自主、能动性就越少：而上层机构的相互重迭，又使它们尽管都可以发号施令，各自承担的责任却减轻了。对于这种状态的非议——“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过一天”，这时已经出现。
全国都把注意力放到工业上，主要又是重工业。一九五六年是一个高峯，从中央到基层厂矿与建设工地，都照例热衷于速度，它的标志就是产值。工人的热情仍然很高，也仍然很听话。为了完成计划，常常必须连续加班加点：有些青年工人甚至不经领导同意，偷偷加班干活。同时，业余时间还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定为制度的文化学习也不能缺课。疲劳，过度疲劳是普遍的。这就使工伤事故增多了。
你必须知道工人们的生活情况，才能充分估计工人能保持这种劳动积极性是多么不易。哈尔滨的物价指数那几年每年上升将近百分之十五，而工人的工资却已有几年没有提高。拿二、三级工的工资而做的四、五级工工作的事，相当普遍。几年收入不变，甚至临时工干了七年仍不能转正，工人们就只能不断压低自己的饮食水准了。有些人只能吃粮而不能吃菜。一九五六年是中国全国衣饰开禁（并无禁令，而是随战时传统延续下来的风习，穿得越朴素，才越“进步”）的一年，到处穿起花衣服和裙子，但哈尔滨的青年女工有些人却必须积蓄几个月才能买一块花布。
像劳动力必须由国家统一调拨，原材料必须统一分配一样，工资和奖金的分配也是企业不能完全自主的。但是这里有一点不同，企业在提高职工的工资上权限受到限制，要压低工资却是可以自主的。企业的工作成效，以上缴国家利润的多少为定，压低职工工资，便可降低产品成本，企业领导人就可以上缴更多利润，从而博得上司的好评。
但是当我听到团市委的朋友告诉我下述情况时，我仍然不免感到震惊：“我们成天对青年工人讲，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发挥主人翁精神，但是在一些工厂里，工人根本不把工厂看作自己的。已经出现多起工人盗窃工厂物资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生活太困难了。工人很有意见，但是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甚至省委派出的工作组找他们，他们都不肯谈。见到北京来的人，他们才肯谈。”显然这是由于市委、省委的人已经多次使他们失望——说了也不解决问题。我没料到，共产党在这个城市掌权不过十年，已经开始失去工人们的信任。
我住到苏联援建的哈尔滨电机厂采访。为了广泛了解工人的意见，我采取了一个可能会激恼工厂领导人的做法：在食堂门口贴一个告示：“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宾雁到此采访，住工厂招待所二二一房间。欢迎青年职工们来谈。”
这种作法显然有点越出常规。共产党讲究“通过组织”，记者去一处采访，也要由党委、工厂行政或团委来安排由什么人和他们见面。张贴这种告示，就会被看作蔑视“组织”的权威，且有越过它们发动工人倾吐对“组织”不满之嫌。一年以后，它果然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几天中间，到住处找我反映意见的总共也不过二十几人，而这家工厂有职工近万人。他们的不满，用三十年后的眼光看，也都是些小事：工作安排不当、或没有固定工作；评工资级别上不公正；住房分配上厚此薄彼等等。
一个姓梁的青年工人，是代表很多人来找的。他话说得很慢，人也显得很老实。若非出于无奈，是不会找人诉苦的，更不会这样激动。他说：“我们也是人，可是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从技工学校毕业都两年了——这种人工厂里有二百多，可是到今天也没有正式工作，老是打杂。甚至去做清洁工。我们去找干部：工厂明明不需要这么多人，让我们到辽宁去行不行?那边工厂缺很多人。不行，宁愿让我们闲得发慌。理由是：把你们放走了，万一明年工厂的生产任务扩大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人?可若是不扩大呢?我们这些活人成了货物了，长期储备在仓库里。没有固定工作，提级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什么都耽误了，比如结婚……”
可见，当时群众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并不严重。但是从我在全市了解到的情况后，已经出现一些值得严密注意的迹象。一位工人告诉我：“过去出点事，总以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现在一听说出了事，马上就责怪说：这些领导干部是怎么搞的!”
