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67,重写)

Share on Google+

“余粮”是怎样征集的(六)

后来的事态表明,所谓的 “贫苦农民委员会”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手中的一个玩偶,在被作为应急工具使用后,被布尔什维克党毫不留情地抛弃了。闻一在他的文章中对贫农委员会的结局的叙述比较简明:

既然有了贫农委员会型的苏维埃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被夺了权的苏维埃就不得存在了。1918年11月8日,列宁《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表示了“改选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打算。他说:“我们决定,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不应当并存,不然就会发生纠纷和无谓的争吵。我们要把贫苦农民委员会同苏维埃合并,使贫苦农民委员会成为苏维埃。”1918年底在第六次全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贫苦农民委员会被废除,代之以新选举出的苏维埃。从武装征粮队下乡、贫农委员会的掌权到苏维埃的选举和新苏维埃的产生,在俄国农村,在与富农作斗争的“十字军讨伐”的旗号下,布尔什维克完成了又一次“十月革命”,结束了在农村中由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掌权的尴尬局面,建立起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掌权的权力机构。随着国内战争的激烈进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迅速翻开了新的一页。

“贫苦农民委员会”从组建到废除只有短短的六个月。它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了在经济上攫取农村的粮食和财富、在政治上消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广大农村的影响的一个工具和一种手段。目的已经达到,工具和手段便随之“废除”了。但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仍在继续。接着请看闻一先生在《十月革命》一书中的又一篇章:《“余粮征集制”——最后的“面包法令”》。

从年初起,1918年就是个没有粮食的年份,一个饥荒年。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已经建立了政权的大工业中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最低限度的粮食和原材料供应。没有了这种供应,在此基础上所计划进行的一切,尤其是迫在眉睫的复员旧军队和组建新军队的工作就无法进行。粮食危机在大城市的表现是: 物价飞涨,钱不值钱,整个财政金融系统停止运转。加上交通运输的瘫痪,城市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渴求粮食来源和生存机遇的人们,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此毫无管理经验,不得不采取沙皇和临时政府执行过的解决粮荒的政策和措施: 以硬性价格来遏制疯狂的通货膨胀,以粮食征集来强力夺取余粮,以取消私人贸易断绝小商小贩的哄抬物价。而从“拦击队”到“武装征粮队”,再到“征粮军”,这条强力、暴力征粮之路显示出了苏维埃政权的两个发展特点: 一是它在痛苦地、艰难地学习管理俄国这个庞大的国家;二是它在一切的选择中选择了它认为是最佳的和最直线的路线: 通过如同剥夺旧政权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样,也用剥夺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

“拦击队”、“武装征粮工作队”和“征粮军”在短期内为国家夺得了一定数量的粮食,但对于军队和大城市的巨大需求,这些粮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勉强能解利剑悬头顶之威胁。但是,另一把其危险性和颠覆程度不小于外来武装入侵的利剑——农民反抗和背叛的利剑却出平布尔什维克预料地,骤然高悬在苏维埃政权的头顶。因为,强力、武装力量征粮的目的是解决城市的需要: 绝大部分的军队用粮,相当一部分的军事工业及其从业人员的用粮,最后是有限额的城市居民的用粮。而面对的是,或者说,强力、武装力量征粮的对象是农民和农村,征集到的粮食完全不是为了处于饥荒状态中的农民和农村。所以,从强力、武装征粮的开始,作为被征对象的农民和作为征粮主体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农村对城市的抵制和反抗就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变换着与苏维埃政权较量。

俄国农村苏维埃政权机构大多是在1917年底至1918年2月至3月间建立的,其主要任务是没收和分配土地,保证依靠贫苦农民阶级路线的贯彻执行。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粮食匮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强制措施——粮食垄断。实行粮食垄断政策成了苏维埃政府的迫切工作。但是,个体耕作土地的农民,由于缺少极需的牲畜、农具和种子,丧失了生产能力,致使大片土地种不上庄稼而荒芜;村社耕作土地的农户,由于缺少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生产恢复缓慢,生产率无法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是想方设法帮助鼓励广大农民发挥农业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而是算计“计算”各阶层农民的“余粮”,并千方百计地征集这些“余粮”以应对国家的需要,将它当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务之急。于是,政府一方面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人去农村,去直接参与领导农村的各项工作;一方面又在农村全面组建贫苦农民委员会。贫农委员会名义上是协助苏维埃工作的,但它所享有的特权使它在实际工作中却凌驾于苏维埃之上。上述做法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当时认为动用国家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城市工人阶级的直接干预,就可以解决与农民和农业有关的问题,就能使农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工人下乡和贫农委员会享有特权的局面使农村土地、社会和阶级关系处于一种极端紧张的状态。直到1918年底,虽然征收到一些“余粮”,但农田却日趋荒芜,农业日趋凋敝。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正式公布了余粮征集法令,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征粮活动。虽然征集到许多“余粮”,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农业的复苏和发展使农民有了余粮,而是隐藏着农业的进一步凋零和农民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离心、工农关系的日趋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居民只好采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闻一在这篇文章中叙述了这样的情景:

