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5-01

——与团结工会元老座谈之四

在1989年选举时,考虑到单纯的工会难以代表各阶层的公民,团结工会成立了“公民委员会”来容纳各阶层人士,协调各社会群体利益并为将来的执政制定纲领。

公民委员会聚集了以原来KOR人士为主体的许多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乌耶次成为公民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负责人)。这个组织不仅在选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巨变后成为第一届团派政府——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实际上已经具有政党的雏形。

这种局面使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感到自己被“架空”,对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和公民委员会渐生不满。同时,巨变之初波兰在一片混乱和崩溃的经济形势下实行“休克疗法”,一时物价暴涨失业剧增,工人群众受到很大压力。高度组织化而且刚刚赢得“民主胜利”、斗志正昂扬的团*结*工*会基层很快调转矛头,起来抗议“自己的政府”。

当时一方面瓦文萨基于自身的政治抱负,要利用这种情绪向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工会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也确实有转化为利益多元格局下的政党政府的客观趋势。

1990年,瓦文萨宣誓就任波兰总统

于是在1990年6月4日,瓦文萨突然发难,宣布撤销乌耶次的公民委员会秘书长职务,说自己作为团*结*工*会主席有权力和义务对该委员会的行政和执行机构进行人事调整,并声明公民委员会今后必须与公民议员团(团*结*工*会议会党团)脱钩。这实际上是否认公民委员会具有代表团*结*工*会的政党性质。

次日,乌耶次发表声明,对瓦文萨的“突然决定”表示惊讶,并强调自己这个秘书长是公民委员会全体委员选举的,瓦文萨个人无权任免。米奇尼克、盖莱梅克等人也对瓦文萨的做法提出批评。但瓦文萨却变本加厉,他在6日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他本人和团*结*工*会将退出公民委员会。而同日团*结*工*会议员团主席盖莱梅克(他同时也是公民委员会政治改革议题组组长)却在议员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把议员团与公民委员会脱钩。

瓦文萨的反应是于8日发表声明,宣布近来公民委员会与“其他政治上很活跃的团体”(指团*结*工*会系统中的其他组织)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是有害的,“公民委员会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

此后,瓦文萨的批评范围逐渐扩大,从指责乌耶次和公民委员会,发展为指责马佐维耶茨基总理与政府。他一方面指责政治变革太慢,旧体制的许多机构和官员仍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指责经济变革又太快,使工人群众生活蒙受冲击。

这种论调显然迎合了当时团*结*工*会基层的一种情绪,即一方面对“革命胜利后旧官僚仍然舒舒服服”不满,要求搞政治清算。另一方面又对“休克疗法”的阵痛多有反感,觉得我们胜利了怎么反倒日子更难过。

其实20多年后看来,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法回避的:波兰的和平变革以圆桌会议协议的政治和解精神为基础,民主政府如果违背承诺去搞政治报复,岂不成了以暴易暴?而休克疗法尽管并非经济转轨的万应灵药,但是在1989年经济崩溃的特定形势下要想无代价地转轨,甚至无代价地稳定经济,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后来公认波兰的经济转轨在东欧还是阵痛最短代价最小的。

而“回避经济转轨,热衷政治报复”恰恰是这种过渡时期的大忌,但它却易于在这个敏感时期煽动民粹情绪。尤其是,如果社会真的因此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不满经济阵痛而加强政治清算,政治不稳又拖延经济转轨,导致阵痛延长、痛苦加剧,这反过来又导致更激进的政治清算——如果这样,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的改革就有彻底失败、甚至陷入深渊的危险。

波兰当时的各派政治家其实都是认识到这一点的,瓦文萨也不例外,他后来如愿当上总统并迫使马佐维耶茨基总理辞职、由“自己人”组阁,但他实际上并未改变马佐维耶茨基的政治经济政策。第一次波兰团派执政时期4年换了四届政府,政治和解和经济转轨的基本政策都保持了稳定。我们是从文献上了解这段经历的,但是希望听到当事人自己的回答。

金雁在华沙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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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波兰政治巨变完成后,有否存在着一个“重造权威”的过程?因为民主程序的松散性和不确定性以及非效率因素,什么事情都得慢慢来。而巨变后的国家问题成堆,根本等不起,如果议会掣肘这无疑加重经济转型的难度。因此有人说,这时需要一个快刀斩乱麻铁腕人物,这样对恢复秩序是有益的。如此一来会不会造成一些个人的膨胀,而突破刚刚建立起来脆弱的民主制度。

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都会面临着从政治浪漫主义回到地面的失落过程,同时也是民粹主义滋生的过程,摧毁极*权的行为如何才能不变成扼杀民主的过程,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都收获了与其初衷的理想主义不同的东西,最后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波兰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换句话说,如何看待瓦文萨个人的作用,他能够脱颖而出成为领军人物说明他具有个人魅力。瓦文萨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时的资源向他身上集中,而在反对派运动中的确也需要有象征性符号,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导致瓦文萨的自我膨胀,混淆了自身的能力和团结工会的奋斗历程,而导致形成新的专制。

1983年,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

答:团*结*工*会的历史不是瓦文萨个人的革命。如果魅力是指个人风格、能力天赋,和遵循民主政治章程并不矛盾,依靠卡里斯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后共*产*主*义的民主会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包围:它们分别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如何克服的确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都会面临着从政治钟摆回到地面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过程。民主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在充满矛盾的社会中,我们从来也没有把它过于理想化。要避免民粹主义呼唤铁腕,防止个人专权,建立制度性的东西是关键。

