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论社会民主主义（八）
九、取得政权之路
近来我们时常听到人们谈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阶级掌握着绝对权力，不管这个阶级的发展和知识的水平如何。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样一种制度和民主不同，它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工具，不管工人阶级成熟的程度如何。
……我已经强调说过，工人阶级通过民主去获得民主和政权，比建立并维持自己对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专政，所需要的力量、知识和独立性要少得多。
让我们假设工人阶级在打垮了敌人之后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专政，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专政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权威集中于一个意志，任何对于这个意志的批评，都要被作为重大的罪行来对待。因此，无产阶级真正的专政就必须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个统一意志的存在为前提。许多人常常假定这是一个自明的事实，即工人阶级是由一个统一的、清一色的群众所构成的，是和一个清一色的“反动群众”相对抗的。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自明的现象，也不是一个一致的、同种类的，用一个德国的词来说是“总体的”的群众。
认为工人阶级与贫苦的群众是同义词，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包括那样一些工人，他们没有或不控制他们所必须用以谋求生活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严格地说，农民、艺匠、小商人，无论他们如何贫困，都不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这些分子所希望能够拯救自己的，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在于他们出售的商品涨价。他们的理想是在私有制的社会里成为大农民、大艺匠、大商人。
在另一方面，工人自身也分成两类，但都沒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劳动力的买主。而只有在资本控制了工业，需要工资劳动力的地方，这才有成为大规模的可能。在这种发展成为事实之前，没有财产的群众只有一条路可走一一行乞或偷窃。这种类型的无产者不是社会基础所必需的。相反，他们是多余的负担。他们只靠有产阶级的救济或靠抢劫有产者来生活。这种工人不能理解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更不适于为了这个理想而进行斗争。随着他们依赖富有阶级的善意所达到的程度，他们就成为阿谀奉承的人。他们中间那些性格强悍的个别分子，就产生了剧烈的愤恨，成为罪犯。国家对这类分子是容易处理的。
……
马克思称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为流氓无产阶级，他把流氓无产阶级和挣工资的无产阶级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认为，只有后一类型的无产阶级才能通过许多次斗争的过程并通过长期的考验，能够培养必需的力量和才能来解放自己，从而将社会推进到更高形式。
在这种觉悟成为可能以前，需要几百年的斗争。即使到那个时候，这种觉悟最初也只限于少数的优秀分子，他们认识了自己的社会力量和意义，给自己提出一个达到社会根本改革的目标。
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优秀分子能够在数量上很快地发展起来；但是，在这些优秀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后面，还有一批群众，马克思根据这批群众的特点，适当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没有发展起来的形象”。在经济上，这些群众发挥着挣工资的无产阶级的作用，但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水平，并不比流氓无产阶级高出多少。他们不再乞求救济，只是乞求工作。他们总是认为雇佣他们的那些资本家，不是依靠他们的劳动而生活的剥削者，而是他们的主人、慈善家，工资劳动者要依靠这些人的善意才能生存下去。这些无产者也偶然模糊地开始看出情况的真实性质，使他们作出一些反抗的表现。但是，他们却不能进行持续的、有系统性的斗争。他们只是偶然被迫爆发出一些绝望的行动，可是接着就是很快地颓丧和屈服下去。比眼前利益更高的目标，是这些没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所不注意的。
这个关于无产阶级的成分和性质的一般分析，就足以表明：他们可以分成三大类，各有各的思想方式，各有各的斗争能力，各有各的目标和方法。
……
除上述那些外，还有薪给雇员，即所谓白领工人。薪给雇员比起工资劳动者来，主要是执行资本家性质的职务。……
曾经在一个长时期中，这类雇员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享受资本的“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并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政治家的恭维。资本主义企业增长得越快，这类新中产阶级的发展也越广，他们和旧中产阶级相比，在数量上比工人阶级的工资劳动者这一部分增加得更快。
……
另一个要提出来的差别，就是近年来已经显出重大意义的差别：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差别。
在工人阶级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别，我们在这里不拟多谈，……
