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6-12-19

自驾游前南之十一

克宁一战,克拉伊纳塞族大败,以马尔迪奇为代表的政权和军队包括一些老百姓都逃到了波黑塞族的控制区,从此这里恢复了克罗地亚的统治,萨瓦河内陆平原与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疏通关节打开。克宁之战让一直小瞧克族军事力量的塞尔维亚大跌眼镜,从此有所收敛,这一战结束了克罗地亚境内的战事。

随着克拉伊纳塞族的战败,在多瑙河边上塞族的另一块土地——东斯拉沃尼亚告急。由于此地与塞尔维亚接壤,塞尔维亚对它的支持力度大且在时间上可以及时增援,使图季曼一直没能对东斯拉沃尼亚真正动手,只是不断施加压力围而不打,经过两年的消耗,最后东斯拉沃尼亚的塞族实在扛不住了,主动放弃了武装,等于是宣布投降了。1995年11月克罗地亚政府与东斯罗沃尼亚签署了塞族区和平回归的“埃尔杜特协议”。

这时整个克罗地亚都在图季曼掌控之中。这场战争在克族叫做“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又叫“克罗地亚卫国战争”,单从这名词上就可以想见它在克罗地亚的地位是如此“高大上”。 后来克罗地亚的主权获得国际承认,在图季曼的领导下实现了领土完整的确是克族的一大幸事。今天克罗地亚境内到处都可以看到纪念这场战争的标志。我们之所以选择来到克宁这个在旅游指南上很少提到的城市,就是想看看它如今的状况。

面对迪纳拉山,图季曼在想些什么

上述地方被图季曼的军队攻克以后,原来当地居住的塞族都四下逃散了,有的逃到波斯尼亚,有的逃到贝尔格莱德。在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图季曼引进了其他地方的克族人来填补。前南境内有很多城市人口总量似乎变化不大,但是居民的民族成分却发生了新的排列组合。克宁这个城市作为当年克拉伊纳的首府原是个塞族城市,但是今天的克宁已经是天主教徒为主了。

在克宁战事平定下来以后这里进行了重建,也有少数难民返回,当然战前的状况是不可能真正恢复了。今天的克宁是克族人占优势的,还有少量的穆斯林。城里基本上是战后建起的3-4、5-6层高的红顶白墙的居民楼,偶有几栋十层以上的建筑。

在我们吃烤肉的饭店马路对面有一个纯白色的教堂,教堂的建筑式样非常新颖,完全是一个超现代的建筑,跟传统的教堂完全不同。这座教堂的全名叫“伟大的克罗地亚圣经洗礼施约教堂”,是一个雪白的立方体,据说教堂的设计者想体现一种思想,就要让新建立的教堂摆脱所有教派的痕迹。因此它显得非常素雅现代,既看不出东正教的风格,也没有天主教的特色。它的特点是简约、朴素、没有传统的教堂装饰。通体的白色,除了门口的几何图案的彩色玻璃外,连一般放在大厅中间的耶稣雕像都没有,乍一进去还以为是一间白色大教室呢。

尽量抹去所有教派痕迹的新式教堂

虽然教堂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没有任何天主教的色彩,但实际上天主教徒已经在克宁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仍然把它看作是天主教的教堂。又有人把它称作“胜利者教堂”,因为它是克族人夺取这个地方以后建立的,而且这里也是克宁人举行战争纪念日活动的地方。我们换位思考,可想而知作为战败方从这里被赶出去的塞族人是什么感受。

克宁城最有名的风景当然要属克宁堡了。克宁城堡高高凌驾于克宁城之上,相对高差有百十来米。克宁堡是我们在前南境内看到的较大较完整的中世纪城堡,民间素来有“坚固如克宁堡垒般”的说法。城堡有十分复杂的防御建筑结构,跨越两个山头,实际上是好几处的军事防御体系连接起来的,城堡里面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城垛和城墙保存整好。

尽管只剩遗迹,依稀可见当年克宁堡城防坚固

克宁堡是威尼斯人经营达尔马提亚海岸时建立的,在城堡的大门上有一个长翅膀的狮子,这个标志是典型的威尼斯的城徽,后来这里也曾成为克罗地亚王公的住所。这个城堡地势险要,蜿蜒曲折,我们站在城堡上放眼望去,整个克宁城尽收眼底,而且极目西望一直可以看到雄伟的迪拉纳山脉,甚至可以看到山那边波黑的土地。毫无疑问,它在冷兵器时代具有很高的战略地位。

