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调查敲响警钟
自华国锋执政时期确定的“一胎化”国策，强制推行二十年了，现在已明显看出这项政策所造成全方位的灾难性后果，据路透社转引八月二日上海《文汇报》的报导，大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可能在二十世纪结束前后出现七千万人的王老五。现时的出生记录，全国男女的比数：男一一四与女一OO之比。
据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男性占人口总数五一·四五％，女性占四八·五五％，男子比女多出三千六百八十万，其中二十一至四十九岁的男子是同级别女子的十五倍。以地区而论，山西宁武县二十至三十五岁男女青年是一五O与一OO之比，湖南省男性比女性多出二百五十万，九岁的男童比同龄的女孩多了四十六万人。
八月十五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专论，一开头说：“中国自由市场未婚女子人数不足，已令数百万中国男人焦虑不安，多少改变了女性在这个重男轻女社会里的价值与地位。”它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像中共自七十年代末开始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中国父母不惜出一切代价求得一子，使数百万女婴还未长成即短命夭折，有的是在出生前由父母亲手杀害，而超声波检查成了杀戮女孩的帮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十二亿总人口中，大约二亿零五百万人是十五岁以上的单身男女，比数是男三女二。而三十岁以上的单身男女，他们的比数是十比一。
上引数字，给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凸显共产党专制统治又添了一条给中华民族制造万劫不复的灾祸。因为它是全国性的，损害到每个家庭；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比例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令人非常诧异的是：大陆竟没有一家报刊把上述“浩劫”与党中央的计划生育联系起来，连《文汇报》引用人口普查材料也没能指责一胎化的人为因素。当你明白中共历来封杀言论出版自由的严酷，而一胎化又是万万碰不得的禁区，我们就不能责备《文汇报》了。
一胎化政策的由来
中共狂热地推行一胎化政策，据说是中国人口过分膨胀，使国民生产总值被太多的人口消耗掉，这样才形成贫穷、落后和不值得骄傲的人口占世界第一云云。
中共的文宣部门，把引发人口膨胀的原因，归结到当初不该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他五十年代便提出人口太多的问题，毛泽东批判马的观点是中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之毒，少不了又给两“马”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全国批斗马寅初并把他撤职。毛本人是提倡生育自由。他还有一句“人多好办事”的最高指示，对多子女的母亲，可获得“光荣妈妈”的称号。（若望按：其实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他不知道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男子牺牲惨重，形成女多男少的严重失衡，乃有奖励生育的政策。）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经济已至总崩溃边缘，制造了普遍贫穷、饥荒、落后的正是毛泽东。为着捍卫毛后时代的中共统治，便将导致贫穷落后的罪过推到人口众多上面，将人民的不满转移到“人人有份，人人有责”人口问题，而愚民们却信以为真了。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一胎化政策应运而生了。
基层一胎化见闻
我这里报告自己耳闻目睹的强制一胎化的事实：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我下放到上海县与松江交界处的永顺桥村，这一天村子里正是做早饭的时刻，一群民兵还有几个警察，包围了这个村庄，由公社社长和计划生育干部挨家挨户搜索育龄妇女，她们一面宣传说是打预防针的，一面像赶猪羊一般，押解到停在村外的两辆敞蓬车里，我远远看到其中有的妇女在挣扎，在呼唤。后来才知道，大蓬车开到区卫生所，一个一个进入里面，做绝育手术，才知道乡长是骗人的，由于这种手术并不像阉猪那么简单，乡间医生对这种手术又没学过，故好多妇女除了不孕症外，还得了说不出名堂的并发症，成为终身的病痛。于是两天之内关于押解妇女集体动手术的恐怖消息不胫而走，凡有上海城里瓜葛亲的，纷纷逃到上海去避难，就像当年跑日本鬼子似的。
县干部中有人对计划办（“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简称）下乡这么蛮干不以为然，向我诉说：县计划办还向上级报功，夸口说采用这个办法可保证做到无一漏网。
其实，漏网之鱼还是有的，除了新娘子尚未生育的不在此列，假如第一贻是女孩，第二次又怀孕，整个家族都会设法让这个不幸的媳妇躲躲藏藏，像捉迷藏那样，又像通缉犯，提心吊胆，生怕被妇联主任或计划干部发现，正所谓日坐愁城，“有喜”反而成了祸端，大陆给这帮受苦受难的孕妇称作“超生游击队”，因她们必须避实击虚，昼伏夜出之类的游击战术而取得胜利也。
苦苦熬过打游击的母亲，当怀抱亲生儿，胜利地回到家，不妨称作“块肉余生”（狄更斯小说的中译名），妇联主任和计划办不会轻饶你，臆想不到的惩罚就会降落到头上，通行的惩罚手段：砸破做父母亲的铁饭碗，开除他的公职，属于本人的住宅，则拆毁其房屋，（后面一条只是在农村实行，因城市房屋皆公房）这样的惩罚真正做到了倾家荡产。比惩罚地主还惨!
