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以前,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高烧。胡思乱想,胡吹乱干。例如:1月2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月、8年设想的汇报提纲》。《提纲》〉指出,“提前5年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5年实现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纲要。”今后8年,“基本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3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会上提出:“如果给我们40年时间的话,那时候……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1 吨钢,平均每人有2000斤至3000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将提高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这位伟大的领袖竟然不懂简易的算术。从1960年再过40年是2000年,假如中国在20 世纪末年产13 亿吨钢,年产13 亿—19.5 亿吨粮食,中国有那样多的水和肥料吗?全世界有那样多的原料能源和销路吗?1960年3月-5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两次各省市文教书社会议。会议号召,要在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各方面批判修正主义,挖18 世纪19 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破大立,建立起我国自己的一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体系。如果要挖17 、18 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那就要彻底否定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优良传统,连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都要否定了。如果各国都要各自建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那就没有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发展的规律了。1960年7月,毛泽东对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泽群……今冬要动员7000 万人来干。今年可能搞到2200 万吨,后年达到3800 万吨。第二个10年可能搞到11 亿吨。”

1960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才发现情况并不美妙。196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这个文件才承认“1960年以来,全国经济发生了困难,一是工业生产下降:第二季度,在2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 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其中11 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水平;二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7月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157 个,小型项目51000 个,造成原料、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运输紧张;三是农业方面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收成有比去年减产的可能。”

这样遮遮掩掩,修修补补地拖了两个多月,11月3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封信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12条,主要是:(1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 )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5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 )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 的社员增加收入。(10 )恢复农村集市。

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文件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十二条”指示信和纠正“五风”的指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责任推给下面,尤其是推给公社以下的基层干部,并且要求开展“整风整社”来解决这些由中共中央特别是由毛泽东个人所造成的大饥荒的严重问题。

11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三届一次党代表大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新指示。会后,陕西省委决定派出以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谢怀德为团长,以我为秘书长的工作团,到长安县郭社公社进行农村整风整社试点。随时将试点经验通报全省,推动全省的整风整社运动。

这次整风整社,同“反右倾”中的整风整社不同,那一次是逆反民心,用专政手段打击那些具有求实精神,抵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错误政策和荒谬做法的干部和民众。因此,民众很难发动,也不敢讲真话。这一次是纠正农民深受其害以至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五风”,农民热烈欢迎,而且群情激愤。可是,基层干部却遭到无妄之灾。因为基层干部强迫农民饿着肚子进行无偿的,超负荷的无效劳动,以至没收农民财物,打人骂人,都是上级下达的高指标,高征购和穷过渡逼出来的,就是多吃多占、小偷小摸也是饥饿逼出来的。我们工作团当然要竭力维护上面的责任,多数农民不知道或者不去想或者不敢讲上面的责任,只是把一腔怒火发泄在基层干部身上,因此对多数干部有意见。我们只在每一个生产队和生产大队选择一两个民愤最大的生产队长或支部书记,交给民众批判斗争,而且时刻说服群众不要打人,不要虐待。

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河南信阳地委1960年底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信阳地委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60年12月12日写出报告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镇反不彻底,使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多年之久的阶级报复。”报告还讲到,信阳地区,除了遂平西平两县问题轻一点,其他各县,从县委县政府到公社领导机构已经全部烂掉。地委领导群众对这些县,社进行了夺权斗争,把县社领导人捆绑吊打,开除判刑,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要照此执行。张德生领导下的中共陕西省委,以温和稳健闻名,对信阳经验持怀疑态度,请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还不像以后那样“左”的丧失理性。他邀请了一批地委书记来共同商量,地委书记们都不赞成信阳的做法,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才决定:学习信阳经验持慎重态度。尽管如此,陕西省的整风整社运动也升温了,全省都在对所谓三类社、队开展对付敌人的夺权斗争。我们在整风整社的试点单位长安县也举行了千人、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了一批问题较多的社一级干部。只是没有像信阳地区那样捆绑吊打和逮捕判刑。可是,全国范围仿行信阳做法的省、区是不少的。这是毛泽东向已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即国民党党政骨干)推卸责任,并把一部分坚决执行他的错误路线的县、社、队干部当作敌人对待,打成“反革命分子”.

