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平凡而美妙的北欧夏日。我们在瑞典南部的森林里烧烤,采摘红色的浆果,然后在凉爽的清风中,乘车去朋友家吃晚餐。直到晚饭后打开电视,我才惊骇地看到,往日安宁的挪威街道硝烟弥漫,散落着弹片和血迹。绿宝石似的湖中小岛缀满彩色帐篷,几百个年轻人聚集一起欢度快乐时光。而后,那里变成一个尸体横陈、血流遍地的地狱。

◎ 害羞的青年成为恶魔凶手

没有人能在一夜之间,偶然成为凶狠的连环杀手。在挪威大屠杀和爆炸案震惊世界之后,人们共同的问题是:32岁的杀手布列维克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如此凶恶残暴?

一位瑞典人说,布列维克的外表看起来,就像是“所有丈母娘的梦”。他给人的好感到了大家想要把女儿嫁给他的地步。几乎记者采访到的所有认识凶手的人,对此人的印象都不坏。

布列维克母亲的女友们——几个穿着讲究的老太太告诉记者,这个英俊的男孩从童年起就聪明可爱。布列维克在奥斯陆商学院获得商业和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他的老同学们形容他是“一个安静的家伙”。他从小爱打篮球,也常去山上滑雪。一起出游的玩伴认为,他有点害羞和矜持,以致没有交往女朋友。在他以前工作过的公司,经理说他待人“非常随和友善”。

循着开满鲜花的道路,可以走到布列维克租下的牧歌般的农场。他曾在那里用化肥制造炸弹,为这次袭击准备了两年,但邻居们毫不知情。在邻居们眼里,这个年轻人像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总是坐在那里读和写”。布列维克的菜单里有:焗虾、小牛肉、开胃红酒和苹果馅饼。与一般穿着随随便便的北欧青年不同,他精心修饰打扮外表,并曾去整容,以使自己看起来更体面。

心理学家也许要从童年的遭遇和父母失败的婚姻,去寻找布列维克犯下可怕罪行的原因。1979年,布列维克出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个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曾是挪威的外交官,母亲是护士。父母离异后,父亲旅居法国,布列维克跟着母亲回到奥斯陆,然后母亲又再婚。尽管如此,由于北欧父母离异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个从小讨人喜欢的孩子并未遭受太大的挫折。他母亲的性格被描述为友好善良、乐于助人。因此,我们很难将这个男子的残暴行为,归咎到先天的因素和家庭教育上去。

◎ 极端的观念造成极端的恶果

与一般的犯罪不同,布列维克属于“为信仰而战”一类的杀手。这是一类在各种“理想”的鼓舞下行凶的人。例如法国大革命中,那个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杀死巴士底狱监狱长的厨子,他相信自己的爱国行为应该得到一枚勋章。又如中国土改时期,中共如宰杀牲畜一样杀死了几百万“地主分子”。那些执行杀人任务的农民坚信:他们是在完成毛泽东布置的“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的伟大任务。

在发动袭击的前几天,布列维克在博客上引用英国哲学家的话说:“十万名只相信利益的人抵不上一名有信仰的人。”他本人的信仰,体现在一份长达1500多页的《2083年:欧洲独立宣言》上。这份宣言充斥着极右思想和仇视伊斯兰的理论。布列维克认为,穆斯林必须被视作野兽。不要责怪野兽,应该责怪的是主张多元文化的叛徒,是他们让这些野兽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不断给其提供便利。

由于担心挪威的“白人血统”会渐渐消亡,布列维克把自己视为从伊斯兰大潮中挽救欧洲的基督教正义战士,决心亲手惩罚本国那些向多元文化敞开了大门的叛徒——执政的挪威工党,以此给挪威和欧洲一个警觉的“信号”。他的枪口之所以没有对准穆斯林,是因为他担心挪威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为安抚受害者而放宽移民政策。为了造成最大程度的影响力,他用可怕的达姆弹瞄准了在于特岛上聚会的工党青年党员。

