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珩
BBC中文记者
2019年5月27日
2009年一个平静的周一下午，在广东一所民办中学读初二的俞爻正和同学们等着最后一节课结束，实际上很多同学的心已经放飞。就在同一楼层的另外一间教室，班主任让同学把窗帘放下，为学生播放“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视频。当时在场的一位同学后来偷偷告诉俞爻，他们班上了一节“特殊班会课”。
“（在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奇怪，”他对俞爻说。 尽管这位同学似乎并不惊讶，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件发生在三十年前震惊世界的事。
1989年4月，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大量北京市民与大学生为其举办悼念活动。后来悼念活动演变成大规模游行示威，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浪潮，引起当局不满，双方矛盾激化。最终在6月4日，以当局血腥镇压收场。这就是历史上的“六四”。
30年来，中国当局对这场民主运动讳莫如深，官方教科书和资讯对这段历史几乎只字不提，试图将其抹去。然而还是有部分年轻人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六四， 并拥有了不一样的世界观。
“我觉得我是会参加到六四行动中去的”
如今24岁的的俞爻在本科时前往美国留学，去年取得历史硕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中西部工作。他回忆自己上初中的时候，维基百科在中国大陆还未被完全封禁，他非常热衷于翻查维基百科上关于各国政要的内容。但他发现，维基百科页面上某些链接无法打开，其中包括有关“六四”的资讯。
好奇心驱使下，某次使用翻墙软件时，俞爻打开了关于相关链接，读到了被屏蔽的内容，由此第一次了解到这段历史。他对“六四”为何发生是这样解读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陷入停顿，经济大环境不好，市场经济实行价格双轨制，“官倒”现象盛行，正值苏联巨变，政治思想领域也比较混乱，最后以胡耀邦去世为触发点，大学生对现状不满表示抗议。
关于是否发生暴力镇压和清场，俞爻在网上看到了各方截然不同的说法，“当时的感受更多就是觉得新奇有趣，然后稍微有一点震惊，再有的就是迷惑，因为你也不知道哪边给的说法是真的，哪边是假的。”
俞爻说，他身边的同龄人，无论是否出国读书，都知道六四事件的存在，不同的是了解程度上的深浅，例如很多同龄人不知“官倒”、“价格双轨”为何物。
后来俞爻得知，父母当年虽然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但民运期间他们也骑行至广州海珠广场静坐，声援北京学生。但由于当时各地信息沟通不畅，现场秩序混乱，有人声称北京已清场，他们便离开了广州。
六四事件之后，俞爻父母还见证了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他们觉得这些经历民主化的国家社会经济一片乱象，加上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们原本对西方的幻想破灭了，“认清了西方的真面目”。
如今，俞爻的父母回想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的混乱情形，认为当年的学运注定不会成功，在他们眼里，1989年的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改成民主制度。
俞爻说他同意父母的观点，“但假如我是当时的一名大学生，我觉得我是会参加到六四行动中去的。”
“大学生天然还是有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的。”他解释说，“我觉得他们开始的时候，打出的口号都是很正确的，什么‘反官倒’，要求经济改革继续进。”
但他也承认，自己可能不会坚持到清场之前，很可能有官员出面劝告学生回家，或赵紫阳1989年5月两度发表讲话时就会退出抗议行动。
1989年5月3日，赵紫阳在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以及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时的讲话，都表示对示威学生的理解。赵紫阳在发言中提到，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正是政府要解决的，学生关切政府官员的贪腐问题是正当的，认同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表现。
赵紫阳的讲话暂缓学潮的紧张局势，有一部分示威的学生在这一阶段离场。俞爻认为，他会是这批人中的一员，因为他参与学运的目的在于改变经济混乱的局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只是要求民主、自由。而赵紫阳提到政府要解决官员贪污问题，在俞爻眼里，就是对“反官倒”这一诉求的认可。他愿意相信政府，回家等着看政府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政策和行动。
