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出生的科学史家、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许良英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最黑暗的岁月，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对80年代影响甚大。他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先生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他与夫人、历史学家王来棣先生自80年代以来，二十几年了，一直致力于研究、写作《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从古希腊、罗马、荷兰、英国到美国、法国。现在已大半完成。
我所知道的许良英先生
【这是我2000年写的旧文，曾收入2001年出版的《脊梁》一书】
说起许良英先生，我想先抄几段1999年9月1日他给一个朋友的回信：
“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1976年清明前每天路过天安门广场所见的感人场面和1989年4—5月间更加激动人心的所见所闻，都验证了这一真理。我清楚记得，1987—88年间，人们普遍为当时大学生只关心个人利益、不关心国家命运而忧心忡忡；可是，1989年4月中旬以后，他们所表现的政治热情竟如此高涨，在北京甚至有三千人以绝食这种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抗争。经过血腥镇压和十年的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后，是不是人心都死了，普天之下竟没有一个‘爱国志士’了，我看完全不是。相反地，倒是时时处处感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问题仅仅在于，在政治高压和思想言论严控下，不允许发表不同于官方的第二种声音，但是人心永远不会死，‘爱国志士’依然随处可见，我相知的朋友中就不少。虽然近十年来我的处境相当困难，文章不让发表，电话一直被窃听，还曾一度遭软禁，不少人不敢同我来往，但我始终没有感到孤独。”
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许良英当然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先生已成为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出生于五四运动后一年（1920年5月3日）的许先生80多年的人生道路非常富有典型意义，从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真正体现了“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我觉得有这样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许先生那种深刻的反省精神，据他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最终回到了民主与科学的立场上，启蒙的立场上。1949年以前，他热情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即使1957年他被打成“极右分子”后依然迷信毛泽东和党报，真诚地相信报纸上说的亩产十几万斤的神话，相信几年内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目睹江青的表演和批林批孔的闹剧他才恍然大悟。70年代末从浙江农村重返中国科学院以后，他便开始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但直到1987年初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依然没有摒弃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
“1987年，主张宽容的总书记胡耀邦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遭罢黜，使我心中仅存的对共产党的一线希望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点残余信念都彻底破灭了。”
他的一生不断地反省自己，批评自己曾经的错误，最后彻底否定了自己的盲从与迷信，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傲然站起来，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楷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二是在许先生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了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而且要关怀社会，肩负社会责任感。他是爱因斯坦精神的传播者与实践者，他在逆境中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在文革末期出版，对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对70、80年代之交的民主启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第三卷有关社会政治言论直接影响了几代人，今天中国很多追求民主的人之所以喝过爱因斯坦的乳汁，基本上都是通过许先生他们的翻译。
在那个荒芜的年代，绿色封皮的《爱因斯坦文集》陆续出版，无疑是在读书界、学术界的一潭止水中漾起了一层层的涟漪。爱读书的胡耀邦就曾几次向共产党的干部推荐、介绍这部文集。直到80年代中期报纸公布的大学生爱读书籍调查，《爱因斯坦文集》依然榜上有名。
1979年北京隆重召开纪念爱因斯坦诞生100年的大会，在许先生帮助周培源起草的讲稿中首次引述了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结尾中的一段话：
“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讲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反响，有人在西单民主墙撰文评述，并转引了这段话。在经过了三十年封闭之后的中国，“对个人的完全奴役”、“民主的平衡力量”、“防止权力无限”、“个人权利得到保障”，这一切何其陌生、何其新鲜，远不止是春风拂面，它给饥渴的中国大地带来了久违的甘霖。
1985年，许先生还与方先生在浙大共同主持召开了爱因斯坦研讨会。毫无疑问，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作为爱因斯坦的精神同道，爱因斯坦走过的道路也就是许先生走的路。1938年，年仅18岁的许先生在故乡读到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一个科学家如此关心社会、关怀人类的命运，怀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深地震撼了一个少年的心，我们难以想象爱因斯坦对这个少年漫长一生的深刻影响。难怪一位十分熟悉他的老人说他整个就是爱因斯坦的影子。正如爱因斯坦说的：“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这一点，许先生也身体力行了。《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两文可以说是他对自己在爱因斯坦影响下所走过的这条道路的忠实记录。也正是爱因斯坦巨大的人格力量支撑起了许先生在农村的那些黑暗、漫长的岁月，20年最高贵的岁月啊！
许先生不仅研究爱因斯坦，而且在近现代世界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与李佩珊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就是一部巨著（已出了第二版，16开本，洋洋800多页），他撰写的《结束语》更是值得每一个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人认真读一读。胡亚东曾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书评《激动人心的岁月——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给予极高的评价。最近《读书》发表的金克木遗作《倒读历史》，称此书“题为简史，实是大书”（《读书》2000年9月P35—36）。
他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晚年还孜孜不倦地从事民主的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写作。他多次站出来发出民主、人权的呼声。可以说在20世纪后二十年中，几次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呐喊几乎都是许先生促成的。
