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英美文坛流传着一段佳话：当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和庞德(Ezra Pound) 出现在伦敦文人圈子时，爱德华·托玛斯(Edward Thomas)以精彩的诗评提升了弗罗斯特的诗名，同时最早在英国介绍了庞德。此后，弗罗斯特鼓励托玛斯把自己的美文变为诗韵。结果，36岁才开始写诗的托玛斯，同样成了一位杰出诗人，W.H. ·奥登和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等后起之秀极为推崇的诗人。
湖畔自然诗人
诗人经常出没在他的故乡威尔士黑山脚下的小湖和著名的英国湖区，或独自徜徉于湖畔，或游泳击桨于湖中，然后在诗中让如镜的平湖映照出他心湖的景观，荡漾起精神的涟漪。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读到托玛斯的《七月》（July）及其中译时，诗中英国乡村的湖光山色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诗人在一封书信中自言：Man seems to me to be a very little part of Nature），及其与中国词体接近的形式，激发我以“水调歌头”重译了这首诗（载《英美抒情诗新译》），为了与原文比照，中译依照原诗分行排列：
万籁静无念，但见白云飘，平湖如镜，/舟影轻荡共云摇。/划破沉沉炎璁，/驱散丝丝寂寞，极目入林梢：/归鸟或纤芥，/睡意几时消？
晓天白，明霞染，碧空高，/撒落湖畔，苇间凉气聚难销，/映入悠悠云水，/忘却纷纷物我，沙漏滴悄悄，/卧听斑鸠语，/诗意满青霄。
Naught moves but clouds, and in the glassy lake/Their doubles and the shadow of my boat. /The boat itself stirs only when I break/This drowse of heat and solitude afloat /To prove if what I see be bird or mote,/Or learn if yet the shore woods be awake.
Long hours since dawn grew, – spread, – and passed on high/And deep below, – I have watched the cool reeds hung /Over images more cool in imaged sky:/Nothing there was worth thinking of so long; /All that the ring-doves say, far leaves among,/Brims my mind with content thus still to lie.
懂得双语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末行意译有所变通之外，中译其他各行均比较贴近原文。
超越民族主义的战士诗人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样一位有维吉尔田园风格的自然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战士诗人。
那是在一战爆发之后，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欲火炽烈之时。民族主义者看不到战争的反讽或悖论，例如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盲目地把战争浪漫化为荡涤污垢净化世界的大扫除。在英国，爱国诗人葛费尔（Julian Grenfell）的《上战场》 （Into Battle），以一种狂热的非黑即白的是非观来鼓动战争：“不战的就是行尸走肉，/ 战死的就会延年益寿”。布鲁克（Rupert Brooke）则在著名的《1914年》十四行诗组诗中暗示出：战神胜似美神，剑胜似犁。
早在战前，托玛斯就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在摧毁乡村的质朴生活，恶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德国先后向俄国、法国宣战，并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担心唇亡齿寒的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此时，有妻室儿女的托玛斯陷入一场内心冲突的风暴：是举家避居美国投奔弗罗斯特还是执笔从戎？
矛盾中的托玛斯怀抱的是另类爱国主义，与流行的崇尚暴力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在英语中表达国家概念的多个近义词中，state 或 nation 与 motherland 是有所区别的。托玛斯所爱的，不是前者，不是作为国家政体的大英帝国，而是后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英格兰是这样一片土地：我们也许并不占有却是它的主人。英格兰不是一种观念，甚至不是一个国家（nation）而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地方，是适宜诗人安家的地方。” 这样的观点，与诗人所讨厌的他父亲的立场也是抵牾不合的。父亲是英国政府部门的职员，积极备战的执政党自由党党员。在托玛斯小有文学成就时，父亲仍然要他进行政机构谋求官职。
最后在1915年7月，在他曾经“舟影轻荡共云摇”的7月，托玛斯加入英军“艺术家枪杆”（the Artists Rifles）志愿兵团。要问他为什么从军，是天真还是同情，是想充当前线记者发现战事的“素朴的真实”还是有自杀倾向？他捡起英格兰的一撮土壤说：“确切地说是为了这个。”
当年，参加一战的许多英国人，都是热爱土地乡村农夫。托玛斯在《鸡鸣》（Cock-Crow）一诗中生动地记述他们脱下农装换戎装的情景。在这首诗的较为规整的韵律中，我发现了英文诗中很难见到的接近于中国律诗的对仗，把它译成了一首差不多可以行行与原文对照的七律：
夜孵思想森林旺，光若斧头断树桩，
双唱金鸡报晓色，一吹银响驱幽惶：
晨曦放眼角笳引，信使增荣手臂扬，
挤奶乡夫相对看，军靴戎服出农庄。
Out of the wood of thoughts that grows by night
To be cut down by the sharp axe of light,—
Out of the night, two cocks together crow,
Cleaving the darkness with a silver blow:
And bright before my eyes twin trumpeters stand,
Heralds of splendour, one at either hand,
Each facing each as in a coat of arms:—
The milkers lace their boots up at the farms.