当时,全国死人最多的是“大跃进运动”最为狂热的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甘肃等省。当时中共中央通报的数字是,以上这些省死人都在百万以上。可是,根据从四川调到西藏的张国华说:四川省死人800 余万。全国饿死人的总数有多少?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讲过三年饿死人约2000 万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近2000 万人。后来,农业研究单位和有关专家根据人口调查估算约有三千余万人。当时到陕西讨饭逃荒的多是甘肃、河南、四川人。关中有许多青壮年以至中年农民,到四川、甘肃去“办人”即讨老婆。我带领的调查组,在长安,在杨凌都遇到过佩戴中学校徽的少女,拦路要求收留他们,做老婆或是当保姆,只要有一口饭吃都行。死人多,不仅是由于饥饿,而是饿着肚子还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丰产方,大办养猪场,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完不成劳动任务的,还要大反“右倾”,大反“懒汉懦夫”的世界观(毛泽东语)。饥饿、奴隶式劳动,加上精神上的摧残,才造成大量死人的现象。甘肃省有一位到北京告状的基层干部,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沿路乞讨,才走到北京的。

陕西省在大跃进中,虽然也是“五风”齐全,困难很大,但还不是重灾区。1961年,国务院还从陕西调拨粮食支援甘肃。有一段时间,周恩来通过分管西北地区的副总理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每月给北京发一个车皮富强粉(即精粉),用于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干部的生活补助。尽管如此,陕南的安康县,山阳县、镇安县和关中的凤翔等县也发生饿死人的事件,山阳、镇安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我们厅级以上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有特需供应,每月2斤猪肉,1斤油,2斤黄豆,2条纸烟,在机关可以吃饱。但是,在农村参加生产和整风整社,就必须同农民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每天上午9点下午3点吃两顿稀饭,少半是粮多半是菜。我们一到晚上,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下乡蹲点的干部几乎都得了浮肿病。关中地区的农民给公共食堂列出了10条罪状:1 、把眼熬咂了,就是说:农民不愿办食堂,干部就开半夜会、通宵会,说服和强迫农民办食堂。2 、把会开咂了,就是说:为了办食堂要开无数的会。3 、把批评埃咂了,就是说:办不起食堂,受到上级无数次的批评。4 、把脸伤咂了,就是说:上级批,农民骂,把干部的面子伤透了。5 、把上级哄咂了,就是欺骗上级。6 、把群众整咂了,就是说:对群众,又要批判,又要让大家饿着肚子,从事超负荷的劳动。7 、把树砍咂了,就是说:大炼钢铁要砍树,大办食堂也要砍树。8 、把锅打咂了,为了办公共食堂,把农民一家一户的锅都砸了。9 、把牲口草烧咂了,就是用喂牲口的草来做公共食堂的燃料。10 、把鬼日咂了。就是骗人和办坏事。咂,是关中古汉语,读如扎,就是到了极点的意思。(我不会写那个古汉字,用咂代替)。朱德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经用过关中农民对公共食堂这一套生动地描述,可见是有代表性的。

196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以后,6月19日发出“商业40条”和“手工业35条”;6月28日制订“文艺10条”,后来改为“文艺8条”;7月19日发出“科研14条”;8月15日发出“高教60条”;9月16日发出“工业70条”.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制定这些条例以前,进行调查研究,为他们提供材料和意见;在这些条例发出以后,逐级开会,加以落实,统称“落实政策”.

