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张信刚教授出版了《大中东行纪》一书，被誉为“一部极简要的大中东文明史”。作者将在大中东三十一国的经历、见闻和思索，连缀起来，拼接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中东文明图景。香港作家梁文道评论说：“这不是一般的阿拉伯世界巡礼，更非寻常中东游记。因为张信刚教授尊崇布罗代尔的名言，从地理切入历史。他发明了‘大中东’的地理概念，恰足以涵盖和处理这片广大土地上各自分立却又彼此相联的政局与文明、过去与现在。”
二零一一年春以来，大中东地区的局势风云突变，由突尼斯一名小贩的自焚点燃了民主运动的燎原之火，多米诺骨牌效应次第展现，诸多执政数十年的、似乎稳如泰山的政治强人如纸老虎般垮台，如同《红楼梦》中之《好了歌》所唱：“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此一变局，堪称二十世纪以来，继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全球民主化之“第四波”。风云诡谲的中东局势，仍然在演变之中，在此背景下，《大中东行纪》一书也许可以当作思考中东问题的一本“导游手册”。
拒绝普世价值的“多元文化”，其实是专制的遮羞布
“大中东”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区，是历史上不同文明冲突与交融最为显著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集中表现的地区。如张信刚所言：“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三种政体。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当政者大权独揽的现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浓厚。”而受专制体制祸害的，绝不仅仅是大中东地区的数亿民众，更是危及全球的安全形势。以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的源头即在此地区，也由此引发了二十世纪自一战、二战、冷战之后，第四场“文明”与“不文明”的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信刚在台湾的父母作为医生，远赴埃塞俄比亚帮助援建医学院，张信刚也得以首次赴中东地区旅行，由此缔结下了他与这一地区的缘分。四十多年以后，他再次造访那家医学院，却发现：“我父母当年工作过的外科手术房和产科病房的外貌几乎没有改变。”这就是大中东地区现代化缓慢而艰难的一个缩影。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语境下，“多元文化”似乎成了不可非议的制高点，在此问题上，张信刚亦未能免俗。在游走于大中东诸国的时候，他一再强调尊重不同的文化与传统。我注意到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作者受邀到一对伊朗教授夫妇家中享用晚餐，“很清楚地记得我们谈到了伊朗知识分子的处境。当时，我非常想知道主人夫妇认为伊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没有追问。毕竟，我不应该滥用他们对我的善意。”让我无法理解的是，质疑伊朗蛮横的神权政治，倾听伊朗知识分子的心声，难道是“滥用对方的善意”吗？
不过，张信刚在返程中很快就有了答案：“当飞机差不多离开伊朗领空时，我注意到飞机上的妇女们纷纷摘下了他们的头巾，有些人涂上了唇膏，还有人到洗手间里患上了时髦的衣裳。顷刻之间，我明白了，伊朗的未来就在这些有机会出国的人们的心中。”可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再严厉的教条，亦不能扼杀这一本性。对女性的歧视与控制，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多元文化”之“一元”。对此，张信刚也指出：“一个社会如果忽视它一半人口的职能开发，又想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竞争力，的确极困难。看似文化冲突的‘女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和经济发展路向的选择。”
所以，大中东地区问题的症结，不是文明的冲突，乃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换言之，就是文明与专制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与传统之上，有没有一个更高的普世价值，一个尊重人的自由与人权的、行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多元文化不能成为统治者剥夺公民的人权与自由的借口，主权不能高于人权。说到底，拒绝普世价值的多元文化就是专制的遮羞布。
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遭遇，看大中东地区的自由状况
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一系列关于伊斯兰国家的游记相比，张信刚的这本《大中东行纪》文学性稍弱，少有对这些国家的普通人生活细节的描述。奈保尔认为，这些国家当下面临的问题，不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而是疯狂而野蛮的“自我殖民主义”。从萨达姆到卡扎菲，哪个中东地区的独裁者，不是面目狰狞、杀人如麻呢？
严格来说，在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一个可以算是民主国家。埃及和土耳其只能算是“半民主国家”。在埃及，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长期实行强人统治，虽有三权分立的形式，而无权力制约的实情；在土耳其，军队竭力维持凯末尔开创的世俗主义的近代传统，而民选政客企图推行更为伊斯兰化的政策，两者对民主都是潜在的威胁，故而土耳其加入欧盟尚长路漫漫。张信刚从埃及和土耳其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遭遇中，透视了两国乃至大中东地区的自由状况。
一九八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马哈福兹，享誉世界的作品是其自传体的《开罗三部曲》。马哈福兹反对宗教极端主义，主张政教分离和宗教容忍，因此受到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一九九四年，他被宗教极端分子用刀刺伤颈部与右臂，从此不能从事写作。张信刚将马哈福兹与巴金相提并论，在他青年时代生活的台湾，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属于禁书，闭门读禁书，当然是年轻的读书人最大的快乐。当时，张信刚读了“激流三部曲”之后深受感动。而马哈福兹与巴金在各自国家中的境遇也有相似之处：“两人都生活在受到殖民主义冲击的古老社会，他们也都是始终反对传统大家庭、反对‘礼教’的文学巨匠。不同的是，埃及的极端保守者用刀刺伤了马哈福兹，中国的‘革命者’却利用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去羞辱与伤害巴金。”
