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大案

大约在1969 年底,阀门厂将原来的一连拆分为一连和五连,一连负责铸造,五连负责金加和装配。无论劳动强度还是工作环境,五连都要相对好一些。当时一些现役军人将全家迁来兵团落户,二连连长还把自己的一个侄子安排到五连。我已经无法回忆起他的姓名,姑且称他为“二侄子”吧。

来自农村的二侄子显得很机灵,对新环境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渐渐地,他发现了身边的一些异常现象,总有几位北京知青鬼鬼祟祟地小声谈论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警惕的二侄子小心地捕捉着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当他终于将凌乱的碎片拼成为完整的画面后,大吃一惊,那几位北京知青竟然是一个神秘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担负着非常特殊的使命,性质和后来大家知道的林立果的小舰队有些相似,直接属于中央领导。参加组织的人必须绝对忠诚,严守秘密,并随时准备为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牺牲自己的一切。

二侄子郑重地提出了加入该组织的要求。他的出身天然地证明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如此重大的秘密,更证明了他非凡的能力。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被列入考查名单,要想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一员,还需要经过严格的考验。

终于有一天,上级领导决定起用二侄子。他接到指示,来内蒙古巡视的中央特派员将亲自向自己布置重要任务,关系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关系到自己一生命运的重大时刻终于到来。

深夜,万籁俱寂,在稀疏月光的映射下,一个身影准时出现在荒野。这位神秘的特派员身着军大衣,戴着口罩,一身标准的冬季着装。他富有经验而又十分谨慎,核实了对方的身份后突然问到:“你估计我有多少岁?”似乎是在考核部下的观察力,二侄子迅速地打量了特派员一眼,回答说:“您的年龄有四十多岁。”口气中充满自信和兴奋。来人满意地点了点头,“你的眼力还不错”。

特派员正准备交代任务,情况陡变,几道强光射来,一群武装人员将他们二人团团围住。

站住!什么人!

原来二侄子接到上级指示后,决心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伟大领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慷慨出征之前,他向自己的叔叔做了最后的告别。二连长满腹狐疑,但二侄子却不肯再多说一句,只是一再表示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二连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上级部门做了汇报,引起包头市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认定是敌特组织所为,迅速布下天罗地网。

说时迟那时快,身材魁梧勇冠三军的司务长彭国华箭步向前,一把掀开特派员的帽子,目光一怔,随即破口大骂:“宋建华,王八蛋!”

据北京知青宋建华交代,什么秘密组织特殊任务之类完全是胡编的,他们开始只是想愚弄一下呆头呆脑的二侄子,后来竟欲罢不能,甚至准备自己出钱买车票将二侄子骗到东北。

宋建华导演的这件惊天大案最终以一出恶作剧收场。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事件则完全按照相反的轨迹运行。

那时兵团刚刚接收阀门厂不久,一些原厂留用的“二劳改”集中住在一间大宿舍。距离产生好奇,好奇产生吸引,没过多久,我就成为他们的座上客。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许多奇闻异事,他们在我身上赢回久违的尊敬。

那天傍晚,我来到“二劳改”们的宿舍,他们刚吃完晚饭,有的在打扑克,有的边抽烟边聊天,只有李中岗在用力地和面。李中岗是大芯组的,虽然和我在同一个车间干活,但工种不同,平时来往并不多。他三十多岁,脸上总是一副和善的笑容。看到我进来,他擦了擦满头的汗水,笑着说:“小刘,你运气不错,等一会儿吃饺子。”当时正处于饥荒时期,饺子的诱惑可想而知。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努力压制着肚子里的馋虫,遗憾地说:“今天吃不成了,马上就要开会了。”李中岗说:“那就开完会过来吧,我给你留着。”由于彼此的关系尚不足以蹭吃蹭喝,我谢绝了他的好意,闲聊了几句便匆匆告辞去参加大会。

那个会像老太太的裹脚布,翻来覆去讲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半夜11 点左右,姗姗来迟的王副连长出现在大家面前,会议终于要结束了,我睁开朦胧的睡眼,还在想着诱人的饺子。

王副连长并没有宣布大会结束,他挥手命令大家安静,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一圈,一字一顿地宣告:“刚才,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连的李中岗、王克俭和五连的谭忠几位反革命被捕了!”

