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香港为了争取普选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从近八十万人的“六？二六公投”，到逾五十万人的“七一大游行”，从呼之欲出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到为争取普选举办的种种示威、游行、集会、论坛等，写下了香港争取民主史上的光辉一页。基于此，至少在表面上，港府和北京都在竭力希望落实二0一七年特首普选，港府的官方政改咨询宣传广告就是“有商有量，实现普选”。然而，南中国的另外一个特区、一水之隔的澳门特区至今仍是“无商无量，莫谈普选”，令渴望普选的那些澳门人士和关心澳门民主前途的人们感到失望。在澳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待普选的态度均不积极，澳门特区政府对普选议题甚为冷淡，澳门民间要求普选的声音也相当薄弱，不少市民对此逆来顺受，令澳门普选路上困难重重。
澳门政制一度领先香港
事实上，澳门的民主政制曾经一度领先香港。一九八四年，澳门立法会就将投票权开放给无葡国国籍的全体华裔居民，当年就有民生派人士成功循直选当选议员，而香港则是在一九九一年才正式引入立法局民选机制，比澳门晚了好几年。但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至今，香港的民间论政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民主运动一直伴随着几代港人的成长，导致一九九五年香港已经全面取消立法局的委任议席，而澳门的委任议员却被写进《基本法》里以图千秋万世，香港的直选议席的比例已扩大到一半，若北京信守承诺，六年后香港便能实现立法会全体议席普选，可是将近四十年来，澳门立法会的直选议席比例只增加了可怜的百分之七（从百分之三十五增至百分之四十二），澳门的《基本法》没有像香港那样规定特首和立法会最终实现普选的目标。时至今日，香港已走到实现普选的关键时刻，可澳门依旧是一潭死水，实在令人扼腕而叹.
所幸的是，在这种低迷的民主氛围下，今年仍有令人鼓舞的民间社会运动。五月份，澳门特首在未进行任何公众咨询的情况下，强行提交立法会所谓的“高官离补法案”，以图使澳门特首和主要官员获取巨大利益，引发了澳门民间组织“澳门良心”发起的逾两万人的“五．二五大游行”（创下澳门回归以来的游行人数记录）、数千名市民的“五．二七包围立法会行动”，最终特首宣布撤回这项“贪官自肥”的法案，至此，澳门民间的反离补抗争运动获得胜利。
五．二五大游行影响深远
尤令我关注并甚感欣慰的是，“五．二五大游行”的发起者“澳门良心”在特府宣布撤回离补法案的当天，发表了一份“五．二九宣言”，计划下月再到立法会外围集会，希望唤起澳门市民对政制问题的关注。宣言同时指出，五月份逾两万人的大游行、数千人的包围立法会行动，告诉世人我们不再沉默，澳门社会的未来，由澳门人重新掌握。虽然特区政府撤回了法案，但宣言仍指出，这起事件揭示出澳门政府权力来源几乎无任何民主成分，施政几乎完全悖逆民意，并指出澳门需要的，是民主政制和全民普选.香港的《苹果日报》于六月三十日也刊发了一篇报道，标题为“港澳争普选决心须一致”，那么，澳门为什么需要实行普选呢？
现代政治学认为，体现平等权的普选制、体现自由权的政党制和体现代议权的议会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之一。而普选制又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因为平等是人性的基本要求，是人类的基本理想。没有普选制，就不会有政党民主政治和议会民主政治。
通过定期安排的竞选来选择政府，被普遍视为民主的最低标准。这样，选举制度获得了政治民主大厦的基础性地位。政府长官和议会议员需要选民的一张张选票，正像商家需要消费者口袋里的一张张钞票一样直接。选举制度从确立、完善到发展至今，已普遍形成了“普及选举”的制度，也就是普选（universalsuffrage），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已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普遍享有。
普选的好处
翻开历史，在普选制被确立之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才步入了文明大道。普选制为公权力机构的产生，以及和平、有序、合理的转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可以说，普选制这种在历史中形成并逐步发展的政治文明制度，是全人类的福音。
现代选举制度从确立到完善，尤其是普选制的普遍实现，在西方主要国家一直到二战后才完成，经历了约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普选制的实现，是各国民众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如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爆发的举世闻名的“宪章运动”，即是为了争取普选权。根据美国《foreign affairs》杂志统计，到二000年，全球共有一百二十个国家实行了普选，占当时联合国成员国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五，由此看来，普选制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另外，普选制是国家权力和平交替的方法。民主政治与专制的重要区别，就是每隔几年要由民众，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来决定政权的是否更叠，即政权的更替取决于选民在普选中的投票结果。
进一步的，普选制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参政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政府与公民，各处一方、各司其职，前者专事社会事务服务，后者专事自己的职业.如果没有定期的选举活动和其它的公众参与方式，彼此之间就缺乏沟通和交流的管道，民众就会处于被动、消极的状态，政府也会脱离民众，决策和行为背离民意则在所难免，而滥用权力、贪腐现象也容易滋长.所以，自由、定期的选举对公民来说弥足珍贵，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投票时，选民必须对竞选的政党的纲领、政策进行比较，对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予以关注并作出判断。可见，普选制大大提高了公民在产生公权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公民能够通过普选制度表达各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在普选制下，政治才真正成了“多数人的政治”，而不是少数权贵决定一切，操纵着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命运前途。
有民意政治方能有责任政治
普选制既确立了“民意政治”，同时也产生了“责任政治”。国家权力、政府权力不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当政者用武力、枪桿子打下来的，不是“今上”或小圈子的钦定，而是“投票箱里出政权”，真正是民众的委托。因此，执政当局必须对民众负责。倘若执政者罔顾民意、自行其是，甚至施行暴政，政府的存在、延续及权力的行使便失去了合法性依据，就应当下台，另建合乎民意的政府。政府的权力一经处于民众的监督与约束之下，就不敢恣意妄为。所以，在普选制下，不再是政府主宰民众，而是民众选择政府的去留，因而控制着自己的命运.这样，也就实现了近代荷兰傑出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毕生的信仰──“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写于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
文章来源：讯报
呵呵，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