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大案
大约在1969 年底，阀门厂将原来的一连拆分为一连和五连，一连负责铸造，五连负责金加和装配。无论劳动强度还是工作环境，五连都要相对好一些。当时一些现役军人将全家迁来兵团落户，二连连长还把自己的一个侄子安排到五连。我已经无法回忆起他的姓名，姑且称他为“二侄子”吧。
来自农村的二侄子显得很机灵，对新环境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渐渐地，他发现了身边的一些异常现象，总有几位北京知青鬼鬼祟祟地小声谈论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警惕的二侄子小心地捕捉着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当他终于将凌乱的碎片拼成为完整的画面后，大吃一惊，那几位北京知青竟然是一个神秘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担负着非常特殊的使命，性质和后来大家知道的林立果的小舰队有些相似，直接属于中央领导。参加组织的人必须绝对忠诚，严守秘密，并随时准备为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牺牲自己的一切。
二侄子郑重地提出了加入该组织的要求。他的出身天然地证明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如此重大的秘密，更证明了他非凡的能力。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被列入考查名单，要想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一员，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考验。
终于有一天，上级领导决定起用二侄子。他接到指示，来内蒙古巡视的中央特派员将亲自向自己布置重要任务，关系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关系到自己一生命运的重大时刻终于到来。
深夜，万籁俱寂，在稀疏月光的映射下，一个身影准时出现在荒野。这位神秘的特派员身着军大衣，戴着口罩，一身标准的冬季着装。他富有经验而又十分谨慎，核实了对方的身份后突然问到：“你估计我有多少岁？”似乎是在考核部下的观察力，二侄子迅速地打量了特派员一眼，回答说：“您的年龄有四十多岁。”口气中充满自信和兴奋。来人满意地点了点头，“你的眼力还不错”。
特派员正准备交代任务，情况陡变，几道强光射来，一群武装人员将他们二人团团围住。
原来二侄子接到上级指示后，决心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伟大领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慷慨出征之前，他向自己的叔叔做了最后的告别。二连长满腹狐疑，但二侄子却不肯再多说一句，只是一再表示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二连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上级部门做了汇报，引起包头市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认定是敌特组织所为，迅速布下天罗地网。
说时迟那时快，身材魁梧勇冠三军的司务长彭国华箭步向前，一把掀开特派员的帽子，目光一怔，随即破口大骂：“宋建华，王八蛋！”
据北京知青宋建华交代，什么秘密组织特殊任务之类完全是胡编的，他们开始只是想愚弄一下呆头呆脑的二侄子，后来竟欲罢不能，甚至准备自己出钱买车票将二侄子骗到东北。
宋建华导演的这件惊天大案最终以一出恶作剧收场。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事件则完全按照相反的轨迹运行。
那时兵团刚刚接收阀门厂不久，一些原厂留用的“二劳改”集中住在一间大宿舍。距离产生好奇，好奇产生吸引，没过多久，我就成为他们的座上客。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许多奇闻异事，他们在我身上赢回久违的尊敬。
那天傍晚，我来到“二劳改”们的宿舍，他们刚吃完晚饭，有的在打扑克，有的边抽烟边聊天，只有李中岗在用力地和面。李中岗是大芯组的，虽然和我在同一个车间干活，但工种不同，平时来往并不多。他三十多岁，脸上总是一副和善的笑容。看到我进来，他擦了擦满头的汗水，笑着说：“小刘，你运气不错，等一会儿吃饺子。”当时正处于饥荒时期，饺子的诱惑可想而知。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努力压制着肚子里的馋虫，遗憾地说：“今天吃不成了，马上就要开会了。”李中岗说：“那就开完会过来吧，我给你留着。”由于彼此的关系尚不足以蹭吃蹭喝，我谢绝了他的好意，闲聊了几句便匆匆告辞去参加大会。
那个会像老太太的裹脚布，翻来覆去讲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半夜11 点左右，姗姗来迟的王副连长出现在大家面前，会议终于要结束了，我睁开朦胧的睡眼，还在想着诱人的饺子。
王副连长并没有宣布大会结束，他挥手命令大家安静，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一圈，一字一顿地宣告：“刚才，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连的李中岗、王克俭和五连的谭忠几位反革命被捕了！”
“反革命”！我顿时像遭到雷击一样，副连长仍在挥舞着手臂，大家议论纷纷，我却什么都听不清。散会后，我昏昏沉沉地挪动着双脚，章新建拉住了我，新建和我曾经是王克俭的徒弟，不久前我们三个人还在一起干活。他紧张地对我说：“过去指导员总是强调阶阶级斗争，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总是不以为然，实际上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才知道确实是我们错了。”听到新建的这番话，我感到十分羞愧，他所说的错误观点正是我一直挂在嘴边的，看来我真的是受到了刘贼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害。
几天后，更多的消息陆续传来，原来准备要抓的人还有我们连的冯才，恰巧封才当天晚上外出未归，所以暂时漏网。