我宣布,我们连的几个反革命刚刚被逮捕了!

“反革命”!我顿时像遭到雷击一样,副连长仍在挥舞着手臂,大家议论纷纷,我却什么都听不清。散会后,我昏昏沉沉地挪动着双脚,章新建拉住了我,新建和我曾经是王克俭的徒弟,不久前我们三个人还在一起干活。他紧张地对我说:“过去指导员总是强调阶阶级斗争,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总是不以为然,实际上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才知道确实是我们错了。”听到新建的这番话,我感到十分羞愧,他所说的错误观点正是我一直挂在嘴边的,看来我真的是受到了刘贼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害。

几天后,更多的消息陆续传来,原来准备要抓的人还有我们连的冯才,恰巧封才当天晚上外出未归,所以暂时漏网。

冯才很有性格,曾当过志愿军的排长,一说起这段经历,他就亢奋得猛拍大腿。不过一旦涉及到美军,他就立刻缩起脖子,心有余悸,“哎呀呀,真惨啊,一下子给人家吃了半个军……”估计老冯是180 师的幸存者。他后来在某企业管理仓库,因盗窃贵重金属被判刑。但倒驴不倒架,他自恃老资格,总是对连里的现役军人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子,最爱说的就是“老子当年不复员,早就当大官了”,言毕哈哈大笑。外出回来后的他吓得魂飞魄散,再也笑不出来了,对指导员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指导员厉声斥道:“知道有罪好好改造!”

过了些日子,这件事似乎没了下文。冯才渐渐故态复萌,又开始向我讲述当年他在志愿军的光荣史。随着冯才一步步走出阴影,我却一步步加深了心中的怀疑:本来案犯共有四人,因冯才外出,当天夜里只抓到三人,现在已抓的三人不肯放,对于未抓的冯才却也不再追究,什么事也没有了。口口声声说是反革命大案,实际上视同儿戏,哪有这种道理?

李中岗被捕前曾请我吃饺子的事也传开了,宣传队按照样板戏《海港》的路数排演了节目,节目中有一个韩小强式的青年小刘,此人由于觉悟不高被阶级敌人利用。从此小刘就成为落后青年的代名词屡屡出现在同类节目中。看这类节目时我总安慰自己,还好,小刘仅仅是一时受了阶级敌人的蒙蔽,毕竟还未被当作敌我矛盾,最后也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几十年后,还有朋友说如果当时我真的和老李一起吃饺子,很可能就被一锅端了。想想真是后怕。

大约半年之后,包头市在青山区召开公审大会,我一听就知道师父的性命难保,一旦案件公审,有了表演价值,必定会有人头落地的场景将剧情推向最后的高潮。我们厂的全体人员奉命出席大会,我心中悲愤难平,实在不忍在这种场合与师父相见,只好称病逃避。

不出所料,李中岗、王克俭和谭忠分别以反XX集团的首犯和主犯的罪名判处死刑。据大家回来后说,公审大会后犯人被游街示众,我的师父王克俭脸色铁青,一言未发。

大约四五年后的一天,当年的漏网之鱼冯才早已恢复了往昔的桀骜,他因琐事和张耀勋连长发生口角,气得张连长破口大骂。

张连长骂人很有特点,不仅词汇丰富,动作也十分精彩。他喜欢叉着腰转着圈骂,转几圈停下来,挥手跺脚做几个动作,再接着转圈骂。每逢连长开骂,我总不肯错过。

我闻讯赶到时,冯才早已不见踪影,只见张连长咬牙切齿地说:“我早就接到上峰指示,只要和北边打起来,立刻把这个猴肏的毙了!”

