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访民为了维权在海外围堵中国国家领导人反映诉求，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2019年1月31日早上，率领中国贸易谈判高级代表团出访美国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为了躲避访民，不得不选择酒店的垃圾通道出行，更是成为震惊世界的新闻。面对访民艰难维权的困境和政府陷入强力维稳的窘境这样的“双输”局面，维稳和维权的双方究竟应该去怎样反思和解套？下面仅以一己之见，对此问题做个粗浅的探讨。
一、海外围堵国家领导人——中国访民无奈的选择
经过三天紧张的庭审，2019年7月18日，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陪审团十二名成员以12:0票一致裁定中国辽宁大连访民王春艳无罪。
据多家媒体报道，王春艳和多名中国访民一起，今年1、2月份在华盛顿几次拦截访美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高级官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月30日早晨，当刘鹤在戒备森严的安保人员簇拥下，刚走出下榻的威拉德洲际饭店（Willard Intercontinental Hotel），还未登上座驾，就被守候在一旁的多名中国访民数路出击拦截，其中中国辽宁大连访民王春艳直接上前抱住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大腿。
当天下午，王春艳等访民冒死拦截刘鹤的车队，王春艳被美国警察按到在地，随后被当场释放。2月22日，王春艳等访民在华盛顿再次拦截到访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刘鹤车队。
据RFA引用消息人士的报道，今年3月，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王春艳被美国白宫特勤局和国务院外国官员保护司起诉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控告她四次拦截外国政府官员的行为，犯有攻击外国政府官员和干扰保护职能两项罪名。
王春艳等访民在海外拦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喊冤，并非只是仅在今年发生的几次偶然事件。据VOA等众多媒体报道，早在2015年9月25日，中国访民们就在华盛顿成功拦截了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车队。当天下午1点10分左右，习近平乘车前往美国国务院招待午宴的途中，当警备车辆簇拥着两辆凯迪拉克轿车出现在18街与E街交叉路口时，早就等候在路旁的中国访民们高呼着“习近平，见访民”等口号，突破安保的警戒奔上马路中央堵住了凯迪拉克轿车，北京访民李焕君和上海访民葛丽芳随即钻到后面一辆凯迪拉克的车底，李焕君和葛丽芳称当时看到了坐在车上的习近平，习近平与访民对视了约有几秒钟，随后李焕君和葛丽芳被警察强行带离到警戒线外后当场释放。下午1时37分左右，彭丽媛的车队经过21街与C街交叉路口时，又有多名访民冲出警戒线，其中吉林长春访民马永田堵住彭丽媛的座驾，车辆不得不驶上人行道绕行，撞到了马路牙子后开走。马永田则被警察拘捕，但不久便被释放。
2016年3月31日，习近平在美国华盛顿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再度遭到中国访民的拦截喊冤，习近平座驾在晚宴后离开白宫时，北京访民李焕君跨越隔离围栏试图阻拦车队时，被美国特勤人员扑倒，左肩胛骨完全断裂并错位。据不完全记录，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以及2017年4月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期间，都曾经遭到中国访民们的围、追、堵、截。
二、中国访民在海外“非正常”维权——怎样让法治体现出正义？
美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待和评价中国访民们在美国发生的这些看似出格、甚至有违美国法律的举动？在大连访民王春艳拦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一案中，面对这些看似违法的行为，为什么法庭上12名陪审团成员却一致裁定王春艳无罪？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访民们为什么会采用这些不同寻常的举动去向中共高官鸣冤叫屈？中国访民们是否还存在其它合法的救济途径，向政府反映问题来解决自己的诉求？中国访民们为什么会普遍不认同通过国内的司法途径去寻求公平和正义，而舍近求远来到海外进行“非正常上访”？
2010年4月，在上海世博会建设工程动迁中被强迁的上海世博难民胡燕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进行连续抗议，展开了以“麻雀行动”命名的一系列维权活动，拉开了中国公民因为强迁而来到联合国进行人权控诉的帷幕。该年4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国际核峰会，并于12日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据2010年4月25日VOA报道：胡燕特地赶来华盛顿，在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公园拉起“抗议上海世博强拆民屋、抢劫民财、侵犯人权”的横幅。胡燕也因此成为中国访民来联合国抗议、维权的第一人。
几乎每个访民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访以后，都能体会到在中国维权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和险恶。这种艰难和险恶，已经与案件本身的证据和事实、法律的规定和适用、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做人的良知和责任完全无关，政府维稳的力量已经演变成一台冷血、强大的机器，在无法无天、荒淫无耻的官员们肆无忌惮地操控下，那里已经完全不存在对错，也绝对没有道理可讲，权力以维稳的名义贪得无厌地吞嚼着全部的公平、正义、人性和良知。