从这首诗来看，托玛斯出征之前，度过了多少浮想联翩深入思考的不眠之夜。
当托玛斯从思想的森林中醒来，面对他的父亲把德国人妖魔化时，父子俩大吵了一架，激发托玛斯写了《这不是小是小非》( This Is No Case of Petty Right or Wrong)一诗，开头几行，诗人这样写道：
这不是政治家或哲学家可以判断的
小是小非。我不恨德国人，也不随着英国人的爱
而头脑发热，以取悦报纸。
托玛斯的这种从军心态，也许启发了叶芝对战争的思考。一战将近结束的1918年，叶芝（W.B. Yeats）在《一个爱尔兰飞行员预见死亡》(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一诗中，以一位战士的第一人称的视角写到：“我与劫数有约/相聚云天之外。/与我激战的我不恨，/我所捍卫的我不爱”。诗的主人公这样解释自己从军动机：“一股寂寞中兴奋的冲动/驱使我卷入骚乱的云空”。这种心态，或多或少也是托玛斯的心态的一种写照。托玛斯表示，他之所以“投身这硝烟弥漫的风暴”，并非出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选择。“但我将惦记历史学家可以从灰烬中/耙出来的新生命，当他们也许不可理喻地看到/长生鸟静静孵蛋的时候。/跟着最优秀最平凡英国人一道/我却在哭诉，上帝拯救英格兰……”。同时，我们应当想到，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出于单一的动机。托玛斯最后把他的母国拟人化，这样表达他的爱国情操：
是时代造就了她，是她从尘土中造就了我们:
她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赖以生存并信赖的一切
她是优秀的必须延续的，爱她爱得真切:
就像爱我们自己就像恨她的敌人一样。
在这里，诗人的爱憎也是超越民族主义的。他心目中的敌人，包括像他父亲那样的“大腹便便的爱国者”或英国的民族败类，而作为敌军的德国士兵，倒有可能同样是战争受害者。
复活节牵战士心
当托玛斯奔赴法国前线，来到战事最为惨烈的西线，他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如他在《雨》中所写到的那样，死难者如“一大片折断的沉寂而僵硬的苇草”。在《猫头鹰》一诗中，夜深人静之时，像游子一样饥寒倦怠的战士听到的，“只有一只猫头鹰的叫唤，一声最忧郁的叫唤，”“星辰下栖息的所有的人，/ 所有的战士和穷人，都无法高兴起来。”
怀抱悲悯之情的托玛斯把个人体验化为集体记忆，直面死神，写下了令人荡气回肠的四行诗《回忆》（In Memoriam），拙译如次：
花丛林晚影深深，复活节牵战士心，
回望家园情侣远，芳菲同撷再难寻。
The flowers left thick at nightfall in the wood
This Eastertide call into mind the men,
Now far from home, who, with their sweethearts, should
Have gathered them and will do never again.
这是诗人对前一年即1915年复活节的回忆，堪称绝命诗。战士军前半生死，他们远离家园，既是生者在地域意义上远离英格兰家园，也是死者在时间意义上远离末世拯救的精神家园。1917年复活节那天，年仅39岁的托玛斯，不幸在阿拉斯战役阵亡。后世批评家眼中的“一面英格兰的镜子”就这样破碎了！
在诗人的最后岁月，他深深怀念并书函来往的“情侣”，是他多年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女作家法吉恩（Eleanor Farjeon，1881－1965）。当年，正是活跃于文坛的她把弗罗斯特介绍给他。在托玛斯身后，幽明之间的神交没有中断。法吉恩的回忆录《爱德华.托玛斯：最后四年》，就是她采撷的花朵编织的花环，敬献在长眠于法国 Agny 军事公墓的诗人墓前。
一战之后的二十世纪，烽烟不断，有许多值得我们像托玛斯一样在静夜中思考的历史事件。
今天，在伦敦西敏寺诗人角可以看到一方石碑，纪念包括托玛斯在内的十六位伟大的战争诗人，石碑上铭刻着战争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著名诗句：
“我的主题是战争和战争的悲悯。诗歌在悲悯中。”
（My subject is War, and the pity of War. The Poetry is in the pity.）
选自傅正明著《地球文学结构》（联经出版社,2013年）
来源：作者博客