落实政策的工作,到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达到高潮。七千人大会,由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区、县级干部参加。毛泽东宣布:这次会议的开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所谓“白天出气”是以省为单位开会,让大家提意见;“晚上看戏”,是每天晚上都有文娱晚会;“两干一稀”,是每天吃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大家满意”,出气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满意,至于实际效果,那就是有的满意,有的未必满意了。

这次会议产生了新的矛盾,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分歧的激化,林彪进一步得到毛泽东的宠信。据说:在常务会议上,毛和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估计,他还要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天灾和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刘少奇拍着桌子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我们对人民是犯了罪的。”在刘少奇的逼迫下,毛泽东不得不在1月30日的讲话中,作了几句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还有,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彭德怀问题时说:“中共中央认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的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国际背景”所以不给彭德怀平反,这些话,也是毛泽东不爱听的。

到会人员,在讨论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对中央各部、各省、市委提出批评意见,也纷纷作了自我批评。唯独林彪作了一个为毛泽东推卸责任的、逆反会议精神的讲话。1月29日,林彪讲话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领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当七千人都在批评错误、检讨错误,毛泽东也不得不做几句检讨的时候,林彪却逆潮流而动,对毛泽东大加吹捧,把责任推给不尊重毛泽东的人们身上,这种众人皆批我独捧的做法,自然会受到毛泽东特别的欣赏。“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不仅是指“三自一包”,恐怕首先是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逼他做了毕生唯一一次检讨。不仅如此,这次大会后,中共中央还下发一个宣传提纲,其中包括对困难的估计,对中央工作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检讨,要求全国地师级以上干部,向所有单位宣讲,我的任务是向陕西咸阳地区机关干部和几个大学的师生宣讲。在“文革”中,按照中共中央宣传提纲奉命宣讲,也成为“反对三面红旗”的一条罪状。

困难出智慧,忧患出人才,各地农民为了渡过饥荒,自发的提出来实行生产自救的办法。例如:安徽、广西、河南、陕西、甘肃等省都出现了“责任田”、“自留地”、“借地”、“包产到户”、“大包干”、“分田单干”等种种形式,也出现了一批有识有胆、为民请命的基层干部和领导干部。例如:1962年8月2日,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能让向中共中央主席写了《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8月8日,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向毛泽东提出《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主张由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户包成本,超产全部归生产组;同时主张在生产组中把少量的、技术性强的作物和留种地,包给个别有经验的社员去负责管理。毛泽东批评“胡开明,胡开明,开明是开明,就是胡开明。”后来,在反“单干风”中撤销了胡开明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7月9日和11日,陈云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常委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干部杨伟名等《三个党员的万言书》。

“万言书”立意和执笔出自杨伟名一人之手。他是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的农民,是生产大队的会计。他写出的“万言书”,经过七一生产大队支部书记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振离讨论并联署,分别寄给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和省、地、县、社各级领导机关。

“万言书”的标题是《当前形势怀感》。杨伟名从当时中国大陆面临的“生产凋零”、“人民饥饿”、“农村经济濒于破产”的形势提出问题,认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在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时,杨伟名不像当时那些开明务实的领导人那样,仅仅从“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些近期的错误路线上去找原因,而是看得更远,从“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民主集中制”方面去找原因。他说:“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仅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时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性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我们过去所作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依据这种分析,杨伟名建议中共中央“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精神用于当前形势。”“退回去,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

在这个总的构想下,杨伟名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

一、对私人工商业采取“改造”和“节制”的不同政策。

对较大的工商业实行“改造”,“对一般中小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

二、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单干”.

这种单干,“土地虽分到户,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口、农具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这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

三、收缩计划经济范围,扩大非计划经济范围。

杨伟名主张:计划经济应只限于工业和商业,对于农业,除按照国家需要采取征购大包干以外,其余农产品的出售应采取“自由选购”和“自由出售”.粮、油、肉、蛋也可以自由交易。

“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应从积极方面把它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同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杨伟名没有搞过工业,自然不了解也没有提出计划经济在工业方面的弊病。

四、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杨伟名认为:民主与集中,不是一半民主,一半专制;也不是群众做一半主,干部做一半主;也不是民主和集中的混合与折衷。“就人民这一面来说,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不折不扣的民主。”而集中,亦不是集中领导者的意见,而是“高度民主集中体现出来的真正的民主。”

杨伟名的“万言书”,不仅在内容方面提出了当时中国大陆其他人没有提出的创见。在表述形式方面也显示了过人的才华。例如:他用“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来比喻局部现象可以反映全局的形势。他把“统购统销”比喻为“杀鸡取蛋”,把“自由贸易”比喻为“养鸡生蛋”.他用“解带松腰”来比喻放宽政策,他说:“一个人勒紧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如果三条、五条地把他全身都绑起来,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再者,缠在腰里的腰带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使人气喘。”他说:“目前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尽解,才能手脚灵便。”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形象生动地比喻啊!

