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了三个“决不允许”。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强化正统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持续纵深发展的迹象。不过,有批评人士指出,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恐怕不大容易接受这种洗脑教育。
教育部长袁贵仁是在1月29日(周四)出席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与会者包括清华、北大、厦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领导。

袁贵仁还提出了了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

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他说:“我想,是这样的。高校对学生思想教育问题,自从毛时代结束和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原有的洗脑教育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效用。另外,不仅中共这边,整个中华文化圈内,包括台湾香港当局,他们对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恐怕都缺乏认识。”

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说,大学体制、包括教育部的设置、统编教材等等,这些都是西方传过来的教育元素。“如果教育部真的采取规定,把这些都挡在国门外,那首先要撤销教育部,大学也要解散了,马列主义也要清除,大家都去念私塾,整个教育系统会发生紊乱,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

纽约时报评论说,对学术界进行本轮打压的这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步入成年的时候正好遭遇了文革的苦难岁月,并感受到了其后第一波自由化的学术浪潮和政治动荡。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李克强总理当年曾翻译过阿尔弗雷德•丹宁(Alfred Denning)的《法律的正当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而丹宁是一位以独特个性著称且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法官。当可以学习西方法学思想时,李克强还帮忙汇编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使用的西方法学材料,并协助一名教授撰写了一本教材——《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事实上,在法学研究中,主流思想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传统,”贺卫方教授说。“我们应该召开一个会,专门研究李克强总理是如何传播西方法律理论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29日报道:中国教育部长: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

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也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袁贵仁是在1月29日(周四)出席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作出上述这番表示的。
报道还透露,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教育行政部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三个“决不允许”

袁贵仁在会上还强调,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
他还指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
袁贵仁还提出了了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高校是前沿阵地”

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并强调,中国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
有关文件分七个部分:,其中包括把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此外,还要求壮大中国高校主流思想舆论及加强高校宣传思想阵地管理,并切实加强中共对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
有关文件最后还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要完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机制,高校党委宣传部长由学校党委常委兼任,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人才培养。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30日报道:中国高校教授:不准西方教材进入令人为难

一些中国教授表示,教育部在至少最近十年一直在推进“双语教学”,在外国语类学校更是推进直接用外语教学,并且在几乎所有学科大量使用外国原版教材
中国网络舆论对于教育部部长加强西方原版教材管理的意见议论热烈,一些中国高校教授则表示相关意见若成为具体规定,在具体执行上可能会遭遇困难。
1月29日至30日,在新华社等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的报道中,都提到了袁贵仁部长在出席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曾指出要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包括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
当中,袁贵仁提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的说法,出现在了新华社的报道中,新浪网、凤凰网、搜狐等非官媒新闻门户网站在报道相关新闻时也引用了这一表述,它成为这一消息当中的一个焦点。
不过,中国教育部的官方网站发布的文章却没有这一句具体表述。
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相关消息中,并没有提到关于“西方原版教材”使用管理或者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之类的具体字眼,而只提到了要“加强教材和课堂讲坛管理”,并且把马工程(即马列主义工程)重点教材“作为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

“使用得越多,评价越高”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猜测,这可能说明大家的议论纷纷,认为相关意见或许难以具体执行。
他说,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会认为新华社的报道“更代表官方”,但教育部官网为何没有出现相关字眼,他表示“不知道”,但指出过去一直鼓励使用原版教材的教育部现在发表这一《意见》会令高校教师“感到比较为难”。
展江说,教育部在至少最近十年一直在推进“双语教学”,在外国语类学校更是推进直接用外语教学,并且在几乎所有学科大量使用外国原版教材——“使用得越多,评价越高。”
他还说,近年教育部也选派很多年轻老师到外国——主要是英语国家——做访问学者,提高英语教学水平。
他认为,相关意见给高校教师带来的困难,可能正在于中国高校对于西方教材的引进已经达到相当规模。
“比如说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基本上就是西方经济学”,他表示,在其他学科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多年来都基本上大量使用翻译或原版的西方教材。在他任系主任的国际新闻与传播系,导师们使用西方原版教材或直接从西方作者原文当中引用文章,在教学中的比例可能占60%到70%.
“因为在外国语类学校里面就是强调要以英语教学为主的,使用的材料不可能是以中国人写的为主。”
他还补充说, 相关意见可能来自于比教育部更高层的原则。
“但上面可能只有原则”,他说,“但是现在说要不使用那些有意识形态内容的西方教材,这个到底是谁的决定就不知道了。”
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院秘书长张志安教授表示,由于尚未详细研究清楚教育部的相关意见,因此不便向媒体置评。BBC中文网尝试联系的另外一些中国大学教授,也都没有答应置评请求。
BBC希望搞清楚,哪些教材属于教育部所指的“传播西方价值观”。这方面,展江教授表示他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相信官方会相对更重视法律和新闻专业。
“这么说的话,经济学是不是西方价值观的呢?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经济,对吧?”展江说,“所以现在就不是很清楚。”
展江表示,相信教育部肯定是要有所行动,但具体会采取什么方式,目前尚未明确。
当被问到相关意见对于教育执行者来说有没有不伤害学术原则的执行方法时,展江回答:“我觉得比较困难。”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30日报道:袁贵仁禁止传播西方价值教材论引发热议

