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葭:媒体死亡的代价 中国人“不知道该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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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4

日前,腾讯旗下的自媒体平台《大家》被封号。这个曾经集中了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自媒体信息平台,封号前的最后一个头条文章是《中国正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本台记者唐家婕专访了《大家》的创刊主编、中国资深媒体人贾葭。

唐家婕:作为腾讯《大家》的创刊主编,当你得知《大家》被封号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贾葭:我其实早就有心理准备了,这是迟早的事情 (笑)。我经历过很多次媒体被封。2003年,我要入职《21世纪环球报导》的那一天,报纸被封了,我特别伤心。我大学读过一本《方法》杂志,由中国顶尖的学者谈顶尖的问题 ,也被封了。

当时别人告诉我这个(腾讯《大家》封号)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做饭。我特别平静,我吃完饭、把锅都洗了,坐下来才开始想这个事情。因为我总觉得……会有这么一天的,而且她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2012年互联网发展 中国媒体短暂见曙光

唐家婕: 腾讯《大家》2012年底成立的时候,腾讯副总裁孙忠怀说要打造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思想盛会,当时成立的源起是什么?

贾葭:那之前我跟长平老师在香港做《阳光时务周刊》,腾讯几个领导来香港跟我见面,问我愿不愿意回北京做一个评论频道。因为网站的原创在过去很多年都没有做起来,腾讯又财大气粗、长袖善舞,我就很感兴趣。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大概用一个半月就完成产品开发跟测试,12月15日上线。先从网站做起,来年才开始以微信公众号为重心。

唐家婕: 这也不过8年前的事,2012年中国的媒体、互联网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贾葭: 整体环境因为技术让大家比较乐观吧!你要说政治环境,正好又遇到新老交替的背景,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交接那年,年底刚好是十七大。

唐家婕:你说过《大家》的原则是洞见、价值、美感,当时是怎么找写手?怎么找题材的呢?

贾葭:题材我当时没有限定。中国专业评论一直没有做起来,腾讯《大家》当时野心很大,比方说神五、神六上天,老板说你去找个航天教授或学者,千万不要找媒体人。他当时特别强调专业这个词 。我们怎么把大众与专家之间连结起来,既有学理论述、又有深度分析,而不是简单停留于时事评论或流于表面情绪,我们倒是很忌讳这个,所以一开始找人不容易找。有时候专家稿子来,要花很多时间改。一开始蛮难的,但我觉得很有意义。
唐家婕:你在《大家》的时候,最受到欢迎的评论文章是哪一类呢?

贾葭: 我在的时候有个现象比较好玩,谈中日问题的文章受欢迎。我们请在日本住了很多年的专家学者、还有两、三个日本资深媒体人用中文写稿,最后还结集出了一本关于日本评论的书。日本媒体人、学者写稿特别认真、细腻,又会讲情感,言之有物。

唐家婕:对这类题材或文章质量的要求,反映了《大家》或中国读者的什么特点?

贾葭: 读者大概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的菁英人群。一开始腾讯QQ的读者我们认为比较低龄,《大家》刚创立时,读者也会反映文章太深。后来我跟领导讨论,就说那看不懂的读者就不是我们的读者,另外就是时间久了,他就会看懂了。

唐家婕:《大家》当时文章最高的阅读量可以达多少?

贾葭:在微信端最高九百多万一篇,在网页端有一篇三千多万阅读量。

贾葭:《大家》死在没有言论自由

唐家婕:《大家》被赐死了以后,你写道“为大问题而生,为大问题而死”。生的时候的大问题是什么? 死的时候,留下的问题又是什么?

贾葭:生的时候大问题想得很明白,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没有为大众解释。比方说,中国为什么在经过一百多年现代化进程,还是如今这个样子?但你不能天天谈政治、制度,你要提供具体的方案、策略。 我们虽然不能谈当代的政治改革,但可以谈汉代王安石、可以谈晚清,有些话要透过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话讲出来,你就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了,目标挺大的。

至于死,媒体就是大问题啊。这次疫情这样严重,言论和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的安全有没有联系?是不是大问题?

唐家婕:《大家》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正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作者说,面对疫情,媒体正在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在你看来,疫情当前,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要做些什么?报导些什么?

贾葭:这个话题就大了。但受的约束多啊。很多人想成为合格的媒体,但在现实面前你会碰壁。

媒体死亡的代价 中国人“不知道该信谁?”

