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公司参与研制了人脸辨识、社会信用系统，在新疆与公安系统合作建立了全面监控维吾尔人的数字维稳体系。华为对外涉嫌侵犯其他国家的公共安全和公民隐私。但是为何一些民主国家仍允许自己国家的公司向华为出售核心技术产品，许可华为向这些国家出售产品包括架设5G基站？这个问题与中国政府扶植华为进入全球重要产业利益链的政策有关。
中国国有银行从1996年代中期开始重点扶持华为。深圳招商银行为中国电信企业提供购买华为设备的贷款担保，华为可以直接从这家银行提取买方的货款，使华为规模迅速扩大，更容易进入全球产业链。1997年，华为以香港回归作为扩张海外市场的商机，供给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固定网络产品、无线蜂窝移动通信和通用移动电信系统设备，并利用和记黄埔的全球销售网络，直接进入海外市场。
1997年，华为与俄国贝托（Beto）电信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利用贝托公司在俄国政界、企业和军界的网络，扩展市场和影响。华为也以此模式占领其他前苏联阵营国家的市场。1990年末，华为在南非、阿尔及利亚以及巴西设立办公室，随后借助中国领导人出访，以项目合作或建立子公司扩大对非洲和拉美市场占有的份额。同期，华为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劳动力低廉，向印度软件公司外包开发尖端通信软件包括后来为华为智能手机升级的安卓系统。
2003年，华为通过与3com公司建立合资公司在美国建立市场产业链。当时3com的局部网在全球市场占有重要份额，但这个公司陷于财政危机，为了急于摆脱危机，3com向华为提供它的国际品牌，并转移技术和出让其全球销售渠道，最终自己倒闭。。
从2004年起，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向华为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出口贷款额度，同时为购买华为的海外客户提供贷款担保。华为主要通过建立项目合作和子公司，扩展在西欧、北欧市场的产业利益链。这些国家从二战后对与民生相关的的电信行业实施公有化，或视其为公共企业予以扶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这类行业实施了私有化或减少对其扶持，导致这些公司频频出现债务危机，这使华为可以轻易进入这个地区的产业利益链。例如华为从2005年开始向英国电信（BT）提供100亿英镑，升级英国的电信网络，但英国政府和英国电信一直未明确向公众说明华为因此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英国网络基础设施，威胁公共安全和公民隐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将华为塑造成全球生产网络的节点，将其作为提升国家实力的主要企业。仅中国开发银行就向华为提供了300亿美元优惠贷款。同时华为作为高科研公司获得了中国政府减免税收200亿美元，当局也为华为提供土地折款20亿美元。从2013年到2018年，华为获得中国政府补贴是诺基亚所获芬兰政府类似补贴的17倍。这使华为产品的价格低于其它主要竞争对手30% 左右。
2010年华为试图与美国最大的电信企业斯普林特（ Sprint）交易，被美国政府阻止。但华为通过与美国政界有密切关系的游说者，继续保持它在美国市场中产业利益链。例如在美中贸易战期间，美国政府把华为放入实体名单内，华为因此支付了川普的筹款人迈克尔·埃斯波西托（Michael Esposito）每月50万美元，他成功地游说了白宫和商务部， 虽然华为仍在实体名单上，但与华为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可以豁免。华为的美国供应商可以规避美国政府的许可，通过在爱尔兰、以色列和中国等地的分公司继续向华为提供芯片。
2012年至2019年，华为手机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份额，从4%增加到17.6%，超过苹果手机，而同期市场份额最大的三星手机从30.3%下降到21.6%，如果从目前 4G市场份额和华为已经获得的5G合同推算，包括华为与俄国占电信市场最大份额的移动电信系统（MTS）公司签署的5G设备协议，华为仅在欧洲5G基础设施市场就占有28％，高于爱立信的27％和诺基亚的23％。
美国目前试图阻止其盟国使用华为5G， 但是目前英国电信再次成功游说了英国国会和政府，允许华为继续参与在英国架设5G网络，而德国和法国仍未明确拒绝华为。华为已经嵌入到欧美民主国家的产业利益链中，川普的美国第一和利益至上，很少使其他盟国信服。华为强化了这些国家的官商结合以及跨国公司利益至上，这些利益集团在全球产业链中相互依赖，共生共利。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市场产业利益链与专制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全球同构体，直接蚕食了民主原则。民主的存活需要彻底改变全球政治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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