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互联网究竟是使得我们变得更聪明了还是更愚笨了？它带来的究竟是团结还是分裂？这些争议不休的问题恐怕永远也没有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互联网作为超出我们过往经验的事物，需要超越传统视野的知识和想象，以及更为大胆前卫的思考与辩论。
清华大学同道读书会组织了一批青年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澎湃新闻从其中遴选出两篇提供给读者。可以看出，这些自身就是互联网深度使用者的青年一代学者，对于互联网所能带来的变革能量明显持有乐观态度。
哈贝马斯深爱咖啡馆，认为这是他理想中的能产生理性对话的公共空间。
知识分子大多对新媒体持批判态度
对于现代传播技术和大众传媒对政治影响的评价，一直以来分为两个阵营。麦克卢汉和本雅明都对新媒体的发展抱持乐观态度，认为技术发展提供了民主解放的潜力。而对新媒体的批判态度在知识分子中则更为流行，典型就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比如阿多诺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娱乐工业和大众传媒对自由构成威胁、对公共领域的发展造成了伤害。我认为，这种批判态度来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电影、电视和广播技术的发展，世界开始进入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第一媒介时代，或者说是广播型传播时代。这个时代的媒体传播是大工业和福特主义模式的延伸，特征是传播手段的电子化和模拟化。制作者和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少部分的制作人将同样的内容，统一发布给大量的消费者受众。世界开始进入现代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时代。
因此，在对现代媒介存在偏见和敌意的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工人阶级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政治力量，受到了现代媒介、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操纵，从而丧失了政治化能力。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通过现代媒介成功实现了对工人阶级的驯服和洗脑。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同思想家普遍对技术存有偏见，比如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甚至包括阿伦特——她对于劳动、工作、行动、语言的不同评价，对于技术发展的偏见，都是典型的反映。
其次，在进入现代传播时代之后，精英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断裂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评价体系：传统的精英艺术文化是神圣世界，现代的通俗文化则是堕落世界。精英艺术文化是高雅的，大众通俗文化是庸俗的。
但与此同时，大众媒体的兴起，也形成了对传统知识分子权威地位的整体撼动，由此引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敌视和反弹。在印刷文化时代，书写文本决定了知识分子群体在文本诠释中的权威地位，而到了新的电视电影广播时代，由资本化的制作者垄断文化生产，直接面对众多的消费者受众群体，这种新的媒介传播方式，一下子使得知识分子群体被边缘化了。知识分子群体很难容忍这样一种落差，自然就会出现许多对于新媒体和技术发展的妖魔化。
第三，可以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为例。阿多诺对电话和广播做了一个比较，在他看来，打电话时，想打就能打，大家是自由的；打电话时，想给谁打就给谁打，大家又是平等的，所以电话技术赋予民主和自由的潜力。而广播，在他看来是现代大众民主的象征，所有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只能收听完全一样的内容。所以他认为广播构成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媒介基础，电视也一样。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电视电影广播都成为了当代反启蒙的技术工具。让观众变得精神涣散、不善于公共表达、愚昧轻信、麻木不仁。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败坏了音乐品味，降低了文化水准，甚至导致了民主的溃败。而哈贝马斯对现代媒体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现代媒介赋予公民商谈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媒介具有解放潜能；但他同时认为，现代媒介不允许进行有效性层面的商谈，只能做是和非的选择，所以，现代媒介不是一个“理想化的商谈情境”和民主的公共领域，而是一个可以被政客和公共关系部门操纵的领域。因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始终希望重新回到他理想中的印刷文化和咖啡馆文化的黄金时代。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传媒和文化工业的偏见，是出于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失落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恐惧，新媒体发展最后则成为了替罪羊。