1986年他与方励之、刘宾雁三人共同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历史讨论会”，引起热烈反响。这是1949年后大陆第一次由个人发起的学术会议，由于86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方励之等人被开除党籍，会议流产了。许先生也仅仅因为邓小平把他的名字忘了（误以为是王若望），才没有和方励之并列批判榜（这一点方励之在海外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过）。
1989年2月26日他与大学同学、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施雅风共同发起42个著名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其中28个是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这是当时几波签名中唯一得到中南海回应的（随后中共中央最高层曾委托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邀请许先生夫妇和施雅风吃饭、交换意见），有如此众多的自然科学家联名对国事表达意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没有许先生这样的发起者，这便不可能，其中参与签名的不少都毕业于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他们富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浙大校训“求是”），他们的人格风范、思想追求是我们这些后辈们所望尘莫及的。
“##”造成了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沉默，说鸦雀无声一点也不夸张，在这样的白色恐怖面前，1992年许先生在国内刊物公开发表文章谴责杀戮。1994年许先生又和丁子霖、蒋培坤、邵燕祥、刘辽、张抗抗等七个知识分子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并因此被软禁在家中。
1995年5月，许先生与林牧先生等发起了有四十五个知识分子签名的“宽容呼吁”，这四十五个中有自然科学家21人，社会科学家12人，文学家4人。将近半数还是中共党员，而其中大多数是老地下党员（至少15人）。此外还有8个曾因民主墙运动与89民运身陷囹圄的知识分子（包括王丹、江棋生、杨海、包遵信等）。权贵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血迹未干，硝烟散去还不足六年，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会有这么多著名知识分子站出来，其中还有这么多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这是“##”以后发出的最大的一次知识分子群体呐喊。没有许先生，一切也许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他的人格力量，他在老浙大校友、同学中，乃至自然科学界和整个知识界所享有的声望和道义感召力都是无法替代的。
三是许先生的直言不讳，几十年来他不仅毫不含糊地批评当政的权贵，为权贵们帮闲、帮忙的形形色色知识分子，比如臭名昭著的何祚庥、钱学森等。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追求民主的阵营中形形色色的“领袖”、名人，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名人，也因此得罪了很多名人。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90 年代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形形色色的反民主逆流都曾遭到许先生的猛烈抨击。所以，不仅权贵们恨死了许先生，不少打着民主旗号的名人、知识界的一些名人们也对许先生耿耿于怀。人无完人，我当然不认为许先生是完美无缺的，他也有他的不足，有他的局限性。但许先生的人格、许先生的思想，许先生为民主、人权呼喊的历史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我们这个民族其实什么人都不缺，缺的就是讲真话的人，许先生多次说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直言皇帝无衣罢了。没有他的直言无忌，没有其他人的努力与牺牲，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半叶留下的将是多么暗淡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树立了一座反抗强权、争取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丰碑。
许先生常说1974年他才从毛泽东的迷信中觉醒，从那以后他开始重新思考民主与科学，重新认识中国，反思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逐步回到了“五四”的轨道上。
1980年许先生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中率先提出了“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在五四运动60年后这位“五四”后一年出生的科学史家再次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五四”薪火不绝，许先生自觉地成为“五四”精神的传人。不久他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加以较为全面的论证。多年以后先生自述：
“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的理论著作，方知道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
虽然先生自认为那时他“自己实际上也根本不懂民主的真正意义”，“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但从当时刚走出文革深渊的中国来说，提倡民主与科学却是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啊！在这一意义上许先生厥功至伟。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里，许先生不断反省、学习、思考。1987年以后，他完全摆脱了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1988年11月在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许先生公开提出：“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并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导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暴政，也导致中国‘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在‘五四’后一年就夭折了。”
直到80高龄他还和老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先生一起研究民主的理论与历史，20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主和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文章，80年代他在各种场合毫不留情地批评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民主集中制、新法西斯主义，反驳民主缓行论，抨击各种反民主的逆流，尤其是一度曾作为官方舆论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同时直言不讳地批评金观涛的民主朦胧论、批评《河殇》关于民主的三个特性（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1989年以后，在“六四”淋漓的鲜血面前，许先生对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更深刻了。1993年1月先生写下《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一文，一再强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回到“五四”，开展一场民主启蒙运动。而这种启蒙，首先是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
