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枕戈待旦的美国人(下)——西方法治漫谈之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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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之初,美国先贤曾经对宪法作过一次关键性的补充,出台了十条修正条款,构成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也称“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的第一条是关于言论和信仰的自由,第二条就是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一文一武,一条保障公民思想信仰,一条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国民之基本人权尽在其中矣。《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国文化的基础,人的自由和独立、人的尊严和权利在美国人的思想中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在和平年代,个人拥有枪支,不仅有关生命财产保障,也是对个人自由独立和尊严的保证。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白人可以拥有枪支,黑人却不行。而现在黑人也可以拥有枪支,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表示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身份。此外,公民拥有枪支,也对一个社会可能出现的专制和暴政构成了抗衡。所以,美国的枪支文化,是美国历史传统的必然,也是美国现实社会的必然。

当然,美国人民都知晓,自由是不无代价的。但是,为了维护自由,美国人民愿意支付任何代价。林达先生接着在他的文章中,用客观事实阐述了拥枪自由的代价问题:

为了维护这份自由,连总统都无法避免付出代价。大家知道,林肯总统就是死于枪下的,还有六十年代的肯尼迪总统。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前者涉及政治谋杀,后者也被猜测为政治谋杀,还不足以说明是民间拥枪的副产品,那么,里根总统的遇刺和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遇到的几次白宫被枪击事件,都毫无疑问是一些精神上出现了某种偏执倾向的人滥用枪支的结果。比如,行刺里根总统的家伙事后宣称,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吸引他所迷恋的电影明星,结果被专家认定为精神有问题而未被判罪。后来发生的几起枪击白宫事件,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和政治阴谋有关,只是一些有着各种问题的个人行为。

俄克拉荷马联邦政府大楼爆炸案之后,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认为,既然国际恐怖主义气焰那么高涨,把一卡车炸药开到白宫门前可能是早晚的事,那么现在就应该采取措施。结果,克林顿总统下令,从1995年5月20日开始,关闭了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机动车交通。这是一条交通非常繁忙的道路,它的关闭影响了千万人的行车便利,这确实是一种无奈的代价。但是,它对于美国的意义却远不至于此。

美国建国之初,当时的国务卿杰弗逊就对首都的规划设计提出异议。原方案大街一端是巍峨的国会大厦,另一端是庭院深深皇宫般的总统府。杰弗逊却认为,基于美国的民主建国思想,总统府应该和百姓住家一样,只不过是一幢盖在马路边的简朴住宅。他的方案成了二百多年来美国民主理想的象征。许多人从照片上认美国,都是无形中把国会大厦当作了心目中的著名的白宫了。其实白宫不仅造型十分简朴,它还确实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旁,而且只有细细的铁栅栏与来往行人相隔。二百多年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随意开车经过总统的家。

对于宾夕法尼亚大街车行交通关闭,克林顿总统在宣布时也透出万般无奈:“在我国历史上,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直对外界交通开放,即使先后已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并且有八次行刺总统未遂;虽然美国曾经经历一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波斯湾战争,这条大街还是开放的。如今,本人却在现实逼迫下,不得不宣布封闭这条极富有历史意义的道路。”美国的新闻媒体指出:“这样的改变,凸现了民主社会在对抗人类脱序行为时,经常面临的困境与无奈。”

安全还是自由,美国每天都在面对这种选择。

任何事物就怕走向极端,当事情走了极端时,就会走向对立面。我们不妨就拿私人拥枪和言论自由举个例子。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款,是美国政治、法律文化的精粹。美国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向来肆无忌惮,政府不能予以干涉。所以,官方对于美国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网络等新闻媒体的言论也向来是无可奈何。