然而这种矛盾，它们给人们造成的不幸和在人们内心引起的苦恼，却很少有机会传达出来。就连已经跻身领导干部圈子的局长、处长们，都很难有说话的机会，一般市民更不待言了。奇怪的是：从上到下，各种会议却多得成灾。会议很多，怎么还没有说话的机会呢?一是由于这种会议多是传达和贯彻从中央以下各级领导的决定或指示的，二是即令会议的性质和内容应该包括人们各抒己见，但多年形成的风习和气氛已经使人们不敢或不愿意提出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批评上级的意见了：甚至反映领导人不喜欢听到的情况，也需要鼓起一些勇气。至于工人们必须参加的会，则主要是接受上面有关生产的指示，再就是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和阶级斗争的淡化，对于前些年颇见成效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人们已经比较淡漠了。同时，工人们做为人的各种需要与欲望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然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很迟缓。哈尔滨市虽也建了一些新住宅，数量很少，要七级以上的工人才能分到，青年工人几乎没有这么高级别的。男青年找配偶很难，很多人必须跑回一千乡里以外的家乡去找，也很难。有了恋爱对象，又愁没有住房。于是，发生婚前性关系以至女方怀孕的就多了起来，而老工人旧道德意识很强，这些青年就成为嘲讽和谴责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很容易地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青年人想转入条件较好的工厂，甚至想报考中专或大学这一类合理需要，总之对于个人有利、于社会也无损的种种要求，都被看做“闹个人主义”，作为教育或批评的对象。至于对领导人工作中错误的正当不满与批评，则往往要受到更无情的压制。
这年秋季我到南方两省的采访，又证实了我在哈尔滨看到的那些弊端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在长沙市，我走进中共湖南省委的大院，大吃一惊：一个省委机构，何须建起这么多大楼！对照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太奢侈了吗?况且，究竟有多少事非由这么多官员来管不可呢?当我走进主管工业部门的办公室，我对湖南工业情况所提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得不到回答时，我对那些幢办公楼的存在就更加怀疑了。
在基层，这种“把中国的全部事情都管起来”的“党的领导”的更大弊病——使代表这种“党的领导”的干部与群众逐渐疏远和对立起来，已经暴露出来了。在长沙，我听说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的青年党员领导干部王松源工作很出色，便去采访。作为一个人，他确实很好——工作勤奋，肯吃大苦，有魄力，也有一定组织能力。但由于“上边”下达给合作社的生产任务已到了它的人力、设备等无力承担的程度，而从生产、政治工作到工人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工人之间的纠纷，都必须由王松源一人去解决，就使他疲于奔命了。他就是党，而党必须掌管一切，因而他必须说很多话。我采访时看他累得疲惫不堪的样子，听着他嗄哑的声音，见他不时因头痛而面部抽搐，很不忍增添他的疲劳。后来了解到这个不久前还是个手工业工人的人由于各个领导部门的强行要求的任务必须按时完成，他本人的能力和精力又实在应付不了繁多的事务和难以实现的生产任务，脾气变得暴躁起来。他无力抗争、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去与“党的领导”抗争，但他个人作为另一级“党的领导”却可以不顾工人的困难和不满而向他们发号施令，向他们发泄自己心里的火气，于是他变了，他不再是工人们喜欢与拥戴的人了。我只好放弃原先把他作为一个先进人物报导的计划。
我好像目睹了一个可怕的过程，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将会给共产党造成致命的伤害。
我走访了湖南与湖北的几个“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个体手工业者奉命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到处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场景：脱离市场而经由国营商业部门统一订货和供应原材料以后，市场上商品的花色品种大大减少了，手工业者的收入也明显下降。人们之间不再有竞争，一切听命于国家和依赖于国家，他们生产上的活力便逐渐呆滞了，不求有所作为而变得懒惰了。“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们的任何不满都将不再是指向作为业主的自己，而是针对“党的领导”了。然而他们却又无权表达这种不满。
我又到湖北西部山区恩施去和那里交通运输的主要力量——卡车司机生活了一段时间。看到和听到的又是普遍的疲劳、工资过低、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无人予以关怀和解决。
在哈尔滨和在南方目睹的一切，促使我更迫切地提出改革中国报纸的问题。波兰新闻界的改革浪潮，使我更加确信我几年来改变中国报纸现状的主张是正确的。我决定亲自去推动中国新闻界的改革。北起哈尔滨，南到湖北的恩施县，这一年我每到一处，都要向新闻界介绍波兰的新闻工作者如何介入生活，大胆地展开对于党和社会生活阴暗面的揭露，推动波兰民主化的进程。每场讲演，都使本来就对自己的报纸现状十分不满的记者、编辑受到鼓舞。
当《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向我索取新作时，我便决定概括中国新闻界的现状，写一篇非纪实性的特写，宣扬自己的新闻观点。这年夏秋，《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二篇特写《本报内部消息》。一个城市的党报，在故步自封、唯领导之命是从而又作风蛮横的总编辑的领导下，在一个过早衰老、明哲保身的总编室主任的经营下，办得远离生活，索然无味。年轻的记者编辑们试图改变办报方针，终归无效。一天，当实行新制度——报纸不再主要靠公费订阅而须向群众零售时，终于暴露了危机：几乎没有人想看这张报纸，它没有 读者！
由于这篇作品更尖锐，触及了“党的领导”的要害，实际上是提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反响比《在桥梁工地上》要强烈得多，反对者也多了。
《在桥梁工地上》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解放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歌颂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来第一篇批判共产党本身问题的作品，因而尽管调子相当温和，仍然引起全国注意。《本报内部消息》中的批判就尖锐得多，它提出了新闻制度必须改革的问题（三十三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这一问题仍未真正解决），因而引起更大震动。尤其在新闻界，可以说它在每家报纸、电台的编辑部里都引起了震动，鼓励许许多多新闻工作者投身到新闻现状的改革中来。