曹雅学曾经在《马永田采访录：一个中国访民和她十二年的上访路》一文中，引用了唐吉田律师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个律师不接触访民，很难知道这个社会病到什么程度。”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东东曾经却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那么，这个政府，这个社会，那些官员，那些访民，究竟谁才是真正有病呢？我想不须多举例子，任何一个良知尚存、思维正常的人，面对着像聂树斌这样血淋淋的冤案，和他那历尽艰难鸣冤叫屈、不屈不饶去各地上访的老母，就立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孙东东的脑袋病得不轻，就是孙东东太无耻下流。而比孙东东更加无耻下流的，是昏庸腐败、麻木不仁的各级官员和他们手中操控的政府和司法的强权。
只需看看来到海外鸣冤叫屈的中国访民们，他（她）们哪个没有经历过千辛万苦、受尽欺凌压迫的遭遇？哪个没有讲不完的悲惨故事？那个拦截刘鹤的辽宁省大连市访民王春艳，据“维权网”报道：“2008年6月3日，当地拆迁部门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动用甘井子区法院的执行人员，在王春艳去买东西的路上将她抓住，戴上手铐，送到甘井子收容所。第二天，释放回家时，王春艳家已经夷为平地。其弟因为这个原因患有精神病，时好时坏。在这之后，王春艳不断上访北京，也因此受到大连当局的多次打压，其母也在两年前一次上访北京中去世。2011年6月30日下午2点前后，在北京南站王春艳曾与温家宝总理偶遇并与之握手，把一沓厚厚的控告书直接地递给了温家宝。温家宝回答说：‘我会认真的看材料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王春艳一家的事件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进入2012年，王春艳一家人一直在北京上访，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在6月4日，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会以王春艳涉嫌‘诈骗’为名，将王春艳刑事拘留至今？ ”（“维权网”，《辽宁大连访民王春艳以涉嫌“诈骗”遭刑事拘留》，2012年6月9日报道）……
相比中国农村和边远地区那些既无文化知识又无经济基础的广大访民群体来说，以上这些还能够被海外媒体广泛关注、报道，能够离开中国来到海外鸣冤叫屈的访民们，还远不是最为悲惨和绝望的，他们至少还可以在海外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用行动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用担心被寻衅滋事或被按上其它各种各样恶劣的罪名，被用各种手段玩弄失踪、关进黑监狱、判刑失去自由和暴力对待、酷刑虐待，甚至被永远消失。
可以理解，当一个国家对遭受不公的冤民堵死了所有申冤的路径，司法已经成为权力的帮凶而完全脱离正义的时候，一群被逼急了的兔子也会咬人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奇怪了。当在国内动辄被截访、暴打、关黑监狱、刑拘和判刑的访民来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世界，终于可以逮住机会向国家领导人呐喊申冤的时候，不知还会存在多少可能，能够让这批受尽冤屈的访民去冷静、理智地提出诉求，并苛求他们遵纪守法、依法行事？即便访民们能够依法行事，去冷静、理智地提出诉求，那些看似繁忙的国家领导人又是否愿意停下车来，哪怕是装出一副怜悯的样子，去聆听一下访民的呼声？
如果让你做陪审员，在法庭上面对着像王春艳拦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这样的案子，眼看着对王春艳这样的访民违法犯罪、侵害人权、施行大恶的公器却无能为力，难道为了维护所谓法律的严肃性，对“拦截外国政府官员”这样的小恶却要绳之以法？司法的本义毕竟是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惩罚违法犯罪只是为实现公平、正义所采取的手段而并非目的。当你同时面对公器犯罪的“大恶”和访民违法的“小恶”的时候，你又会作出怎样的取舍呢？
三、访民维权Vs政府维稳——困境、出路和反思
中国访民在国内被暴力截访，在海外访民拦截国家领导人，这种反差强烈的对比，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此，谁更应该去深刻反思？
访民们因为维权而被权力逼迫到墙角，陷入困境，果然悲哀。但在海外，国家领导人被绝地反击的访民搞得狼狈不堪，国家形象威风扫地，同样可悲。在“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曾经批判腐败、无能的大清政府荒淫无耻，丧权辱国。诸不知，晚清重臣李鸿章出访欧美，所到之处，无论外国政要，还是华人华侨，对其无不敬仰有嘉，李鸿章一度被誉为“东方俾斯麦”。曾经逼迫李鸿章无奈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更是在《伊藤博文自传》中敬称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时至今日，一个自称“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崛起大国，一个堂堂的国家副总理，出访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却为了躲避本国访民的申诉，四处逃窜，不得不狼狈穿行于垃圾通道之间，这样的历史反差，怎么可以用“丧权辱国”一词概括得了？这种窘境，在人类历史上还真找不出有过第二个国家是如此不堪的。
一面是访民们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做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另一面是执掌公器的各级政府官员荒淫无耻、骄奢淫逸地腐败和执法犯法、草菅人命地烂政，这种矛盾的激化和水火不容的状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今最为严酷的现实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既得利益的安全，强力维稳已经成为政府迫在眉睫、最为严峻的首要问题之一。