克宁堡的“狮子门”

现在城堡里面有“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纪念馆,里面陈列了90年代战争时期的很多照片和展品。完整叙述了战前克塞两族的冲突,从被动挨打一直到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的整个过程,当然立场是完全站在克族人一边的,而且陈列非常突出图季曼的地位,颇有点搞个人崇拜的味道。在城堡上还有图季曼的雕像。在今天整个东欧国家对领导人的崇拜而言,图季曼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在克族境内有很多以图季曼命名的公共建筑,比如桥梁、机场、学校、图书馆等等。我们在杜布洛夫尼克出来走的那个大吊桥就叫图季曼大桥。

图季曼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和他打赢了克宁之战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在其他民族眼里,尤其是塞族心目中对图季曼是非常反感的。图季曼政权在前南各方建立的政权中比较强势,其程度虽然不能和米洛舍维奇时期相比,但是紧随其后,比前南境内的其他民主政权都要强硬,因此也有不少非议。

人们指责他打压反对派,在战争期间有涂炭生灵的非人道行为,还对乌斯塔沙抱有同情,声称他们体现了克罗地亚的民族传统,并隔空喊话说,流亡海外的乌斯塔沙分子可以自由地返回克罗地亚了。

因此在海牙战争法庭中也对以图季曼为代表的克族领导人提出了指控。虽然后来的结论认为,图季曼属于犯有错误,但不构成战犯,因此也没有对他采取正式的措施。但是国际社会对图季曼的所作所为也是批评不断。图季曼引起争议的另一点就是他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当然主要就是指对乌斯塔沙的态度。

虽然图季曼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肯定乌斯塔沙的言论,但是的确如上所述,他表达过一些比较暧昧或者同情的言语,私下里认为二战中克罗地亚选择站在德国一边有不得已的苦衷。

“乌斯塔沙”旗帜

其实乌斯塔沙-“Ustasha”原本是“奋起”、“旗帜起义”的意思,1929年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成立时,是一个反抗塞族大民族主义要求克罗德亚民族独立的组织,与切特尼克是反对土耳其奥斯曼一样,都是一种民族觉醒的象征,只不过这类民族-民粹主义组织因为缺乏制度约束,最后都不免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关于政治转型中摧毁极权的过程如何才能不变成扼杀民主的过程?是否不可避免地有一个权力资源向某个人集中的“重造权威”的过程等等问题,我们在波兰的时曾经与团结工会的元老里廷斯基和乌耶茨探讨过这个话题。他们认为,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都会面临着从政治浪漫主义回到地面的失落过程,要避免民粹主义呼唤铁腕,防止个人专权,建立制度性的东西是关键。

与波兰团结工会元老探讨转型问题

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反对派的时候就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和对手相似”,不使用强制性的力量解决问题。我们也曾提醒瓦文萨不要步入布尔什维克的车辙,不要成为一个“使用斧头”的总统。赋予总统的不仅仅是统治,而是要承担责任。任何人的权力必须是有节制的,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好在我们已经给权力体系穿上了“制度紧身衣”,即便有人贪权恋栈,都不会走得太远。坦率地说,克罗地亚在这方面仍处在学习过程中。

现在人们对克罗地亚的历史评价中往往都会提到,在二战中选错了依靠对象这件事。这的确是前南境内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也不仅仅是克族如此。因为在前南塞族是人多势众的强势民族,其他族群的民族主义都是反对塞尔维亚霸权的,而塞族当时站在盟国一边(包括后来被南共镇压的切特尼克也曾经获得盟国支持),而反塞尔维亚的民族就很容易被德、意所利用,这样的状况不仅发生在克族、包括在科索沃、黑山都有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在前南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东欧现代民族兴起,很多国家主要的反对目标是沙俄帝国和它的后继者苏联,我们知道在小国的国际政治中为了反抗一个民族的霸权,往往需要借力打力,需要依靠敌人的敌人的力量,势必面临着在大国的博弈中选择站队的问题。波兰作家米沃什就曾指出,“对于总结战争教训战后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有些国家和民族会站在德国一边,那是因为战前他们认为在世界秩序中受到不公正待遇”。

试问如果斯大林没有在1937年的恐怖政策,对哥萨克赶尽杀绝,哥萨克会出现大规模反水而帮助德国人建立骑兵军吗?能够出现1942年在德国人扶植下建立起的16万人口的库班哥萨克国家吗?