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这番话引起了不少中国网民的评论。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袁贵仁是在1月29日(周四)出席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作出上述这番表示的。
袁贵仁在会议上指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
袁贵仁还提出了了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网民评论

对于袁贵仁的有关言论,许多中国网友纷纷在微博上发表评论。
一位网友指出,“按照部长的逻辑,西方哲学史宗教史政治史教育史都不能讲了,那些都是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
另一位网友则提问说,“袁贵仁部长:西方价值观念包涵哪些内容?民主,法治算不算?马克思主义算不算?求赐教。赶紧把这些东西都赶出去,必能任其毒害我们了,我们还是回到100多年前自己的价值观念中吧。”
律师袁裕来也质问说,“东方也好西方也罢,基本的价值观念,归根结底,不就是让人民尽量过得好一点嘛?袁部长,这种敌对观念,意欲何为?”
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则留言说,“别激动!进不进没所谓啦!教材的观念也没人真信,即便小时候信,长大以后也不信了。”
还有一位网友表示,“倒是想看看这些部级以上领导的子女都是在哪里读书?是在学习西方价值观还是东方的?难道又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不过,也有少数网友支持袁贵仁的观点。其中一位网友认为,“中国花钱出力在美国搞的孔子学院为什么要关闭?如今的战争不是兵器对兵器,军队对军队,体制对体制的对抗,而是,人的大脑里的意识形态,苏联解体美国在这方面是做了最成功的尝试!”

▲美国之音(VOA)1月30日报道:中国教育部长宣战西方价值观激层浪

华盛顿—中国教育部长指出,学校不得传播西方价值观,教师不得课堂发牢骚。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强化正统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持续纵深发展的迹象。不过,有批评人士指出,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恐怕不大容易接受这种洗脑教育。

中国教育部长宣战西方价值观激层浪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星期四(1月29日)表示,绝对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也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袁贵仁是在教育部有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上述讲话的。与会者包括清华、北大、厦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领导。
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
袁贵仁,安徽固镇人,北师大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1975年2月入党,中共第十七届中纪委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调任教育部长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美联社说,这是袁贵仁2013年上任后,配合习近平强化政治控制、推行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而采取的迅速行动。
北京独立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
他说:“我想,是这样的。高校对学生思想教育问题,自从毛时代结束和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原有的洗脑教育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效用。另外,不仅中共这边,整个中华文化圈内,包括台湾香港当局,他们对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恐怕都缺乏认识。”
他说,例如太阳花和占中运动展现出来的代际冲突。学生们的思想非常多元,非常率性,非常自由。这种教化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特别是中共这种传统的思想意识形态教育。
张同新是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袁贵仁的讲话正逢其时:
他说: “教育战线确实有不良现象。教职工的队伍,学校的领导以及学风,校方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及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教育部长的‘严肃警告’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网友YDDY13568说,“早该这样了,不过这次还是要顶教育部。”
至于学校应如何对人类各种思想流派兼收并蓄,拿捏这场运动的分寸?
张同新教授说:“我感到,这个尺寸很好拿捏。我们不拒绝各种西方各种思想的吸收,可以借鉴的西方的东西我们还是吸收的和借鉴的,这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教育界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我们不是拿来主义啊!西方很多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东西,我们要抵制,要分析。要有批判,有选择地吸收。”
凤凰网网友“学点孔孟之道”说,应该鼓励教师讲真话,教育学生讲真话,最近10年来… …学校要求老师说谎,并且组织学生说谎… …高喊口号没有用,救救中国教育吧。“
网友“燃烧的青春”说,“西方是说到做到,而中国是书本上说得冠冕堂皇,而实际恰恰相反!堵不住的!”
章立凡指出,中共领导人的自身言行是民众鉴别政治说教的最好标准。
他说:“回头看一下我们的领导人。其实在生活方式上,他们比西方可能还西方。而且他们的腐化程度远远超过所谓的西方资产阶级。这种说教将很难起作用。”
章立凡还援引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话说,甭跟我们说这些,中共高官嘴上反西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情妇和钱财,想方设法地往西方送,而且呈前仆后继之势。孙立平教授以语言尖锐辛辣著称,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时弊的无情鞭笞影响很大。

