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调查敲响警钟

自华国锋执政时期确定的“一胎化”国策,强制推行二十年了,现在已明显看出这项政策所造成全方位的灾难性后果,据路透社转引八月二日上海《文汇报》的报导,大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可能在二十世纪结束前后出现七千万人的王老五。现时的出生记录,全国男女的比数:男一一四与女一OO之比。

据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男性占人口总数五一·四五%,女性占四八·五五%,男子比女多出三千六百八十万,其中二十一至四十九岁的男子是同级别女子的十五倍。以地区而论,山西宁武县二十至三十五岁男女青年是一五O与一OO之比,湖南省男性比女性多出二百五十万,九岁的男童比同龄的女孩多了四十六万人。

八月十五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专论,一开头说:“中国自由市场未婚女子人数不足,已令数百万中国男人焦虑不安,多少改变了女性在这个重男轻女社会里的价值与地位。”它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像中共自七十年代末开始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中国父母不惜出一切代价求得一子,使数百万女婴还未长成即短命夭折,有的是在出生前由父母亲手杀害,而超声波检查成了杀戮女孩的帮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十二亿总人口中,大约二亿零五百万人是十五岁以上的单身男女,比数是男三女二。而三十岁以上的单身男女,他们的比数是十比一。

上引数字,给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凸显共产党专制统治又添了一条给中华民族制造万劫不复的灾祸。因为它是全国性的,损害到每个家庭;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比例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令人非常诧异的是:大陆竟没有一家报刊把上述“浩劫”与党中央的计划生育联系起来,连《文汇报》引用人口普查材料也没能指责一胎化的人为因素。当你明白中共历来封杀言论出版自由的严酷,而一胎化又是万万碰不得的禁区,我们就不能责备《文汇报》了。

一胎化政策的由来

中共狂热地推行一胎化政策,据说是中国人口过分膨胀,使国民生产总值被太多的人口消耗掉,这样才形成贫穷、落后和不值得骄傲的人口占世界第一云云。

中共的文宣部门,把引发人口膨胀的原因,归结到当初不该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他五十年代便提出人口太多的问题,毛泽东批判马的观点是中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之毒,少不了又给两“马”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全国批斗马寅初并把他撤职。毛本人是提倡生育自由。他还有一句“人多好办事”的最高指示,对多子女的母亲,可获得“光荣妈妈”的称号。(若望按:其实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他不知道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男子牺牲惨重,形成女多男少的严重失衡,乃有奖励生育的政策。)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经济已至总崩溃边缘,制造了普遍贫穷、饥荒、落后的正是毛泽东。为着捍卫毛后时代的中共统治,便将导致贫穷落后的罪过推到人口众多上面,将人民的不满转移到“人人有份,人人有责”人口问题,而愚民们却信以为真了。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一胎化政策应运而生了。

基层一胎化见闻

我这里报告自己耳闻目睹的强制一胎化的事实: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我下放到上海县与松江交界处的永顺桥村,这一天村子里正是做早饭的时刻,一群民兵还有几个警察,包围了这个村庄,由公社社长和计划生育干部挨家挨户搜索育龄妇女,她们一面宣传说是打预防针的,一面像赶猪羊一般,押解到停在村外的两辆敞蓬车里,我远远看到其中有的妇女在挣扎,在呼唤。后来才知道,大蓬车开到区卫生所,一个一个进入里面,做绝育手术,才知道乡长是骗人的,由于这种手术并不像阉猪那么简单,乡间医生对这种手术又没学过,故好多妇女除了不孕症外,还得了说不出名堂的并发症,成为终身的病痛。于是两天之内关于押解妇女集体动手术的恐怖消息不胫而走,凡有上海城里瓜葛亲的,纷纷逃到上海去避难,就像当年跑日本鬼子似的。

县干部中有人对计划办(“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简称)下乡这么蛮干不以为然,向我诉说:县计划办还向上级报功,夸口说采用这个办法可保证做到无一漏网。

其实,漏网之鱼还是有的,除了新娘子尚未生育的不在此列,假如第一贻是女孩,第二次又怀孕,整个家族都会设法让这个不幸的媳妇躲躲藏藏,像捉迷藏那样,又像通缉犯,提心吊胆,生怕被妇联主任或计划干部发现,正所谓日坐愁城,“有喜”反而成了祸端,大陆给这帮受苦受难的孕妇称作“超生游击队”,因她们必须避实击虚,昼伏夜出之类的游击战术而取得胜利也。

苦苦熬过打游击的母亲,当怀抱亲生儿,胜利地回到家,不妨称作“块肉余生”(狄更斯小说的中译名),妇联主任和计划办不会轻饶你,臆想不到的惩罚就会降落到头上,通行的惩罚手段:砸破做父母亲的铁饭碗,开除他的公职,属于本人的住宅,则拆毁其房屋,(后面一条只是在农村实行,因城市房屋皆公房)这样的惩罚真正做到了倾家荡产。比惩罚地主还惨!

