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9

爱祖国,成为流亡者背乡离井的原因,爱祖国,流亡者灵魂被撕裂成两半。(图: Daniel De Ciantis)

2009年8月7日,我离开了中国。经过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到现在八十多岁还能一口气背诵出几十首《诗经》。坐在飞离中国的飞机上,抱着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的艾滋病资料硬盘,望着白云下面渐渐离我远去的中国大地,我反复默诵著《诗经》的名篇《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念了一遍又一遍,直念得我老泪纵横,唏嘘不已。我已经以最大的决心离开这片硕鼠横行的土地,但我不知道我所去的地方是不是“乐土”、“乐国”和“乐郊”,然而我知道,在那里我起码有思想的自由,说话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

2011年1月3日半夜上飞机之前,武宜三先生带我去香港教协追悼了华叔(司徒华)。自天安门事件的1989年到1995年的16年中,华叔与香港良知市民救援流亡者近400人。

在机场书店闲逛时,我买到《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席地而坐随手打开了《八十三岁踏上流亡路》这一章。

像我这样在八十三岁的风烛残年,拖着伤病羸弱之躯,泣血流泪走上流浪路的怕是不多。我大概是这些年来中国最高龄的流亡者吧。天鉴我心,这项健力式的记录可不是我情愿得的啊。

的确,苍苍予鉴,世界流亡史上,高妈妈不仅是最高龄的,也是少数的医生流亡者。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艾滋病泛滥时,一般人都认为传染途径只有性、吸毒、母婴;而高医生,这位曾裹足过的瘦小老人,自费走遍十五个省进行实例调查与取证,提出艾滋病主要经由血液传播,其本质是贫苦的底层人民卖血求生的“血祸”,这种地方政府利益集团鼓励的“卖血致富”的“血浆经济”,正是艾滋病的祸根。13年间,高医师自编自印《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宣传小报70多万封,她的老伴用一辆旧自行车驮着她,夫妇两人到学校、报亭、火车站、防疫站、计划生育站去散发这些普及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单,并认养、救助贫困的艾滋孤儿近两百人。

曾被畸形裹足又被放足的高妈妈坚定行走的小小身影,令人想起于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重要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她的左腿像钟摆一样一瘸一拐》:

有些女人天生就属于苦涩的大地

她们每走一步都会传来一阵哭声;

她们命定要护送死有者,并最先

向那些复活者行职业礼。

高医生自费走遍十五个省进行实例调查与取证。(图: purzlbaum/Unsplash)

然而密集的威逼、恐吓、打压、利诱、谣言、围追、堵截向她袭来,多年来孤守绝地,不畏诽谤,以砥以砺的高妈妈终于不得不离开她千顾万念的祖国。

说来巧的是,我回到日本就收到北明的邮件,“高妈妈,守死善道,坚守良知之意志,当代中国无出其右,老人家不仅风烛残年,健康状态不佳,关键是中国的状况让她彻底绝望。怎样想像她的孤绝都不过分。她从小本是个淘气、活泼的阳光女孩,但是几十载风雨沧桑,她纠葛不清的皱纹和神色。令人心痛不已。得空请写几个字给她吧。她学习用一个巴掌大的写字板写字,不一定回复,但是她会看到你的字。我们都是迟到的支持者,太迟了”。

好的,遵命。就这样,我们一老一小两个网络时代的山顶洞人开始一段时间几乎每天的通信。

我深知高妈妈的生命以日、以时、以分秒计算,怕浪费老人家的时间和精力,故不敢多写。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近海地震,伴随而来的大海啸与余震引发“东日本大震灾”,高妈妈以为我住的“福岛”是重灾区的“福岛县”,不顾时差打来电话,喊我去她的小窝避难。我告诉老人家日本这两个“福岛”之间相隔八百公里,请她放心,接着国际电话唠嗑,我将拿日本护照的“爱国贼”屁股灰都不拍一下脚底抹油走人,将网上的“盐慌子孙”、“谣盐四起”的荒唐事说给她解闷,高妈妈回答说:“一点儿都不奇怪,中国假医假药五花八门,医骗子多得像厕所的苍蝇一样,恶行遍地,不知害死多少病人。逃回国,回国就安全了吗?到处是人祸、毒牛奶、地沟油、化学火锅、三聚氰胺奶粉、毒大米、皮革奶。混浊肮脏的空气。我看不见得比日本的核辐射对人体的负面影响小。”

地方政府利益集团鼓励的“卖血致富”的“血浆经济”,正是艾滋病的祸根。 (图: iquraishi/pixabay)