第二媒介时代的来临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这样激动。比如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在他看来，媒介其实是身体不同感官形式的延伸和转化——印刷媒介是视觉文化的延伸，而电子媒介时代则是一个新的感官整合的时代，身体、触觉、听觉的重要性重新回归。不同媒介时代，只是身体感官不同方式的延伸和整合，并不存在所谓理性能力的高低问题。
再比如，本雅明就以现代电影为例，说明它和传统戏剧的区别。在电影中，观众是站在镜头的位置上，而不是演员的位置上，这就使他获得更为超脱和批判的视角。在现代媒介中，作者和观众不是处于固定不变的等级关系中，它与传统艺术维护政治权威的功能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本雅明看来，当代媒介恰恰具有更高的平等性和批判性。
再比如，鲍德里亚认为，当代媒体和印刷媒体时代的功能已经不同，当代媒体并不是对于现实与真实的还原。比如当代的民意测验，它就和印刷媒体时代的政治舆论的形成方式不同，通过咖啡馆、报纸、俱乐部、演讲等方式形成的舆论是开放的，当代民意测验的媒介操作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系统。它反映的仅仅是民意测验的民意，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民意。
再打个比方，在印刷时代，贵妇人和美男子必须在咖啡馆和沙龙现身来呈现自我形象；到了电影时代，则通过银幕的拟像来塑造玛丽莲⋅梦露和肖恩⋅康纳利这样的梦中情人形象；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则通过不断制造“女神”、“暖男”这样更为概念化的媒介拟真来塑造偶像，真实愈加变得不重要了，所有的人都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女神”和“暖男”。
麦克卢汉、本雅明、鲍德里亚的作品，实际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即，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把媒介仅仅当成一种被动的工具、传播的中介和一面没有自主性的镜子，都没有从媒介自身的运作逻辑出发去理解媒介。
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第二媒介时代，即以互联网为典型的媒介技术代表。它的特点首先是形成去中心化的、双向的、互动的媒体传播形式；第二，制作人、销售人、消费者很多时候是一体的，出现所谓的自媒体概念。
媒介技术在改变启蒙理性人的假设
最根本的和最深刻的变化在于：首先，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真实”和“事实”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当代媒介会创造出不同层次的现实和真实，这就让印刷时代的启蒙使命发生了变化。在启蒙时代，媒介的发展，读书看报，咖啡馆讨论，是要呈现和还原出一个共识的标准，一个共同被接受和认可的真实，一个能够经受理性法庭审判的事实。第二媒介时代的媒体已经不再承担这样的启蒙功能和使命。这成为它被一些思想家攻击为反智的理由。
第二，当代开始出现从启蒙主体范式向客体逻辑转变的趋势。比如，在鲍德里亚，还有德勒兹、拉图诺、哈拉维那里，都重新思考在人和主体之外理解社会和世界的可能性。所以，现在甚至不是谈论新媒体是否反智的问题，而是对整个现代启蒙主体叙事的反思，对于人和机器关系的重新思考，对于人本主义的整体反思。
所以对于当代政治和法律理论来说，迫切的命题是，如何重新思考和定位人类和机器的关系，如何根据人类和机器关系的变化，重新定位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而互联网就是人和机器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核心枢纽地带。如果站在现代主义的启蒙立场，互联网带来的就是一个反智的时代，但如果站在其他的不同视角，比如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它的判断就会完全不同。后现代其实是整个社会秩序转变带来的精神反映。
启蒙的个体形象，最初来自新教伦理熏陶下的禁欲商人形象。它是在中世纪时期，从天主教徒和贵族的荣誉准则和荣誉形象中独立分化出来的。贵族的荣誉准则是身份性的，包括一系列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规范，它是面对面的，在场的信任关系。而商人的远距离贸易和理性经济计算，要求彼此保持一定的空间和距离，来提供抽象思考的可能性，这就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形象——自律的、稳定的、连贯的、独立自主的理性人形象。这一形象同时依赖于近代印刷媒介的发明——印刷书写文化促成作者向权威的提升，阅读也鼓励读者形成批判性思维：文字被固定在书页上，读者可以摆脱作者和社群对于的自由诠释所带来的压力，印刷术因此促成了自律的理性个体的形成，这是现代民主的基础，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由此形成了整个近代的城市公民和资本主义文明。
所以，只要不同于启蒙理性的个体形象，就会被界定为是非理性的、反智的，福柯所批判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时代的偏见。而当前到了互联网时代，人的形象，确实已不再是近代的商人和经济人的文化形象。它可能并不是变得更糟糕了，也不是变得更好了，只能说，它正在塑造一种新人，一种新的主体和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
所以，对于互联网是否会造成反智的判断，很多思想家其实都预设了现代启蒙的观念，在它背后则有一系列的二元区分：自律/他律、理性/非理性、自由/决定论、知识/反智等。这些二元区分的概念，已经无法有效观察我们当代的世界。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