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蛰:广场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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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过去已近20年。时间站在胜利者一边,遮蔽和拖延的策略成功了。遗忘证明不义已经淡化乃至消失,而辩护却证明不义已转化为正义:罪错在受害者一方,加害者则受到了委曲和不公正的对待。或者双方各打五大板。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毕竟造成了20年的稳定和发展,因而是必要的。或者最温和的说法:功过相抵了。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家兑换银行,在那里功过可以互相冲账……这些貌似公允的论调不但出自第三方,甚至出自曾经是受害者的一方,这其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心理转化过程?……在盛世导演的大片中,在匆匆擦去血迹的杀戳现场布置庆典,这一画面成为历史与现实的隐喻,正如吴宓教授诗中所言:“战是和平暴是仁”。这一隐喻揭示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真相。其实,事情的本质一直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人们对事情的想象:关于人民、革命、解放……“六四”颠覆的并不是这些事情,而是关于这些事情的想象。

在“六四”的喧声中,我们能辩识出一种声音,就是意识形态的声音,革命、制度和改革的调子都在其中回响,在广场上发出巨大的轰鸣。广场所有的形象重叠起来,形成历史与现实的镜象。它既是古老的皇权的象征,又是人民抗议的场所;既是权力的空间,也是造反的空间;象征造反的纪念碑与象征权力的天安门遥遥相对,形成共和国颇为矛盾的隐喻。“从来没有救世主”与“他是人民大救星”同时响起。而毛在这里分裂为二,从天安门城楼上凝视着纪念碑方向自己的遗体。这一分裂在文革中达到了顶点:毛究竟是最大的造反派还是最大的当权派?在这里,他作为最大的当权派检阅过秩序井然的游行队伍,也作为最大的造反派在狂热的人群中倾听自己的回声。这一矛盾撕裂了共和国,使它在恶梦中辗转。天安门广场就象征着这一困局,历史造就的困局。

所有的声音都在这一引力场中被扭曲。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推理,而是联想或比附。共和国的制度并非建立在制度的合法性之上,而是建立在革命的正当性之上,因而是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一制度合法性的标志,其诉求是真理与公义(而制度本身追求的则是规范与功利)。革命之制度就是将革命之意识形态转换成新规范,并在表达新的利益诉求的同时进行掩盖。

“六四”期间,学生们在广场上树立起“民主女神”像,这一象征除了引起有关自由女神的联想(美国与法国革命),还有党的“最低纲领”,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三一八”、“一二九”和抗战胜利后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人权的学生运动,封建专制是这一时期的革命对象。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都被安上这一罪名,它们压迫、不义并且反动无能。

当毛发动文革批资批修时,他依据的则是党的最高纲领。在那场著名的“四五”事件中,一张贴在纪念碑上的传单写道:“秦皇封建专制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发现,无产阶级领袖其实是封建帝王,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封建专制,最高纲领破产了。

党在革命时期、毛在文革时期鼓吹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成了一把双刃剑。当矛头指向自己,群众运动就成了“反革命”,“造反有理”就变成了“镇压有理”。不过,党对“人民”这一意象还是有所忌惮。如此规模的运动是不能归结为“一小撮”的。“四五”虽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毛、华和“四人帮”都没有考虑动枪,奉命镇压的少数军队甚至拒绝领取棍棒,因为这有损“人民军队”的形象。再则,除“少数阶级敌人”,大部分“群众”是“不明真相”的。而群众表达的则不过是对一死一活两个“走资派”的声援。人民头一次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说的却是党的话。作为民意,“四五”运动因帮助邓上台获得了“平反”,群众运动的正当性又一次获得了肯定。

党的最高纲领破产后,党内外改革派人士在改革的旗帜下复活了最低纲领,既反封建和争民主。所谓“补课”说,所谓“反封建不彻底”说、“民主革命未完成”说,其混淆了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区别。历史地看,极权主义的对立面并非民主,而是专制。极权主义的前身即民主之一翼,它以反封建为号召推翻了专制制度。

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上层的正统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中国的专制主义多是出自底层的造反者,但他们建政后承袭正统的体制和思想,消除了与前朝的矛盾。而政教分离则抑制了权力的残暴,维持了社会的运转和延续性。是谓“马下治天下”。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是反体制的边缘思想,即被统治者造反的思想。它将这一思想作为建政后的意识形态基础,颠覆了文明的建制和准则。政教合一全能政府,消灭了社会,大肆清洗前政权人员,消灭财产制度,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和洗脑,推行严酷的阶级斗争,是谓“马上治天下”。

从历史上看,如果说专制主义是通往宪政或民主的一条可能的道路,那么极权主义哪儿也不去,如果要非得说它去哪儿,它只通向“后极权”。这种想象主导了当时党内外人士的思想,从批“黄色文明”到“政经体制改革”,就是在这种有些偏颇的想象下进行的。

当我们听到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场外的士兵一起唱道:“……向着法西斯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等等,不禁感慨万分。

也许,当时的人们是想从失道失效的革命制度向真正的制度转型。道义与功利是当时改革的双重目标,即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 这也是重建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目标。

但是极权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无法转换成真正制度的法理基础。当革命的意识形态被转换成新规范,试图表达统治者的新诉求和掩盖对被统治者的新压迫时,也混淆了二者的界限,由此造成了各方面的误读。

