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太平:谈“文化自主性”(与刘小枫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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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公众号发表了学者刘小枫以前回应《开放时代》关于“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刘小枫认为:“学习或做学问(包括外国的学问)得用自己的母语,这首先不是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而是学术常识。 ”

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语言做学术?笔者目前正在读神学也产生同样的困惑。学术、文化问题归结到最后还是会变成一个语言问题。刘小枫举例“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举行典礼时,主持人讲英文,唐君毅、牟宗三等很生气:中国人的学校,怎么能讲英文呢,于是提出抗议。”原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面临和我同样的困惑。

一个人掌握一门语言到可以用来讨论神学、哲学和诗学的高度的时候,表示这个人和这门语言其实已经融为一体了。曾经有人建议我要做学术首先要清空自己以前既有的关于神学的认识以及自己的诗性表达方式,这样才能装进新的东西接受学术规范。这有点像佛教里首先要“倒空自己”。如何倒空自己呢?最彻底的倒空自己就是首先遗忘自己的母语。这对一个以汉语为母语言说的哲学家或诗人来说无异于是要他们的命。

没有了“文化自主性”,对很多人来讲,就仿佛丢失了他的文化生命。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化自主性”呢?

所谓“文化自主性”的道路,我认为其实是一条属世界的道路——就是“肉身成道”,人往高处走的道路。

1840年以来,我们都活在一种受害者的心态里。这种向西方学习其实是一种心不甘情愿的被迫行为。这种“被迫行为”现在的体现就是要求所谓的“学术自主性”。这和晚清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如出一辙。

我们原认为西方强大,所以为了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便要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呢?无非器物、制度和理念。理念层面的高低秩序表现出来就是一条语言的歧视链。说四川方言的觉得低说普通话的一等;说普通话的觉得低说港台话的一等;说港台话的觉得低说英语的一等。这种歧视链表现在学术领域就是用英语或德语写出的博士论文瞧不起用汉语写成的博士论文。“文化自主”性的提法并没有逃脱这样的文化心理。过份的强调“文化自主性”与那些具有这种“语言歧视链”的人其实都是属世界的——或骄傲或自卑,就是不能以平常心待之。我们特别强调汉语的“文化自主性”,粤语地区理所当然也可以寻求自己的“文化自主性”。为什么其他方言就无法作为学术写作语言呢?

刘小枫认为“所谓“文化自主性”,说穿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国家是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中的学界(含高等教育界)同样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我并不认为“文化自主性”可以等同于“政治共同体的自觉性”。政治共同体应该是从属于语言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可以重新组合,而语言共同体的解体,则是代表由此语言所承载的文明的消亡。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区别也。我们不应该把“天下”拉低到“国家”的层面。

另一条与“文化自主性”相对的道路,属于道成肉身的福音之路——一种自降为卑,虚己的恩典之路。

我们应该消除1840年以来受害者的心态,而换一种被福音更新的感恩的心态来谈“文化自主性”。我甚至都不认可有所谓的“文化自主性”——既没有汉语文化的自主性也没有英语等其他文化的自主性。我们只有文化的被给予性。至于用什么语言作为学术语言则主要看针对什么样的人群。

我自己的母语是汉语,用汉语阅读,用汉语写作于我而言当然如鱼得水。当面对陌生的粤语、英语、希伯来语、希腊语等语言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被提到了空中。我在汉语里享受着表达的自由,何苦要去另一种语言里被“奴役”呢?我接触的一个懂好几门语言的宣教士的回答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学习一门其他语言,用别人的语言言说与写作其实是一种谦卑,也是对别人语言的认同和尊重。我认为应该打破语言的歧视链,而进入福音谦卑的“道成肉身”。汉语学术在整体上确实落后于英语、德语等为语言载体的学术,但这不是我们抛弃汉语学术表达的理由,而恰恰是我们需要坚持以汉语为载体的学术表达的原因。我们需要向其他语种汲取学术资源,但我们更应该以福音的心态用汉语面向汉语群体进行学术言说。

我认为不需要强调“文化自主性”,因为除了上帝自主之外,没有什么是自主的。我们也不需要通过所谓的“文化自主性”来增加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以及对它的认同。我们都是不同程度地被决定着。我们需要的是语言的重生,需要摆脱新华语的模式。

首先,我们应该进入灵里面。我们都需要打破语言的局限和捆绑,进入灵里的圣徒相通。我们不应该走上一条属世界的“文化自主性”的道路,而应该在圣灵里进行汉语的重生,走文化福音化的道路。

圣经创世纪里上帝用“说”的方式创造。亚当在伊甸园与神同工的方式是为万物命名。“蛇说”则打乱了亚当的观念秩序,这可以说是亚当的世界第一次语言的混乱,从而带来经验的恶果——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亚当走上一条“文化自主性”的属世界的道路。亚当的后代通过“自主性的语言”形成他们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便想建造巴别塔来挑战上帝的自主性。上帝最后变乱了他们的口音,这是亚当后裔第二次的语言混乱,形成各样的语言。他们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解散,被迫分布到了世界各地。

我们不应该去重蹈巴别塔式的“文化自主性”之路,而应该走“圣灵降临的叙事”之路,即文化福音化之路。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同时也是作为我们学术思想表达的载体,不应该成为我们对“语言歧视链”的反动——好像我们曾经被压制,现在一定要翻身农奴来做主人一样。我们需要首先进入灵里,然后再进入肉身,就像我们首先要接受普世价值,再进入“文化自主性”。

文化的福音化的道路,其实就是以汉语进行神学、思想、学术的言说之路。中世纪的时候,只有拉丁语才是学术语言。英语、德语那时候还只是蛮族的语言,根本就不登大雅之堂。随着改教运动,有了德语、英语等语言所翻译的圣经,这些语言才慢慢走入思想学术语言的中心。现在的一些学者是不是要用拉丁语写博士论文才有学术性呢?

其次一种语言就像一个商店。我们该如何提高自己母语文化的竞争性呢?一种语言应该具有原创性、思想性、艺术性,再不济也要具有问题意识才可能具有竞争性。地上的动物大都会向草原聚集,远离沙漠。草原相比沙漠能为生命提供更多的资源。语言也有草原和沙漠之分。如果汉语已经腐败,僵化,就会变成语言的沙漠,文化的沙漠。我们不能怪做学术的人为什么远离汉语。我们应该反思汉语是不是已经意识形态化了?汉语的活力是不是已经失去?

德语一开始也被认为不适合写歌剧,到瓦格纳之后还会有人这样质疑么?德语开始也被认为是乡下人的语言。德语世界诞生了马丁路德、歌德、康德之类大的具有原创思想神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谁还会去歧视德语呢?“文化自主性”不是仅仅要求以汉语作为写学术论文的语言就可以完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圣灵也在寻找叙事——我们祷告上帝让汉语来承载圣灵的降临的言说。我们需要有类似于中国的瓦格纳、马丁路德、歌德、康德之类的人物出现,才可能在语言的商店里,让汉语具有竞争性,更主要的是里面还有福音。

注:刘小枫 |我总觉得,咱们的学术心态大有问题。https://mp.weixin.qq.com/s/AwjutGJP859j65tHup7faA

2020年8月22日 于基督里

来源:作者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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