冯才很有性格，曾当过志愿军的排长，一说起这段经历，他就亢奋得猛拍大腿。不过一旦涉及到美军，他就立刻缩起脖子，心有余悸，“哎呀呀，真惨啊，一下子给人家吃了半个军……”估计老冯是180 师的幸存者。他后来在某企业管理仓库，因盗窃贵重金属被判刑。但倒驴不倒架，他自恃老资格，总是对连里的现役军人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子，最爱说的就是“老子当年不复员，早就当大官了”，言毕哈哈大笑。外出回来后的他吓得魂飞魄散，再也笑不出来了，对指导员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指导员厉声斥道：“知道有罪好好改造！”
过了些日子，这件事似乎没了下文。冯才渐渐故态复萌，又开始向我讲述当年他在志愿军的光荣史。随着冯才一步步走出阴影，我却一步步加深了心中的怀疑：本来案犯共有四人，因冯才外出，当天夜里只抓到三人，现在已抓的三人不肯放，对于未抓的冯才却也不再追究，什么事也没有了。口口声声说是反革命大案，实际上视同儿戏，哪有这种道理？
李中岗被捕前曾请我吃饺子的事也传开了，宣传队按照样板戏《海港》的路数排演了节目，节目中有一个韩小强式的青年小刘，此人由于觉悟不高被阶级敌人利用。从此小刘就成为落后青年的代名词屡屡出现在同类节目中。看这类节目时我总安慰自己，还好，小刘仅仅是一时受了阶级敌人的蒙蔽，毕竟还未被当作敌我矛盾，最后也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几十年后，还有朋友说如果当时我真的和老李一起吃饺子，很可能就被一锅端了。想想真是后怕。
大约半年之后，包头市在青山区召开公审大会，我一听就知道师父的性命难保，一旦案件公审，有了表演价值，必定会有人头落地的场景将剧情推向最后的高潮。我们厂的全体人员奉命出席大会，我心中悲愤难平，实在不忍在这种场合与师父相见，只好称病逃避。
不出所料，李中岗、王克俭和谭忠分别以反XX集团的首犯和主犯的罪名判处死刑。据大家回来后说，公审大会后犯人被游街示众，我的师父王克俭脸色铁青，一言未发。
大约四五年后的一天，当年的漏网之鱼冯才早已恢复了往昔的桀骜，他因琐事和张耀勋连长发生口角，气得张连长破口大骂。
张连长骂人很有特点，不仅词汇丰富，动作也十分精彩。他喜欢叉着腰转着圈骂，转几圈停下来，挥手跺脚做几个动作，再接着转圈骂。每逢连长开骂，我总不肯错过。
我闻讯赶到时，冯才早已不见踪影，只见张连长咬牙切齿地说：“我早就接到上峰指示，只要和北边打起来，立刻把这个猴肏的毙了！”
我原本就对冯才的案情好奇，借机向张连长询问。连长渐渐地消了气，慢吞吞地说了一声“其实也没什么……”，随后在我的再三追问下，说出了事情真相。
李中岗、王克俭和谭忠在“二劳改”中属于能干活但没有过硬技术的一类，冯才更是由于参加过抗美援朝才被照顾到阀门厂，他和李中岗都是级别最低的一级工。他们对自己在兵团的前景并不乐观。但归兵团后，也给调动工作带来了希望，以前在劳改局系统，他们是没有可能调动工作的。如果他们调到其他企业至少能成为四、五级工，与留在阀门厂相比有很大的差别。调动工作的关键是想方设法让兵团同意放人，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商量的就是这些事。
他们这几个刑满就业人员经常聚在一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虽然后来对外宣称是反革命案，其实最初公安部门怀疑他们在搞赌博活动，便进行了抓捕，审问后发现案子根本就不能成立，对漏网的冯才也就懒得再抓，这也是冯才能侥幸逃过一死的原因。
这几个人虽然什么也没审出来，却也不肯释放。日子一久，其中一位家属沉不住气，跑去要人，公安人员却连唬带诈，说：“你的男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罪大恶极！”那位妇道人家顿时慌了，竟然说出“他们什么都没干，就是听过几次莫斯科”这样的话来，有了这句话，最后的结局就难以避免了。
1969 年12 月19 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军管，这几位倒霉蛋就成为军管会杀人立威的刀下鬼。而冯才，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捡回一条性命。
许多年后，我进一步了解到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发牢骚，还互相以主席、总理、部长相称，这种明显是开玩笑的话就成了该案中最重要的罪名。几条生命，就这样在专政机器的镇压下零落成泥碾作尘。“文革”中冤魂无数，但如此草菅人命，仍然不免让我惊悚，彼时彼状，凄怆惶恐，多少年都拂拭不去，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当做标尺，测算自己和不幸的潜在距离。每个人都知道生命的宝贵，每个人都希望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可是我们依然难免陷入恐惧之中。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每日在内心里战战兢兢，却又暗自庆幸自己，毕竟自己还没有遇到他们那样的惨祸，可是，谁又知道明天夜里会发生什么呢？
你是主席……你是部长
干杯！
每想起我的第一个师父王克俭，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那双不知隐藏了什么东西的眼睛，也不是那些忧郁的歌声，而是我未曾目睹的一幕：卡车中的他被人强按着头，脸色黢黑，一言不发。师父最后的画面凝固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个最后时刻，性情刚烈的师父为什么一声不吭？莫非……
几十年后，我向知识渊博的葛康同老师请教，死刑犯临刑前“特别处理”的手段究竟源自何处。老葛的回答是曾经听说过很早以前有的军阀处决犯人时，为防止犯人呼喊，有将匕首插入其后腰的方法。
后来看到一些材料，了解到无产阶级专政如何不断创新，尤其是在“文革”中，花样更是层出不穷。
用绳子勒，使其不能发声，老红军蔡铁根生前享受的最后待遇就是这个。王佩英，在押往刑场的囚车上就已经被勒死了。
嘴里塞异物，从橡皮塞子、竹筒到裹藏大头针的棉团，以及刽子手们想的出的其他东西。
最干脆利索的是割喉管，毛远新时期，辽宁省至少有数十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包括张志新，处理时不施麻药，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直接下手。
瞿秋白就义前曾饮酒高歌，并摆pose 摄影留念，周文雍和陈铁军烈士竟然还可以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国民党反动派真是婆婆妈妈，缺少我们那种毫不眨眼的霹雳手段。
几十年过去了，这桩案件的种种细节和疑问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成为难以平复的心结。我多次打听案子最后究竟是怎样的结论，收获的却是一声叹息。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