“我并不会有部分学生领袖的那种‘这只是中共的诱饵，中共骗人的幌子’之类的想法。”
“我谁也不信”
叶美芬1994年生于福建，高中时到加拿大留学，大学毕业后又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成长过程中， 特别是初中后，她的家人在不同的场合透露过点点滴滴六四的信息，直到出国留学，她才有机会比较完整地接触关于六四的影像资料。
她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告诉她：1989年的时候有过这么一次民运潮，有很多的大学生团结起来，在天安门广场抗议，要求民主改革，然后6月4号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政府派出军队去驱散这些学生”。
叶美芬最初并没有感到非常惊讶，她从新闻报道里看到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示游行示威。家人提醒她：这件事情在国内比较敏感，不要随便提起。但是当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叶美芬没有意识到中国当局并不希望公开讨论六四。
到加拿大以后，她才首次看到“坦克人”的经典历史画面——美联社摄影师在1989年6月5日拍摄到一名男子手持塑料袋，在长安街上只身阻挡坦克军队前进的照片。这张照片和相关影像被视作六四事件的象征，却在中国大陆网络上无法搜索到。
叶美芬就读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里面也有一座复刻的自由女神像，每年“六四”的时候都放有花环。“才发现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他们会把这件事情当做是整个世界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篇章，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印象。”
她回去向她妈妈求证，才明白：原来中国当局想要隐瞒“六四”事件。她的初中课本里面没有提到相关信息，身边确实有朋友完全不知道六四。她感叹：许多与她同辈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那比她还要小一辈子就更不了解了。
叶美芬认为，89年主导民运的学生是非常勇敢有单纯的一代人，“他们能这么单纯地想，觉得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改变那么大一个国家，那么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天真，很勇敢，又很纯洁的行动。”
她对于当局出动军队，伤害群众百姓感到愤怒，她认为伤亡数字会极大影响她如何看待六四事件，也正因为影响之大，她现在不相信任何说法。
叶美芬说：“毕竟这件事情的历史被掩盖了，所以现在到底谁的口中是真相？我没有办法说，CNN报道出来的就是真的，或者说我妈跟我讲的就是真的，她也不在现场，所以到底那次事件里面死了多少个人，我谁也不信。”
“而且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知道的，没有人可以说服我，因为没有人在做统计。中国政府的统计全部都被掩盖了，不可能被知道的。”
“我自我审查比较严格”
95后的东北姑娘苓汐最早也是在初中时了解到六四。她的妈妈曾是记者，一直着意培养女儿的政治观念，家里政治讨论的氛围浓厚。受家人影响，苓汐留学美国后，如今在纽约也从事新闻工作。
1989年六四时期，苓汐的妈妈正在上海读大学，虽然没有参与静坐，但她为上海的示威者送过水，表示支持。尽管上海的抗议活动规模不及北京，但苓汐的外公意识到事件敏感，很快就劝女儿回家了。
不光妈妈不避讳谈及六四事件，苓汐回忆，她在中学时期遇到的老师都很开明，会向学生讲述六四的历史，也不会刻意提醒学生要保密。初中的历史老师简单陈述事实，高中的老师则描述更多细节，包括当局出动了坦克镇压学生。
“放坦克出来肯定是非常糟糕的做法。”苓汐认为用武力镇压学生是不可接受的，但她能理解在当时情况下，当局不得不铁腕独裁统治。
她与身边好友讨论对六四的看法，得出一致结论：学生追求民主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于天真。
苓汐坦言，她同情当年学生的遭遇，但无法将自己代入他们的角色，无法像他们那样对民主改革抱有一腔热血。
尽管中国当局刻意隐瞒六四历史，但苓汐从没听说过身边有谁不知道该事件。她承认这或许是与她所处圈子有关，但她相信“大家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可能不一样，包括你说的民主、自由，但是受教育到了一定程度，一定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概念。”
除了与友人的私下对话，苓汐还在微博等社交网络了解六四事件等政治议题，渐渐学会避开敏感词进行隐晦的讨论。
苓汐与家人聊政治话题的时候也会回避敏感词，例如和她妈妈微信聊天时，碰到敏感词，她会把中文切换成拼音，或者直接语音交流，避免打字。相反，苓汐妈妈却从不避讳。