再比如,芬兰是因为苏芬战争中,对俄国北上咄咄逼势的领土要求而感到惶恐,需要从其对立面中寻找庇护者。同样,阿尔巴尼亚人亲意大利,克罗地亚人亲德国,就是因为塞尔维亚人背后有俄国人支持,反塞尔维亚的民族就投靠了其对立面的轴心国阵营。

苏芬战争中,芬兰军队靠简单的路障来抵御苏联的机械化部队

这种现象在东南亚也很普遍,在东南亚地区当年英国的殖民地包括印度、缅甸以及法国的殖民地越南,都有一些民族主义人士为了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在二战期间支持过日本,认为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要使亚洲人摆脱白种人的殖民统治,或者说,起码他们想借助日本人力量来赶走西方殖民者。而且当时日本人的确是这样宣传的,什么“亚洲人的亚洲”、什么“大东亚共荣”、什么“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等等。缅甸的昂山素季、印尼的苏加诺、印度国大党钱德拉鲍斯都曾经有过亲日的表现。今天如何看待当年的历史选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所以至今克族民间仍有一些人对于在二战中站错队,建立亲德的克罗地亚政府这件事情耿耿于怀,颇为不服气。“新乌斯塔沙”在民间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也是基于对历史的认知这种态度。乌斯塔沙的标志是一个大写的印刷体字母“U”,它的变体是在顶上加一个“+”号,意为十字架,这个符号我在萨格勒布见到过,当时没有太留意也没有拍照下来,事后想起来后悔不迭。这种字母叠加是东欧国家反对派组织一种通行的标志性符号,比如波兰国家军延续下来的一个激进组织“华沙在战斗”的缩写就是下面一个“W”上面一个“P”。

“华沙在战斗”的标志

克罗地亚权利党等和乌斯塔沙主义有联系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民众支持率也颇为不俗。反过来讲塞尔维亚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在民间也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些团体和个人总是习惯从外面找原因,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他们把自己的落后归结为被土耳其统治了500年,以至于现在他们还把波斯尼亚人叫土耳其人。

塞尔维亚认为自己是一个遭到全世界不公正待遇的国家,认为欧洲在克塞打架中偏袒克罗地亚,不公平地拉偏手。他们很自豪自己抵抗多个大国的历史:从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纳粹帝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再到内战时期对抗北约,现在这种民族情绪一时半会也很难消解。

后来我们在萨格勒布公墓里也看到,万圣节的时候克罗地亚人纪念图季曼的场面非常壮观,万盏油灯普天盖地,不啻于一次非常盛大的公共活动。内战落幕了,但是围绕战争的“记忆之战”还在进行着,继续影响着下一代人的价值观。

我们站在第三方的立场考虑,对图季曼这个人物过分颂扬显然带有非克族人不喜欢的刺激,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的确会导致民族伤痕的一次次撕开,不利于向前看。如果每个国家民族为了增加自己的向心力,都在有意识的从本国历史中摘取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与其他民族划清界限,或者把其他民族塑造成敌人,这种选择性的功利史观教只会教给人们仇恨而不是反思。

我们在克宁堡和图季曼墓前都看到有老师带领着一帮小学生在参观,按照国内的说法就是接受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可见克罗地亚为了加强族群认同做到了“从娃娃抓起”,但是它的分寸该如何把握是一个大问题。

“记忆之战”继续影响着下一代人的价值观。

在前南这样一个民族敏感地区,过分强调一个民族的利益和传统势必会刺激到其他另外的族群的神经。同时我们也感到在今天前南各方都要积极入盟的情况下,入盟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对民族主义至上思潮的遏制,克罗地亚亦也不例外,对这个仅次于斯洛文尼亚之外第二个加入欧盟的前南国家,政府如何有效的遏制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仍是个不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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