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06-25

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989年东欧剧变前夕,罗马尼亚警察局、内务部和情报局档案资料被最高机关授意下的便衣烧毁,这样既可以使过去的历史无据可查,又可以嫁祸上街示威的学生,给镇压制造借口。其他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大量销毁档案的现象。

东德民众从剧变一开始对保护档案就有一种自觉的意识。1990年1月示威民众占领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总部大楼,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们销毁档案,目前保存下来的告密档案大约有185公里档案柜长,大约1.55万麻包撕碎的档案,它们现在都存放在马格德堡,还有47公里长的胶卷,照片160万张。大量的卷宗详细的记录了告密的「线人」被招募、领取薪酬、跟踪、窃听、汇报的种种行径。

在东欧国家,如何对待前朝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保加利亚公布了内务部的档案,其中涉及了 400多名外交部的驻外人员,导致保加利亚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而苏联时期档案被称为「潘多拉的魔盒」,叶利钦时期开放了一段档案以后就又收紧了。

一些国家考虑到秘密警察的活动范围涉及人群广博,唯恐档案公布以后导致社会波动、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甚至销毁、封存档案,试图既往不咎。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此种行为主张清算。

2009年在「黑色星期六」罹难的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1981年曾因团结工会事件被秘密警察告密而关押,这段经历让他对秘密警察制度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惜在此问题上与主张「既往不咎」的瓦文萨分道扬镳。

他当选总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重新审查当年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发誓要清除前制度的残余,要求公务员、大学教师、媒体人员等公开声明当年是否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并促使议会通过《清查法》。此举涉及甚广,据说牵扯到70万余人,一时之间在东欧引起很大的震动。

德国在整理和使用斯塔西档案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不同于波兰的独特经验。

剧变以后,在东德遗留下来的档案基础上,于1991年成立了第一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起初它只有52名员工,现在已发展到1600人。委员会的第一批信息被用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对职员进行核查。1991年12月底《斯塔西档案法》开始实施,该法律至今已进行了七次修订。从1992年1月2日起,公民可以查看自己的卷宗。

斯塔西档案委员会的任务是将斯塔西的结构、任务和职能公之于众,从历史、政治、司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档案委员会通过公开提出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促进公众参与对集权主义及其结构的讨论和反思,从此开启了「正视历史」的过程,把斯塔西变成一个唤醒记忆的场所。

由于斯塔西侦听、跟踪、摄像和私拆信件档案严重地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这些档案文件与普通档案不同,是要依据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谨慎处理的,档案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而且要遵循《斯塔西档案法》中特别提出的规定。档案委员会总部在柏林,并在前东德的各区首府设有12个办事处,分别保存当地的档案。

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修正案,其中第33条a款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任职,修正案还对公务人员的核查规定进行了修正。

几年前我们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走访了德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专程去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参观和座谈。斯塔西档案馆馆长杨•罗兰德先生带我们参观这个曾经畸形发展的庞然大物。下面一些数字可以形象地描述斯塔西的性质:

斯塔西是东德最大的部委,甚至超过其他部级机关的总合,有的国家部委只有1栋大楼,而斯塔西却有多达49栋建筑物,约9万正式员工和19万的「线人」队伍(其中1万人是未成年人,2万在西德,甚至很多人原来就是纳粹法西斯人员)这两项相加约占总人口的2%。

它曾在国家的地位绝对是支配型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其他部委的工作都要为它让路。剧变前夕,有大量的档案已被销毁,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到机器发热报废以后,国安就发动人海战术,动用人力用手撕碎档案,当愤怒的人群冲进斯塔西大楼时,尚有1.55万麻包碎屑未被彻底销毁,而把这些碎屑拼合起来大约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在斯塔西展馆里有一种特殊机器叫「拆信机」, 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邮局里分拣出来的可疑信件进行拆封拍照,这种机器1小时可以拆300-500封信,一般来讲,出入境的信要全部拆开拍照,国内的信件受到怀疑的要拆开拍照,在机器作业的协助下,东德国安每天约要打开9万封信。

坦率地说,在来到斯塔西之前,我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毕竟已经看过斯塔西的母体——苏联的克格勃总部机关卢比扬卡,但是在参观完斯塔西后,我仍然感到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不寒而栗的心灵震撼,这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结构严谨、完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德国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务活动方面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看了斯塔西才深深的理解到,为什么说「专政机器是万能的」。

斯塔西橱窗里有三句话让我们这些参观者心领神会哑然失笑:第一句是「秘密警察是无所不知的」;第二句是「这些内容不能在电话里讲」;第三句是「看起来很稳定」。

“它是我们反思的宝贵财富”

以下是我们在与斯塔西档案馆管委会人员的座谈。

问: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安的拨款是多少,东德政权的最后一年国安费用占国家预算的多少?肩负有特殊使命的「线人」的分布状况是怎样的?