如此疯狂、像恶魔一样以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只是为了实现一种观念。布列维克所表达的极端右翼的文化保守政治观念,在欧洲有一定的根基和影响。欧洲新式右翼极端势力除了布列维克曾加入的挪威进步党之外,还有丹麦人民党、瑞典民主党、正统芬兰人党、荷兰自由党、以及法国国民阵线。他们的思想核心是种族优越论、白人至上论,反对民族文化融合。

这种经过周密思考之后的犯罪,是由观念驱动的。西方学者理查德.维沃在1948年出版了著作《观念产生后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观念的确产生后果,观念甚至可以塑造历史——好的历史和坏的历史,例如,制造人间灾难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今“白人至上”的极端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观念,远远超出人们认可的政治范畴,侵犯了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

因此,在挪威血案发生之后,瑞典政治家警告公众说:“言词就是行动”,要警惕言词所表达的极端观念给社会带来仇恨,带来杀戮。

◎ 幻觉导致的激情和残忍

不管极右翼思想是如何极端,从观念到实施恐怖主义行动,这中间还需要幻觉和激情作为催化剂。中国人对这种幻觉和激情并不陌生,文革时期毛泽东挥手指航向,在世界一片红彤彤的集体幻觉之下,年轻的红卫兵把残忍打死老师当作正确的革命行动。

布列维克和毛泽东有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布列维克仇恨马克思主义。布列维克等欧洲新式右翼极端势力也和希特勒不一样,他们并不反对犹太人。但是,布列维克的杀人和毛泽东、希特勒发动的杀人运动有相似之处:由狂热的观念宣传导致残忍的偏执,杀人者还自以为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是在履行其神圣责任。

这是一种处于疯狂边缘的精神状态。对自己纯正的欧洲血统而“自豪”的布列维克,产生了一个愚顽的幻觉:他正处于一种与敌人决战的战争状态,为了保卫挪威,他可以打死那些无辜的同胞。他声称:“在有些情况下残酷是必要的,一旦决定攻击,杀掉太多人,总比杀得不够来得好。”

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他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也是狂乱地指控,有一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将要夺取政权。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当时全中国响起一片喊打喊杀之声。

理性在那个时候已经不起作用,悲剧因此产生。对此,我们除了对流行的言词及思潮保持高度警觉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 血案使欧洲极右势力严重受挫

在经历晴天霹雳式的惨重打击之后,挪威人举起红色的玫瑰,汇成鲜花的海洋,悼念那些遇难的同胞。五百万悲伤的挪威人心心相连,手牵手表达他们的愿望:以爱和团结对抗暴力和仇恨。整个国家结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挪威人的一个最响亮的回答是:“我们决不让罪恶的目的得逞!”国王、首相、政治家和各界人士,都在发言中表达了类似的信念:挪威将以实现更多民主和开放的精神,回答奥斯陆和于特岛的暴力袭击事件。挪威是一个骄傲的民族,绝不会被吓倒,我们永不放弃自己的价值。挪威将继续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社会,自由应该比恐惧更为强大。

令凶手布列维克想不到的是,他的罪恶行动摧毁了他自己的目的。本来,极右思潮在欧洲近年来有发展的趋势,但这次血案使欧洲的极右翼势力遭受很大的压力和挫折。各国极右翼组织和政党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挪威恐怖袭击事件,和这个“疯子”划清界限。挪威极右党女党魁还有悔过的表示,即承认自己过去反移民的言词表达有不妥。极右翼组织“挪威人保卫联盟”宣称开除布列维克,并对这一惨案表示“很悲哀”。

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经历了这个令人悲痛的事件,欧洲将会更宽容,更多元,更为人性化。我们还有义务去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些蔑视人权的荒谬而极端的观念,是如何趁人不备而传播,对我们造成生死存亡的威胁。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九月号,题为《谁在美丽的挪威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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