▲德国之声(DW)1月30日报道:教育部“禁传播西方价值观念” 老师回应:没法上课!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本周四指出,要加强对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此番言论引起众多网民和知识分子的反弹,有担忧表示,中国学术界在习近平时代将继续受到打压。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在该部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袁贵仁部长指出, 高校需要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这番表述引起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袁贵仁的这种观点很难让高校接受:“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引进西方价值观,西方制度到中国的过程。无论是民国期间的西方主流价值,还是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我觉得已经到了21世纪,突然冒出来要抵制西方观点的说法,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位法学教授还举了具体实例:“就我自己从事的法律教育来说,虽然我们教科书都是自己编写的教材,但是法律的各个领域比如民法、宪法、刑法、诉讼程序法等其实基本上,无论是观念,具体的制度方面还是和西方保持越来越趋同的一种状态。所以如果不允许在法学教育中去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那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讲课。我自己教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叫做西方法律史,所以如果不允许讲,我觉得不仅是我的课程,整个的法学院可以不要了。”他认为,大学教学的具体过程中可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因为没有办法另起炉灶,全部推翻以前的研究和多年的积累和知识传统。“我觉得这完全是倒行逆施。”
根据凤凰网等媒体的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之前曾经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强调要“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 形态阵地建设”。贺卫方猜测,教育部长因为这份文件才作出本次的表态。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中共刊物《求是》去年9月初出版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党委都表示要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
袁贵仁的这番表述也受到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
网民“李尹尚”写道:“开始闭关锁国吧,美剧韩剧不能看,吸烟镜头不能有,唐朝服饰不准看,现在连西方的书都不准看了…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感,从学了初一历史,物理等学科,发现里面发明东西的都是西方人,那时的中国人在干嘛呢?”
网民“饼饼有许多小情绪”写道:“与其干预思想,不如想想实际改变。”
网民“小胡要努力上岸”写道:“不可否认。意识形态需要统一,但具体怎么做,确实不能一刀切。应该辩证的看待”
网民“世道人心2015”写道:“请问袁贵仁:做官的把自己的孩子直接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使用西方教材,这个咋办?”
网民“小麦_君”:“总觉得这是找借口打压老师,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老师发牢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30日报道:中国教育部长:决不允许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

继去年底官媒《辽宁日报》刊发报道,指责中国大学社科教师“眦必中国”,即在课堂上批评中国时政和社会现象后,中国教育部做出明确表态。
昨天(1月29日)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
袁贵仁称,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袁贵仁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和正面引导,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同时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建好管好用好校园网络。在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方面,要把好关口,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把政治上过硬作为第一标准,选配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此前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这份文件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应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引导管理,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加强国家观和民族团结教育,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坚决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具体举措方面,这份文件提出,高校党委要强化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党委书记、校长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高校党委宣传部长由学校党委常委兼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这项工作始终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
原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张雪忠曾致信袁贵仁,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但张雪忠反而被辞退。
对袁贵仁这一最新表态,张雪忠评论说,袁贵仁以杀气腾腾的口气,对全中国的高校教师进行训话,提出诸多“必须”、“绝不能”之类的要求。“袁身为最高教育行政官员,公然以一种敌视和威胁的口吻,对全国高校教师进行羞辱与恐吓,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告,中国的高校教师不但没有学术和教学自由,而且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

▲纽约时报1月30日报道:中国要求限制使用西方价值观教材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是一名酷爱英语的学生。他参与翻译的数本教材,让他那一代人在毛泽东去世后首次接触到了令人兴奋的西方法律理念。
然而换到今天,李克强的努力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在尝试颠覆政权。
本周,中国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运动进一步扩大,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靶子:外国的教科书。
在北京与几所知名大学的领导召开会议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传达了限制西方教科书的使用并禁止那些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课本的新规定。据官方通讯机构新华网报道,在与大学负责人召开的会议上,袁贵仁表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在旨在加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控制,彻底封堵法治、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思想传播途径的一系列措施中,限制教科书是最新的动作。中共认为,这些思想非常危险,具有传染性,可能会动摇其对权力的控制。
1月19日,领导层发布指导意见,要求高校把思想上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作为首要工作。
袁贵仁本周传达的讯息明确了大学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据新华网报道,袁贵仁指出,“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袁贵仁还强调,中国高校必须确保,习近平的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手握重权的习近平是一名热衷传统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
中共多次试图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思想控制,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当时,邓小平动用了全副武装的军人来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要求民主的学生抗议活动。不过,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表示,习近平将对西方颠覆其政权的担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极端层面,而对教科书的审查就反映出了这种忧虑。

“高等教育一直被定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身居上海的律师张雪忠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2013年,由于学校认定其传播危险思想,他被解除了教职。
“这不会是最后的动作,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张雪忠接着说。但他表示,中国社会非常多元,接触了大量外部信息,因此即便存在审查,强制推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效果,是不是每一所大学、每个学院都会按照要求,执行相关规定,”张雪忠说,“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尚不清楚教育部有关外国教材的要求究竟将如何实施。在中国的很多高校里,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与社会科学的教学中使用英语教科书及其翻译版本的作法已颇为普遍。很多渴望去国外求学或工作的学生认为,精通外国著作对自己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编写的著名教材《经济学原理》(N. Gregory Mankiw)被中国的经济学院系普遍采用,其授权中译本与英文原版一样,会经常再版。
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一系列英文原版新闻学教材的影印版,包括梅尔文•门彻(Melvin Mencher)的《新闻报道与写作》(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同样位于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引进了人文、商业和法律领域的外国系列教材。
“课本往往就是国外的课本,但是老师讲课的时候,往往会加以中国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你要把他改过来要费的劲儿也很大,”他说,“很多文献都是国外的文献——经常是国外对这么个问题怎么看,因为国外毕竟走在我们前面。”
尽管共产党不大可能彻底封杀此类书籍,但它要让学校清除政治上令其担忧的思想的决心似乎不可阻挡。在袁贵仁提出上述要求的会议上,高校官员一致拥护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打压行动。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首要职责,”根据政府旗下的中国教育新闻网的报道,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在这次会议上说。“广泛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
一周前,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树立了榜样,带头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的学习会,讨论如何将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政策当中。在会上,他向其他官员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
“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习近平说。
出席周四召开的这次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员包括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负责人。这两所学校被认为是属于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之列。在会上,一些官员称,新近提出的忠于中共信条的要求可以与开放治学共存。不过,感受到习近平在收紧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些学者认为,坦率辩论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即使是与过去几年推出的各种限制措施相比也是如此。
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整个对于高等教育,对大学这种控制趋势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由于秉持自由派观点,贺卫方已在遭受严厉批评。“但中国整个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西方的理论。”
其中的矛盾之处在于,对学术界进行本轮打压的这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步入成年的时候正好遭遇了文革的苦难岁月,并感受到了其后第一波自由化的学术浪潮和政治动荡。
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李克强总理当年曾翻译过阿尔弗雷德•丹宁(Alfred Denning)的《法律的正当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而丹宁是一位以独特个性著称且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法官。当可以学习西方法学思想时,李克强还帮忙汇编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使用的西方法学材料,并协助一名教授撰写了一本教材——《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事实上,在法学研究中,主流思想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传统,”贺卫方教授说。“我们应该召开一个会,专门研究李克强总理是如何传播西方法律理论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31日报道:袁贵仁被揭曾称不怕引进外国资源引热议