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更是与张信刚有直接的交往。二零零六年，帕慕克获奖之时，张信刚正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访学。消息传来，各个大学一片欢欣的气氛。也有很多土耳其人不喜欢帕慕克，认为他的著作是讨好西方人，更认为他在一次瑞士电视台访问中承认一九一五年土耳其曾经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是大逆不道。为此，帕慕克曾被起诉，说他触犯了损害土耳其人尊严的一条法律。虽然这项起诉后来以技术理由撤销，但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也被迫作出道歉。后来，张信刚邀请帕慕克来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并作公开演讲。那是帕慕克第一次到东亚，对香港颇具好感。
由马哈福兹与帕慕克的遭遇就可以看到，极端主义通过暴力、舆论、法律等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压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当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被消灭之际，就是专制肆虐、自由荡然无存之时。
民主化第四波风起云涌，中国仍然是顽石一块？
也许是因为其理工科的学术背景，张信刚在论及大中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时候，谨守科学家一丝不苟的态度，始终保持观察者的客观中立的身份。这种自我设限，这种距离感，让他捕捉到了中东地区国家的最大困境在于：“在今日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强人倒下后，军人集团势必会在新政权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新政权选择国家世俗化，必将令参与推翻强人的伊斯兰主义者强烈不满，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如果新政权强调伊斯兰教法，它就很难与一向遭军人集团压制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划清界限，不仅会遭到西方国家的疑忌，也会令国内许多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专业人士不满，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确实是一种两难的处境，卡扎菲政权崩溃后，利比亚过渡政府试图恢复一夫多妻制的合法性，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张信刚的这种自我设限，也使得这本书缺乏奈保尔游记中那种敏锐、激情与批判的力度，以及先知般的预言能力。也许这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张信刚的许多文章，都是在中东民主化浪潮之前写的，他没有预见到穆巴拉克会被关在铁笼中受审，也没有预见到卡扎菲满身血污横尸街头。他指出了在中东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种种难处，但他对潜藏在这些国家民众心灵深处的对自由的渴望评估不足。
比如，作者在叙利亚接触到一位乘坐奔驰车并有专职司机的官方作家，以及一位陪伴他三天的汽车司机，此二人均支持巴沙尔的统治。张信刚由此误以为巴沙尔颇具民众基础。殊不知，几个月之后，叙利亚也成为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即便三千多人遭到巴沙尔政权的屠杀，仍然不能吓退民众的民主诉求。此次中东变局，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萨哈罗夫、哈维尔、昂山素姬那样的魅力型知识分子领袖，主力军是希望过自由、富裕、有尊严的生活的普通民众。所以，这次民主化浪潮真可谓是“人民创造了历史”。
民主自由不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而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和普世的价值。张信刚认为：“伊斯兰国家都没有民主传统，移植西方的制度也未必有效。”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即便在那些缺乏民主传统的文化、国家和民族当中，其绝大部分成员仍然有强烈的不愿接受奴役和侮辱的天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可被任何文化和传统所改变的本质。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实行民主，固然会遭遇困境、挫折乃至反复，但民主自由终将获胜。比如，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不也是没有民主传统吗，但现在它们不都是民主制度相当稳定、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的民主国家吗？日本、韩国、印度能够如此，大中东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那些非民主国家，未来何尝不会演变成民主国家？
阿拉伯世界进入春天了，中国呢？中国能永远拒绝民主吗？张信刚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曾经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参议员麦凯恩作出了回答。二零一二年二月初，他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一次高级别安全会议上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说：“阿拉伯之春即将来临。”他提到了最近藏族僧侣自焚抗议中国统治西藏的事件，他指着一部手机说：“由于这些设备，你们没有办法完全扼杀它。”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人心中的答案。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