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指导员
由于我和“二劳改”们的关系比较密切，有些人对此有看法，认为我无顾忌、无界限。这股风言风语的来头确实也不小，指导员认为兵团战士和留厂人员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绝不能成为师徒关系，这是事关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
指导员赵兴福祖籍云南，面容阴晴不定。他张口必称阶级斗争，平时还算和善，一旦遇到可以上纲上线的问题，就会很严厉。和许多领导一样，动辄厉声喝问：“你是什么出身？”每当逢此棒喝，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立刻矮了三分。
刚成为兵团战士后，我曾天真地以为大家的政治地位大致平等，过去的阴影一扫而光，家庭出身的包袱也减轻了许多。后来发现虽然都属于兵团战士，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人，在兵团中仍然属于“异类”。家庭出身的枷锁犹如孙猴子脑袋上的金箍，是无法挣脱的。
赵指导员鼓励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揭发，听说他还在知青中发展“线人”，以便掌握情况，这种工作方式很令人反感。
我们班有一位北京知青王×，机警不足而激情有余，他出身于工人家庭，自豪感过于强烈，竟得意洋洋地公开了自己的线人身份，并凭借的这个身份四处寻衅。每次与别人打架，赵指导员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王×，第一句话总是强调他的工人阶级出身。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当然不愿轻易招惹他，遇事退避三舍，但同样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北京知青唐顺杰可不买他的账。在一次冲突中，唐顺杰对赶来支援王Ｘ的赵兴福大声质问：“指导员，你问一问大家，哪个人没和他打过架？所有的人都不对，只有他永远有理？”赵指导员气得脸色发白，瞪着王×吼了一句“你最蠢”，一甩手怒气冲冲地走了。碰了钉子的王×自此一蹶不振。
1969 年底，北京知青陈斌儒收到家里来信，留在北京的母亲和妹妹被责令下放湖北干校，母亲多病，妹妹年幼，无力处理搬家之事，只能寄希望于老陈这个儿子帮忙。老陈多次请假不准，便私自回京探亲。
我是老陈最好的朋友，悄悄地到火车站为他送行。老陈走后，凭空少了一个人，当然无法隐瞒。几个小时后，指导员便将我叫去问话。自信事情做得机密，我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佯作不知，指导员亦未深究，我自以为得计。
大约七八天之后，我又被叫到办公室，只见到高世琦独自坐在里边，双手摊在桌子上，面露紧张之色。高世琦与老陈是北京五中的同学，也是老陈私自回家的知情人。见到我后，他一言不发，用目光向我示意，然后将双手微微移开，下面竟然放着我们几位朋友日前写给老陈的信件。
像是脚下的地板被人抽走，我的心中顿时涌现出轰然坍塌般的感觉。正惶惶不知所措，指导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进来。他用三只手指捏起桌上的信件，优雅地在空中画了个圈，然后用力地将王牌甩在桌上，显示出政委级的潇洒。“我早就知道你去车站送陈斌儒，故意不揭穿你，料到你们一定会给陈斌儒写信，所以和北京取得联系，缴获了这些证据！”他像捉住老鼠的猫一样，尽情嘲弄着垂头丧气的猎物。
指导员声音洪亮，中气充沛，谈到得意处，更是按捺不住胜利者的豪情。尤其是在讲到自己如何调动了邮局诸方面资源，布下天罗地网，把我们诱入圈套一网打尽的时候，仿佛乔冠华在联合国会场那样仰天大笑。
几年后读赫鲁晓夫回忆录，美国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后，赫氏故意隐瞒了飞行员被活捉的事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为飞行员已经死亡，便否认了故意侵犯苏联领空的指控。落入圈套后，赫鲁晓夫将美国飞行员的供词公之于世，使对手狼狈不堪。赫鲁晓夫很为自己的智慧得意，殊不知中国一位小小的指导员竟然也有毫不逊色的狡诈。
以截获偷窥私人信件方式收集材料纯属无底线的下流招数，在那个年代却是司空见惯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事已至此，我只好认栽，一五一十，将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我写给老陈的信中也找不出什么出格的东西，但赵指导员硬把一些含有家庭亲情的内容当做情绪不健康而横加指责，更严重的问题是我曾经向组织隐瞒情况。我被引入绝境，已经无法否认，只好检讨自己。
无论怎样努力，初期的检查永远是避重就轻，继续隐瞒，不老实，不深刻，没有深挖阶级根源，没有暴露活思想。因此也无须太伤脑筋，多写几遍就是了。领导折腾够了，自然会放行，最终被认可的检查也许就是早就被枪毙的那份，领导事务繁忙，哪里还记得清楚？就像得了感冒，无论花多少钱打吊针吃药，也休想很快痊愈，总得熬上个把星期，还不如索性喝白开水，效果也相差无几，挺一挺也就过去了。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有点类似讨价还价，双方较劲。为了缓和气氛，指导员有时也会和我拉拉家常。有一次他竟暗示希望我当他的线人，说组织上必须及时了解各种情况，愿意靠拢组织的同志应该主动提供。他还表示因为大家对这样的人是很排斥的，所以组织上一定会为提供情况的同志严格保密并为他们撑腰。
指导员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一落千丈，这不就是当年我们所反对的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吗？大概注意到我的脸色难看，指导员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后来才知道，这种方法是我们的传家宝，从当年高端的英若诚、黄苗子到如今低端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早已组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指导员不过是其中的一滴水。
我承认自己的阶级觉悟低，我也想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但总是绊倒在道德伦理和人性的底线上。
我在办公室写检查时，即将离任的邵连长曾悄悄来看我，我见到连长，既羞愧于辜负了他的信任，又感到委屈，竟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邵连长一时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唯有连连叹气。此时赵指导员走了进来，对我厉声训斥，邵连长一言不发，默默地离开了。
后来才知道，我无意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指导员与连长的角逐中，我是被当作连长一派的。我的问题正好成为攻击连长的炮弹，这场斗争以邵连长被调走告一段落。
后来老陈因为此事受到处分，八年后高考招生时还受到影响。赵指导员本来的目标并不是我，大获全胜后心情大悦，对我网开一面，只是在大会上进行“严肃批评”。平心而论，赵指导员赢得漂亮，我心服口服，败给这样的对手，并不觉得丢人，尽管如此，我仍颇感受伤，情绪一落千丈。
不久后赵指导员被调到“小包钢”参加军管，工作繁忙，不经常回来。其间相遇过一次，一张口仍然是阶级斗争：“我们那里阶级斗争可复杂哩，他……他……他们打了我一枪！”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动作敏捷，看来没被打中。我承认自己的小肚鸡肠，心中竟然有些幸灾乐祸，“你那么左，不知道整了多少人，被人家打一枪吓唬一下也是应该的”。
不过我觉得赵指导员似乎也因此受了一些刺激，有一次他在全连大会上说，由于军管，形势大好，现在火车不但不晚点，而且还提前。以前他是不会说出这种词不达意的糊涂话的。
赵指导员后来当了副教导员，堕入职务提升、智商下降的怪圈，当时我们男知青中把受到惊吓叫做“吓得蛋抖”，这个词本来十分通俗易懂，赵教导员却没搞明白。他听到一个兵团战士说夜里站岗吓的蛋抖，严肃地批评道：“蛋抖什么？我的蛋就不抖嘛！”傻乎乎地落入语言陷阱。
他的记忆力似乎也出了些问题。后来见到我，似乎忘记了自己不久前对我的所作所为，关心地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入团等等，像个大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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