日前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课堂的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又被人揭发数年前曾经发表过意见完全相反的言论,并在网上引发新一轮的讨论。
BBC中文网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2011年3月8日,身为教育部长的袁贵仁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联组会上就提出,应通过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的教育感受到外来压力,以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
当时有人认为,高等教育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过度引入时,袁贵仁对此则回应说:“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派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
据有关报道引述,袁贵仁还表示:“我们学习国外,无论是穷的富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有利于我们建设的,都可以学。”
出尔反尔?
但袁贵仁在今年1月29日(周四)出席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却又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袁贵仁在会议上指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
袁贵仁还提出了了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网友评论

不少网友也在网上纷纷留言,就袁贵仁言论的前后不一发表评论。
一位网友表示,“今天满天都是关于袁贵仁的前后言论对比,着实让人笑喷,有生之年努力还是让自己的孩子出国去吧,至少去个能包容各种思想的国度吧!我真的不希望我废了,我的孩子再被废了。”
还有一位网友试图为袁贵仁改口寻找原因说,“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换了。”
另一位网友则直言批评袁贵仁的前后不一,“堂堂教育部长如此墙头草,袁贵仁,记住你了。”
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也在其微博质问说,“领导,您还有没有个谱啊,你让下边怎么做?”
学者质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向袁贵仁提出了三个问题: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的价值”?如何区分“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与“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揭露黑暗现实”?如何让您的领导的教育部贯彻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
沈岿还建议袁贵仁,如果对以上两个问题已有明显易懂的答案,就应适时发表另外一次讲话;如果尚无明确答案,以后就应谨言慎行,因为袁贵仁领导的教育部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关系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关系到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归根到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

环时辩护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则在周六(31日)发表社评,为袁贵仁的言论辩护。
文章说,袁贵仁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
文章还认为,一些人至今强调大学讲坛的绝对“言论自由”,与这种论调既要坚决斗争,又要努力化解。
不过,袁贵仁至今还没有公开澄清,他在有关讲话中所说的“西方价值观”是否就是《环球时报》所称的“西方政治价值观”。
而BBC中文网记者则发现,袁贵仁提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的说法,虽然出现在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中,但中国教育部的官方网站发布的文章却没有提到关于“西方原版教材”使用管理或者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之类的具体字眼,而只提到了要“加强教材和课堂讲坛管理”,并且把马工程(即马列主义工程)重点教材“作为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31日报道:教育部长袁贵仁不许西方价值观进课堂被讽刺