上面提出的许多差别是最重要的，它们使工人阶级不可能组成一个牢固的、清一色的群众队伍，而无需其他力量的介入就能够表现出一个统一的思想和行动。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倒是一批不同种类的群众，由五光十色、毫不整齐的分子所组成。马克思以其洞察力看到了许多的共同利益终于会使一切分子鼓舞起来。但是，要实现他们的共同任务和利益，却又有赖于深入的启迪和教育。
……
这些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分子要达到真正的统一，只有通过提出高尚的目标和崇高的社会理想。要实现这样一个必要的政策，在还没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地方，迟早都必须组织一个工人党。无论是谁，只要赞成这个党的理想，就应该被欢迎参加到这个党的队伍中来，但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发挥党的潜力，所以它始终是这个党的最重要的、起决定性的成分。
（考茨基在这一节的文字中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一致的、同种类的“总体的”群众。他将当时的工人阶级分为三种成分：挣工资的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他特别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特点做出准确概括：“他们只靠有产阶级的救济或者靠抢劫有产者来生活。这种工人不能理解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更不适于为了这个理想而进行斗争。随着他们依赖富有阶级的善意所达到的程度，他们就成为阿谀奉承的人。他们中间那些性格强悍的个别分子，就产生了剧烈的愤恨，成为罪犯。”
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
普列汉诺夫的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无产阶级队伍中充斥着大量的流氓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后最初的混乱状态给这个阶级制造了混水摸鱼的机会。作家闻一在其《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书中写道：
“当红水兵、赤卫队和士兵们冲进冬宫时，队伍里就混杂有‘醉鬼和流氓’。当这些醉鬼和流氓置身于由珍宝构筑起的辉煌的宫殿时，他们的欲望就不仅是要在沙皇的椅子上坐一坐了，而是随手将珍宝塞进了自己的口袋或皮靴，最后变成了公开的抢劫。任何一场大动荡，即使是十月革命这样的动荡，也都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事实上，在冬宫抢劫珍宝的不仅有醉鬼和流氓，而且有带枪的士兵，这是列宁没有说出的。（1917年11月18日，列宁发表了安民告示一一《告人民书》，要求‘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士官生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等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活动。’）但是，让所有部队迅速撤出冬宫的命令表明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关于这一点，与红水兵、赤卫队一起进入冬宫的约翰.里德（注：美国记者，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这样记载：‘我们兴奋躁动，人流一般通过右边的台阶跑进皇宫，这台阶通向一个巨大的和空荡荡的有拱顶的房间一一东侧的地下室，迂回曲折的走廊和阶梯从这里四散开去。这里放着许多的箱子。赤卫队员和士兵们猛地朝它们扑了过去，用枪托砸开它们，从里面拽出地毯、窗幔、床上用品、瓷器和玻璃器皿。一个人将青铜钟搭在了肩上。另一个人找到了一支鸵鸟的羽毛，插到了自己的帽子上。但是，当抢劫刚开始时，有人喊了一声：‘同志们！什么也不要动！什么也不要拿！这是人民的财产！’数十双手伸向了抢劫者们，从他们手中夺下了锦缎和手工织品。两个人收回了青铜钟。物件匆匆地，好歹聚拢起来，放回了箱子里，在箱子的旁边自发地站起了哨兵。这一切都完全是自发地发生的。……
“……约翰.里德接着记载了对抢劫了皇宫的士兵们的清查工作：‘两名赤卫队员，一名士兵和一名军官，握着手枪站在那里。他们身后的桌子旁坐着另一个士兵，拿着笔和纸。到处传来喊叫声：‘所有的人都出去！所有的人都出去！’于是所有的士兵都开始走出门去，拥挤着，抱怨着和争吵着。这个自发的委员会让每一个人都停下，翻看口袋，搜查衣服。一切明显的不可能是被搜查者的东西都要被扣走，同时坐在桌旁的士兵登记下被扣的物件，而另一些士兵就将它们送到隔壁的房间。在这里被没收的东西五花八门：小雕像、墨水瓶、带有皇帝花字签名标志的床单、烛台、油彩绘制的小型画像、镇纸、金手把的长剑、皂块，各式各样的衣裙和被褥。”
“……尽管约翰.里德目睹了‘自发成立的委员会’的搜查工作，但冬宫是庞大的，无数的门、无数的通道可以出入，革命的力量尚不能堵住一切掠夺者的冒险。”
难怪考茨基早在1892年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这样解说流氓无产阶级：“这类无产者也从未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但是每逢社会动乱，他们却从来没有放过混水摸鱼的机会。有时他们也会帮同行对行将灭亡的统治阶级加以最后的打击。一般说来，在革命时期，他们专门乘机掠夺，败坏革命，而到后来，一有适当时机就背叛革命。”
认识工人阶级的不同种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能引导工人阶级取得真正社会主义的胜利的。）
上面简略地说到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分子在攻占冬宫后的劫掠行为，虽然得到了遏制，但足以表明这些流氓无产者是想借机混水摸鱼捞一把，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追求者。在关键时刻，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接下来，这些流氓无产者在美酒面前又一次原形毕露。
作家闻一在《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一书中讲述：
