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与马廷
“文革”兴起后，老百姓被撕裂为红五类与黑五类。红五类包括工农兵，再加上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是“革命”的才够资格，工农兵则是天生的好人，不用加这个定语。黑五类也没有定语，都是坏蛋，包括地富反坏右，不知道为什么不包括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本来红五类的人数占压倒性多数，但东搞西搞，红五类中不断有人被揪出，人数越折腾越少，阶级敌人的队伍却日益壮大，随着走资派和叛徒、特务的陆续加盟，黑五类也逐步扩展为黑七八九类。
对这些七七八八的黑几类我是再熟悉不过的。我们家就有不少，而且品种全，当时有一个时髦的词语“池浅王八多”专门用来形容这种现象。我的奶奶在土改中被荒唐地定为富农，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升级为地主。姥爷是辛亥革命时参加过武昌首义的革命前辈，后来稀里糊涂地成了右派，母亲是出了名的顽固右派，父亲的头衔就更多了，什么黑帮、特务、走资派，几乎所有的坏人他都当了，幸亏不是蒙古族，没当成内人党。我本人有一些“反动言论”，但是侥幸漏网，和反革命分子擦身而过，不过舅舅是国民党将军，当属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虽然我们家把黑几类几乎全部包揽，却独缺一“坏”。我对这个“坏”真是陌生的很，既感到些许恐惧，又怀有强烈的好奇，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奶奶是富农，
妈妈是右派，
爸爸是黑帮、特务、走资派
阀门厂留用的刑满就业人员正好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王荣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坏分子。在一次分组学习时，他被指派来参加，领导的意图是让大家先互相熟悉一下。王荣个子很矮，一副标准的四川人身材，他像首长视察一般昂然而入，目光炯炯神态自若，完全没有想象中坏分子应有的低眉垂首和唯唯诺诺，我们几位兵团战士反而显得不知所措，十分拘谨。王荣面带微笑，用一口独具魅力的川音不卑不亢地自我介绍：“我是王勇，王，三恨一许”，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空中写了一个三横一竖的“王”字，“勇，光勇的勇。”我听了以后差点笑出声来，心想你老兄一个被判过刑的人硬要和什么光荣不光荣扯在一起，实在是滑稽，不过也很欣赏他的气度。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常学着他的四川口音开玩笑：“我姓王，三恨一许，王八的王……”
王荣非常聪明，但不对别人动心眼，他性格豪爽仗义，威望很高，很少有人把他当作“二劳改”来冒犯，领导也要让他几分。2009 年，一些战友为纪念兵团成立四十周年回到包头，王荣成了最耀眼的明星，大家排着队争着与他合影，他也忙得不亦乐乎。当年和他关系最好的叶鲁玺感叹说王荣现在真是牛×，要想见一面也不容易了。
王荣的聪明不仅仅表现在工作方面。由于被判过刑，组建家庭成了难题，王荣另辟蹊径，从四川老家娶回一位眉清目秀的农村姑娘，轰动一时，引起“二劳改”们纷纷仿效。
王荣的夫人没有户口和粮本，只好买一些高价粮。有时我和叶鲁玺送去一些多余的食堂粮票，王荣则一定要在家中摆酒招待，每次都是如此。即使对方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做了一点无足挂齿的事情，他的尊严不允许自己受人恩惠。
在兵团的十年中，除了回家探亲期间，我没有到别人家吃过饭，只有王荣是个例外。我们的关系熟得不能再熟，但是无论对他过去的经历有怎样的好奇，我却始终回避着这个话题，直觉告诉我那是他心中不能触动的隐秘。我结识的“二劳改”朋友都和我谈过自己的经历，在这一点上王荣仍是个例外。我知道只要开口询问，肯定是不会吃闭门羹的，但我更清楚，这种特殊经历会使一些人的心灵非常敏感，千万不要轻易去触动，这也是对别人应有的尊重。当然，是有点遗憾，那就遗憾吧。
有一次酒至半酣，王荣谈起童年趣事，突然红了眼圈，哽咽良久，举杯的手，竟不由颤抖起来。伤口过了这么多年，一碰仍在流血。我低着头坐在一旁，喉咙一阵发紧，默默地满斟一杯，一饮而尽。
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定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我没有借机询问，我不愿意面对朋友的尴尬和辩解，这实在是一件太残忍的事。