农民,或者是私自从城市来到农村收购粮食的人就用自己的方式——背口袋运粮,来换取自己的所需,来自己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和工业品短缺的问题。“拦击队”的出现,其目的就是拦击这些“背口袋的人”,阻止农村和城市间的非国家商品交换——背口袋活动。“拦击队”布置于所有的路口、车站、码头和凡是人能通行的地方,检查所有人的行李。每个人所携带的粮食不能超过20磅,油不能超过两磅,肉食品不能超过五磅。“拦击队”被授予的权力甚至可以停止火车的运行。而“武装征粮工作队”和“粮食军”就不是在路口设卡检查和扣留了,而是深入到农村和每家农户去按国家下达的指标剥夺粮食了。但是,从“拦击队”到“征粮军”,背口袋活动成了背口袋的人与国家在另一条战线上争夺粮食的战争。根据俄国的官方史书记载,1919一1920年间,背口袋的人背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的粮食不少于三千万普特(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占了运进这两个城市的粮食总量的64.4%。城市居民实际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二左右实际上是由背口袋的人解决的。

背口袋的人的组成十分复杂,但大部分是工人、士兵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人之所以在各路口、各地方基本上都能通行无阻,是因为他们在“拦击队”、“武装征粮工作队”和“征粮军”中都有熟人、关系,尤其是都能以所背的粮食和工业品的总量中的一小部分来收买贿赂,从而能过关闯卡,一次次顺利完成能带来“利润”和“超额利润”的背口袋活动。背口袋活动不仅五花八门,而且千奇百怪。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粮食委员会通报》上刊载了一则关于在尼古拉铁路线(即彼得格勒一莫斯科铁路当时的名称)上发生的真实事件:“在检查火车时,发现了一具女尸,仰躺在那里。女尸旁点燃着蜡烛,站着几个在为死者哭泣的罗马尼亚和茨冈女人。检查人员动了动女尸。她瞬间醒了过来,其后在‘死者’身下发现了12普特糖,12普特荞麦面,8普特小麦面。”

背口袋活动席卷整个苏维埃俄国。据《莫斯科市粮食委员会通报》1918年的一篇通报: 在远东,背口袋的路线是“伊尔库茨克——哈尔滨”。俄国的背口袋者顺着这条线在中国东北地区购买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糖、大米、鞋、皮革制品、日用小百货和布匹。因为在中国这些商品的价格比俄国低廉得多。……他们将这些物品最远运至莫斯科,形成了“哈尔滨一伊尔库茨克一莫斯科”背口袋的路线。
当然,这种“背口袋”不是苏维埃政权所需要的。列宁所需要的是粮食垄断,是“国家的粮食分配办法”。但是,在一个无粮可以垄断和分配的严峻情况下,粮食垄断政策的实行几乎就到了遭遇绝境的地步。而列宁依然坚持:“饥荒的造成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粮食这个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上,同劳动者的统治,同工人国家,同苏维埃政权作最后斗争。”

十月革命后,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限制自由贸易。1918年5月22日,列宁在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一封《论饥荒》的信中表示,在粮食和其他食品方面投机活动十分猖獗。因此,“必须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即绝对禁止任何私人买卖粮食,全部余粮都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给国家,绝对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隐藏粮食”。

当时列宁的基本思想是: 对富农要强制没收余粮,征收实物税,对中农和贫农实行商品交换。1918年12月25日,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必须使商品交换的轮子在我们这里正常地转动起来。”那么,怎么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换?列宁说:“我们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努力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目的不是为了让富人得到商品,而首先是为了让贫苦农民得到城市所能供给的少量商品。我们帮助贫苦农民,也是为了能在他们的帮助下战胜富农,从富农手中取得余粮。”

但在工业品和粮食都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实际上无法展开,投机现象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必须对自由贸易实施严格限制。1919年1月17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说:“如果在关系人民死活的食物明明不够的情况下准许自由贸易,就一定会造成疯狂的投机,使食品价格暴涨,以至出现所谓垄断价格或饥饿价格”。

1919年初,苏维埃政权实行余粮征集制后,对几乎全部主要食品实行垄断,对自由贸易限制更加严格,但还没有完全取缔。1月21日,苏维埃政府在《关于食品收购》的决议中指出:“责成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最严格地、坚持不懈地进行监督,以使所有其余上述没有列举的食品,其中也包括一些上述列举了的食品如马铃薯,在由兽力车自由运往市场和在市场上自由销售时不致受到任何人的任何阻挠和刁难;进行阻挠和刁难者要交革命法庭审判。”这就是说,老农民赶着马车到城里卖土豆还是允许的。

