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是中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因高干子弟云集而有“贵族学校”之称。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四中与北大、清华一样成为“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这不是因为四中的学生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加聪明、更加革命，而是因为他们大都有身居高位的“爸爸”，他们获得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上层政治动向的信息。北京四中的学生不无自豪地承认：“四中的学生成分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不过，自诩为精英者，其实不过是垃圾而已。至今，“血统论”仍然是中共的“潜规则”，当年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头目，大都成为各个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或出将入相，或富可敌国，再度不可一世，叙述历史便成为他们拥有权力和金钱之后又一人生目标。
由北岛等人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一书，由十八位北京四中毕业生讲述了“文革”前夕及前期的人生经历。当然，作者并不全是太子党，也有作为太子党对立面的“遇罗克群体”里的人物，如当时被捕入狱的思想叛逆者赵京兴等人。既然“‘历史性的真实’存在于不同的记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编者“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而“特别选举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不过，因为大多数当事人对四十多年前血雨腥风的历史缺乏诚实的记忆和深切的反省，这本书作为灵魂史和精神史的价值有限；但是，在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层面，它堪称“文革”史不可或缺的横断面。
恶与恶的激荡
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说法，一切暴政，都从焚书开始，而以焚人终结。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如此，毛泽东的“文革”也是如此。北京四中多年来追求“卓越教育”，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师资条件和硬件设施，但是，“指导思想”错了，其结果必然南辕北辙。从中共建政起，教育就被当作掌权者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具，民国教育中至为宝贵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遭到铲除，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成为共产党洗脑教育的核心内容。
“混世魔王”（刘晓波语）毛泽东对文明有着刻骨仇恨，宣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跟他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文革”潮起，文明那面薄薄的面纱无法阻挡野蛮和暴力的蔓延。四中学生牟志京惊诧地看到：“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在焚书的硝烟中，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这些青少年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野兽的，他们“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只等毛登高一呼，便应者云集。刘辉宣承认：“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身上能没有狼性吗？但谁也没有料到暴力如此迅猛地到来。刘东描述了批斗会现场的情形：“批斗大会在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变得有些失控。每个发言都具有煽动性，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群情激愤，不断有红卫兵冲上舞台，抡起皮带，向‘黑帮’们劈头盖脸抽去，台上无人敢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打人的先例一开，场面就再难以控制。由于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听之任之，甚至鼓励怂恿，致使暴力行为逐渐升级。”
如果说毛是大恶，红卫兵和红小兵就是小恶。大恶与小恶互相激荡，蔚为大观。刘东写道：“有的红卫兵用照相机拍下‘黑帮’的痛苦姿态，甚至示意台上的红卫兵用脚踩在他们身上，手握红卫兵战旗，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他们纷纷摄影留念，把这叫做‘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双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当时，薄熙来三兄弟都是北京四中学生，薄熙来是红卫兵激进组织“联动”的重要成员。可惜，薄熙来没有为此书撰稿，否则此书将更加精彩——读者也许可以从中找到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灵感来源。
在毛泽东的纵容下，红卫兵攫取了随意拘押民众和使用私刑的特权，成为无法无天的暴民集团。牟志京写道：“校园设置‘小监狱’。……某日，我见有人趴在校长室后窗往里张望，也凑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个持武装带的人，时不时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纷纷抬起来，任他抽打。”另一名学生冯永光也看到相似的景象，昨日书声琅琅的学堂变成阴风惨惨的人间地狱：“四中临时设置牛棚，旁边小屋门口挂着‘刑讯室’的牌子，白天要一个一个‘提审’。从牛棚到厕所百十步远，很多同学手持皮带、柳条枝、扫帚条，在这必经之路两侧等候，抽打羞辱上厕所的‘犯人’。他们几乎全都光着上身，后背伤痕累累，结成血痂。为了少挨几下，他们抱着头一溜小跑。”
谁在说谎？
这是一本“众声喧哗”的书。在征稿过程中，各位作者都“背对背”写作，并未互相通气，“统一口径”，故而各个篇章之间出现了裂隙、对峙、质疑与颠覆。这正是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出现了：在截然对立的不同说法之间，究竟哪一种是谎言，哪一种是真相？
比如，刘辉宣说：“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但是，牟志京却穷形尽相地描述了遭到刘辉宣等人残酷殴打的经历：“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话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的刘辉宣。”本书只收入十八个人的回忆，就让刘的谎言被戳穿，如果有更多受害者开口说话，刘的血债不知会有多厚。
关于四中非法拘押市民和学生的“黑牢”，作为主事者之一的刘辉宣轻描淡写地说：“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是培养职业打手。”恰恰相反，共产党中国就是培养职业打手的大本营，刘本人就是职业打手之一。刘东的记述足以推翻刘辉宣的狡辩：“在四中的劳改队，除了皮带与棍棒的酷刑，外加剃阴阳头，戴高帽，挂重大铁牌，无所不用其极。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完整进去，皮开肉绽出来。据我亲眼目睹，死在四中小食堂的就有好几个人。施暴者既有四中的也有外校的学生。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以打人为乐。”那些“以打人为乐”的人，不就是职业打手吗？
刘辉宣认为，“西纠”的名声不好，是因为“中央文革的妖魔化”。担任过“西纠”宣传部长的高干子弟秦晓也辩解说：“西纠没有组织过抄家，打人。”但是，唐晓峰指出：“西纠是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王祖锷描绘了“西纠”在六中设置的劳改营的情形：“围墙上拉了电网，备有皮鞭、皮带、棍棒等刑具。关押的主要是校领导、教师及‘反动学生’。”究竟谁在说谎，读者根据常识可作出判断。在此意义上，四中不是贵族学校，中共高官个个是土匪头子，哪有丝毫的贵族气派？四中聚集的，大都是痞子和匪帮的徒子徒孙罢了。
忏悔尚未开始
红卫兵运动并非自发产生，它始终未能脱离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和控制。秦晓写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问红卫兵头目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但是，叶仍然让他们有事找他。后来，周恩来说，这事不能找叶帅，应该是我做的事。“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费用，都由国务院提供。可见，工于心计的周恩来意识到“西纠”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竭力笼络之。
当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发现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西纠”成为保守官僚的马前卒，立即将其打成反动组织。“西纠”的命运如过山车般，从云端跌入地狱。秦晓在一次大型集会上，找到机会将“西纠”的材料转送给周恩来。周立即在讲话指出，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对于周的矢口否认，秦晓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们都觉得出于政治上考虑，保护周总理，就没再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由此，“被利用”成为当事人拒绝忏悔的挡箭牌。为“血统论”谱曲的刘辉宣认为，共产党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延续”。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既然毛泽东可以这样干，作为“毛主席的儿孙”的红卫兵为何不能这样干呢？
关于红卫兵的暴行，刘辉宣振振有词地辩解说：“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他的灵魂足够坚强，不会因为当过加害者而良心不安。只要世界上有比他更坏的人，如萨达姆、本拉登和卡扎菲，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由此可见，当毛的罪孽未被全面呈现和有效清理，期望红卫兵群体首先忏悔是不可能的。
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权的，不是贵族，而是流氓。一直致力于研究文革受难者的学者王友琴指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表彰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所以，我们需要找出每个受害者的名字，然后找出每个加害者的名字。从毛泽东到刘辉宣，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流氓，对他们的追究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历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