我曾听见王荣和别人吵架时冒出一句“老子就是那么二百来块钱！”我也曾听说他在类似“严打”的运动中以盗窃罪被从严惩处，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是怎样的窘迫居然使他这种性格的人伸出手，我无从得知，也难以想象。
后来随着阅历的逐渐增多，知道不少人入狱并非犯下什么重大的罪行，却因此耽误了一生。我们不曾受过生存的逼迫，没有切身体会，不知道在“严打”之类的运动中以法律之名埋葬了多少冤魂。当年那个在杜甫屋外偷枣的老太太，犯下的过错再大能有多大呢？窃钩者身陷囹圄，窃国者弹冠相庆，量变到质变，竟是如此。
只要说到王荣，人们往往要提起马廷。从1969 年秋我担任质量检查员起，马廷一直是我的授业恩师。马廷是杭州人，解放初期，只有十六七岁的他就在公安局当侦察员，十九岁时已经是副科长，曾因破案有功而得到朱德委员长签发的嘉奖令，可谓少年得意。马廷有了女朋友后花钱大手大脚，当时管理比较混乱，他开始挪用罚没的赃款。起初还可以用工资补上，后来窟窿愈来愈大，酿成大祸，最终以贪污罪入刑，从西子湖畔沦落塞外。每言及此，师父痛悔不已。他曾向我出示年轻时的照片，瘦瘦的脸颊透出些许稚气，头上顶着大檐帽，英姿焕发，如今却已是满脸丘壑的“二劳改”。马廷要我一定以此为鉴，而他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每当师父情绪低落，我便要师父讲当年破案的故事，以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来冲淡败走麦城的惨痛记忆。
马廷全心全意地向我传授知识和经验，没有一点保留。现在回想起来，愈发感到难能可贵。作为刑满就业的“二劳改”，地位低下，技能就是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饭碗。为了培养我这个徒弟，他不惜掏空箱底。
马廷得知我自学机械制图后很高兴，大概觉得孺子可教。他把我带到自己的住处，从锁着的箱子里捧出一个包装考究的盒子，轻轻地抚摸着，打开后，天鹅绒的衬底上摆满了各种不锈钢的圆规、分规、鸭嘴笔等制图工具。师父要我拿去使用，我被它们的精美所震撼，明知这是师父的心爱之物，却假装客气一番后收下了。
师父的循循善诱同样令人难忘。初学制图时，我觉得三视图很繁琐，总是喜欢用两视图，自以为得意。马廷看了后予以诸多鼓励，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制图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别人容易看清楚，容易看懂。”师父的教诲如醍醐灌顶，命中要害。做事情一定要目的明确，不能只顾炫耀自己，舍本逐末。这句话，我至今铭记。
有时我工作中出了问题，马廷主动承担责任，为我背黑锅，在生活方面也多有关照。我挨整后，他几次向领导建议，恢复了我的质量检查工作。这些事，他做了，却从未向我提起，这些事，我知道，也从未向他道谢。作为师父，马廷倾尽了全力。作为徒弟，我也合格。工作中不给师父丢脸，也总是十分敬重师父。有时领导的指示被我顶回去，领导会绕个弯子找马廷来疏通，师父的意见我总是尊重。我曾被称为“二马廷”，我为此感到荣幸。
怎么搞的！
是我的责任！
王荣和马廷的身材同样矮小，两个人的聪明程度也不相上下，至于哪个技术更高则是大家经常争论的话题。王荣的强项是实践经验丰富，技术精湛，体力充沛，但文化程度比较低，识字不多，马廷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比较均衡，按照谁也不得罪的鸡贼说法就是两位各有千秋，难分高低。
他们二人之间互不服气，尤其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绝不向对方示弱。记得有一年秋天，王荣提醒我们注意防止呛火，马廷不以为然，“秋高气爽，空气干燥，怎么会呛火”，“秋雨连绵，空气潮湿，当然容易呛火”，两个人脸红脖子粗地争得不可开交，我们在一旁笑作一团。尽管他们互相竞争，但不互相拆台。按照当地的俗语叫做“技术拿人”，意思是凭真实本领和对手较量，而不能靠下三滥手段取胜，那样就是“屁股屙人”，为人不齿。这种君子之争在如今恐怕已经绝迹。
他们两位是车间里最重要的生产技术骨干，像车之两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家起初叫他们的姓名王荣马廷，后来称他们王朝马汉，把他们比作是包公的左膀右臂。心情不好时骂他们为王㞗马蛋。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