由捕捉超生游击队造成的家破人亡惨剧，几乎每个县都发生了。我记得常州夏墅镇一家两代单传，传到共产党统治岁月，怀孕的儿媳躲在娘家逃难，被区妇联和“计划办”干部押回镇上，丈夫磕头求饶，直至额头出血，声明妻子怀孕已有六、七月，求求你们高抬贵手，不要给我家断子绝孙……，妇女干部被培训成铁石心肠，还是将娘子强拉硬拽去人工流产了，流下来的偏偏是男婴，已具人形，孩子的父亲愤而服农药自杀，产妇痛不欲生也跟着自杀。这一连锁自杀惨案死了三人，果真做到了断子绝孙。
另一件惨案发生在山东沂水，一个妇女被迫堕胎，打下来的婴儿是男性，父亲愤而将计划办妇女干部打死，他本人判抢决，妻子以自杀表示抗议。一案连死四人。
那一阵自杀被杀的人间悲剧不绝于耳，报刊绝不公布，故至今不知在消灭活人的记录里究竟又减少了多少人口?
为了严格推行一胎化，国务院特设专门机构：计划生育委员会（由中央委员彭佩云女士任主任）以下各省、市、县、区，直至基层均有垂直领导的“计划生育办公室”，简称“计划办”，总计强制执行一胎化的专职干部，全国有四千多人（村一级不脱产的不计在内）。这样，华国锋去职，所有的好大喜功建设项目统统下马，唯有建造毛泽东纪念堂和严重侵犯天赋人权的一胎化，成为华国锋短命政权两项不朽的政绩!
毛思迪的贡献
大陆报刊没有一篇文章批评一胎化的。唯一揭露计划生育残暴的巨著，是美国一位汉学家毛思迪先生(Steven Mosher）亲自采访的纪实文学，中文译本名为《生死劫》，由汤本译、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世界日报》副刊连载。在国际上立即引起轰动。毛先生会说广东话和国语，前后十五次深入两广、河北、江西，他在广东顺德就实地考察了一年。
这里只能介绍一个片断：
夜里，我正在北京第四人民医院，只见两个警察带进一个年轻妇女，她没有身份证和任何证明，警察只是关照，她是从农村跑出来的，看来她马上就要生了。于是来了两位妇产科医生。其中一个医生忙着准备注满甲醛的注射器，针长五公分。当万医生接近孕妇的身体，产妇突然惊叫起来，这时婴儿脑袋从母体的产道刚刚冒出来。
“我不能。”万医生喃喃地说：“我无论如何下不了手。”像火烫了手一样，他扔下了针筒，向后退了一步。“如果你不做，我来!”殷医生咬牙切齿地对万医生吼道：“我绝不能让一个没用的农村崽子出生，党的政策不是开玩笑哇!”这时，听到了第一声呼唤的生命脱离了母体，手术台是他人生第一个舞台，也是他小生命终结之地。
殷医生立即用一只手按住婴儿的头，用另一只手把针头狠狠地刺入婴儿的天灵盖，婴儿发出反抗的呼叫，澄澈的毒汁注入婴儿的脑袋。起初是身子抽搐，然后猛烈蹬腿，很快哭声渐弱，溘然停止。
在一旁的万医生以颤抖的声音说：“那小东西在诅咒我们!”殷医生马上恢复了镇定，驳斥万医生道：“这是十足的迷信，这些农民都是畜生，他们只知道生呀，生呀，把我们拖到肮脏的贫穷中去!”
《生死劫》是根据作者亲身感受的经历撰写的一系列的人间悲剧。作者在书里愤怒地谴责：连男女生育的自由选择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最大的不人道!
当北京政府向联合国夸耀中国的计划生育如何延缓了人口的增长，应该获得巨额资助，美国政府当即给联合国人口委员会泼了一盆冷水。美国政府所以这么理直气壮，系根据各方面的证词，主要是毛思迪书中的现场实录。爱屋及乌，布希总统和参众两院还特地通过法案：给予遭受一胎化政治迫害的华人以政治庇护。正是反移民的声浪在美国甚嚣尘上的时节，柯林顿总统于今年八月四日又重申：“对声称返回中国大陆会因反对中共的堕胎政策而受惩罚的华人，继续给予庇护。”次日，国务院移民总局又发布同一内容的指令。
饮水思源，我们对首举义旗反对一胎化暴虐的先驱毛思迪先生，感激他所作的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无可奈何的自动调节法
人类强迫改变自然，自然返过来施以报复。
按照有关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在正常状态下，男女出生比率只是在一·二％上下浮动。只有世界大战或大范围发生的瘟疫，才会使男女比例失调。中共却创造了另一种特例，一个独裁政府运用其绝对权力，连续二十年用粗暴手段破坏这种天然的比率，竟到单身男女十与一之比。不出两代，中国的男光棍找不到配偶的人数相当于统一后德国的全部人口（七千万人）。于是发生了千奇百怪的自动调节机制，例如：近几年中离乡背井涌向大小城市的八千多万盲流中，有的人在外地作奸犯科，可见多少反映了其中男子汉患有性饥渴吧。
我还记得一九九O年的山东一家地方报纸，曾登载过某村三兄弟合娶一房新娘子的奇闻，报导的重点不提找对象难，而是强调结婚讲排场，农民娶不起，最后以鼓励新媳妇反抗这种轮奸作为结束语。
在所有的省市中，只有四川的男女比例接近常数。于是川妹子变的奇货可居，就便宜了人口贩子，诱拐川妹子远嫁浙江、江西、福建。其中一部分则结伴投奔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充实三陪女郎和流莺行列。这么一来，四川又变得女少男多了，原来，这里多出来的男子大都加入八千万人的盲流中去了。谢晋导演的电影《牧马人》，跟男主人公右派结婚的也是来自四川的姑娘。那时还没有中间商。
浙江人娶个川妹子起初开价一万元上下人民币，人口贩子得一半，另一半归女方父母。我了解到贩卖人口者是征得爷娘同意，即使川妹子本人不乐意，与拐骗幼女是有区别。据说，那里的地方官员悄悄地支持人口贩卖，还可从中渔利。