经过多年来的反思，许先生对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了。他明确指出民主运动不是造反运动，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也不需要自封的“领袖”与职业革命家，反对地下密谋组织，反对不负责任的盲目行动，主张和平、非暴力、负责任。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针对不少人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首先寄托在中产阶级身上，他指出中国要实现民主首先是要有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并且具有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自己的思想去影响社会，促成民主。”（引自许先生《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香港版《中国的良心》）其实这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现在就完全看我们怎么做了。
作为科学史家，许先生曾为反对畸形的科技政策、大力倡导科学精神而大声疾呼。早在1985年，许先生就在《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第五稿讨论会上首先批评了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错误，得到包括他的恩师王淦昌在内的的众多与会者赞同，可惜没有被接受；1989年初他为了抵制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扰，凭科学的良知写了《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从他的专业科学史的角度尖锐地批评了80年代流行的两个官方说法——“科学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3年8月他再次撰文批评当局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窒息基础科学的政策，发出了“救救科学”的呼声（《世纪末中国科学的危机》）；1997年3月，他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不仅批评了“科学是生产力”、把科学混同于技术，批评了伪科学，还批评了把“四化”等同于现代化的错误，清楚地阐明了现代化的含义，郑重提出科学家的科学意识等问题，可惜此文至今未能公开发表（《关于科学意识和现代化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许先生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一个叫张家渡的小山镇，地属台州，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于产生了鲁迅、蔡元培的绍兴，也不同于产生了章太炎的杭嘉湖地区（和“苏南文化群落”更没有关系）。台州历史上出过一个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儒，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追忆被国民党杀害的作家柔石时曾提到了他，并且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命题——“台州式的硬气”和“迂”。许先生是台州之子，是这块土地养育出来的，在那里他度过了整个童年、少年时代，高中才来到杭州（浙江省立高工）。1937年12月日寇在杭州湾登陆后，高工解散，他回家乡自学了一年多，也就是这一年他读到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受到强烈震撼，“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同时“意外地读到一系列介绍20世纪物理学新发展的书”，怀着成为“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理想考入浙大。
1958年许先生被定为“极右分子”后回家乡生活了近20年，一边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养活自己与老母，一边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他自己回忆说是斯宾诺莎与爱因斯坦陪伴他度过了漫长的农村岁月（大意如此），所以他的一生起码有三十多年是在台州度过的，台州文化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99年9月他在给他的老师、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的信中明确地讲到了台州文化对他的影响，并以台州人的“硬骨头”骄傲。1957年反右运动时许先生并无任何“右派”言论，不是反右对象，却挺身而出反对反右运动，以反对反右而成为“极右分子”恐怕举国只有先生一人，颇有点鲁迅说的“台州式的硬气”和“迂”；“##”惨案发生后，国内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一片鸦雀无声，年逾古稀的许先生又率先站出来公开谴责这一反人类的暴行，重申民主、人权的诉求，这是典型的“台州式的硬气”和“迂”。
从明代的方孝儒到柔石，再到许良英先生，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是同一文化的遗传因子。许先生和他的两位同乡先辈一样的硬气，但他已摆脱了六百年前方孝儒恪守儒家信条的“迂”和柔石式的纯真之“迂”。所以他能不断地自我反省，不断地超越自己，最后摒弃了他信仰大半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晚年的许先生和鲁迅一样对对现实有着一针见血的深刻洞察力，他经历了多次学生运动、地下党革命、反右、文革、“##”……八十年的风风雨雨、沧桑巨变，先生早已看透一切阴谋、阳谋、吮血、卖友……
当然，许先生也是“求是”之子，从1935年上高工（学校就设在浙江大学内，穿浙大校服，戴浙大校徽）开始，到1939年2月进入浙大物理系，到1945年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加上文革期间被押到浙大审查、批斗的11个月（其中6个月是坐牢），许先生先后在浙大校园里生活了11个年头，老浙大（1949年以前）的“求是”精神哺育了他（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竺可桢先生在日本人的炮火声中把“求是”定为浙大校训），他是真正的“求是”人，是竺可桢先生的好学生，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求是”学子严谨的治学风格、踏踏实实、追求真理、百折不挠、宁折不弯的精神风貌。
从参加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他几乎经历过历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并且直接参与领导了1947年的于子三运动，是浙大地下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深受历届浙大师生的尊敬与爱戴。尤其是在老浙大校友、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上次我们说到的几次重大的知识群体签名活动就是以当年的“求是”学生为基础的，他们大部分学有所成，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成功，同时深深地关注着自己民族的命运。
我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许先生最重要的乃是他的人格力量，而不是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和爱因斯坦研究。他的巨大道义勇气和人格感召已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包括他的研究生仲维光这样学有所成的中年知识分子，以及正在崛起的89一代人，如王丹、刘刚等）。许先生本是农家子弟，幼年丧父，完全是苦读出来的，他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一座精神丰碑，依我看其精神源头至少有三个，一是台州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二是爱因斯坦的思想和人格，三是浙大的“求是”传统。因此，我说许先生不仅是台州之子、求是之子，也是浙江之子（他不是什么“苏南群落”的另类），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之子。他对故土深情的眷恋，对这个民族的爱，他对自己祖国的感情是我们这些后辈所不敢望其项背的。但我还是想套用百华常说的那句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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