但是,在内战即将结束时,列宁却逐步实行了完全禁止任何私人贸易的政策。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得到强化,列宁的头脑又开始发热,他的决策中急于求成的“左”的一面又不断地显现出来。在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竟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取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他武断地指出:“在一个挨饿的国家里,粮食买卖自由就是投机自由,就是富人发财自由。我们说,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宁死也不让步。”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列宁主张完全禁止集市贸易并取缔私商,关闭市场。为了同私商作斗争,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专门建立了打击投机行为的特别革命法庭,对私商毫不留情。

老百姓迫于生计,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眼里就成了“投机倒把”,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街景”!(这种“街景”现在我们也能从身边的“城管”身上看到。)从闻一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时俄国没有数以万计的“背口袋的人”搞“投机倒把”,解决城市居民三分之二的口粮问题,俄国的大城市将会饿殍遍地!列宁和他的同伙,真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只要主义真,人民的死活他不管。

1919年2月22日,列宁收到一封来信,控告契卡夺走他家的全部食品。列宁马上给当地发函,了解情况。当地政府的回答是,此人过去是一个小饭馆的老板,从事过投机活动,因此,“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此事于是不了了之。10月28日,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措施以及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属各部门联合特别委员会的权限的决议》。这个长达42个汉字的决议确认,契卡所属各部门联合特别委员会的职责是“打击投机倒把和盗窃人民财产”的行为。决议规定:“关闭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现有的粮食和供给代理处;关闭外地的、政府的(军事的或民政的)、公共的(合作社的)粮食和供给机关”。“对街头和室内贸易加强切实监督,采取措施取缔非法贸易”。决议还规定:“关闭实际上不能为劳动人民需要服务的私营咖啡店、高级饮食商店和食堂。”

关闭“不能为劳动人民需要服务的”高级饮食店,并不意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没有吃饭的去处。列宁曾亲自批准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维堡区委为“党的积极分子”开设一个“内部食堂”,并认为“工人们是一定能够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的”。

1920年8月,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禁止一切私商活动。随后,其他城市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影响最大的是,1920年12月,莫斯科市苏维埃下令封闭了苏哈列夫卡市场。该市场是当时莫斯科一个非常繁华的有名气的市场,坐落在1692年彼得大帝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卡塔的周围。
封闭苏哈列夫卡市场表明了苏维埃政府坚决取缔自由贸易的决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6月29日,人民委员会下令,在水陆交通要道部署岗哨,所有苏维埃机关、企业、团体不得自行到市场采购商品。

列宁的这种完全禁止自由贸易的决策遭到同是社会主义信仰者的考茨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批评。考茨基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说成是“士兵的或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内战带进农村,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剥夺富裕农民隐藏起来的粮食。考茨基指出:“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列宁反驳说,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一个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抨击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孟什维克党人舍尔在《合作社在粮食战线供应方面的作用》提纲中说:“为了尽快消除粮食危机,必须采取以下的经济措施: 坚决实行一切定量食品的自由贸易;放弃垄断制度,有步骤地把自由贸易扩大到一切粮食产品;使农民享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在农村停止实行征集和没收;以农民的农业组织同工人、市民的组织间的自由协商来代替固定价格;立即缩减并在以后取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收购机构。

列宁立即给舍尔扣上了大帽子。列宁讽刺舍尔:“这样的提纲真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会里,并在末尾写上:‘此人是高尔察克(注:白卫军首领)分子’。”列宁认为这个提纲“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在饥荒的情况下,“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列宁说:“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所以,在战时条件下,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就意味着灭亡。因此,“一切主张贸易自由的言论和一切支持这种言论的做法,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都是在走下坡路,从社会主义建设倒退。”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一直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他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实际上,列宁绝对禁止自由贸易的决策不是由经济原因促成的,而是从军事和政治因素上考虑的。在列宁看来,“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为了让工人、红军官兵、布尔什维克党人吃饱肚子,即使是违反商品经济规律,采用封闭式的强制手段,牺牲农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在这种情况下奢谈什么“工农联盟”就太虚伪太可笑了。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1)

有一天,一位波兰人在莫斯科街头发现几个苏联人在拾香烟头。波兰人感到奇怪便问:“你们拾这个干什么?”一个苏联人回答:“我们的总书记说,我们用一天拾来的香烟头再制成新香烟,就可以换波兰的一条轮船。”

荀路 2020年7月27日

阅读次数:4,020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