答:拨款数字至今不明,但是非常庞大,因为既然是秘密警察,很多经费来源都是用民用的名义来支出的、不公开的,总之秘密警察队伍的开支无疑是国民经济支出中很庞大的一项。线人的密集程度在各个领域有所不同,国防、军工、涉密单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线人分布比较密集。

问:当时「线人」的人数是多少?被监视对象的人数是多少?与30-40年的法西斯监控犹太人的行为相比,哪一个更厉害?

答:1989年时大约有占总人口1/95的线人,18.9万人,具有线人行为的数量会更大,但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盖世太保时期告密的人多于斯塔西,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也要远远大于东德人数,在种族优越论的大肆宣传下,整个民族都深受其害,据不完全统计,30-40年代大约有60万人有线人行为。

东德时期「主动告密」的绝不是少数,自愿告密者认为,只要充当了政府的眼线,起码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线人背后又有线人,盯梢者背后又有盯梢者。不但民间如此,所有的高官更是被建立了秘密档案,只要政治需要,在台上受万人仰慕的大人物沦为阶下囚只在瞬间。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知的恐惧中,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装在卷宗里的「黑材料」。

问:斯塔西档案的可信程度如何? 1989年是如何发生逆转的?

答:斯塔西的档案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国家建立这样庞大的系统是在为自己服务,它不可能自己骗自己,所以绝对具有可信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和大量的信息正反馈。

其实1987年国安和秘密警察就给德共中央上书说,我们现在还可以抵挡一阵子。总之,控制「公共话语」的能力在不断递减,投入和效率越来越不成比例,要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否则我们就抵挡不住了。斯塔西向来称自己是国家的矛与盾,是最坚强的铜墙铁壁,他们发出这个信息说明国安自己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专政机器已经运转不灵了,只有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坚固无比的体系内部是多么脆弱的。

东德最大的屏障是「柏林墙」,从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来,逃亡问题就一直无法根治,国家花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控制人口外逃,最后几年东德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外汇以保证柏林墙的屹立。80年代末整个东欧都动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也走上了街头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统治者意识到不能照样维系下去了。

1989年我们这里发生了感人的和平革命……克伦茨的表态,使我们认识到一旦我们行动起来,他们会动用武力来对付我们。我们认为,这场公民运动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问:斯塔西与克格勃相比有什么特点?它的这套工作是否得到克格勃的指导?有没有关于普京的档案?东德在国民经济中计算机的运用比较普及,在秘密档案中是否如此?

答:克格勃是斯塔西的母体,它的出现当然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专制国家阵营或多或少都从苏联学到一些东西,按它的体制建立的。就主导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东德也有自己的特点,德国人发达的工具理性在斯塔西的工作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它显现出来的缜密、科学计划、严谨、管理细致、记录完整、档案资料庞大且井井有条是其它同类国家无法比拟的。所有的侦听、私拆信件、监视、拍照、录像和跟踪工作环节以及领取报酬都有完整的记录卷宗,有案可查的。

但是东德杀人不多,从1956-65年因为告密而获罪被杀害的有67人,不像苏联大肃反那样大规模杀人。这可能就是德国特点,档案的完整性对剧变后的甄别工作也非常有用,它可以还原出更为真实的历史,比如像波兰、捷克之类的东欧国家,剧变以后的档案遗留不完整,尤其是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工作档案被大批销毁,很多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讲不清楚了,当然东德也把最关键精华的部分给毁掉了。之所以现在一定要还原撕碎的档案,说明它的价值意义非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为了控制人而制造出这样庞大的监视系统,制造出这样一种不信任自己人民的管理模式。