1月30日,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的言论引起舆论的普遍反弹。
袁贵仁当时说,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要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据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出身的袁贵仁。
首先,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众所周知,近两个世纪前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教育,也是源于西方,影响中国的。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数,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
其次,如何区分“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揭露黑暗现实”?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宣布自己是从不会也永远不会犯错,也没有 任何社会,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敢于宣称自己是没有任何黑暗面的社会。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给出“攻击”与“反思”、“抹黑”与“揭露黑 暗”的区别标准?
网友“郭学明”则讽刺袁贵仁的自相矛盾。
“教育部长不允许学校传播西方价值观。当他下达这样的指示时,正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脚穿西式皮鞋,对着西式”麦克风“讲话。”
事实上,教育部这样的机构存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存在,现代教育体制和制度的存在,就是西方关于教育的价值观的实现。
“难道教育部长准备取缔现代教育制度,取消教育部,取消小学中学大学,恢复私塾和科举制度吗?让孩子们背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赴京赶考,中举做官,骑马上轿?”
政党政治是地地道道的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产物。人类最早的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是英国人捣鼓出来的。保守党、自由党、社会党、共和党、共产党,都是西方人的创造。
现在中国的“党管军队、政治委员,党管媒体,政治宣传,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支部党委、中央委员,政治局,总书记,都不是东方的玩意,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教育部长是不是想禁止在学校传播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如果是,还真不错。”
在他看来,“以人为本,主权在民、自由、宪政、民主、人权、平等、法治、科学,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必须坚持并一定要实现,是必须传播而且要大力传播的价值观。”
“而专制那一套,无论是东方自产的还是西方舶来的,都是邪恶的害人的价值观,都应当被彻底抛弃。”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31日报道:朱学勤:严禁西方价值观或引发教育系统混乱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学者朱学勤认为这会引发很大的思想混乱。
日前,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一次高校领导座谈会上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也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袁贵仁在会上还强调,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他的说法引起广泛关注,一些教育界人士、很多普通网友纷纷表达不满。
就此,BBC中文网电话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他觉得很难理解袁贵仁的说法,因为这与他在2011年两会期间接受采访南辕北辙—当时他说不要惧怕引进外来教材,不要把外面的东西堵在国门之外等等——大家都很拥护。
朱学勤甚至刚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他猜测:“做部长也难,也要与时俱进,形势发生了变化,说话的风向也要跟着变”。
据介绍,中国高校思想政治课里的核心教材,比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都是西方过来的价值观,并不是中国本土有的。他反问:“难道把这些统统剔除,回到五四运动之前的状态吗?”
朱学勤说,大学体制、包括教育部的设置、统编教材等等,这些都是西方传过来的教育元素。“如果教育部真的采取规定,把这些都挡在国门外,那首先要撤销教育部,大学也要解散了,马列主义也要清除,大家都去念私塾,整个教育系统会发生紊乱,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
朱学勤指出,中国高校目前采用原版英文教材的比例并不大,因为受到大学师资、学生英文能力的限制,“好像一部分理工科教材用的比较多,文科实际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在尝试着用,没有普遍用”。
他特别强调,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曾经提出教育要有三个“面向”,即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三十多年风风雨雨,这个说法还是很得人心。面向世界就是面向发达国家,如果把这个东西取消的话,那邓小平提出的基本底线还要不要守?”
袁贵仁还提到,不允许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那么,这种现象是否普遍?
朱学勤觉得,发牢骚的现象并不普遍,“很少有高校教师利用课堂发个人牢骚,至少我接触到的情况是这样,我本人也不会把生活中的消极情绪带到课堂上去,我觉得这个不值得教育部把它作为一个普遍现象拿出来强调”。
朱学勤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很多,但并不是袁贵仁谈到的这些。“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去除行政主导的官本位制,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
“中国高校教师受到官本位的干扰和钳制,难以敞开心胸地搞科研和学术。”

▲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1日报道:中共党媒网站发文为袁贵仁讲话辩护

由中宣部主管的中共中央党报《光明日报》官方网站“光明网”发表文章,表态支持教育部长袁贵仁日前“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等言论。
有关文章的标题是《社会主义大学不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何错之有》,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
根据网上公开资料显示,朱继东除了在中国社科院任职外、还是一名资深记者,担任新华社主任编辑及新华网编委等。此外,他还是一名法学博士,并且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清除害群之马”

文章指出,“面对个别高校教师在课堂上公然抹黑中国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境外敌对势力通过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等对高校师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等问题,有的高校的领导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一些高校的领导和教师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明哲保身、不敢亮剑,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而空“以至丢失阵地”,因此“必须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清醒认识。”
文章认为,袁贵仁所说的“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里的“西方价值观念”是有明确而又具体含义的,有些人试图通过混淆概念来故意曲解、歪解甚至攻击是有其险恶用心的。并表示,西方价值观念主要是指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错误思潮,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政治思潮及其宣扬的西方政治价值观,而并不包括那些正确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
文章还坚持说,“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是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教师必须守好的政治底线和法律底线,并不能由此推断出不允许高校教师进行正常的批评。
文章还表示,“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是最容易理解的,也是高校教师必须守好的一条道德底线。并指出,如果高校教师经常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甚至向学生传授包括西方价值观念在内的错误价值观,自然会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甚至误人子弟,又如何能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合格甚至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呢?
文章最后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是非鲜明、敢于亮剑,对于那些继续实施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发表攻击诽谤党的领导和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以及散播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等言行的人敢抓严管”,并“坚决清除一批高校教师中的‘害群之马’”。

网友评论

对于《光明网》发表的这篇文章,一些网友在微博上纷纷发表评论。
一位网友留言说,“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是错误思潮?这不是想给习大大制造麻烦吗?”
另一位网友则问,“在欧美接受西方价值观教育的学生怎么办?是不让回国还是现在就把他们追回来?尤其是高官子女是不是应该做不接受西方价值观教育的典范?否则难以服众。”
还有一位网友则指出,“任何限制人口、资源自由流动的政令都不是长远的,即便实行了也只能是暂时性的措施。否则弊病百出,后果不堪设想。同样,你限制思想的自由传播,无非是担心自己的地位无法再合法化,无法心安理得的执政下去,说白了,做了亏心事还要蒙住世人的眼睛,怕被别人看见否定自己,其实人心是亮的,闷不住。”
▲美国之音(VOA)2月2日报道:媒体观察:中国教育部长压自由派 高校硝烟正浓
华盛顿—中共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加强了高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教育部长宣布:大学老师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连日来,官方媒体发出不少要求维护意识形态纯正的文章。海外观察人士说,这是文革欲来风满楼。中国往何处去,中国“舆论场”内外左中右各派都在思考。