这两篇作品，使我一举成为中国文坛的名人，被视为“革新者”。这一年全国干部普遍提级，我成为行政十三级干部，从而进入了“高干”的行列。在评定“高级知识分子”时，我又成为《中国青年报》唯一的“高知”。我到处听到的都是祝贺与赞扬。这一切，固然使我高兴，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外出采访开始乘“软卧”、吸高级香烟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有用不完的收入，但外出采访，我仍然到最普通的饭馆吃北方食品中最廉价的饭菜。我甚至从未买过原装的瓶酒，仍然以喝九角钱一斤的散装白酒为满足。
我把相当于我每月薪水一半的钱，按月寄给大姊。她的丈夫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自杀后，她以一个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难以养活五个孩子。她的长女早已住在我家。后来，我和在北京当外科医生的弟弟又把她第二个女儿接到北京来上学。我几乎从来没有孝敬过过早去世的母亲，就让我在姊姊身上弥补这个遗憾吧。姊姊曾为这一家人的生计献出她的青春和她的幸福。
每听到别人赞扬我，我心里都感到羞愧。三十一岁已不年轻。无论作为一个记者或作家，我都缺乏很多知识。一九五四年一位苏联朋友送我的一本书，不时在提醒我：一个苏联中学生必读的某些世界名著，你还没读过呢；读过的又怎样?我读得最多的是俄国和法国十九世纪一些作家的作品。那都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去读的。很多作品不再读一遍，就很难吸收到你写作上所需要的东西。文学之外，我还必须读很多哲学、历史学方面的著作。还有每周我必定要从国际书店抱回的新书呢?在《中国青年报》我是有名的爱看书的人。甚至在开编委会时，当我对某人的发言不感兴趣时，我也会偷偷地或公开地打开一本书。我知道会有人说我闲话，但对不起，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时间实在太少。
苏联的“解冻”，也使中国的政治气候温暖起来。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一个领袖。这对于中国以后二十年政局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在这一年提出在文化思想界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化方针，和他《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都表明他要带领中国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
文学界曾长期禁锢于只准“为政治服务”和“写工农兵”和讴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成就，现在有些松动了。继我的《在桥梁工地上》之后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了轰动。他刻画的一个人物——党区委里的那个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刘世吾，将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的永久性画廊。作家们开始写对现实批判性的作品了，私人生活也开始成为描写对象。
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唯一一个自由化季节降临到新闻界。报纸上出现了批评和揭露。报导取向开始扩及到政治生活以外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领域，新闻主题增多了。
然而这一切都很暂短。这年秋季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中国紧张起来。对于自由化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党内保守人士开始吹起冷风。一九五七年一月同时发生两件事：剧作家陈其通等四人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一封信，惊呼文学创作已走上邪路，必须回到旧秩序上来。在《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目的是很明显的：开会前给每人发了一份刚从印刷厂拿来的王实味写的散文《野百合花》作参考。它一九四二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丧命。
我参加了这次讨论会，默默听着与会者——报纸的总编辑、出版社的社长、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东四区委副书记（王蒙就在那里工作，小说写的就是那里发生的事情）等人的高见：“不真实”。“是向党进攻”。“心里的感情比写出来的还要狠”。“危害性超过了王实味，与蒋介石和匈牙利的裴多非俱乐部相近”。“是挑拨与煽动人们起来反党”。
会议接近尾声时，《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主任提出一个倡仪：《本报内部消息》也可以讨论讨论嘛。那是我写的特写，揭露党把报纸变成了非报纸从而使自己和报纸一起脱离了群众。我写了一个总编室主任，是个革命意志衰退的党干部。今天发言的这位总编室主任怀疑我是以他为原型的，故此在发言中含蓄地指责我说：“一个人对同志应该与人为善。”
记得我似乎没有发言。我已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三月号的《文艺学习》杂志上了。我为王蒙辩护，文章的题目是《道是无情却有情》，意思就是：批评这个党和这个社会的弊端的人，并不是出于恶意或仇恨，正因为爱之愈深，才责之愈切。
我在为王蒙辩护的文章里，批评那几位攻击一九五六年以来的文学作品“写坏人坏事的多，写好人好事的少”以致使读者对中国现状“不满和失望”的观点，认为王蒙的这一类小说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举出我亲自过问过的一个案件为例——福建省一个供销合作社的年轻女打字员章含鸣遭到合作社副 主任的长期侮辱、迫害，三十几次到中共地委告状，直到北京上访，仍然不能伸张寃屈。还说明生活中的矛盾已经比战争和阶级斗争时期复杂得多，文学应该帮助读者去认识生活和参与斗争。那个供销社有几十个人在副主任的威胁下参与污蔑、审讯章含鸣。后来章含鸣虽然恢复了名誉，但犯罪分子李副主任并未受到惩罚。应该使这些人，包括那些虽未参与迫害、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保持沉默的人看到自己的道义责任。王蒙成功地塑造了刘世吾这样一种人物，使一些与刘有同样缺点或同样身份的人不悦，但“与其埋怨作家扰乱了自己的安宁，倒不如去责备那扰乱了作家安宁的东西”。 ，
这两件事很重要，说明毛泽东尚未发出信号，已经有人自发地要搞一场反右派运动那样的事情了。不出一年，我和王蒙果然都被定为右派分子。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