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香港民族史《郁躁的家邦》(香港初版原题《郁躁的城邦》)的作者徐承恩,在他的新作《思索家邦》之中,大步跨出了叙事史(narrative history)的范畴,走入了政治与思想评论的领域──更正确地说,跨入了以历史为方法的政治与思想评论的领域,以史论(historical critique)的形式,从世界史的脉络之中凝视香港的受困,剖析受困的根源,并且苦思脱困与独立之路。当郁积已久的香港民族意识在五个月喧嚣、躁动的流水群众革命中全面爆发、展演之后,这册追求香港灵魂深度的著作适时出现,安静而雄辩地宣示了香港民族主义正在步入一段长期、持久、艰辛的思想的阵地战。

《思索家邦》其实思索的是世界史中的家邦,具有所有试图建构民族的思想工程典型的宏大视野与企图心。全书虽由数篇各自独立的论文所构成,但徐承恩在第一章就先开宗明义地确立了连结各章之间的共通论证基础,也就是从全球政治史与政治思想史观点,援用哈佛大学教授Liah Greenfeld 的比较民族主义研究经典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1992),论证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形成的普遍正当性,以及在此前提下香港民族主义、香港独立与建构香港民族国家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并且提出了以边陲小型民族国家联盟来对抗帝国的战略思考。

在上述基本论证大架构下,徐承恩进一步对两个使香港人难以形成政治主体意识,建立民族国家的主要障碍,进行深层批判。第一个障碍是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华帝国。在第二章,他先援用当代日本与西方史学研究成果,解释中华帝国根深蒂固的扩张传统之根源。在第三章,他指出对帝国意识型态的迷恋,如何扼杀了东亚大陆近、现代史乃至当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以及正在出现的一切对自由的追求,并引用中国流亡诗人廖亦武名句“为了自由,这个帝国必须分裂”作结。在第四章,他则以他建构的香港本土史观反击帝国的香港史观。

第二个障碍,是香港人所怀抱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在第五章,徐承恩对主流香港知识分子怀抱的“虚拟的都会主义”,做了精彩的批判。所谓“虚拟的都会主义”包含了两种迷思──虚拟的进步主义,以及虚假的中华情结。

所谓“虚拟的进步主义”,是错把英国统治下基于统治者善意与自制而创造的自由、法治,视为香港固有与永久的状态:“‘虚拟进步主义’的错谬,是把战后香港不可持续的过渡状态当作典范,把受困的小家邦想像成西方的泱泱大国。”香港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自由法治”的“核心价值”其实如沙上的城堡,中国统治的浪潮一到就瞬时崩解了。

而所谓“虚假的中华情结”,则是受避难南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误把原乡认同视为国族认同,导致以北为尊,无法在岭南之地生根。这里,我们就让作者自己说话吧,因为他雄辩、痛切的话语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许多香港知识分子的迷障与幻想,同时明确指出了实践方向:

此等论述认为香港只是个海容百川的大都会,其住民只有城籍而没有国籍;这个城市或是后国族社会的典范,或是享有特殊待遇的中国属邦,就是没有成为国家的资格。他们不知道昔日即使不谈主体,却能尽享文明之福,既不可持续,亦于理不合。如今中国独大、帝国压境,地缘情势早已不似从前,就不能再妄想能坐享缺乏主体之善治。香港人集体想像的社会,不是东亚大陆上的秋海棠,而是深圳河以南三十里江山内的千方里地:是以任何民主自治的实践,都必然是事实上的港独。

然而香港知识分子的虚假意识不止于虚拟的都会主义,也包含虚拟的阶级主义。在第七章,徐承恩进一步点出了香港阶级问题的中国殖民根源:香港本是双重帝国边陲,历史上在中、英两帝国夹缝之间左右逢源,兼得两帝国文化,但中国领有香港后变成单一帝国殖民统治,这个新宗主国与香港本土资产阶级合谋压迫中下层阶级,因此必须打倒中国殖民统治,才能解决香港的阶级问题。非常明显,这是对香港左派“只谈阶级、不谈民族”立场的严厉批判。

全书最后以一篇长文〈跋〉作结。这是一篇兼具期勉与明志的奇文,非常具有民族史家的风格。徐承恩不介意日本国学在当代思想史上的争议,奇想天外,硬是引18 世纪本居宣长献身日本国学的建构,试图使日本脱离中华思想影响的艰辛苦斗过程,对照出近年香港人一昧渴望透过短期的群众运动“毕其功于一役”以获得自治的盲点,并提醒缺乏历史意识的香港人必须认清追求命运自主,就是一种国族建构的长久事业,需要长期努力、累积与分工。

以日本国学启发香港本土──不是反动的修辞,而是一种rude awakening,也是对香港民族的殷殷期勉。与此同时,徐承恩也以宣长自许自况,不仅宣示自己也将以建构香港本土思想为终生志业,同时也暗示将效法宣长“务要坚持,但莫强出头”的姿态,拒绝被体制收编,“默默守候历史时刻的来临”。读到这里,安静内敛的民族史家容颜浮现脑海,谁谓思想不是自传呢?

《思索家邦》是徐承恩“发明”(invent)香港本土思想的另一篇劳作,他的论证未必是最终的答案,他的世界史解读也并非没有争议,然而所有革命性的历史想像都是如此──徐承恩也如此,他们需要的是不是学院知识的准确周延,而是某种能与历史现状全面决裂的,指向未来的原创想像与直觉。从《郁躁的家邦》到《思索家邦》,徐承恩从本土走向世界,从世界回返本土,以非学院的,野生的直觉,原创的想像,催生了“岭南边陲”香港与大陆帝国的决裂──从灵魂深处开始的决裂。

然而徐承恩是一个寂寞的知识分子──至少在他的祖国香港,他是绝对寂寞的,因为他几乎就是全香港极少数清楚认识到──或者愿意承认──雨伞革命以来这一切的骚动,这一切追求“命运自决”的声音与愤怒,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主体胎动的征候,同时也是全香港极少数──或许是唯一一个──认识到坚实主体的形成需要时间与思想的积累,并以此为志业的,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

作为高度全球化的金融之都,香港的时间流速彷彿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了好几倍。比方说,2019 年香港经历的六个月抗争运动,彷彿是其他国家走过的三十年,然而还没有停止思考的人都知道,构成坚实认同与主体性的思想厚度、情感厚度无法在三个月—或者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一年、甚至十年—内累积、形成。

香港人的面具被除下来了,然而香港人的香港之路才刚刚开始而已。在时间飞逝,在今日的悲剧迅速被明日的悲剧覆盖,在热情勇敢的手足不断改写新的“香港人时程表”的过程中,香港民族意识不断积累却无法昇华深化,因为香港知识分子拒绝加入论述香港主体性的思想工作,the task of articulating the nation,because they are in collective self-denial.在这样的香港,徐承恩只能是寂寞的,他的阵地战只能是单打独斗的,因此他的书也只能是──写给后世香港的书。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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