贺卫方2006年在华盛顿留影 (美国之音记者致远拍摄)
宁波宣传部新来的“干事”徐岚(1月24日)在求是网发表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文章,点名批评了宣扬西方价值观的“带头人”北大教授贺卫方和前清华教授陈丹青,在 “舆论场”引起波澜。
教育部长袁贵仁(1月30日)接着说:高校老师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不得使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更是招来不少反弹。
中央又发红头文件
中共高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教育部和团中央也下发了题为《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的文件。
近日,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求是网等中共传媒不断发表社论、评论和相关文章,强调高校校园要坚持正宗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侵蚀。
2月2日,新华网发表评论《让高校思想政治课堂“风清气正”》,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
评论说:“当下一些高校思想政治课可以说极不尽如人意。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发表不良言论,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等等…… 久而久之,这些不良甚至错误的情绪和信息传导给一届届学生,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理想和信念缺失、道德品行不佳,精神”缺钙“,追根朔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中共打下的几个所谓“大老虎”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苏荣和谷俊山,都不是“新时代”高校教育出来的。而令计划所接受的所谓正式“高校”教育,只是在中央团校所接受的两年制大专教育。而这些教育内容,都是非常正统正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民网1月30日发表了一篇网评,题为《高校思想宣传适应“新常态”才能“入脑入心”》。该评论说,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了解学生心里想什么、喜欢听什么、课下聊什么。文章还将学校比作“大厨”,将学生比作“顾客”,说厨子技艺再高,只有迎合了顾客的口味才能有市场、有实效。
但是,该文章承认,现在的高校政治教师,烹调出的“食品”非常不入口,导致“食客”乏人。

环球网1月31日发表题为《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的社评,说袁贵仁的讲话“果然遭到一些人曲解和攻击。” 文章说,“这位教育部长批评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传播,而对这个话题做尖锐争议,舆论场上像是有使不完的劲。”
环球社评还说,需要指出官方反对宣扬的西方价值观,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因为“西方的这一价值观无法对应中国政治现实,它如果大规模渗透中国社会,必将对中国政治根基造成侵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稳定方面的严重不确定性。”
环时提到官方反对的西方价值观是“政治价值观”,但是,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引进的马列主义,也是西方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另外,至于环时所说的中国官方指的是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日常哲学。那么,这个西方日常哲学同价值观有什么内在联系和相互之间有何潜移默化之影响和作用,两者之间是否有深厚的关联性和渊源,这点环时也并无涉及。
北大法学教授沈岿也对袁贵仁提出问题: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他说:众所周知,近两个世纪前游荡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跨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才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教育,也是源于西方,影响中国的。西学东渐的例子数不胜 数,“请教袁部长,是否可以请您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
2月2日,求是网刊登了教育部长袁贵仁的文章。袁文说,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环球网转载袁贵仁文章时,引此话做标题。

求是网:要对越界者亮剑

同日,求是网还发表了千钧客的文章,题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要敢亮法纪利剑》。文章说,“一些人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暗中集结反对力量,公然鼓出多党制,恶意篡改党史革命史,将改革发展伴生的社会问题全部归结到政治制度上,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出明显的敌我矛盾特征,已经突破意识形态底线,触犯了法律法纪。”
求是网文章还说,“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敌对、破坏和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必须坚决亮出法纪利剑,坚决予以惩处。”
这种“自由派突破底线已经犯法违法必须惩处”的说法,与环球网长期以来的观点和论点是相呼应的。
回到引起这次激辩的导火索徐岚的文章,其中也提到“应在制度上来治理高校教师的‘越界’言论。”徐岚在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 高校教师的哪些言论触犯了意识形态的“底线”?她认为,“如果不能从制度上建立这样一个标准,越界的言论就会继续在高校、在媒体、在互联网上肆意传播。”
徐岚点名批评了贺卫方和陈丹青,说“贺卫方在微博中大谈宪政,陈丹青在其微信公众帐号以《大家别去美国!一个愚蠢而落后的国家》为题,内容却是对美国的过度美化,诱导效果可见一斑。”