至一九八七年，浙江、江西娶川妹子的价格涨至五万元，竞争激烈，水涨船高，后来议价趋向复杂化，例如漂亮、年轻、高中生定价特高，这样的川妹子要价八万—十万元，这属于按质论价了。
男人娶不到对象的缺额，弥补的办法还有抢亲，据北京人民大学伦理学教授王威指出：“近年已发生多起农民进城绑架城市妇女与农村青年成亲的事件。报纸就登载过一名师大女生，在回乡度暑假期间，被邻村农民抢去做新娘的报导。”
“只生一个”的政策必然养成男孩的孤独、不合群性格，既无兄弟姐妹作伴，为父母者则把唯一的儿子捧若“上帝”，于是娇、骄、孤僻、固执、任性都反映到后一代人身上，中国人精神上和优生学上的缺陷，是没法补救的。势必造成种族的退化、劣化。
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即社会老龄化急剧上升，站在底层的青壮男劳力越来越少，他们必须抚养越来越多的老人，一胎化形成倒挂的金字塔形，这样的社会结构当然是老态的，也是病态的。
缓和人口失衡的当务之急
本文所述各点，其宗旨原是给北京当局敲响警钟。首先，要认识一胎化政策害人不浅，贻患无穷。解开这个结已 成务之急。解决的第一步其实很简单，即马上停止一胎化的施行，解散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下属机构。
不过我们要估计到，由于二十年来文宣的一边倒和错误理论的误导，已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几乎给计划生育戴上神圣的光环。（当初宣传学雷锋也是如此。）所以采取断然的组织措施之前，还须批判围绕人口问题的一些谬论。支持一胎化的谬论之一，就是把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挂钩，得出人越多国家越穷，资源被消耗光的结论。
造成贫穷、落后有多种原因，例如：中国的封建半封建制度，加上中共盲目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又发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使经济上长期停滞，排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战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战则国共两军打得不可开交，兵连祸结，连续半个世纪。自毛泽东，传至邓小平、江泽民，都是效法封建帝王的家天下，党天下，以致政治不开明，民气不得伸，如此种种，中国怎能不弱，人民怎能不穷，社会怎么不落后?
上述简略地回答导致贫穷、落后的总和里面，偏偏没有人口众多这个因素。实因贫穷、落后与战乱频仍，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全体工农和知识份子呀!
华国锋当政期间把民穷财尽归咎于人口太多，不仅是倒果为因的一种颠倒，而且是转移民怨的诡计。
那么，人口太多是否成为建设现代化的障碍?我们且以华人居住地早就走上现代化的香港、台湾为例。
这两处都没有发神经病似地强迫居民只许生一个，故那里的人口增长是听其自然。香港只有一千零六十平方公里，人口倒有六百万，人口密度世界第一，每平方公里为五千六百五十人。而香港由大英帝国辟为自由港。弹丸之地的小岛，建设成富甲天下，恰好与咫尺之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鲜明对照，以致那边向往自由的人甘冒生命危险泅渡到这个宝岛来。
台湾、澎湖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为两千一百万，一九七二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三百三十四人，二十年后五百八十三人。台湾是亚洲首富之区，那里的人均收入高达一万美元，外汇存底是世界第一，达八百三十亿美元。
上述的几个方面的横向对比，解答了人口增殖与建设现代化民主化并无必然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发达地区的人口自然增殖只会对建设现代化民主化有利无弊。
华国锋人口论的荒谬，错就错在孤立地绝对化地看待人口增长的问题。而且把推行一贻化，作为爱党爱国主义的一个内容，因为“爱国主义”最容易迷惑人，往往成为暴君和纳粹党卫队的常用的一根棍子。
本人郑重要求立即解散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堕胎，我们反对一胎化政策的重点，是反对强迫命令，用惩罚手段干涉自由生儿育女的权利。马寅初当初只是推广避孕方式，由男女自觉自愿接受“家庭计划”。他提出预防人口膨胀的建议末可厚非，如果把惩罚方式改为奖励，他的节制生育的计划，还是值得推广的!
（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北京之春》同年十月号转载，《传记文学》同年十二月号转载）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