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高行健请我到北京人艺剧院看他的《绝对信号》、《车站》，那是先锋戏剧登上中国剧坛之始。记得很多年轻人围上来问：“有没有富余票？”这两部先锋剧在小剧场演出，当时大剧院上演白桦的《吴王金戈越王剑》。我便问等退票的发烧友：要看哪出戏？众口一词，都是高行健的戏剧。
1985年，高行健再邀我去看大型戏剧《野人》首演。完场灯光一亮，我看到了周围不少文学艺术界熟人，眼眶多泛满泪光。那是嵌入我生命记忆的八十年代，充满骚动、渴求新知、富於理想、勇于探索……自从那个时代迸发的星火熄灭，操正步前来填补空缺的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岁月就像宏大词语的石碾，沉重压过个人心灵。一转眼，这些人都老了。高行健是后文革崛起这辈当中的年长者，他今年已满八十。《论语》“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老而更发愤忘食，锐意耕耘；乐而忘忧并非忘记天下之忧患，而是乐在阅读与创作之中。高行健就是这样一个人。
二十年前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到斯德哥尔摩观摩典礼。当时中国作协和更高的所在拒绝承认他曾是中国作家，其实对高行健乃至海外作家如我者都无所谓。文学是什么？它是个人心史，是作家凭记忆与幻想对社会、人生和人群的诠释。它绝不是某种既定意识形态对生活的归纳和认証。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作家，从来拒绝成為国家徽记，却是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一脉川河。
高行健获奖之初，海内外也有过一波争议，这本寻常事。其实争议始於更早时，1990年暮春一群海外作家在挪威共商《今天》复刊，对高行健的剧本《逃亡》就有反对声音，认为纯文学杂志《今天》不应发表政治色彩过浓的作品。及至十一年后高行健获奖，海外又有声音认为他的作品背向政治、背向时代，只剩个人内心这个向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标准不符。
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它不是文学奥运金牌，不是至尊光环和标尺。但它绝非政治游戏或六合彩大奖。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几十年，人们可以列举出有多少颗沧海遗珠，又有多少获奖者未能称得上实至名归。但没人能否认它是严肃的，它是遵循文学之本质对作家艺术创造的认可。只有那些向来以国家意志和政治准则去钳制、奴役作家艺术家的极权之邦，才会大量生产文化垃圾。而即使在那样的国度里，特立独行的精神逃亡者也永远不会香火断绝。他们在暗夜发光，就像《逃亡》场景里幽暗仓库的孤灯，无助地摇曳，不肯熄灭的却是人性，那是唯一能照亮和辨读历史的烛火。
当拉开时空距离再看，《逃亡》内涵超越了广场上的旗帜、标语、高音喇叭和那些缠头缠臂的红布带，亦超越了三十年来关于那起历史大事件的种种政治评判和道德争论。权力、暴力还有藉其它崇高名义而划一的价值，都合力将个人话语和异议话语逼到死角，其象征就是废弃的黑暗仓库。而《逃亡》就是绝境中不同个人的自言自语，犹如我三十年来之写作。
高行健的精神逃亡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自从他烧掉第一批文学习作手稿，就已踏上了不与既定主流价值妥协的反叛之路。一个人的体验与记忆，既受时代制约，亦有自我选择的可能空间。高行健反叛精神之猛锐，实难从他谦淡平和的外表看出端倪，他甚至能挑战自己的肉体与生命。1984年我到首都剧场看川剧《白蛇传》，幕间休息时我出来抽烟，正遇高行健。他这杆老烟枪却谢绝我奉烟，告诉我他被诊断出肺癌，马上就要丢开一切，独自到大西南云贵一带浪跡远游。我讶嗟而且痛惜，这位正值英年的好友，生命竟临近凋谢吗？
接下来几个月，文化界被“清除精神污染”整肃得一夕数惊，独不见高行健踪跡。我在尘寰的扰攘之中仿佛听见了来自大西南荒山野岭的空谷足音……半年后高行健回京，我再到北京人艺的宿舍与他聚首，始知所谓肺癌是误诊。高行健却因此穿越生死线，得以脱胎换骨，谈吐间洋溢著对生命的欣喜。他的陋室四壁挂满彩陶面具，散发西南土著巫文化气息。他告诉我很多此行的奇遇和传说，并说结识了贵州一位乡土艺术家尹光中，即这些面具的作者。他把这位异人带到北京，希望这一脉民间文化走出乡野。后来我与尹相识，是个昂藏七尺的粗獷汉子，实难想象高行健那间斗室如何住得下来。再后来《野人》上演，我看到了贵州异人的面具是怎样搬上了人艺剧院大舞台……
然而，我尚不晓得高行健西南行将酝酿出一部长篇小说《灵山》。但可以想见，他奇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经历了死亡临近的淬炼而迸发出来的。看《野人》读《灵山》，便能感知到高行健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民间文化敏锐的审美发现。尽管他的作品风格前卫，对传统话语充满挑战性、颠覆性，高行健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灯者。1998年春节，来美执导《生死界》的高行健到我家过年，在座还有刘索拉、王朔和画家陈丹青、史济鸿。大家围坐壁炉前神聊，侃爷王朔扯到家谱和姓名学，谈到高行健时，我问：你的名字是否来自《易经》？他说是，父亲就是按“天行健”之句给他取名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说到高行健身份认同之“国家徽记”——这本来不值得讨论，只是一些国家意志的权威秉承者把它变成了怪诞命题。文学无国籍，威权主义却断断不能接受一个政治色彩虽淡，而骨子里却彻底反叛的作家，因而始有“他是一个法国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之官方说词。这叫做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以集权体制的思维定式，不但作家艺术家是这个制度的家奴，进而全体老百姓都是它的家奴。在后集权时代，可以容忍你不爱它，而决不能接受你公开叛逆它。哪怕是装出来的顺从，也还符合家奴的最低标准，但反叛则颠覆了宗法祠堂的家规，这绝不能姑息。于是高行健的祖国从此对他轰然关上了大门……2010年我到巴黎与高行健聚首，他告知，这些年曾有好些中国记者给他做过专访，最终却没有一篇文字能刊登出来。
记得当初官方钦定了立场之后，国内文坛那些权力意志詮释者轮番出来卖力表演，这还罢了。尤是看到一些曾相熟的文化人之表态，那份闪烁吞吐真不忍卒睹。于是我更真切地理解了高行健所说的“自我审查还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个人想避免空头大话越来越难。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向来是互相加强的。只要历史还在结结巴巴不讲真话，流亡的写作就是必须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终归是无法上锁的，逃亡者高行健就在这个家园里完成了他自己。而我也一直在流亡之途跋涉，隔着被异乡山脉与林冠勾画的天际线，我听到了汉语大海浩瀚的喧响。
—— 原载: 《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