一浪激起千层石

针对徐岚对贺陈的抨击,赵楚在纵览中国上发表文章,说这是“文革欲来风满楼”。赵文说,贺卫方是法学家,多年来从事普及法治知识的写作,在社交网络时代,关注有关公共利益的社会与知识话题;陈丹青也因对社会问题的评论而很受公众喜爱。赵楚说,贺卫方和陈丹青作为学者和艺术家,愿意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本是“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难得的个体情怀和热忱的证明,因此他们所为受到公众的很大支持。”
徐岚文章发表几天后,作者大漠鱼在天涯社区发表题为《徐岚小姐,您不火简直没天理》的网文。文章说,徐岚这篇文章“火了,火的原因不在于其有多高深的见地,也不在于生花的妙笔,而在于这篇文章让不少网民似乎嗅到了文革的硝烟味道。”文章说,“徐岚必将成为‘周花’之后的又一颗新星,恭喜您的左脚已经迈进了人民大会堂的门槛。”
徐岚在遭到网友批评后,通过其微博(微博名“叙岚”),以题为《我扛得住所有的谩骂,你经得起良知的追问?》的文章回应。
徐岚在该文中说,“在这个远不够晴朗的互联网空间,太多的公知、死磕派律师、所谓的法学专家走到了他们所倡导的言论自由的反面,他们会咬住你的某一句话以偏概全,对你的本意进行曲解。”她还辩护道,“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作为一个公务人员,我谈一点看法,难道违背了言论自由?”
在海内外华人社区有知名度的被誉为“民主小贩”的杨恒均也在博客发表了一封《给徐岚的信》。杨恒均在文中说,“中国向何处去,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官媒有钱有渠道有支持,应包容一些。”
杨恒均在信中写道:“你可能不知道,就我所知,你点评的那位教授的文字几乎不能上到任何一个纸媒,尤其是官方掌握的五千多份纸媒……还有上千的电视台,所以他也就在微博讲两句,应该不会成为洪水猛兽。何况,他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中共创党元老,包括毛泽东也反复提过的。更何况,中国变化一日千里,你能保证中国不会进一步改革最终走向我们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规定的法治、自由和民主?”
杨恒均还对徐岚说,“我刚刚也看到你微博下面的一些带侮辱性的留言,所以,我支持你反驳和反击,这是你的权利,也是你享受的言论自由。不过反击是必要的,但不要扩大化;辱骂你的有几个公知、大V可指出来,去走法律程序告他们。怎么可以打击一大片?”

“运动啦!运动啦!”

“东方明月”也在其博客发表文章,题为《重演的历史:“运动了!运动了!”》。 “运动啦!”是由古华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中的一句台词。影片中,王秋赦在历次运动后被整疯了,整日敲着锣沿街大喊:“运动啦!运动啦!”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东方明月”的博文说,徐岚文章中的这些论调并不陌生,“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基本相似的程序和结果。比如几乎总是先由党政部门发红头文件,声称敌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严厉打击他们云云。”文章说,“虽然‘我们’是谁不一定清楚,但敌人是谁一定是清楚的。也就是说,我说你是敌人,你当然就是敌人,如果你不是敌人,我怎么会认为你是敌人呢?接着是舆论动员,党刊党报上大字报社论,无论点名或不点名,反正接着运动就来了。”
文章写道,“今天的中国,虽然法治尚未正式进入轨道,民主政治也还很遥远,但人们已经自发地朝着正常治理的方向努力,通过践踏法治来寻求治理不但南辕北辙,而且也会遭到反对——即使发动者可能依然会获得暂时的无限风光,但它绝不可能持续。”
杨恒均在致徐岚的“信”末写道,“另外,看到你长微博后面那个显眼的‘亮剑’,我心里直打鼓,你要对谁亮剑呢?千万别亮错了啊!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刚刚进入国家政府机关工作,大概像你那样大的年纪吧,我相当年轻气盛,对社会上一些事情很是看不惯,常常认为那些同政府不合拍的人士是为政府为国家为党添乱,很多时候恨不得抽出—— (对不起,我当时手里没有笔,我也不会写你那么一气呵成的好文章),不过我腰里有枪——嗯,很多时候我都想,真想对付这些发出不同声音,与党和政府唱对台戏的家伙。谢天谢地,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这样做,否则,我会后悔终身,甚至会认为自己猪狗不如。因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很多个同政府与党不同的声音,后来都成了指导我们继续改革开放的最强音,造就了今天富强的中国,也让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3日报道:《求是》挺袁贵仁文章被指“政治风险投资”

《求是网》2月3日发表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继东的文章,呼吁对批评教育部长袁贵仁“绝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的讲话的人予以严惩,引发各方关注。
朱继东在文章中说,为什么有人敢批评袁贵仁部长的有关讲话,最根本的原因是,那些批评者近年来屡次围攻在意识形态敢于亮剑者,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才使得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
因此朱继东建议:“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有关部门一定要严厉查处这些人或势力,抓几个反面典型予以严惩。”
此前袁贵仁部长在一次高校领导人座谈会上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
袁贵仁的讲话在高校和网络上引起激烈争议,批评者和支持者各执己见,但是对于朱继东现在呼吁对批评者要“坚决清除”和“严厉惩处”的文章,即便一些没有公开批评袁贵仁有关讲话的学者和教学工作者也感到震惊,甚至不寒而栗。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时说,朱继东文章中的言辞让他联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现在的中国和文革中的中国不同,文革时期如果有人呼吁处罚什么人的时候,他的呼吁可以立即用暴力行动的形式来付诸现实。
而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在中共中央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之后,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的国家机构可能不会再像文革时那么容易就被朱继东这样的人动员起来,真的“清除和严惩”批评教育部长的学者和教师。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敢于批评国家教育部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方面还是比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清除和严惩”批评教育部长的学者教师,等于是退回文革甚至反右时代。
因此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今天在中国仍然有很少数人会说一些类似文革时期“疯狂发昏”的话,但在现在这样与文革不同的时代,这些疯狂的“吆喝者”事后仍然可能比较清醒的考虑这样的言论带来的后果,而当局更不至于让这样的“吆喝”付诸现实。
按照丁学良教授的观点,自从左派政治代表人物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国政界、意识形态及有关领域中的这类“吆喝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们发表这类文革式的极左言论,正是在做“政治风险投资”。
丁学良教授说,这类“吆喝者”意识到,薄熙来这样的左派如果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领域中成为主流的话,那么“吆喝者”们的个人前途和升官的机会都将与日俱增,所以他们希望用自己无比激昂的言论引起有权势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的注意和重用。
中国官媒最近出现一系列“吆喝者”类型的文章,曾引发各界对于中国有关当局是否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越来越严厉的担忧,但是丁学良教授认为,“吆喝者”已经不可能阻挡和改变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越来越理性化的基本趋势。