由捕捉超生游击队造成的家破人亡惨剧,几乎每个县都发生了。我记得常州夏墅镇一家两代单传,传到共产党统治岁月,怀孕的儿媳躲在娘家逃难,被区妇联和“计划办”干部押回镇上,丈夫磕头求饶,直至额头出血,声明妻子怀孕已有六、七月,求求你们高抬贵手,不要给我家断子绝孙……,妇女干部被培训成铁石心肠,还是将娘子强拉硬拽去人工流产了,流下来的偏偏是男婴,已具人形,孩子的父亲愤而服农药自杀,产妇痛不欲生也跟着自杀。这一连锁自杀惨案死了三人,果真做到了断子绝孙。

另一件惨案发生在山东沂水,一个妇女被迫堕胎,打下来的婴儿是男性,父亲愤而将计划办妇女干部打死,他本人判抢决,妻子以自杀表示抗议。一案连死四人。

那一阵自杀被杀的人间悲剧不绝于耳,报刊绝不公布,故至今不知在消灭活人的记录里究竟又减少了多少人口?

为了严格推行一胎化,国务院特设专门机构:计划生育委员会(由中央委员彭佩云女士任主任)以下各省、市、县、区,直至基层均有垂直领导的“计划生育办公室”,简称“计划办”,总计强制执行一胎化的专职干部,全国有四千多人(村一级不脱产的不计在内)。这样,华国锋去职,所有的好大喜功建设项目统统下马,唯有建造毛泽东纪念堂和严重侵犯天赋人权的一胎化,成为华国锋短命政权两项不朽的政绩!

毛思迪的贡献

大陆报刊没有一篇文章批评一胎化的。唯一揭露计划生育残暴的巨著,是美国一位汉学家毛思迪先生(Steven Mosher)亲自采访的纪实文学,中文译本名为《生死劫》,由汤本译、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世界日报》副刊连载。在国际上立即引起轰动。毛先生会说广东话和国语,前后十五次深入两广、河北、江西,他在广东顺德就实地考察了一年。

这里只能介绍一个片断:

夜里,我正在北京第四人民医院,只见两个警察带进一个年轻妇女,她没有身份证和任何证明,警察只是关照,她是从农村跑出来的,看来她马上就要生了。于是来了两位妇产科医生。其中一个医生忙着准备注满甲醛的注射器,针长五公分。当万医生接近孕妇的身体,产妇突然惊叫起来,这时婴儿脑袋从母体的产道刚刚冒出来。

“我不能。”万医生喃喃地说:“我无论如何下不了手。”像火烫了手一样,他扔下了针筒,向后退了一步。“如果你不做,我来!”殷医生咬牙切齿地对万医生吼道:“我绝不能让一个没用的农村崽子出生,党的政策不是开玩笑哇!”这时,听到了第一声呼唤的生命脱离了母体,手术台是他人生第一个舞台,也是他小生命终结之地。

殷医生立即用一只手按住婴儿的头,用另一只手把针头狠狠地刺入婴儿的天灵盖,婴儿发出反抗的呼叫,澄澈的毒汁注入婴儿的脑袋。起初是身子抽搐,然后猛烈蹬腿,很快哭声渐弱,溘然停止。

在一旁的万医生以颤抖的声音说:“那小东西在诅咒我们!”殷医生马上恢复了镇定,驳斥万医生道:“这是十足的迷信,这些农民都是畜生,他们只知道生呀,生呀,把我们拖到肮脏的贫穷中去!”

《生死劫》是根据作者亲身感受的经历撰写的一系列的人间悲剧。作者在书里愤怒地谴责:连男女生育的自由选择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最大的不人道!

当北京政府向联合国夸耀中国的计划生育如何延缓了人口的增长,应该获得巨额资助,美国政府当即给联合国人口委员会泼了一盆冷水。美国政府所以这么理直气壮,系根据各方面的证词,主要是毛思迪书中的现场实录。爱屋及乌,布希总统和参众两院还特地通过法案:给予遭受一胎化政治迫害的华人以政治庇护。正是反移民的声浪在美国甚嚣尘上的时节,柯林顿总统于今年八月四日又重申:“对声称返回中国大陆会因反对中共的堕胎政策而受惩罚的华人,继续给予庇护。”次日,国务院移民总局又发布同一内容的指令。

饮水思源,我们对首举义旗反对一胎化暴虐的先驱毛思迪先生,感激他所作的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无可奈何的自动调节法

人类强迫改变自然,自然返过来施以报复。

按照有关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在正常状态下,男女出生比率只是在一·二%上下浮动。只有世界大战或大范围发生的瘟疫,才会使男女比例失调。中共却创造了另一种特例,一个独裁政府运用其绝对权力,连续二十年用粗暴手段破坏这种天然的比率,竟到单身男女十与一之比。不出两代,中国的男光棍找不到配偶的人数相当于统一后德国的全部人口(七千万人)。于是发生了千奇百怪的自动调节机制,例如:近几年中离乡背井涌向大小城市的八千多万盲流中,有的人在外地作奸犯科,可见多少反映了其中男子汉患有性饥渴吧。