的确当我们面临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时,民粹主义很容易抓住人心,以轻易的许诺和简单的口号蛊惑人心。好在波兰还有明白人,我们在反对派的时候就告诫自己“不要和对手相似”,不使用强制性的力量解决问题。

我们依靠各种力量,提醒瓦文萨不要步入布尔什维克的车辙,不要成为一个“使用斧头”的总统,不要成为专横跋扈的权威,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要有时刻的警惕性,总统并不仅仅是统治,赋予权力就是要承担责任,权力必须是有节制的,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

乌:对执政后的瓦文萨是有争议的。现在波兰有很多人在批评瓦文萨,说他如何专断、如何不行,我们既要看到个人的局限性也要考虑当时的具体环境,虽然我本人与他在90年的时候与他有过很大的分歧,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所谓“顶层战争”的冲突,曾经喧闹一时。瓦文萨在KOR的知识分子面前有自卑和敏感的一面,今天回顾,我并不认为自己与瓦文萨有什么实质性的思想分歧,不会为了个人恩怨去拆团*结*工*会的台。

但是要承认瓦文萨的政治手腕了得,只要政治需要,他可以说翻脸就翻脸,同时他又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坐下执政老一套”的本事,这是我们这些公民委员会里凭理念问政的书生(乌耶次、里廷斯基都曾经当过一线工人,但仍然以知识分子自诩)做不到的。应当承认当时他在担任总统以后还是明智的。在当时各种储备不足的状况下,瓦文萨发挥的作用不能小觑,波兰的政治转型需要推出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当然瓦文萨也有他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膨胀感”,其实就具体问题而言,我们都与瓦文萨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个强悍的总统并不是说他就可以凌驾在一切之上。比如米奇尼克的《选举日报》因为批评瓦文萨被剥夺使用团*结*工*会的标志。好在我们已经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系统,即便有人贪权恋栈,也不会走得很远。而且执政后的团*结*工*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问:瓦文萨的天主教信徒身份造成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乌:当然是以正面居多。天主教会对于在民族生存、保护民族价值问题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估计不足,在极权社会,教*会是人们可以逃避的最后一道屏障。他们认同理性,认同非暴力,他们从中穿线搭桥、协调各方面的立场促成谈判,充当了“斡旋者”的角色。教皇保罗二世对波兰有一种超越左右的感召力,他的道德压力的气场一直就压过波共,1979年、1983年、1987年的三次访波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教皇保罗二世在波兰人心中地位很高

保罗二世是个有思想的教皇,他手中并无一兵一卒,但是胜似千军万马,可以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这后一项统一工人党无法望其项背。他总是以最简单朴实的道理告诉人们,你们所争取的权利本来就属于你们。与教皇的精神感召相比,统一工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已明显的苍白无力。

波兰的天主教也曾经不认同教皇的主张,但事实证明教皇是正确的。大多数波兰人对选举寄于很大的希望,当时波兰只有团*结*工*会,几乎没有其他的派别,这也是与乌克兰不同之处。而统一工人党的宣传没有人听,这样事情就比较简单,人们要团*结*工*会不要政府。如果要说有负面影响的话,瓦文萨反对堕胎等主张会丧失一部分支持率。

里:1989年2月6日召开了一共57名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其中团结工会的代表24人,占35%,我们就经济社会、工会多元化和政治改革问题分三个小组进行了大约2个月的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会后雅鲁泽尔斯基与瓦文萨见面,这是至1981年军管后两人的第一次会晤。

“山与山不会面,人与人常相逢”

当时反对圆桌会议的人是极少数,不像现在反对圆桌会议的人反而多起来了,如果现在选举可能比当年难多了。一句话概括,我们有效的手段就是团*结*工*会以及我们使用的谈判手段,那时的关键词是:妥协、谅解、共同面对。

问:2007年的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和图斯克(2007年当选的波兰的总理,现在的欧盟理事会主席)当时是什么态度?

乌:科莫罗夫斯基就一直反对圆桌会议,说政府只会欺骗我们。最近有人访问他,他说,只有选举才能说服我,我发现可以用选票解决问题时就不反对了,后来他成为马佐维耶夫政府很好的合作者。

圆桌会议这种条件可不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图斯克当年倾向于反对派,也属于反对派阵营,但是不参加团*结*工*会的活动,1985-86年是格但斯克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主办一个杂志叫《政治》,制定了一个经济自由化的纲领,也发表了很多经济自由主义的言论。

问:这两天我们在波兰已经听到不少人对圆桌会议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它过于软弱倾向无原则的妥协,很多必要的条件都没有提及。而我们认为圆桌会议的意义不能低估,它是波兰走向民主政治与政治和解的起始点,只有当政者愿意座下来沟通同意做出让步,团结工会愿意与之对话才能达成。

圆桌会议这种条件可不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的,尽管目前波兰对圆桌会议有不同的评价,但这仍然是令人羡慕的。雅鲁泽尔斯基与瓦文萨见面时说的那句话:“山与山不会面,人与人常相逢”叫人感动。

乌: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波共在选举之后也曾想取消选举,说我们自己执政,但是孤家寡人没有人支持他们,无奈之下只能服从选举的结果,波共的转变是被迫的。拉科夫斯基后来承认说:波共“是背着满满一袋石头向坡上走”,这袋石头“是过去几十年的错误”。这时的统一工人党还算审时度势和顺应历史潮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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