“我妈天天说：‘诶，你怎么那么怂啊！’因为我自我审查比较严格。很多话我不敢说，我妈比我敢说。”苓汐模仿她妈妈的语气道，“你一个当记者的，你怕什么？”
“如果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话，台湾的年轻人是不会想要回归中国的”
陈靓1994年生于台湾台北，两岁时跟随父母移民加拿大，7岁时回到台湾上小学，直到大学毕业才赴美国攻读硕士学位，现居芝加哥从事视频制作工作。相较其他几位受访者，陈靓在获取资讯与表达言论方面，可谓从未受限。
回忆幼时父母举家移民的决定，除了因为当时妈妈赴加拿大生下妹妹，陈靓说，1995-96年期间，两岸关系紧张，升级至第三次台海危机，也让父母担心两岸随时发生战争。
陈靓父母甚少与她谈及六四的事情，她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主要来自课本，台湾的国中课本简单提及此事，高中历史课本中有更丰富的描述。
她从高中课本中读到：1989年，胡耀邦过世，他提倡民主开放，因此共产党内少了一个民主的声音。那时候的大学生呼吁言论自由、开放，但胡耀邦去世后，邓小平的政权越加压迫。学生借由悼念胡耀邦表达抗议与不满，占据了天安门广场游行、静坐。警察无法驱逐学生因此动用武力，坦克车开进来了。
“我记得课本里面讲到是邓小平下令的，说把这些学生驱赶走，但是内容也不是很完整，课本里面也只有一页还是半页，就一个概述。”
刚了解六四事件时，联系课本内关于文革的内容，陈靓说，言论自由是很基本的民主权力，但民主制度在中国还未发展起来，“共产党做事好像不太一样，比较强硬的作风，就只有一个声音。”
那时候她并不知道六四在中国大陆是禁忌话题。读本科时，她参与社团活动，接触到一些来自大陆的交换学生，发现他们竟对六四事件毫不知情，他们声称在大陆无法搜索到相关信息。
“全世界应该只有中国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政府可以掌控全部的东西。”陈靓很惊讶， “中国很厉害，居然可以让那么多人，大部分的人不了解这件事情。”
后来，陈靓和政治系的朋友讨论两岸历史，大家经常拿六四事件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作对比。
1947年2月27日，中华民国警方因查缉私烟而打伤卖烟妇人林江迈，台湾人对国民党政府管制积聚的不满全数爆发，请愿浪潮迭起，要求国民党政府检讨腐败与台湾人民自治问题，一连串的冲突和镇压开始蔓延全岛。
受二二八事件的影响，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开始了“白色恐怖”的戒严，直到1987年宣布解严，许多受害人至今下落不明。
各方对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原因和死亡人数存在很大分歧。1992年台湾政府实施调查，估计可认定身份的死亡人数约在18000人到28000人之间。
虽然六四事件是台湾宣布取消戒严两年后的事情，但陈靓说，仍有很多人将六四与二二八进行对比，因为两者的历史记录都被掩盖，“因为戒严，所以他们把这些讯息都封锁起来，大家不能去讲它，”陈靓说。
比较两条时间线，陈靓表示，后来发生的美丽岛事件，人权律师的辩护，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有了第一位民选总统，台湾逐渐发展成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
但六四事件之后，陈靓观察到，大陆没有变得更开放，言论上面的管制加强，“共产党掌控很多权力，他们掌握了媒体。”
年少时，陈靓只是觉得六四事件的暴力镇压是很不人道的做法，怎么可以为了权力做出这样的事情？现在，联系二二八事件，她感叹：台湾跟中国是有共同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一起的地方，但两岸发生相似的事件，为什么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不同结果？
“有点像是一个平行时空，如果说台湾没有那些人权律师，或者发展的方式不一样，国民党的政权、权力再大一点的话，那是不是就会跟现在的中国一样？”
陈靓说，自己与父母还有祖父母三代人的观点很不一样。她的爷爷曾是一名国民党士官长，跟随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后一心想着“反攻大陆，解放大陆同胞”。她的父母觉得何必非要反攻大陆，维持现状也挺好。
但是维持现状于陈靓而言绝非长久之计。陈靓和她身边年轻的一代更想要独立，他们觉得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两岸的政治立场太不一样。
“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如果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的话，如果还是现在一样，中央政权，以党为主的一个国家，台湾的年轻人是不会想要回归中国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俞爻、叶美芬和苓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