我还记得一九九O年的山东一家地方报纸,曾登载过某村三兄弟合娶一房新娘子的奇闻,报导的重点不提找对象难,而是强调结婚讲排场,农民娶不起,最后以鼓励新媳妇反抗这种轮奸作为结束语。

在所有的省市中,只有四川的男女比例接近常数。于是川妹子变的奇货可居,就便宜了人口贩子,诱拐川妹子远嫁浙江、江西、福建。其中一部分则结伴投奔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充实三陪女郎和流莺行列。这么一来,四川又变得女少男多了,原来,这里多出来的男子大都加入八千万人的盲流中去了。谢晋导演的电影《牧马人》,跟男主人公右派结婚的也是来自四川的姑娘。那时还没有中间商。

浙江人娶个川妹子起初开价一万元上下人民币,人口贩子得一半,另一半归女方父母。我了解到贩卖人口者是征得爷娘同意,即使川妹子本人不乐意,与拐骗幼女是有区别。据说,那里的地方官员悄悄地支持人口贩卖,还可从中渔利。

至一九八七年,浙江、江西娶川妹子的价格涨至五万元,竞争激烈,水涨船高,后来议价趋向复杂化,例如漂亮、年轻、高中生定价特高,这样的川妹子要价八万—十万元,这属于按质论价了。

男人娶不到对象的缺额,弥补的办法还有抢亲,据北京人民大学伦理学教授王威指出:“近年已发生多起农民进城绑架城市妇女与农村青年成亲的事件。报纸就登载过一名师大女生,在回乡度暑假期间,被邻村农民抢去做新娘的报导。”

“只生一个”的政策必然养成男孩的孤独、不合群性格,既无兄弟姐妹作伴,为父母者则把唯一的儿子捧若“上帝”,于是娇、骄、孤僻、固执、任性都反映到后一代人身上,中国人精神上和优生学上的缺陷,是没法补救的。势必造成种族的退化、劣化。

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即社会老龄化急剧上升,站在底层的青壮男劳力越来越少,他们必须抚养越来越多的老人,一胎化形成倒挂的金字塔形,这样的社会结构当然是老态的,也是病态的。

缓和人口失衡的当务之急

本文所述各点,其宗旨原是给北京当局敲响警钟。首先,要认识一胎化政策害人不浅,贻患无穷。解开这个结已 成务之急。解决的第一步其实很简单,即马上停止一胎化的施行,解散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下属机构。

不过我们要估计到,由于二十年来文宣的一边倒和错误理论的误导,已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几乎给计划生育戴上神圣的光环。(当初宣传学雷锋也是如此。)所以采取断然的组织措施之前,还须批判围绕人口问题的一些谬论。支持一胎化的谬论之一,就是把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挂钩,得出人越多国家越穷,资源被消耗光的结论。

造成贫穷、落后有多种原因,例如:中国的封建半封建制度,加上中共盲目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又发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使经济上长期停滞,排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战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战则国共两军打得不可开交,兵连祸结,连续半个世纪。自毛泽东,传至邓小平、江泽民,都是效法封建帝王的家天下,党天下,以致政治不开明,民气不得伸,如此种种,中国怎能不弱,人民怎能不穷,社会怎么不落后?

上述简略地回答导致贫穷、落后的总和里面,偏偏没有人口众多这个因素。实因贫穷、落后与战乱频仍,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全体工农和知识份子呀!

华国锋当政期间把民穷财尽归咎于人口太多,不仅是倒果为因的一种颠倒,而且是转移民怨的诡计。

那么,人口太多是否成为建设现代化的障碍?我们且以华人居住地早就走上现代化的香港、台湾为例。

这两处都没有发神经病似地强迫居民只许生一个,故那里的人口增长是听其自然。香港只有一千零六十平方公里,人口倒有六百万,人口密度世界第一,每平方公里为五千六百五十人。而香港由大英帝国辟为自由港。弹丸之地的小岛,建设成富甲天下,恰好与咫尺之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鲜明对照,以致那边向往自由的人甘冒生命危险泅渡到这个宝岛来。

台湾、澎湖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为两千一百万,一九七二年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三百三十四人,二十年后五百八十三人。台湾是亚洲首富之区,那里的人均收入高达一万美元,外汇存底是世界第一,达八百三十亿美元。

上述的几个方面的横向对比,解答了人口增殖与建设现代化民主化并无必然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发达地区的人口自然增殖只会对建设现代化民主化有利无弊。

华国锋人口论的荒谬,错就错在孤立地绝对化地看待人口增长的问题。而且把推行一贻化,作为爱党爱国主义的一个内容,因为“爱国主义”最容易迷惑人,往往成为暴君和纳粹党卫队的常用的一根棍子。

本人郑重要求立即解散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堕胎,我们反对一胎化政策的重点,是反对强迫命令,用惩罚手段干涉自由生儿育女的权利。马寅初当初只是推广避孕方式,由男女自觉自愿接受“家庭计划”。他提出预防人口膨胀的建议末可厚非,如果把惩罚方式改为奖励,他的节制生育的计划,还是值得推广的!

(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北京之春》同年十月号转载,《传记文学》同年十二月号转载)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