美国一名电视台的主持人简尼,曾经主持过一个男同性恋座谈节目。在一次座谈中,有一位男士向观众提到自己暗恋另一位男人。这时,简尼往后台做了个手势,被暗恋的另一男子突然便在台上出现了。吃惊和意外之余,全场掌声一片,口哨声四起。当时的节目气氛在主持人简尼的精心安排下显得非常热烈。想不到三天之后,被暗恋的那名男子突然找到那名同性恋男人的家,进门便拿枪打死了对方。事后他说,在电视节目中以同性恋人的暗恋对象出现,实在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羞辱。同性恋男人被杀之后,他的家人马上对节目主持人简尼提出控告。他们认为,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主持人应该将节目的安排事先告知出席节目的双方,让彼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样虽然节目少了意外的惊奇和效果,但是出席节目的人也不会有意外的烦扰和刺激。

受害者家属坚持认为,主持人简尼的疏忽以及对出席节目者的不负责任,最终造成了这起悲剧。这个控告得到法庭的认可。最后的裁决是:主持人简尼必须向受害者家属赔偿四百万美元。法庭的裁决震惊了美国新闻界。这大概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也是第一个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作人事赔偿的事件。它向人们送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信息:言论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人的权利必须以人的责任辅佐。

当人们对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提出质疑时,美国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和自由也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枪支四处可见、到处可得、几近泛滥时,当人们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正常人还是疯子,都可以轻易获得枪支时,枪支导致的暴力犯罪便构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个死于非命的同性恋者只不过是众多者之一。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每年大约有三四万美国人死于枪弹之下。其中,尤以青少年的枪支暴力最令美国人坐卧不安。仅1995年一年之内,全国就有4643名青少年死于枪口之下。

林达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广场上,曾经有人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让全国所有的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而成为枪下冤魂的亲属,将他们死去的亲人的一双鞋放在这个广场上。于是,那无边无际的鞋子看着是那么触目惊心:有的粗犷结实,有的艳丽纤巧,有的稚嫩柔软,诉说着一个个突然中断了的人生。美国人民站在这一双双鞋子前面,一切别人对于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枪支犯罪的指责、好奇、嘲笑和攻击,都变得很远很轻,只有这一双双鞋所盛着的一个个灵魂是真实和沉重的。因为,这痛苦是他们自己的,这代价是他们为自己所选择的自由所支付的。二百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问自己:这付出是不是值得?

在里根总统被刺案中,白宫新闻秘书布莱迪颈部中弹,造成高位截瘫。所以,他此后一直致力于呼吁实行枪支管制。克林顿执政期间通过的枪支管理法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尽管该法通过时已经大打折扣。他虽然是政府高级官员,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这样做的。这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受害者。许多滥用枪支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都会本能地作出要求禁枪的反应。当然,即使不是直接受害者,也同样心情沉重,因为这是涉及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

而我们的一个犹太裔朋友对我们讲的一番话,也许是这里有理性的拥枪者的典型。他出生在美国,但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很关心,还特地去过以色列。在那里他非常惊异也发现,以色列正在动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建立世界所有的被迫害至死的犹太人的详细档案。面对二战期间犹太民族几乎被灭绝的惨痛历史,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他自然而然地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无力反抗?

他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支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支。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军,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原因之一。我们在他家里看到好几支大大小小的枪。他对我们说:“我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我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注意到,权利法案第二条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不是说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说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预防措施。在生活中,人民需要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它存在的必要发出诘问。

那么,这种代价昂贵、只有潜在意义的自由和权利,在支付了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么至今还不放弃呢?和美国人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二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止其失控。