杨伟名的“万言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不完善的。但在44年前那种严酷的年代,却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

杨伟名的“万言书”,在不同的政治气候受到不同的对待。

从1962年5月10日发出“万言书”到同年8月6日以前,各级领导机关都没有加以指责,不少人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赞赏和支持。例如:当年5月28日,原西安市市长刘庚向陕西省委转送“万言书”,并要求“省委研究处理”. 6月23日,陕西省咸阳专员王世俊赞赏“万言书”,要求咸阳行署复印若干份,发给行署各主管部门研究。6月间,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派他的秘书候永去户县找杨伟名等三人谈话,并把他们的《万言书》刊载在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上。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未加批评的在《宣传动态》上摘要发表。

1962年8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形势、阶级、矛盾”的著名讲话中,严厉的批判了杨伟名的《万言书》,说他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 资产阶级的纲领”.他还针对《万言书》讲到的“一叶知秋”驳斥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的希望。对这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毛泽东批判了杨伟名以后,原来对《万言书》持赞赏态度的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立即响应,批判杨伟名。代表陕西省委参加北戴河会议的陕西省长赵伯平保持沉默,因为他思想不通,会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两个副部长,会同咸阳行署一个副专员和户县县委书记找杨伟名三人谈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由于中共户县县委一再保护杨伟名,没有对他进行组织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局和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对杨伟名给予不同程度同情、肯定和保护的人,无一例外的受到批斗,杨伟名本人经过残酷斗争,以自杀维护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人格尊严。直到1979年4月才得到平反昭雪。

围绕着对“包产到户”等问题的争论,我体会到:没有民主,就不能保证人们讲真话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能防止和纠正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品质和作风。1962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扩大的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农村政策问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提出包产到户问题,陕西省委常务书记赵守一也提出:在一个省的范围试办包产到户的建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讲话中提出了赞成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自救形式的意见,并决定派西北局副秘书长陈煦到陕西关中一个县试办包产到户。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长李登瀛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并且认为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刘澜涛感到没有把握,就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打电话,了解安徽省大面积推广责任田的情况。李葆华讲到毛泽东不赞成推广“责任田”.刘澜涛就让西北局办公厅收回它的讲话,把他原来的意见改为“对于包产到户,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赞成。”1962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省长赵伯平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他提出问题说:包产到户到底是走回头路还是农民实行生产自救的方法?到底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由于西北局第一书记已经讲了不能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赵伯平的意见就不便正式提出了。省委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刘澜涛从兰州回来,找赵伯平去谈话说:“甘肃农村有五种组织形式: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二、自留地加借地;三、包产到组;四、包产到户;五、分田单干。这些形式都可以研究,在西北局会议上,有些同志把包产到户提高到理论上,说是两条道路斗争,是过分的,不适当的。省委的会议可以延长两天,让大家敞开议论,不要受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约束,也不要受西北局文件和西北局领导同志讲话的约束。”赵伯平在省委工作会议上传达了刘澜涛的谈话以后,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篇谈话,讲得多么好啊!既能充分尊重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多种多样的创造,又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甚至允许突破中共中央和中央局规定的框框。这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如果能够这样去做,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可是,富有政治经验的省委委员们不为所动,在两天的讨论中,赞成和反对“包产到户”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不断地向“左”转再“左”转。他讲过的好话,正确的话都不认账了,反而把“反单干风”反到其他人头上。我在共产党内又得到一次沉痛的教训。

2006年08月01日自由圣火(半月刊/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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