续年来，维稳经费年年攀升。据报道，中国官方公布的2019年中央级别（还未包括地方各级）的公共安全支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维稳经费”）将近1800亿元。但有媒体引述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称，2019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的预算将占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5.9%，如果按照公布的235244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基数计算，中国今年公共安全支出的预算已超过13879亿元，将比2019年中国军费预算11900亿元高出将近2000亿元。
2009年，中国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金额为5140亿元，国防预算支出金额为4807亿元。2013年，中国财政部财政预算案附表中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预算7690.80亿元，增长10.8%。2019年的维稳经费与十年前相比已经翻了2.7倍，与五年前相比也将近翻了一番，维稳形势极其严峻，由此也可见一斑。列年来居高不下的维稳经费，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沉重的负担，而这种沉重的财政负担，最终必将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嫁到每个国民身上，成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又一重要因素，最终形成维稳的恶性循环。
尽管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已经成为每年全国两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从地方到中央，解决信访问题始终都是“雷声大，雨滴小”；“只听到楼梯响，不看见人下楼”。在官场腐败的催化下，多年来信访问题非但得不到切实解决落实，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件却日趋严重。冤、假、错案，暴力强拆等严重侵犯人权、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到了火山将要爆发的临界边缘。而政府对待访民上访麻木不仁，甚至严厉打击，以及对访民普遍使用诸如截访、非法拘禁、黑监狱、暴力殴打甚至勾陷罪名等非法手段，更进一步激化矛盾，造成社会的撕裂，由此引发的极端案件和恶性案件不时发生，社会安定面临威胁。现行的信访制度和脱离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不但无法缓解目前的紧张局面，反而还在不断恶化和加剧官民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整个国家已经到了无处可以讲法、讲理的地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访民群体走向海外进行维权，甚至为了反映诉求拦截国家领导人，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现实。而问题之所以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其实根源还是在于政府和官员自身。
任何强力维稳，必定会导致官民更严厉的对立。切实、公正地去解决好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解决好人民的合理诉求，才是维稳的根本出路。现在官场中存在一些非常片面的逻辑，一方面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可以为所欲为，老百姓却只能在各级政府设定的圈子里“依法上访”，甚至是不许上访，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把经济问题拖成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上访中一旦出现新问题，新动向，就是敌对势力在背后搞阴谋诡计。这是一种很滑稽很荒谬的逻辑，访民们一开始的诉求都是为了解决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平对待，就算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不少的敌对势力，即使访民中出现一些反党、反政府的言行，那也都是被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一步步逼迫出来的，是他们让遭受不公和冤屈的访民们在上访过程中切身感受到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已经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反党、反政府的，也恰恰是党和政府中那些为所欲为、贪污腐败、麻木不仁的官员自己。解决好信访问题，其实从根本上讲，是党和政府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和访民的遭遇来看，已经没有几个党和政府的官员还在真正为党和政府的未来着想了。
在2019年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的文章，其中称：“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不足，做到知耻而后勇。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讳疾忌医、有病不治，本来可以医好的病症就会拖成不治之症。”
中国访民被各级政府和官员逼迫得只能来到异国他乡，不顾个人安危去飞蛾扑火般地拦轿喊冤，习近平本人早就亲眼目睹、亲身领教，广大访民也但愿习近平先生能够做到像自己所言的“君子检身，常若有过”那样，来检视发现政府和官员自身的“不足”，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真刀真枪地去解决好各级政府和官员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不讳疾忌医、有病不治，把本来可以医好的病症真的拖成不治之症。
只是不知，面对中国无法计数的广大访民群体，习近平先生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能不能遵守自己所说的诺言，认真切实地去解决好访民的合理诉求呢？
2019年8月9日 写于加拿大温哥华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14/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