▲美国之音(VOA)2月4日报道:文革复辟?美国观察家看中国反西方价值观

华盛顿—中国当局在进行声势浩大的反腐的同时,也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掀起一场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尤其是加强对高校师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不过,有学者认为,当局是警告学术界不要批评共产党,而不是真的闭关锁国,想回到文革时代。
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之后,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更是明确表示,大学教堂要禁止宣传西方价值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课堂大行其道。袁贵仁随后还在中共刊物《求是》上撰文,指责国外敌对势力重点渗透分化中国的青年师生。
此前,《求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更点名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微博中大谈宪政”以及艺术家陈丹青过度美化美国,“诱导”中国民众。
前不久,中国当局还要求智库和研究机构坚持马克思主义,跟随共产党的领导,为帮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与反腐运动有关?*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与目前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有关。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它表明,中国当局担心,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官员落马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引起更广泛的对共产党的不尊重和批评。这无疑是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反腐使人们对共产党有更正面的看法以及加强党对中国的领导地位。这是当局对知识分子和一些与当局有不同看法的人发出的警告,向他们表明,我们在抓捕那些我们认为表现恶劣的共产党员,但是我们不希望共产党成为你们批评的靶子。”

*不明确界定西方价值观是为了选择性打压异见*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表示,中国当局不时发动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搞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担心,当局这次重提反西方价值观,是为了加强对文化界和教育界言论自由的控制。
他1月30日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说:“这个有它的策略性。什么是西方的思想?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也没有明说。所以它可以用这个来把跟他们有不同看法的人压下去,其实可以跟反腐的政策一样。这个谁是腐败的?其实这个腐败是很普遍的,你可以用腐败的把柄来找你的对手,然后把他搞下去。”

*下一步:警告还是大范围迫害?*

乔治?梅森大学的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加强学术界意识形态控制的做法可能会使得大多数的大学教授软化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而应该不会对大学校园的日常运作造成影响。在他看来,关键是当局下一步会怎么做。
他说:“如果当前的有关讨论被证明不只是对知识界发出的警告,而是成为对那些捍卫学术自由与开放的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大范围迫害,那么这会非常令人吃惊而且是中国遭受的重大挫折。”

*寒蝉效应*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个做法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而且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寒蝉效应。
他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表示:“我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界、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现在都害怕,有一个恐惧感。这个是8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碰到过的(情况)。可是现在他们都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说话。他们怕他们会失踪,会被捕。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吓人的。你怎么一边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压下去,一边讲中国的大复兴。我不太懂。”

*方大为:损害中国的发展与创新*

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David Firestein)在同一个节目上也表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禁止思想的自由流通会损害到中国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方大为说:“可能教育部长或者有关的决策者认为这个对中国、或者对中国政府甚至对执政党有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现在跟所有国家一样,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就是百花齐放这样一种的精神,而这个是往相反的方向。”

*重新回到文革?*

中国的一些大学教授把这种倒退看作是“文革复辟”。不过,目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作访问学者的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不会回到文革时代。
他说:“我认为他们不会回到文革的原因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文革对中国经济以及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多大的破坏性。中国最近一些年付出了很大的投入,试图提高中国大学的水平和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并且给予中国学生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留学的机会,而回到文革将摧毁过去十年所作出的这些巨大投资。”

*如何解决内在的矛盾?*

被认为是加州学派领军人物的戈德斯通教授指出,从当局继续让大量的中国年轻人,包括习近平的女儿,到西方的大学留学的事实表明,也许他们不是那么真心实意的想把西方价值观排斥在中国之外。在他看来,中国当局的做法存在很大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一定的时候不得不加以解决。
他说:“在某个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创立全球最好的大学、最先进的工业以及最创新的经济这些目标与对人们的思想与讨论进行中央化控制之间存在的矛盾。历史上从来没有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全球领导地位上的成就与对信息和思考进行强有力的限制与控制结合起来获得成功的先例。”
这位学者指出,科学研究和学术进步需要言论自由是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就连伊朗总统鲁哈尼也表示,科学与知识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大学教授、学生和研究人员不应当因为他们的言论而受到威胁。
这位美国教授说,如果中国真的要把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大学所有讨论的框架,这将极大的损害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以及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雄心壮志。一些人还认为,中国当局用这种过时的语言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攻击西方价值观,可能使得共产党的领导人显得与它使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脱节。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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