我原本就对冯才的案情好奇,借机向张连长询问。连长渐渐地消了气,慢吞吞地说了一声“其实也没什么……”,随后在我的再三追问下,说出了事情真相。

李中岗、王克俭和谭忠在“二劳改”中属于能干活但没有过硬技术的一类,冯才更是由于参加过抗美援朝才被照顾到阀门厂,他和李中岗都是级别最低的一级工。他们对自己在兵团的前景并不乐观。但归兵团后,也给调动工作带来了希望,以前在劳改局系统,他们是没有可能调动工作的。如果他们调到其他企业至少能成为四、五级工,与留在阀门厂相比有很大的差别。调动工作的关键是想方设法让兵团同意放人,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商量的就是这些事。

他们这几个刑满就业人员经常聚在一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虽然后来对外宣称是反革命案,其实最初公安部门怀疑他们在搞赌博活动,便进行了抓捕,审问后发现案子根本就不能成立,对漏网的冯才也就懒得再抓,这也是冯才能侥幸逃过一死的原因。

这几个人虽然什么也没审出来,却也不肯释放。日子一久,其中一位家属沉不住气,跑去要人,公安人员却连唬带诈,说:“你的男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罪大恶极!”那位妇道人家顿时慌了,竟然说出“他们什么都没干,就是听过几次莫斯科”这样的话来,有了这句话,最后的结局就难以避免了。

1969 年12 月19 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军管,这几位倒霉蛋就成为军管会杀人立威的刀下鬼。而冯才,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捡回一条性命。

许多年后,我进一步了解到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他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发牢骚,还互相以主席、总理、部长相称,这种明显是开玩笑的话就成了该案中最重要的罪名。几条生命,就这样在专政机器的镇压下零落成泥碾作尘。“文革”中冤魂无数,但如此草菅人命,仍然不免让我惊悚,彼时彼状,凄怆惶恐,多少年都拂拭不去,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当做标尺,测算自己和不幸的潜在距离。每个人都知道生命的宝贵,每个人都希望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可是我们依然难免陷入恐惧之中。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每日在内心里战战兢兢,却又暗自庆幸自己,毕竟自己还没有遇到他们那样的惨祸,可是,谁又知道明天夜里会发生什么呢?


你是主席……你是部长
干杯!

每想起我的第一个师父王克俭,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那双不知隐藏了什么东西的眼睛,也不是那些忧郁的歌声,而是我未曾目睹的一幕:卡车中的他被人强按着头,脸色黢黑,一言不发。师父最后的画面凝固在我的记忆里。

在这个最后时刻,性情刚烈的师父为什么一声不吭?莫非……

几十年后,我向知识渊博的葛康同老师请教,死刑犯临刑前“特别处理”的手段究竟源自何处。老葛的回答是曾经听说过很早以前有的军阀处决犯人时,为防止犯人呼喊,有将匕首插入其后腰的方法。

后来看到一些材料,了解到无产阶级专政如何不断创新,尤其是在“文革”中,花样更是层出不穷。

用绳子勒,使其不能发声,老红军蔡铁根生前享受的最后待遇就是这个。王佩英,在押往刑场的囚车上就已经被勒死了。

嘴里塞异物,从橡皮塞子、竹筒到裹藏大头针的棉团,以及刽子手们想的出的其他东西。

最干脆利索的是割喉管,毛远新时期,辽宁省至少有数十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包括张志新,处理时不施麻药,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直接下手。

瞿秋白就义前曾饮酒高歌,并摆pose 摄影留念,周文雍和陈铁军烈士竟然还可以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国民党反动派真是婆婆妈妈,缺少我们那种毫不眨眼的霹雳手段。

几十年过去了,这桩案件的种种细节和疑问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成为难以平复的心结。我多次打听案子最后究竟是怎样的结论,收获的却是一声叹息。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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