酗酒是比在冬宫中抢动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实行了禁酒令，在彼得格勒是没有伏特加酒和其他酒精饮料的合法经营的，只有私酿酒在黑市上非法出售。为了及时控制酗酒闹事和各种刑事犯罪蔓延，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在11月7日就下令封闭所有的酒窖。11月8日，又下令各区工兵苏维埃销毁所有的酒精饮料库存，只留必要数量的酒供“技术之用”。但是，命令难以执行。……
……冬宫被赤卫队和士兵们占领后，冬宫中的皇家酒窖瞬间就成了人们洗劫的对象。据有关资料，这时在彼得格勒就有约七百处酒窖，仅冬宫的酒窖就存有价值五百万美元的美酒。从冬宫被占领起直到年底，这些酒窖的酒被抢劫一空，在史书上被称为“酒窖大洗劫”。……一位当年的赤卫队员后来回忆说：“我们的人在冬宫一下子就喝醉了。我知道，士兵们都钻进宫中去了，他们不是去抢劫宫中的珍宝，而是去淘酒了。士兵们挤成一堆，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听说，那酒可多了去了，什么酒都有。’看得出，他们今天要钻进酒窖去。命令要采取措施。我和另外两名士兵被指定在大门口值班守夜，……皇宫影影绰绰，窗户没有一点亮光，而里面呢？镶木地板被踩脏，家具被刺刀划得破烂不堪，到处是打碎的酒瓶子，酒流得一地。刚刚取得胜利的人们在这里豪饮过，不再有约束的贱民在这里放纵过。”
此后，彼得格勒各处的酒窖遭到了洗劫，人们在街头毫无顾忌地、放纵地饮酒、闹事。对此，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写道：“已经差不多两周了，每天夜里都有成群的人洗劫酒窖，豪饮，用酒瓶子相互砸脑袋，瓶子的碎片划破了手，他们就像猪一样倒卧在泥泞里，在血泊中。在这些天里喝光了数千万卢布的酒，当然，还会喝掉数千万。……”新生的政权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止这种酗酒，但收效甚微。……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尤其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挑动人们反对苏维埃，所以，1917年11月24日，在发生了洗劫冬宫酒窖的事件后，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发表了《致彼得格勒全体公民书》，其中这样写道：“不要让洗劫酒窖和胡作非为玷污了我们革命的荣誉和破坏我们革命的兄弟情温。不要给反革命以新的挑衅的机会，因为他们正试图将十月革命的成果淹没于葡萄酒和血泊之中。对进行洗劫的反革命乌合之众给以坚决的和无情的还击。……”
1917年12月2日，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会议上也对酗酒和洗劫作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他说：“……如果手中握有政权的士兵在抢劫、酗酒，就会败坏这个政权的名声；而不消除酗酒，不采取措施反对酗酒的人也将败坏它的名声。……”
……托洛茨基向苏维埃的代表大声疾呼，要求向酗酒宣战：“你们要用现有的一切力量向酗酒宣战。如果你们不能制止酗酒，除了装甲车，我们也就没有其他的手段了。请记住吧，酗酒的每一天，这就是他们接近胜利和我们回归从前的受奴役状态的每一天。”
托洛茨基讲话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措施，出现了流血事件。高尔基批评说：“在酒窖洗劫的时间里，枪毙人就像枪毙狼。”对《真理报》上将酗酒指责为“是资产阶级挑衅”的说法，高尔基是不同意的，他反驳说：“当然，这是谎言，这种‘红色辞藻’只会导致流更多的血。”……
12月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布了一份《关于酗酒和洗劫的决议》。为了落实这一决议，12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反酒窖洗劫特别委员会”，并且被授予了广泛的权力。12月6日，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施戒严，在所有的酒窖附近都架上了机关枪，对于试图洗劫酒窖者不经警告可以开枪射击。在一系列极为严厉的措施下，彼得格勒的酒窖洗劫事件在12月底被基本肃清。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酗酒和洗劫就成为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严重问题，同时也引起了苏维埃政权最高领导人的最大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来自“醉鬼和流泯”的普通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孕育着越权、腐败、解体的动荡因素。……极为遗憾的是，在苏联的几十个十月的秋去春来中，“酗酒”、“洗劫”等等来自于布尔什维克内部的越权、腐败、解体的因素并没有得到遏制，而是逐渐在滋生和扩展。
闻一先生是中国有名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已出版了二十多本专著。他的作品特点是材料详实，可信度高。他多次去俄罗斯实地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信息让我们了解了十月革命的真相，布尔什维克分子的真实嘴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将布尔什维克分子的胡作非为描绘为：“无赖烧草棚，为的是烤小猪吃，当然烤的不是自己的小猪。”他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本质特性：“流氓无产者是人的第一罪孽——妒忌的体现者。流氓无产者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道德、道义、人格、良心、正派，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东西。”
让这些人得势掌权，什么样的罪恶都会产生！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24）
一个苏联人在电视上看勃列日涅夫讲演，觉得十分无聊，换了个频道，还是他在讲演，换来换去，总是一样。他扭到最后一个频道，屏幕上有一个克格勃指着他说：“你再转换频道，我就把你抓起来！”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12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