从“造反有理”这一口号只能转换成“镇压有理”,而暴力则一以贯之。这个“理”,就是道理和义理。所谓“师出有名”,就是暴力必须以义理为依托。中共不但消灭了传统的义理(道德),也取消了传自西方的法理(制度),而代之以革命的道理,假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问题的实质是,暴力才是其道理最后的论据和根据,这一点不容置疑,却容易被忽略。但无论如何,人民是义理的来源,亦成为统治暴力的依托,所以也算是“师出有名”。以往,当它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进行镇压的时候,被人们怀疑的不是义理本身,而对义理的背叛。直到“六四”以前,这种想象无形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当学生们在纪念碑前请愿,他们的行为是纪念碑基座上那些浮雕场景的延续。这些场景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础,也为请愿者们提供了想象,他们的义理来自被灌输的历史,他们的法理则来自悬在空中的共和国宪法。不仅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就连党内高层人士也有这种错觉。于是,当广场乃至整个北京城以绝对的数量和巨大的场面宣示着无可质疑的“民意”的时候,全国都被震动了。但是,那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相信物质的力量。对他们而言,所谓人民,所谓义理不过是幻觉,它们被编造出来不过是为了进行造反或进行统治的工具。马基雅维利说过:“武装的先知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失败了”,起决定作用的是暴力。恐惧和仇恨占了上风,坦克和和机枪驱散了人群,将“民意”淹没在血泊中。

当人们认为军队不会开枪的时候,当开枪时认为是橡皮子弹的时候,人们还被某种一厢情愿的幻觉所主使。直到图穷匕见的一刻,人们被眼前的景像惊得目瞪口呆。在这一刻,世界一下子退回到蛮荒时代,“人民”的幻影在坦克面前消散了。似乎是为了彻底羞辱“人民”,军队的车上贴着“向首都人民致敬”的标语,人们被强迫慰问军队,在大规模搜捕的同时,各单位开始了清查,“人民”被还原为体制内一个个被规范被惩戒的个体。有关“人民”的想象破灭了,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想象也随之颠覆。

首先是革命的合法性,关于反抗暴政、人民革命、群众动天然合理的想象。事件使任何“反动专制政府”的镇压黯然失色,革命失去意义。

然后是制度的合法性,有关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想象和对宪法的想象。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暴露出来,人民共和国的神话破灭。

再就是改革的合法性。改革宣示的目标是双重的,即要效率,又要公义。即要经济改革,又要政治改革。要把权力的基础非制度形态转变到制度上来。

如果说此前暴力的行使以“合法性”即以“正义”为依据,那么此次事件就颠覆了有关合法性的所有想象。随着合法性的消失,整个义理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也不复存在。自此,权力之依托从合法性专向有效性(去意识形态化):暴力之有效性和利益之有效性。改革之道义(政治)目标被取消,党也从意识形态集团转为利益集团。除了以有效性偷换合法性,除了把有效性等同于合法性,还要对“六四”进行遮蔽,因为实事真相毕竟胜于所有的诡辩。

但日子还得过。在无奈之中,在发展带来的利益的驱使下,官意和民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主宰了社会,知识分子在为权力辩护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当价值观念遭到颠覆,中国成为典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贪腐造假盛行,成为生活的常态,并且愈演愈烈。抗议声又起,但这时已不是在广场,而是在广大的农村。这些“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为了回避价值和义理判断,权力倾向于给出功能主义的解释,并在实际过程中进行技术性操作。把义理降低为政治,把政治降低为行政,把行政降低为技术……被剥夺之底层被称为“弱势群体”,抗议或请愿被称作“群体性事件”,施暴对象被称为“相对人”,并要求施暴者不带感情地进入“忘我的状态”。这种伪心理学的描述把人当作无知觉的机器,勾销了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掩盖了暴力的本质。而这一源自造反的暴力迷信和敌对意识深埋在基因里,至死方休。

但合法性仍是必要的。为重建合法性,开始拼凑象征性资源的各种碎片,从马克思主义到儒家学说再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些资源不但互相冲突,也与现实相冲突。对左派而言,它背叛了马列主义,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反民族主义者;对儒家而言,它曾是儒家道统和内在性的剿灭者。

它表面上继承的是中华帝国之“天下观”及“外儒内法”的传统,但骨子里继承的是底层造反和反文化的世界观。在焚书坑儒之后,粗鄙化的儒家符号作为“软实力”通过奥运开幕式、暴力大片与孔子学院向世界传播,西方列强心领神会: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它们的专利。百年来,它们在中国孜孜以求的决不是一个有道政府,而是一个有效政府。通过这一方式,它们可以把自身的经济及道义危机转嫁出去,坐收其利而不必面对来自自身社会的遣责。而一个无效政府造成的后果让它们不寒而栗。如果没有列强(尤其是美国)的支撑,它也会沦为无效政府,“六四”之后的相互求助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互相需要和建立在巨大落差上的“优势互补”造就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繁荣,西方的道义建立在中国不义的基础上。“中美国”这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怪胎诞生了。循着不扩张就灭亡的资本规律,跨国资本与中国官僚共舞,演出了一场疯狂追逐GDP的好莱坞大片,超速、超载……以无约束之手段掠夺中国的自然、社会与人力资源,造成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破坏。坏账与债务被切割并被推至未来,及至礼崩乐坏,道德沦丧……这一切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们聚积着,隐隐浮现,压力指标正迅速膨胀……于是就有了“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不要以为一旦执政就永远执政”等等的焦虑。但“可持续”不单是经济或“技术”问题,它也是制度和义理的问题,一句话,它不但是“有效性”的问题,也是“合法性”的问题。

“六四”过去已近20年。它像一个巨大的伤口,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又像记忆中的一片空白,因其空白而愈显刺目。如今,天安门广场已经是游人如织,就在人们脚下,有过血与火的痕迹。黑格尔说,历史的教训就是,历史不会给人以任何教训。中国古老的智慧,盛衰兴替的历史循环论失效了吗?起码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反证。人生苦短,但历史尚未终结,也不会终结。

写于“六四”20年前夕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期 200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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