胡平先生曾说:“流亡者是难民,但不是单纯的难民。单纯的难民只是为躲避对自己的迫害,一旦进入自由世界便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所以为流亡者,在于他们总是执着地关注著祖国的命运—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文化方面,并且热切地希望自己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他们虽然因被迫害而离开祖国,但他们始终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自己生命的意义在祖国。流亡自由世界固然使他们免于迫害,可他们的灵魂却因此被撕裂成了两半。”

是的,爱祖国,成为流亡者背乡离井的原因;爱祖国,使得流亡者灵魂被撕裂了两半。

高妈妈身在异乡,内心惦念和焦虑的却是故国在艾滋病深渊中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苦命人。她发来的邮件满屏都是无数个惊叹号与天问:

“这些苦人没有文化,不会写也不会说,他们比猪还苦,因为他们吃不饱,穿不暖,任权贵者折磨,死无人知!!!!!!!!等有时间,我把学生寄给我的照片给你看,你看了一定会哭”。

伤伤青壮年/卖血惹灾难
处处闻鬼哭/阴风恶雨寒
高堂无人养/幼儿真可怜
哀哉人为患/谁来问苍天?????

“小燕子,你能否写一本《中国农村生活》?那些地方太穷、太愚昧了,任人欺压,我可以给你几十张照片,还可以给你提供资料。太恨人了,用一句话来说‘民不聊生’,真叫人发愁,发恨呀,怎么办呢???中国何时能走出苦难呢?我给你写信,看成一种快乐,但写作太困难了!!!!!!!”

“刚才写不成了,现在又来写,医生诊断我有1:十二指肠胃溃;2:慢性结肠炎;3:肝局部硬化。‘肠子’的‘肠’写不出来了!”

“我活得太痛苦了,我的生活很低,因为吃不下去,最大的痛苦是突然晕过去,所以生活不能自理,。你们都不要学我,我是个失败者,孤身一人,其苦一言难尽,身体多病,各种折磨,生不如死”。

每每读到高妈妈趴在电脑上艰难地“写”出的这些文字,心如刀绞,总愿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是手误拉长了鼠标。高妈妈还发来很多艾滋病患者和孤儿的照片,说实在话,我都不敢细看,尤其不敢在吃饭和睡觉前看,与“我在美丽的日本”仿若隔世,若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与光明的心灵,很难面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的活生生的悲惨与黑暗。

谢谢北明邀请我和她的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合力帮助高妈妈实现了她的一个很小的心愿,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出版了《诗词忆百年》(武宜三先生主持的《五七学社出版),“人生难得一百年,百年往事在眼前。先是战争无休止,后有‘运动’不间断”。这本不到两百页的旧体诗词分作四个部分,除了第一部分写辛亥革命、中日战争以及1949年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给国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之外,后面三个部分都是写的正在进行式的某党干部贪污受贿,买官卖职,官商勾结,形形色色的骗子趁火打劫、假医假药横行、更有心肠坚硬的冷血动物打着救济艾滋病人和孤儿的名号,兴办“福利”机构,大发艾滋病财,而艾滋病病患者的遗属,高龄老人,年轻的鳏夫寡妇,嗷嗷待哺的孩子却一贫如洗。

穷人苦,穷人苦,一年四季不在屋,
风里来了雨里去,劳动四季落什么?
缴了公粮再纳税,剩余粮食难饱肚。
卖血是因贫穷故,谁知走进丧命路。
死的死来亡的亡,贪腐官员财更旺。
防爱知识他不懂,消毒方法更渺茫。
死是天命来注定,活着也是不聊生。

某次诗会,我将高妈妈的这本诗词集送给一位写现代诗的诗人,我以为诗人会嘲笑这本作为诗歌艺术的“诗集”,语言显得过于直白、粗糙,甚至赤膊上阵,但诗人很认真地看过后,却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是“尸人”,高妈妈才是真正的诗人。她语言的命脉与血管里,纵横着她的故土与乡亲。

认识高医生,我才明白作为一门专业技术、知识的任何职业,其实都蕴含着人文主义的良知,清洁、尊严、悲悯。那杀害李九莲并从活人身上取肾的,也是穿白大褂的医生。为此,我向所有的“吹哨人”安华·托帝医生、桂希恩医生、高燕宁医生、蒋彦永医生、李文亮医生、艾芬医生,被处分的几位武汉医生致敬,向各行各业中不昧良心,不与邪恶合作,保持内心的理性与自由的人们致敬,向在暴力与谎言面前,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人们致敬。

多年前,高妈妈已将《遗嘱》公布于世,“我想好了,我最好的死法和去处,是死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纽约,高妈妈,可否平安无恙?

来源:rti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