唐家婕:那我们撇开中国政府的管控不说,一个正常的媒体这个时候要做什么? 中国民众需要的是什么?

贾葭:可做的太多了。首先你得满足读者与大众对讯息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就像病毒来源能不能搞清楚? 现在没有媒体在追?李文亮这件事,有没有媒体把全部经过写出来? 武汉的小区百步亭,网上有大量的投诉,反映没有人管、住不上医院、不给确诊;但是武汉政府却说那个小区没有病例。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遇到讯息非常混乱,我们不知道该信谁?

如果你什么事都信官方媒体的说法,你会发现,哇靠,那很危险啊。

比如22号晚上,官方媒体要大家不要离开武汉,八小时后要封城,我们会把大家照顾很好。为什么当天晚上逃出去三十万人? 就是不相信嘛。说明这种时候非常需要有高度公信力媒体去分析我们应该怎么做:出武汉?不出武汉?说到底就是如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不实时,就会造成灾难。

唐家婕:李文亮走了以后,你说每个人都在李医生身上死了一部分。什么意思?

贾葭: 我们人的生命是一个个时间段构成,我在关心李文亮医生的事件的时候,我读他的微博、替他发帖子、我把我的生命分享给他。他死了,就是我生命分享给他的部分也死了。

唐家婕:李文亮过世引起中国社会很大的反应,现在两个多礼拜过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会持续发酵吗?

贾葭: 这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会种下一点种子吧。我在微博上看到好多年轻的00后小朋友们, 做各种反抗的标签,戴口罩要求言论自由,我觉得蛮感动的。

贾葭:2008年是中国媒体自由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唐家婕:你在中国媒体待了十多年,你观察中国媒体环境的变化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分水岭是开始往上、往下走?

贾葭:2008年发生了四川汶川地震,记者很勇敢, 很多媒体突破了限令,甚至无视禁令做个案报导及追踪。那时候党国容忍,原因是马上要开奥运会了,还有大量的外媒在场。那大概就是(中国媒体环境)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了吧。

唐家婕:接下来就是往下走了吗?

贾葭: 是,尤其到互联网时代以后,客户端、微信号,都有非常细致的操作要求。奥运会之后,商业网站的头条、二条、三条,大概是阅读量最大的几条新闻。过去有自由选择,但是奥运会之后,网管办给商业网站每天发五条内容任选三条。

每天做头条、二条、三条,我们叫做自助餐。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不是自由的,不能发别的新闻,只能发他给你的。

贾葭:中国式的讯息传播转向“地下”

唐家婕: 那么从2008年到现在的管控,这十多年对民众、对记者的影响是什么?

贾葭:只能越来越蠢呗。

唐家婕: 你说过“有良知的文字,会记录描述及解释我们遇到的问题。”现在是2020年,你对在中国还在继续写作的人想说什么?

贾葭: 2015年高考结束时,很多家长都跑来问要给孩子报什么专业?我说,这个东西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好先去做亲子鉴定,如果是亲生的,就不要让他报新闻。我做十多年新闻经验,又不赚钱、又伤心、还要冒着风险,是成本收益奇差的行业。
但是,有志于此的年轻人从来都是络绎不绝的。可能从事几年以后也会看到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吧。
作记者有两种: 一种是记者,一种是中国记者。

唐家婕:疫情之初,有很多外媒对中国突然百花齐放的媒体、自媒体感到赞叹,甚至对中国走向新闻、言论自由乐观。你怎么看?

贾葭:这要分成两个问题来看。第一、技术进步对中国媒体环境有没有促进?我觉得有,但是有限的。比如公众号非常清楚说我发出去会被删,但我不怕。像我的朋友王五四就是这样,他已经被删掉了125个公众号,但他非常清楚我只要这么一发,在短短一两小时内传播到10万阅读量以上,利用这个时间差,只要我这个文章保存一到两个小时。

这种在过去没有微博、微信、前互联网或互联网1.0时代,大众是看不到的。因为你需要一个公开发表的渠道、需要媒体才能发声。后来,互联网2.0时代让信息变成一个平等的、多重性分布,所以技术的进步对于这样的声音发出来是有利的 。

外媒说看到好多公众号,突然发了一篇三观超正、信息量超丰富的文章,几小时内转到一百万阅读量。 背后可能就是一个人、一个小团队。但你现在回去看外媒赞叹的那些文章,一条条都是被删除的。

唐家婕: 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唐家婕 责编:申铧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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