在苏式体制中苏联人是老大,东欧国家中有许多铁杆「亲莫斯科特工」或者「双料间谍」,他们会把国内的情况率先通报给苏联人。一般来讲,兄弟党都不敢搞苏联人的情报,因为这样弄不好会砸了自己的饭碗。

80年代的时候斯塔西的人也在讨论,要不要搞电子化、数码化,这样从管理和节省人力的角度说,会大大提高效率,但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害怕泄密,害怕新技术的扩散面大,容易被人窃取,所以虽然也引进新技术但是进度很慢,使用起来也非常谨慎,也正是这种「落后优势」的手工操作才得以留下大批档案,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报废以后,人工撕碎毕竟要慢得多,且留下了 1.55万麻包碎片。否则计算机上一个指令「删除」就什么也留不下了。德国人都知道,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东德留下的是「如山的档案」。

我们接管斯塔西的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专业人士严重短缺,因为档案数量太庞大、种类太混杂了,既没有任何索引,也没有归类编排,刚接手时完全没有头绪,全靠我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目前我们档案管理委员会有1600人,联邦预算每年有9干万欧元的拨款,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材料费用。档案的整理和碎片复原是个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心理负担很重,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突破人类心理底线的记录,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要进行培训和心理帮助,并适时调整工作。

问:如何使用斯塔西档案?会不会有使用不当的负面作用?

答: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立法清晰,考虑到了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政府机构不通过议会就无法使用这里的资料。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签署了严守保密协定,进库必须是2人同时在场,有严格的登记手续,不能查阅他人档案,个人档案中涉及其他人的部分都被涂黑,因此不会出现以档案敲诈他人的现象。

问:现在联邦的国安是否利用这里的资料?是否进入绝密档案要由内政部决定?

答:在统一合约中提出一个说法,「我的档案是我的东西」。1991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这句话被写进统一合约中去。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对《斯塔西档案》的修正案,其中第33条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对前公务人员核查规定进行了补充修订。

1989年时有人提议从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西德当时要求我们把档案搬过去,但是争议很大,最后同意保留在斯塔西的原址上成立管理委员会,建立「斯塔西博物馆」。现在有关纳粹历史的档案是可以借阅的,关于斯塔西档案的使用情况,议会中仍有不同看法,可能还会有所变更。我们的宗旨是既要有利于使用又要保护个人的隐私。我们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和网站,发表、出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并定期发表信息,但是对媒体的报道不出面加以评论,不干涉公共舆论。

问:现在斯塔西档案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答:斯塔西的档案现在成为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记它并不是强调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来。

问:有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法》中,都提及国家安全机关有「采取技术侦察」进行调查的权力,怎样界定它与违法行为的窃听呢?

答:必须要有相应的细则规定,对所采取手段的限制和应用程序的司法根据。否则,任何违规的行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无限扩大,东德不也是在「为了祖国」的名义下发展出庞大的线人队伍。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即便被窃听公民受到侵权的行为被发现,受害人也无法诉诸法律程序。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在这些在法律条文中严格划定了监听的主体、使用条件和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各种非法监听的法律后果,以规范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窃听公民的行为。

公开监听以及其他侦讯手段的伦理讨论对整个社会都有启迪意义。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是根据斯塔西的原形拍摄的影片。它揭示了在那个时期国安渗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缺乏法律支持的侦讯行为无视民众的基本权利,实行人与人背靠背的相互监督,导致社会伦理价值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无底线」突破。

众所周知,是柏林墙和斯塔西导致了东德的垮台,它损害了统一社会党的公信力。这种把所有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靠「圈禁」起来和「特务政治」的「维稳」手段一经公开,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合法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践踏人权的现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经不起「公开性」拷问的。另外,控制社会的成本越大,链条越长,就越不真实,分析辨别的能力就越差,体系便容易走入「情报误导、误判」的死胡同。

从这一点说保留斯塔西档案的必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为了「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一个人不再成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管委会的工作是令人钦佩的。正如他们所言: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丑恶的部分。人类文明是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充满了沼泽、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们要避免糊里糊涂的「向前看」,告诫人们不要不长记性地重犯过去的错误。

东德谈之色变的怪物「斯塔西」已经死去,但是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兴风作浪,对此我们要谨记斯塔西管理委员会罗兰德先生的话:

历史与现在有绝对的联系,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有什么样的『公共记忆』就已经预设了未来的道路」,「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尊严地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下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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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