几乎从美国独立的第一天起,人民和政府就是一对矛盾。这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在美国,政府是绝对不可以卷入任何所谓实业的。它唯一一个略带实业性质的机构就是邮局。其实邮局还管很多其他的事情:老百姓出国旅行要办护照,就是向邮局申请的。政府要维持运转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来自税收。一般人的正常收入大约有30%作为税收上交政府。这是一种非常一目了然的收钱方式。所以,在每月四月税收截止时,人人都有点心理不平衡。有的在心里嘀咕:政府收了这钱不知干什么去了;另一些人则愤愤然。因此,美国民众对所有政府人员,上至总统下至办事员,是从不犯怯的。“你们拿了纳税人的钱,……”这是美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人关于枪支控制的论辩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进行着。每逢发生重大枪击案,政客们便开始上场表演,观点、意见、方案,一套接一套。可是,结果却连一个简单的控制枪支的法案都无法在国会通过。能够将人送往月球的超级大国,一遇到关于公民自由和权利的问题,便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虽得软弱而低能。这是为什么呢?美国人难道不识好歹吗?非也!林达先生在叙述了美国人拥枪的历史后,特意用了一些笔墨阐述了美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实质关系:双方互相依存又互相制衡。林达是这样解释的:

对于美国人来讲,每年都把辛辛苦苦挣的钱交出去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他当然有权提出疑问:人民养活着政府,政府是否在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呢?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许多国家都不是新鲜事儿。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应该说比其他一些国家强多了。比如说,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电视台,它播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国会和政府机构的听证会。政府的预算,设立或取消一个项目,外援的增加和减少,外交和内政的某一具体政策,……等等大小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正反两种意见都通过电视台在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激烈地争论过。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参与,你可以旁听所有的国会会议。每一个发表意见的议员也都清楚最起码的道理:如果他的意见屡屡违背民意的话,在直接选举的制度下,他的政治前途就有疑问了。

即便如此,政府是否在代表人民操作这个问题也仍然不是多余的。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稍不留意,贪污腐化浪费之类的问题时时都可能冒出来。更严重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一个危险的人物,有意识地利用政府而企图控制人民损害人民的利益呢?这种可能性应该说也是永远存在的。尤其是看到纳粹德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所发生的暴政之后,很难再简单地责难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作出的这种选择。这是美国人永远对自己的政府疑虑重重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珍视自由,重视对政府的监督制约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政府再三呼吁通过立法管制枪支,以减少犯罪。虽然在我们看来,这还是非常有限的限制:如限制某种枪的型号;比如买枪者必须等候几天,以便让卖枪的查一查电脑,确认对方是否有犯罪前科,等等。至于彻底禁枪,由于宪法修正案第二条的存在,政府是永远做不到的。但是,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对人民权利的限制,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人民的自由的失去,美国人民都有权问这样的问题:政府此举是真的善意为人民着想,还是控制政府的人制造借口,阴谋逐步剥夺人民的自由呢?当然,眼下持两种意见的人都有,谁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服对方。而且,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单纯和简单的。比如,后者可能找到证据,说某一个政府观点的支持者是政府利益的受益者;而前者也可以说,一些反对枪支管理的人是卖枪的!

美国人早已习惯了这种舆论的对立,他们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听一听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至于轻易就被人耍了。即使所有人都相信克林顿的禁枪是完全善意的,他们仍然不会同意放弃拥枪自由。因为,迄今为止,美国人民还是有这样的基本共识:作为个人,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是否拥有武器,但是对于全体人民,拥有武器拥有武装是一个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

大家这下明白了吧?凭什么说美国政府的权力是真正的人民赋予并为人民所认可的呢?第一,美国大小行政首长,各级议会议员都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第二,美国人民对这些大小领导人有不受限制的批评和经过一定程序的罢免权;第三,美国人民有自由拥枪并组织武装团体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这个权利可以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也就是说,政府既然是人民建立起来的,人民对政府不满意也有权利推翻。人民不能选择、无法推翻的政府绝对不会是人民政府,只会是专制寡头政府。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自由也不例外。权利,也不会是一条单行道。美国人民的拥枪权利不可能没有“负作用”,对于迷恋和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美国人来说,在拥枪禁枪两难之间作出选择虽然目前仍在论辩,但你难以想像,有什么力量能使美国人民交出两亿多支长短武器!美国政府面对数以亿计的枕戈待旦的美国人民泰然处之,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胸怀!厉害了,美利坚!

荀路201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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